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對“新自由主義”的重慶反思

2012-02-24 14:49 王紹光 四月網

核心提示：　　跟民生息息相關的領域，完全靠市場和私有化來解決，會帶來巨大災難。重慶此時提出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問題，正當其時

重慶日報：過去許多年裏，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甚囂塵上，認為隻要將財產權交給私人，將決策權交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業主，將政府幹預減至最低程度，市場就會源源不斷地創造出無盡的財富，“下溢效應”最終會讓所有人受益。果真如此嗎？

王紹光：卡爾·波蘭尼說，“這種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20世紀末，在“華盛頓共識”蔓延的同時，窮國與富國、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鴻溝越拉越大，致使貧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國家紛紛向左轉。到21世紀初，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危害變得更明顯。

香港《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先生自稱寫了30多年政經評論，在2007年10月16日的專欄裏，他開始對於自己“年輕時是盲目的自由市場信徒……一切講求經濟效益，認為企業的唯一功能在替股東牟取最大利潤”反省。

2008年4月28日，他又發表專欄文章，重申“對過去理直氣壯地維護資本主義製度頗生悔意”，因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詐性活動，而一些本以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則經不起現實考驗”。

重慶日報：林行止轉向不久，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從美國蔓延至全世界，作為資本主義象征的大型企業一個接一個破產倒閉。

王紹光：是的。經濟危機發生以後，迫不得已，冰島、愛爾蘭、澳大利亞、日本、英國、美國等政府紛紛出手將銀行、保險公司、汽車業國有化。美國《新聞周刊》封麵文章也驚呼：“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了”！

雖然世界經濟危機也拖累了中國經濟，但現在全世界都承認，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將維持正增長，成為全球經濟複蘇的火車頭之一。

重慶日報：在這種強烈的反差對比之下，重新審視中國堅守的方向和走過的道路，意義非同尋常。如何評價中國在過去30年中的社會主義實踐？

王紹光：在過去30年中，中國不可避免地走過彎路。尤其是在1990年代，中國有意無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下溢理論”。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指導思想下，為了追求盡可能高的經濟增速，犧牲公平、就業、職工權益、公共衛生、醫療保障、生態環境、國防建設等，帶來了一係列嚴重的問題。

這時，決策者開始認真反思鄧小平的警告：“如果搞兩極分化……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2002年底召開的十六大，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優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2005年底，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未來中國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到十七大，標準提法已變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從2002年起，中國政府還開始致力於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社會服務和保障體係（包括免費九年義務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製度等），其進展速度超過以往任何時期，大大充實了鄧小平有關“共同富裕”的理念。

這幾年，重慶把很多新自由主義的僵化思維———比如私有跟公有一定是矛盾的，計劃跟市場是矛盾的———給打破了。重慶的國資在過去這些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重慶經濟總量中占的份額也是越來越高，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麵。還有，重慶把地價的升值握在政府手裏，地價的升值沒讓少數地產商全部拿走，這是重慶房價較低的原因。

重慶日報：現在重慶提出要分好蛋糕，縮小三大差距。這是否也可以看做是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

王紹光：我個人是這樣認為的。中國還有其它地方也做了很多探索，但層級要低一些，比如像華西村，或者一些縣級市、地級市等。重慶是在省一級裏比較好的一個例子。重慶的探索，放在整個國家層麵來看都很有價值。

在新自由主義影響最嚴重的時候，許多跟民生相關的東西都交給市場了，包括教育、醫療等等。眾所周知，醫療、教育跟人的發展有巨大關係。一個小孩子長大，能不能得到全麵發展，跟他能否得到良好的教育有巨大關係。如果完全讓家長的購買力來決定，窮人的孩子永遠也不可能改變命運。跟民生息息相關的領域，完全靠市場和私有化來解決，會帶來巨大災難。重慶提出解決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問題，可謂正當其時。

群體之間的平等應該比個人之間的平等更受關注。群體往往被內部成員和旁觀者視為一個整體，從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認同感。認同感一旦成形，群體之間的差別很可能變成它們相互衝突的根源

重慶日報：我們討論分蛋糕和做蛋糕，實質上是討論公平和效率的問題。那麽，當下的中國社會是否公平？

王紹光：回顧戰後60年，在頭30年裏，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風起雲湧，民族解放運動一浪高過一浪。連西方國家也在民眾的壓力下不得不對其資本主義製度進行改造，引入社會主義因素。後30年，風向陡轉，原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易幟，全世界大行其道的是新自由主義。30年過後，人們才發現，這個世界已經變得十分不平等了。

這種不平等表現在國與國之間和國家內部。以中國為例，改革初期，不管是城市內部還是農村內部，收入分配的差異都不大。而到本世紀初，農村的基尼係數已超過0.35，城市的基尼係數也超過了0.3。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其它轉型國家相比，中國收入不平等擴大的速度實在有點太快。在131個有數據可查的國家中，中國的收入分配基尼係數排在第90位。

重慶日報：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不平等程度有所擴大不一定是壞事，反而有利於調動人們的能動性和積極性。

王紹光：改革初期曾對“平均主義”進行過批判，後來的一係列改革措施都著眼於打破“鐵飯碗”和“大鍋飯”，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因此，改革導致收入和其它方麵的差距擴大，在所難免。問題是在糾正“平均主義”傾向方麵中國是否走過了頭？

重慶日報：要研究不平等首先必須了解什麽是平等。那麽，究竟什麽是平等？

王紹光：自從18世紀末法國革命以來，平等一直是世界上很多人追求的理想之一。“平等”看似一個簡單的概念，實際上，不同人所說的“平等”意思可能千差萬別、甚至完全不同。平等是個複雜的多麵體，如果隻從一個角度去觀察它，難免失真。

談平等，首先涉及到平等的主體問題。平等的主體既可是單個的人，也可以是人的群體。在理想的情況下，如果社會的同質性和信息的可獲取性很高，平等的主體應該是單個的人。事實上，在很多情況下，群體之間的平等也許比個人之間的平等更受關注。這是因為，群體往往被內部成員和旁觀者視為一個整體，從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認同感。認同感一旦成形，群體之間的差別很可能變成它們相互衝突的根源。例如，在盧旺達，比利時殖民者曾對胡圖族與圖西族分而治之，並故意造成兩族之間資源分配的不平等，這為後來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對中國整體而言，最重要的群體差別恐怕是地區差別、民族差別、城鄉差別、城市居民與外來人口之間的差別、性別差別以及階級階層差別。

收入分配，在現階段可以實行羅爾斯原則，即能平等分配則盡量平等分配；如果某種不平等分配對最底層民眾更為有利，也可以接受這種不平等。在這方麵，重慶做了一些有益的嚐試

重慶日報：關於平等的主體，並沒有太大分歧。分析和評估平等的核心問題應該是“什麽東西的平等”。

王紹光：平等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一，尊嚴的平等，人應該享受同樣的關懷和尊嚴。

二，機會的平等。機會平等要求所有的社會地位對所有人開放，反對任何基於種族、民族、性別、出身地、宗教信仰的歧視，信奉什麽人得到什麽地位應看他們的能耐和努力程度。與僵硬的身份等級製相比，機會平等思想的進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即使消除了限製機會平等的所有法律障礙，結果方麵不平等也不會消失。1960年代民權運動以後的美國如此，1990年代消除種族隔離後的南非亦如此。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比歐洲國家大，也就是說，美國機會的分布比歐洲國家更平等，但與此同時，美國又比絕大多數歐洲國家更不平等。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一般所說的“機會平等”隻是形式上的機會平等。家庭背景和自然稟賦方麵的差異使孩童並不是處在同樣的起跑線上開始人生的道路；他們從父母那裏繼承和自己積累的人力資本（教育和訓練）、文化資本（品味與談吐）和社會資本（關係網絡的寬度、厚度和密度）又會影響自己追逐人生目標的曆程。

在過去幾十年裏，學者們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實質機會平等理論。這些理論都有一個大前提，即在某些關鍵領域，結果必須平等，隻有這些領域的結果平等了，人們在機會上才真正平等。

三，收入的平等。絕大多數關於不平等的研究都聚焦在貨幣收入的分配上。認為錢越多，預算許可的範圍越寬，人們的自由度越大。現在網民談的都是“讓工資飛”。這種言論存在有兩方麵的缺陷。一方麵，它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稅前收入上，忽略了稅收的影響。另一方麵，多數對收入分配的研究沒有考慮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支出對最終分配的影響。財政轉移支付包括諸如退休金、失業救濟金、傷殘救濟金等種種收益。

僅僅盯在工資上是不夠的，應該讓公共消費飛起來。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僅僅靠提高私人的收入和私人的消費水平，不利於改善社會的福利。在這個階段，政府應該拿出錢來，投入到教育、醫療、社會服務等領域，促進公共消費增長。公共消費起來了，老百姓花錢的地方少了，錢包自然就會鼓起來。

此外，理論界還有資產的平等、權利的平等、資源的平等、福利的平等、能力的平等、參與的平等，等等。

重慶日報：在討論平等分配的準則時，政治理論家們往往針鋒相對。對政策製訂者來說，如何把握這些準則？

王紹光：政策製訂者沒有必要拘泥一家之言，相反應該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博采各家之精華。

我認為，在基本權利的領域，應實行絕對平等原則。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管是男是女、出生在鄉下還是城裏、居住在東部還是西部，他們都應享受同樣的權利、履行同樣的義務。

此外，政府有責任保障每位公民形成基本能力和得到基本保障。基本能力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基本保健，一是九年義務教育。沒有基本保健，孩子可能夭折，活下來也缺乏必要的體能和體力；沒有基礎教育，在日益依賴知識的今天就等於喪失了市場競爭能力。基本保障包括失業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為最底層的民眾提供最起碼的經濟安全。根據國際勞工組織2004年的各國經濟安全狀況的評估，中國排在四級中的最低一級。提高普通民眾的經濟安全感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在現階段，中國可以實行羅爾斯原則，即能平等分配則盡量平等分配；如果某種不平等分配對最底層民眾更為有利，也可以接受這種不平等。羅爾斯沒有明確說“最底層”有多大範圍。我認為，這個範圍不能過窄或過寬，以底層20%為準。

在這方麵，重慶做了一些有益的嚐試。譬如，重慶的戶籍製度改革、公租房建設、微型企業扶持政策，都是采用了“羅爾斯原則”，更關注於最底層民眾的利益。

我國目前的再分配機製問題很多。無論是救濟性再分配、補償性再分配、還是保險性再分配，著眼點都放在城鎮居民身上，基本上忽略了農村居民。為了實現長治久安，中國必須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機製，為大多數人提供收入保障，使之不會因失業、患病、年邁而陷入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