編者按：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紐約時報》前主編、美國普策新聞獎前評委會主席西默.托平2011年12月7日在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發表校級演講。他親曆國共內戰戰場，是第一個向世界報道淮海戰役結局的西方記者。托平教授是現代中國的見證者，曾采訪過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國國家領導人。去年以90歲高齡采訪了重慶，對中國充滿期待。
當我們展望未來，並考慮世界安全問題時，就會發現如何定義中美關係將會成為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重中之重，因為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正在不斷崛起。對於美國而言，中國將成為一個危險的對手，還是如奧巴馬所說的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呢？現在說來，我們無法給出肯定答案。一些矛盾和錯誤的觀念使得未來疑雲重重。
我們知道，中國正在穩步增強軍事實力，已經在海岸線上部署了反艦艇導彈發射基地，如果美國阻止中國大陸以武力收複台灣，那麽這些導彈的威力足以摧毀美國的海軍艦艇。讓我們再想想中國不斷擴大的軍械庫，其中包括反衛星武器和遠距離導彈等，足以打擊美國太平洋沿岸的軍事基地。根據五角大樓的一份評估報告，這些新動作使得中國的實力進一步增強，擁有世界上最活躍的地麵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係統。
在南中國海，菲律賓、泰國、南韓等美國盟友及較為中立的越南，受到了不斷擴張的、更加主動的中國海軍的威脅，因此轉向美國尋求與其抗衡的力量。中國政府如今更加堅定地聲明其長久以來聲稱的對西沙和南沙群島的主權。
考慮到以上因素，五角大樓在製定目前的預算時要求國會增加撥款，以增強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實力，盡管目前國內要求削減軍費開支的呼聲很高。奧巴馬總統前不久宣布軍事計劃，向澳大利亞一個新的軍事基地部署2500名海軍陸戰隊員。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在菲律賓馬尼拉灣的美國戰艦甲板上，再次重申了美國與菲律賓的軍事盟友關係。
然而，與這些緊張關係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目前有超過125,000名中國最聰明的年輕人在美國的教育機構裏學習，其中當然包括哥倫比亞大學。此外，中國是美國首要的外債國，擁有超過1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並且還在繼續購進更多的美國債券。如果這些還不夠，再看看北京麥當勞餐廳裏成群購買可樂和漢堡的中國人，或是當你在梅西等百貨公司購物時，一定能找到一堆標著“中國製造”標簽的衣服。
以上這些我所羅列的中美兩國之間交往時的矛盾是一段由來已久、曆史性的愛恨交織關係的產物。我們必須追溯這段關係的根源，才能更好地了解如今中國領導人的行為、政策和意圖。
我在延安：見證中美關係出現曆史轉折
托平夫人一家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合影。
在報道中美之間互動的半個世紀中，我發現兩國關係向來是模糊不清且充滿對抗。我親眼目睹了三場戰爭：第一場是美國作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的支持者，與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展開內戰；第二場是朝鮮戰爭，54,000多名美國人因此喪生，而中國方麵的死亡人數更多，其中還包括在美國汽油彈襲擊中身亡的毛澤東的兒子；第三場是中國在越南的“代理戰爭”，當時毛澤東為胡誌明提供了戰略方向、戰術顧問以及在南中國保護區武裝齊備、訓練有素的共產主義軍隊。河內政府的勝利通常被歸功於胡誌明的民族主義號召力及武元甲將軍傑出的戰鬥策略。這些確實是勝利的因素。但是我目睹了法國和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戰爭，因此我確信如果毛澤東沒有向胡誌明的軍隊提供大規模的軍事援助，美國可能就會贏得越南戰爭的勝利。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愛恨情仇始於延安，那是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在中國西部偏遠地區的根據地。1946年11月我作為國際通訊社的記者到達延安。當時正值中國的內戰時期，這個偏遠的山穀小鎮遭到了蔣介石軍隊的封鎖。我之所以能順利訪問延安，多虧了中共一名高級官員黃華，我在北京時跟他結下了非常好的關係。黃華後來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是中美關係中的重要人物。當年黃華為我安排赴延安的行程時，我們都沒有想到我在延安期間，中美關係發生了曆史性的轉折。
我乘坐執行總部派出的一架美國空軍飛機到達了延安。這一總部是由杜魯門總統派赴中國斡旋內戰的特使馬歇爾將軍所建立的聯合辦公室。我受到了迪克西使團成員的接見，其中包括美國軍官和外交官。迪克西使團由羅斯福總統創立，駐紮延安協調抗日戰爭，蔣介石曾反對建立這個使團。這一美國與延安之間的聯係使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第一次有了與外界溝通的安全通道。在這之前，與毛澤東的總部聯係必須冒著風險通過陸路跨越日本人或蔣介石軍隊的重重封鎖。
延安的黃土窯洞不計其數，我就住在其中一個裏。在延安期間，我采訪了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中共中央秘書長劉少奇，他是繼毛澤東之後掌握中共權力的二把手。據說毛澤東當時生病了，我被邀參加的所有活動中都沒有出現他的身影，包括每周的舞會。
我受到毛澤東夫人江青的邀請，到延安的歌劇院觀看農民舞蹈表演。江青曾是上海灘迷人耀眼的電影明星，如今卻素麵朝天，像其他人一樣穿著棉質外衣和寬鬆長褲，頭戴一頂黑色帽子。我坐在她身後的座位，觀察她和劉少奇的對話。劉少奇和毛澤東當時還保持著同誌革命友誼，有共同的思想理念。他們當時都有所保留，因為劉少奇後來告訴我，中國必須經過新民主革命的階段，實現共產主義社會是非常遙遠的事情。
毛澤東在延安的時候曾向美國發出過合作信號。1945年1月，他通過迪克西使團向華盛頓發去了密電，提議他本人和他的外交政策副手周恩來訪問華盛頓，與羅斯福總統舉行談話。毛澤東的目的是為了贏得美國對其在內戰中所持目標的理解，並與美國建立經濟合作關係。我在延安期間，毛澤東依然焦急地等待著美方的回複。然而，美國方麵始終杳無音信。美國駐重慶的大使帕特裏克·赫爾利是蔣介石的支持者，他阻斷了毛澤東傳向美國的消息。羅斯福逝世後，毛澤東繼續努力贏得美方的理解，表明了他與杜魯門政府合作的迫切心情。
我在延安的時候迎來了毛澤東政權與美國關係的曆史轉折點。當時我正在與中共政治局的成員們共進晚餐，接著得知周恩來剛剛被召回延安，中斷了在重慶與蔣介石和馬歇爾將軍的談判，馬歇爾當時作為調解人試圖促成聯合政府的成立。中共得知杜魯門政府已經和國民黨政府達成另一項協議以低價將剩餘戰備物資賣給蔣介石，因此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和談。中共軍隊總司令朱德將軍言辭激烈地對我說，這是美國堅持支持蔣介石的最終證明。這一事件是中共與美國關係破裂的轉折點，直到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問中國後雙方關係才開始愈合。
與中共領導人對話，考量中國發展對外關係的立場
通過我在延安期間與中共領導人的對話，其中透露出的某些態度和原則在今天依然指引著中國的發展及其在世界問題上的立場。考慮到中國龐大人口所帶來的實際問題，中共領導人強調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從哲理上，他們幾乎沒有借鑒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蘇聯的實踐，當然除了列寧所堅持的共產黨掌握國家的絕對統治權及社會的完全控製權，以確保為實現發展目標提供穩定的環境。
這是鄧小平在20世紀70年代引入經濟改革的基礎。他的一係列改革催生了在國家資本主義框架內的自由市場、銀行及關鍵行業的公司由國家控製，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今。鄧小平促成了中國的崛起，使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他的改革措施使數百萬中國人脫離貧困，雖然官方統計顯示，至今仍有1.28億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下。
正如在延安時一樣，共產主義這個詞在當今中國更像是一個標簽，而不是對統治體係的描述。中共將目前的體係形容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然而，這樣的社會主義並沒有明確的模式，“中國特色”也在根據實際需要不斷演進，以應對國內外形勢及中國發展目標的變化。政府支持的智庫機構為中共領導人提供建議，以作出合適的政策改變。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會議上，不僅中共領導人人選會發生變化，對於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戰略也會作出相應改變。考慮到這一變化發展的情況，要預測未來幾十年內中國社會的麵貌是有一定難度的。
未來中國的縮影可能體現在重慶的發展上。我去年12月再次訪問了這座地處中國西部重要關卡的城市，並在西南政法大學和重慶大學舉辦了講座。重慶這座直轄市人口約3200萬，被形容為地球上發展最快的城市。目前，重慶的經濟年增長率約為16.5%，是中國各地平均增長速度的近兩倍。拉動重慶經濟增長的兩大主要引擎是美國合資企業，其中一家是惠普公司旗下的工廠，生產的筆記本電腦數以百萬計；另一家是福特汽車公司的工廠，這是該公司在美國底特律之外設立的最大產品製造基地。
重慶的領導人薄熙來因實施針對貧窮農民、低收入城市居民和農民工的福利項目而受到廣泛歡迎。他在2009年首次贏得了全國關注，大力打擊中國嚴重的官員腐敗問題，並鏟除了重慶臭名昭著的黑幫犯罪團夥。這些舉措受到了廣泛好評，但也有一些律師認為這些行動缺乏正當法律程序。薄熙來同時發起了紅色文化推廣活動，在學校重新設立學習毛澤東一些觀點的教學活動。他向重慶的手機使用者發出了1300萬條短信，內容是毛澤東強調關心大眾和樹立責任感的語錄。中國人對於毛澤東的感情是複雜的。人們敬愛毛澤東，因為他統一了中國並奠定了新中國崛起的基礎。但同時人們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記憶依舊存在。
我的夫人奧黛麗是我新聞事業的夥伴。在她和我一起采訪薄熙來的兩個小時內，薄熙來大多數時間都在解釋他改善低收入階級住房條件的項目，及他派下屬深入農村生活以熟知農民問題的政策。2010年，重慶市為50萬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公共住房。薄熙來預想將重慶打造成世界第一的雲計算機中心。目前，重慶的工廠每年計劃生產約1億台電腦。在汽車生產方麵，2011年1月至3月間，重慶出口到世界各國的汽車就有936000輛。
薄熙來渴望吸引更多的美國投資，但對於打擊他所認為的剝削行為卻也毫不手軟。2011年早些時候，他下令重慶13家沃爾瑪超市關閉兩周，並向沃爾瑪公司罰款269萬元，因為該超市將普通豬肉標為有機豬肉高價出售。
不久前奧巴馬總統在夏威夷檀香山市的一次經濟論壇上發言說，美國應該支持中國經濟的發展，這也將刺激美國經濟進一步增長。發言結束後，他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然而，奧巴馬也強調中國應該遵守國際經濟準則，批評中國對人民幣匯率的操縱及違反美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做法，包括版權、專利和創新產品等。例如，微軟目前對於是否拓展在中國的業務表示遲疑，因為該公司在中國95%的軟件使用都是免費的。胡錦濤主席曾向美國企業家保證，中國將認真對待保護知識產權問題。然而，中國人對美國也有抱怨，有批評認為華盛頓政局的一團亂麻阻礙了美國債務危機的解決。中國擁有巨額的美國國債，並且還在繼續用貿易順差所得的利潤購進美國債券，因此美國的經濟穩定對於中國而言絕非小事。
延安時期的中共黨校和現在中國各地的黨校一樣，在課上都詳盡敘述了中國所遭受的來自日本和歐洲列強長達一個世紀的侮辱和侵略。約1500萬中國人在始自1931年的日本侵華戰爭喪生。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中，英國用武力強迫中國開放口岸，方便英國商人自由地向中國傾銷毒品。英國、法國、德國和葡萄牙強迫清王朝在中國沿海和北京開辟外國租界。考慮到過去受到的屈辱，中國政府毫不動搖地堅持抵製外國勢力對本國內政的幹涉。這也解釋了為什麽中國對於美國介入台灣問題憤怒不已，同時把美國和其他國家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指責視為對中國內政的幹涉而堅決排斥。
1946年12月我離開延安時，中共領導人正忙於為長期鬥爭做準備。他們認為中共遭到了美國和蘇聯的背叛。為了維護雅爾塔秘密協定，斯大林與蔣介石簽訂結盟條約，以換取蘇聯在滿洲和外蒙古地區的特殊權利。再加上美國包括軍事顧問、武器和強大空軍力量在內的軍事援助，蔣介石似乎對於內戰勝券在握。1947年3月29日，蔣介石的軍隊襲擊了延安。毛澤東率軍撤退到陝西山區，為反擊戰鬥做準備。後來毛澤東的軍隊打響曆史上最非凡的一場反擊戰爭之一時，我也在戰場上。
1949年1月，我跨過了蔣介石政權的首都南京北部的國民黨軍隊防線。當時我為美聯社工作，希望能成為第一個跟隨不斷挺進的中共軍隊進行報道的外國記者，並得到采訪毛澤東的機會。我在兩軍之間的無人區被中共遊擊隊員俘獲，帶到了一個戰時總指揮部。在那個戰場上，30萬中共軍隊正包圍著13萬國民黨軍隊。我被關在一個農家小屋裏直到戰爭結束。那是兩軍在淮海戰場上具有曆史決定性的交戰。在中原地區的淮海戰役中，蔣介石在65天裏失去了50多萬人的兵力。這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挺進南京、獲取大陸地區的控製權打開了通道。我被放到馬背上押送回了國民黨軍隊的陣線內，接著我發出了關於淮海戰役的報道。而我采訪毛澤東的計劃始終沒有實現，因為那時他已經拒絕再和美國人對話。
蔣介石的首席美國軍事顧問戴維德·巴爾將軍後來告訴我，國民黨的全盤失敗是由於蔣介石在軍事戰略上的失誤及國民黨將領的腐敗。蔣介石沒有采納巴爾的建議。當然，國民黨的失敗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我偶然聽到過毛澤東對中共軍隊士兵的思想教育。他許諾把從地主剝削階級手中繳獲的土地分給士兵們。
1949年4月24日清晨，我再次遇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們從南京西北部的城門進城。在控製了蔣介石政權的首都南京後，中共軍隊開向南部港口，準備奪取台灣。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杜魯門總統沒有在1950年6月得知金日成軍隊進入南韓後派出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中共軍隊原本可以在那時拿下台灣島。當時台灣島民對於蔣介石的統治抱有敵意，因為1947年軍隊屠殺了數千名抗議國民黨官員剝削的台灣人。自杜魯門的這次插手以來，台灣事務就成為了損害北京和華盛頓關係的主要問題。
我在中共占領的南京工作了7個月，並在那裏第一次見到了鄧小平。他在淮海戰役期間開始擔任中共政治委員。彼時，他擔任南京市委書記，劉伯承擔任市長。接管南京控製權時，他們對市民說，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富裕；然而作為唯物主義者，我們意識到現階段的革命任務是完成新民主革命，因此我們應該與90%以上的人民做朋友，隻反對不超過10%的反動派；我們將把重點放在發展生產力上，鼓勵私營和國營企業同時發展，平等對待資本和勞動力。這也預示了鄧小平後來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後所實施的政策。
中美關係的超意識形態化視角
對中國人而言，目前中美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的僵局可能會使人想到冷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因為他所謂的敵對包圍圈而備受困擾，當時蘇聯與印度結盟，美國在南韓、印度支那和日本建立軍事基地。越南戰爭中，毛澤東出於對包圍圈的強烈擔憂而向北越伸出援助之手，意識形態並非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通過消滅美國在印度支那地區的軍事基地而達到保衛中國南部邊境的目的。印度支那戰爭結束4年後，中國與同為共產主義社會的越南因為邊境劃界和西沙群島的歸屬問題展開了一場血腥的鬥爭，再次證明中國關注的重點是物質發展而非意識形態。
與之相同，毛澤東介入朝鮮戰爭也並不是因為意識形態而與金日成結成了聯盟，其根本原因還是要保持北朝鮮作為中國安全緩衝地帶的狀態。毛澤東曾兩次試圖避免與美國軍隊的衝突。1950年9月，麥克阿瑟將軍的軍隊在朝鮮半島上強力推進直逼中國東北邊境。周恩來發出警告說，如果美國軍隊跨過三八線，中國將介入這場戰爭。這一警告通過印度大使薩達爾·潘尼迦傳到了美方。我和潘尼迦在南京時私交甚篤，他是一名經驗豐富、值得信賴的外交官。然而，杜魯門無視中方的警告，認為這是虛張聲勢，潘尼迦在幫中國人一起耍花招。杜魯門的錯誤認識後來導致了美國曆史上最嚴重軍事災難的發生。
1972年毛澤東與尼克鬆的曆史性握手也是更多出於毛澤東對中國安全的考慮，而非與美國建立貿易合作夥伴關係的期望。在滿洲地區鬆花江沿岸與蘇聯發生邊界衝突後，中國非常擔心蘇聯會發動核攻擊。1971年奧黛麗和我參觀了為防蘇聯襲擊而準備的地下防空洞和緊急備用品。奧黛麗的父親加拿大駐華大使切斯特·朗寧是周恩來總理的好朋友。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一次非公開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對奧黛麗和她父親說，如果蘇聯發動核襲擊，中國人民可以在5分鍾內躲到地下的防護設施裏。中美《上海公報》的簽署使中國與蘇聯之間的力量對比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平衡，這也是美國此舉的目的。尼克鬆把與中國的新關係作為同莫斯科展開軍備控製談判的砝碼。
中共政權自延安時期開始就致力於恢複傳統邊界。早在1949年9月，中共就聲明把盡可能以和平手段解放西藏和台灣作為首要任務，但不排除在必要情況下使用武力。隨後，解放西藏的另一目的慢慢顯現出來，那就是有助於促進中國經濟發展並支持不斷增長、如今已超過13億的眾多人口。中國作為資源缺乏的國家，必須進口數量巨大的礦產品。
對於中國加強海軍實力建設，包括從俄羅斯購進一艘航空母艦，多方對此所影射的戰略意義表示非常擔憂。除了這第一艘從俄羅斯購買的航空母艦外，中國還計劃購進或建造多艘航空母艦，軍事潛艇艦隊也得到了擴充，其中有些是核潛艇。但中國完全可以認為，增強海軍實力是必要的防禦措施。中國依然有自己的弱點。貿易是中國的根本，中國必須進口不可或缺的原材料用於工業製造，還得從主要進口國美國等購買食物用於供給還在繼續膨脹的人口。然而，我們再次看到了矛盾：美國海軍守護著通往中東各港口的海上航道，往返於這些航道之間的油輪向石油需求龐大並增速飛快的中國提供了其所需的58%的石油。中國致力打造的海軍將減輕其對美國海軍在保護海上航道方麵的依賴。中國已經部署了驅逐艦，以應對索馬裏地區猖獗的海盜活動。
美國與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衝突依舊是兩國爭議最多的話題。三方目前在南中國海及台灣海峽附近軍事部署的增加，不可避免地會提高因偶然事件或錯誤估計而造成海域和空域衝突的危險。我們可以回想2001年4月一架美國海軍情報偵察機與一架中國攔截機在南中國海上空相撞而造成的緊張局勢。
美國影響台灣問題的政治和戰略政策實在非常模糊不清。2009年9月奧巴馬總統重申了美國對尼克鬆和周恩來所簽署的《上海公報》的認同，同意台灣海峽兩岸隻有一個中國。然而，國會1979年通過的《與台灣關係法》依然生效，承諾美國將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使其保有抵禦任何武力或其他形式入侵的能力，從而維護台灣的安全。在現實中，美國其實堅持戰略性的曖昧政策，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在一旦發生這類事件的情況下是否會以武力進行幹涉。
遵照《與台灣關係法》的規定，奧巴馬政府與前幾屆政府一樣，今年向台灣出售了53億美元的武器裝備，主要包括升級台灣的戰鬥機，但沒有提供台灣想要的最先進的戰鬥機。這一軍售交易與往年一樣招致了中國對美國幹涉別國內政的強烈抗議，但北京方麵並沒有像去年一樣完全取消兩國的軍事磋商會議。我認為，對台軍售對美國軍事工業的重要性，其實超過其對台灣海峽實力均衡的意義。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對於真正平衡軍事實力而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隨著兩岸貿易、投資和旅遊的全麵拓展，中國大陸訴諸武力的威脅已經被大大削弱了。對於北京而言，對台問題一貫的政策是和平吸引，周恩來總理1971年在接受我采訪時第一次公開闡明了這一政策。他認為兩岸的統一是不可避免的最終結果。獨立問題在當前的台灣“總統”競選中成為各黨派爭議的重點之一。但是台灣兩個主要競爭黨派的政客都必須順應海峽兩岸關係不斷密切的趨勢。
對於未來，沒有絕對的方式和準則可以維持中美兩國的持續夥伴關係，奧巴馬總統說他正在努力達成這一點。兩大世界經濟和軍事強國之間的競爭在某些程度上說可能無法避免。然而，自延安時期的兩國交往經驗告訴我們，領導人之間頻繁、全麵的對話及自由的經濟文化交流是維護和平和達成共贏必不可少的關鍵因素。兩大強國之間的合作是在核擴散和全球變暖的時代保證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先決條件。
（本文係托平演講稿的中文版，由周燕翻譯；有些作者回憶內容可能與史料有出入，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