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棋局之五——重慶探索的戰略視野

中國大棋局之五——重慶探索的戰略視野

聽風看雨通三統2012-2-22 

近來，重慶的探索有了越來越多的激烈爭議，還有一些疑慮。除了某個事件的因素，其實根本原因還是關係到如何認識重慶探索的意義。對此，筆者意圖從國際戰略的視角，進行一個初步的分析。將此帖作為“中國大棋局之五”發出來。

本人認為，重慶探索的基本取向，實際是為中國的下一個階段的改革開放的新模式進行一個先行先試的試驗。其基本精神，就是通盤運籌各種要素，在堅持改革開放基本路線的前提下，進行具體的模式的新探索，最後解決改革開放中形成的一些新的“惰性因素”，實現改革開放的新突破。為方便進行分析，這裏先將重慶的探索的對內和對外方麵分別分析一下。

重慶探索的對內的基本經驗就是：唱紅打黑，改變人的精神麵貌；三進三同，重建幹群關係，改變作風，傾聽人民群眾的意願和要求。有了這樣的精氣神，就有了思想基礎。重慶的具體做法，確實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於“運動”和“形式主義”的疑慮。對此，應該怎麽認識呢？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關於唱讀講傳活動的“形式主義”的疑慮。

第一，如前所述，中共的意識形態的基本邏輯是：無論對內對外的武裝鬥爭，社會革命，還是現在的經濟建設，都是實現共產黨的理想的不同階段的手段和方式。這是一個天然就帶有進取性的政治體製。人民之所以選擇它，支持它，說明它對自己理想的闡述，對自己曆史使命的定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些人一時不理解，並不應該成為它放棄這種使命和定位的理由。

第二，唱紅是一個比較醒目的說法，或曰也是一種“形式”。其實質是用進步的、積極的文化成果武裝人的思想，調動起人的精神狀態，喚醒很多共產黨的黨員幹部心中已經沉睡的那些宗旨和原則。最後的落腳點，不是唱讀講傳，而是以一種昂揚的精神狀態，投入到為人民服務，建設美好生活的實際中去。中央實際是充分肯定了這個做法的意義。

第三，應該理解那些自己的記憶中有著前三十年和最近三十年的對比的中老年人對那些紅歌的感情。那裏有他們青春的記憶，更重要的是，那裏包含的是對共產黨的宗旨、原則，以及一個健康向上的社會氛圍的呼喚。沒有幾個人幻想隻要回到改革開放前的政策，那個理想的社會就會馬上實現，現在的一些消極腐敗現象會立即消失。但是，隻要他們在唱，在懷舊，其實就是在向共產黨提出一種委婉的批評和監督。各種各樣來自人民的批評和監督，是共產黨避免精神懈怠，蛻化變質的最強大的力量源泉。因此，他們的那些歌唱是很有意義的。而重慶把這樣基層幹部群眾的歌唱，搬上了上星衛視的屏幕。沒有人認為那些歌唱的藝術水平有多高。但重慶市委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表明了共產黨的一個地方的一級組織，特別是它的主要領導，願意鼓勵人民群眾，基層黨員幹部，用共產黨的宗旨、原則、優良傳統來監督、要求自己。這是一種基本的態度。作為中國的普通老百姓，我們應該歡迎和肯定這種態度。這不是奴性，也不是落後，而是一種最先進的、最積極的政治理想的體現。

所以，重慶的唱讀講傳活動，實際是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確立起進行改革開放的新探索的思想基礎。稱重慶的“唱紅”為“形式主義”，不排除一些人是出於善意的疑慮，但也確實有一些人，利用了善良的人們的疑慮，實際是希望否定“唱讀講傳”，使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些事情，進而否定重慶進行的探索的思想基礎，使重慶的探索夭折。

然後，我們再來分析一下關於“打黑”的“運動式”地破壞“程序正義”，傷害“改革開放新生事物，社會新階層”的“疑慮”。

我們應該明確兩點認識。

第一，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基本價值取向，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發展和完善，是共產黨的領導的加強和改善，最終要以“三個有利於”作為改革成敗的標準，而不是以是否和西方的製度和意識形態接軌為標準。重慶的打黑，既是整頓社會秩序，建設平安重慶，也是為了改變不合理的利益結構和畸形的產業結構，建設良好的投資創富的環境。隻要實現了這個效果，重慶的打黑就有先在的合理性。那種以什麽“程序正義”來批判“運動式打黑”的邏輯，本身就是對大多數中國人民而言莫名其妙的邏輯。

第二，如果細究一下本質，一些人對所謂的“程序正義”的執著，才是真正的形式主義。形式主義的實質，通俗地講，就是“扯著大旗作虎皮”。意謂高舉一個先在的政治正確的旗號，在大轟大嗡之中，形成一種輿論一律的氛圍，然後夾帶進個人和小集團的各種意圖，不容人們對這種大轟大嗡背後的意圖提出質疑，最後使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能夠“稀裏糊塗”地實現。在重慶的打黑的過程中，如果吹毛求疵地，甚至以訟棍的邏輯，去挑一些毛病，是很容易“發現問題”的。但是，如果不是本著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進行合法的辯護活動，而是以西方的“程序正義”的觀念來約束中國的政法機構的活動，則是違背了中國社會主義法製建設的根本價值取向。如此，則越是強調“程序正義”，越是犯下了形式主義的錯誤。其本質就是把“法律人職業共同體”的利益訴求，先是包裝成全社會的“公民權利的製度保障”的政治正確，然後把這當作一根棍子，隻要最後的判決結果不符合自己的“辯護意見”，就一概稱之為“黑打”，最後通過徹底否定重慶的打黑，確立起“法律人職業共同體”在全社會的“權威”，最終建立起一個美國式的“法治社會”。這樣的“法治社會理想國”的圖景，實際是少數人私心自用，不論終極目標還是具體手段，都是對真正的法治社會精神的背離，也必將在全社會造成對“法治社會”的負麵認知。包括某“著名前律師”的案件在內的，2011年引起廣泛關注的幾個案件，在“法律人職業共同體”與社會公眾之間，出現了尖銳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就是這種社會公眾的負麵認知的集中體現。與其把這說成是“僵化保守勢力”對人民群眾“洗腦”造成的“悲哀”，還不如說成是“法律人職業共同體”背離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基本價值觀，也背離了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建設的基本價值取向的結果。

所以，稱重慶的打黑為“運動式”的“黑打”，完全是一些人的自說自話。事實上，很多人確實是對重慶的“唱紅”有疑慮，而對打黑，哪怕真的是“運動式”的，也是拍手稱快的。為什麽會如此，真正應該反思的，恰恰是那些自以為是的“智叟”們。

綜上所述，評價重慶探索的成敗，根本標準，應該是重慶的探索，是否在重慶實現了“三個有利於”，進而為中國下一個階段的改革發展的基本模式，進行了成功的先行先試的探索。重慶近幾年經濟建設的直觀的硬指標，是有目共睹的。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共同富裕方麵的成就。具體的數字和重慶城鄉群眾的感受，這裏就不臚列了。這裏主要分析一下其基本模式的意義。而要分析這個意義，最有力的一個切入點，其實也是很多人，包括很多重慶人的一個疑慮，即重慶的現在的發展勢頭，是不是可持續的？進而言之，重慶的這些成就，究竟是有著特殊的人脈背景的“熙奇組合”創造的一個個例，還是一個可以對全國的下一步改革發展起到全局性的先行先試作用的探索？這就需要展開一個大的分析視野了。

撫今追昔，我們現在可以確定：中國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工業化建設。下一個階段，應該進入工業化借助信息化，實現升級的階段了。但是，比之在中國之前實現工業化的幾大經濟體，​中國的人均資源條件，其實是最差的。已經成為曆史傳奇的蘇聯和即將成為曆史傳奇的美國，是憑著自己的資源條件，完成了自己的工業化建設。當然，對於主體民族而言，這兩個國​家的資源條件的確立過程，也是一個曆史的汙點。而歐洲的先發資本主義國家，更是靠著殖民掠奪獲得了實現工業化的基本條件，並轉嫁了自己的社會危機。比較後發的德國和日本等​，最後也是搭了便車，有效地利用了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統籌運作的資源，實現了工業化。

比之這些先發展的經濟體，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資源條件，其實是很惡劣的。這就使得新中國真正開始進行獨立自主的工業化建設之後，始終麵臨一個基本的製約因素：人均資源​匱乏，導致發展速度受到很大限製。基本就是“一統就死，一放就亂”。這個“統/放”的對象，實際就是各地區各部門大幹快上的衝動。不能調動各地區各部門的積極性，就無法建立起一個快速發展的比較均衡合理的國民經濟體係。但隻要一放開這個積極性，允許​各地區各部門大幹快上，就會使得有限的資源不敷使用。一次次發生的具體過程，就是大家以你追我趕開始，但最後大家各自占用了有限的資源。結果，就是大家一起被迫下馬，全國​經曆一個馬鞍型震蕩。這就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特色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的基本模式。每次危機之後，基本的硬著陸調整方式，就是全國規模的“關停並轉”。這樣的波動，​基本就是以十年為一個周期。其實，改革開放最初的十年，也經曆了這樣的周期性波動。其最高潮，就是80年代末的那場風波。所謂“國內小氣候”，基本的經濟動因就在於此。
可見，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基本考慮，就是在既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先在規定下，能夠有效利用外部資源，補足自己的人均資源的需求，最後真正完成工業化。因此，前麵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在二十年前開始改革開放新階段之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思路就確定為：主打並強化中國的比較優勢，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在這個體係中吸引​外資，調動內部的積極性，有效利用國內外的資源，最終解決在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物流體係建設方麵的欠賬，完成中國工業化建設的“最後一公裏”，也是靠著中國自己的資源條​件，無論如何也無法跨越的那“最後一公裏”。事實證明，這個基本戰略思路是成功的。中國確實由此完成了自己的工業化建設。但同時，也造成了巨大的問題。

為了製造全球實體經濟的成本窪地，最大限度地吸收國際的資金和市場兩大資源，中國確實製造了巨大的人與人之間，主要是幹部與群眾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不和諧。近二十年以來​的種種令人氣結困惑的現象，其實都可以歸結到這個基本戰略思路上。

比如，那個以“鐵心腸、鐵算盤、鐵手腕砸‘三鐵’”的國有企業改製運動，實際就是在社會保障方麵的甩包袱，進而壓低勞動力成本，且盤活國企存量資源的過程。對國企困境直接​責任最小的普通的國企幹部職工，卻直接承受了最大的成本，甚至發生了一些慘劇。

再比如，導致現在很多人，特別是80後的巨大不滿的房地產資本利益集團做大，一定程度上挾持了中國的經濟政策，甚至是金融政策的決策，就是當年將房地產業確立為支柱產業的​決策。製定這個產業政策的基本考慮，既是因為這個產業進入的技術和資本門檻都比較低，上下遊拉動的產業鏈條也很長，符合當時中國經濟的基本條件，可以最快見到成效。而更深​層的戰略考慮，則是通過激活房地產業，帶動汽車產業的發展，進而帶動對於物流倉儲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從純粹的經濟發展戰略的角度考慮，這是一個很高明的決策。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的勢頭，同時也是使中國突破了物流體係的瓶頸製約的一個高質量的增長過程。但是，這個戰略的負麵效應，其實全國人民都不同程度地承擔了。

對於這些問題，要有一個辯證的、曆史的認識，也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既不能因此否定基本路線，也不能視而不見，或者“順其自然”，使中國徹底被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係​鎖定在“世界工廠”或者“世界車間”的地位，進而使中國在經濟上徹底處於對西方跨國資本的依附地位，甚至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被中國買辦性質的資本雇傭的“技術官僚執政​集團”。若果如此，則中國的社會動亂和體製崩潰、人民苦難，將是不可避免的曆史頓挫和災難。反之，如果能夠正視這些問題，把這些問題的解決過程，作為中國探索改革發展的新​模式的主要抓手，就可以在實踐中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迎來改革發展的新的高潮。中央在新的形勢下，正視這些問題，遵循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的思想方法，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戰略思想。而重慶的探索，則是這個戰略思想的生動實踐。

關於“五個重慶”建設，實現共同富裕，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情況，已經有許多群眾的評述和方家的分析，這裏就不去狗尾續貂了。這裏主要分析一下重慶探索的對外方麵。

我認為，重慶市以地票交易為核心的金融運作，結合海外投資，在非洲買地種糧食，是需要深入挖掘的重慶探索的核心經驗。其精神實質就是：通盤考慮，統籌自身和外部資源，按照​互利共贏的原則進行國際合作，實現發展成果本地人民共享，本地與合作對象共享。當然，如前所述，重慶這些探索的一個前提，是唱紅打黑。對此，溫鐵軍教授有精辟的論述：不打​黑，就不能由比較健康的資本力量有效盤活各種資源；不唱紅，就沒有一個積極的精神狀態，特別是不能弘揚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一個基本價值取向：為了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對一切既得利益的調整都是天然合理的。沒有這樣一個精神狀態，就無法真正解放思想，破除某些主流意識中新的“兩個凡是”，開拓出改革發展的新局麵。

簡言之，重慶經驗的核心，就是暢通工程使土地升值，招商引資實現價值。而土地整治，集約置換，以地票交易的金融運作，使農民得實惠，並在政府的支持和幫助下，把這些實惠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商機的投資。政府不僅提供一些培訓和政策，而且實實在在地投入了配套的資金支持。為了使得這些資金能夠保值增值，政府實際由此鎖定了為普通市民轉化來的中​小投資者服務的“利益結構綁定”。最終，使得以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共同富裕的科學的政績觀，成為真正實打實的黨政幹部的激勵機製。而政府投入的來源，則是以八大投為核心的​，市政府可以直接支配的“第三財政”，實現土地升值收益公有。

起碼大多數重慶的城鄉群眾，是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得到了實惠的，因而也是堅決擁護的。大家的疑慮在於，這個模式是否有可持續性？是否對全國都有先行先試的意義？這就需要結​合其對外部分來認識了。
重慶探索的對外部分，就是在國家實力和戰略資源，領導者人脈資源的支持下，進行對外投資，特別是盤活非洲土地資源，既使非洲當地受益受惠，也保證了糧食安全。

重慶市的黨政一把手，被市民親切稱為“熙奇組合”。應該承認，這兩位都是有著特殊的人脈資源的。但這些資源不是他們個人的創造，而是包括毛澤東時代“輸出革命”和新時期的​浦東開發、中非合作在內的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的成果。他們隻是這些資源陸續發揮作用的操作者。

如前所述，為了完成中國工業化建設的“最後一公裏”，歸根結底是為了有效利用外部資源，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在一個曆史時期中，中國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到全球​化的體係中，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戰略決策。但是，這個過程不僅在中國製造了相當大的不和諧，也在客觀上造成了包括發達國家內部的巨大社會問題。用李昌平的話講，就是中國​的農民工，“搞得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失業了”。這個“全世界的工人階級”，既包括其它經濟體的藍領和部分白領，也包括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工人老大哥”。因此，中國前一個階​段的改革發展的模式，既在本國難以持續，在國際上也遭遇了越來越強烈的抵製和質疑。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疑慮越來越強。這些都要求中國必須做出轉變。就國際戰略​而言，前一個階段是強調“韜光養晦”，積極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實現自己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在新的階段，則要強調“有所作為”，但不是某些人理解的確立中國的霸權地位​，而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核心，帶領和代表發展中世界，致力於改變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實現所有國家立足自身實際的自主發展，實現發展成果的全球全民共享。

在上述的背景下，就可以理解：如果沒有整個國家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的保障，如果不遵循新時期在國際上“有所作為”的正確路線，重慶的自身資源，根本不足以支持其可持續發​展。但如果真正落實這個正確路線，就可以成為中國發展改革的模式調整的一個成功探索。衡量這個探索是否成功，更核心的標準，不是投資的收益率，而是是否實現了重慶與投資地​的共贏共享。由於主客觀的原因，重慶市民和全國的老百姓，對這一點沒有什麽感受，甚至基本不關注，所以才會對重慶的做法既肯定又疑慮。而欲在實踐中解除疑慮，則需要重慶自​己正確的實踐，更需要把這些實踐的基本精神，推廣提升為整個國家的清晰的發展戰略。換言之，如果不能成為全國的先行先試的成功探索，則重慶這幾年的基本經驗就是不可持續的​；如果能夠得到中央的肯定，總結提煉為新形勢下的基本的國家戰略，則重慶乃至全國的發展，就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重慶市委主要領導反複強調“314部署”的深意所在​。

所謂“不謀全局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不足以謀一時”。不論是革命戰爭年代的星火燎原式的根據地建設，還是後來的大慶、大寨等典型，以及改革開放初期的特區建設，都是經過​探索和及時正確的總結，最終使得一個點的突破與成長，為整個國家的革命、建設和發展，發揮了前沿探索的作用。這些個點，也都在其對全局的作用實現之後，逐步退出了舉國關注​，全黨爭議的焦點的地位。我們可以確信，重慶也將經曆這樣一個過程。從這個角度論，其實那些關於重慶探索的爭議和焦慮，恰恰從反麵和側麵證明了重慶探索的全局性意義。

總而言之，重慶的探索，代表的是中國在既有的，既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也製造了巨大的問題的矛盾的原有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在堅持基本路線的前提下，對改革發展​的模式進行調整的探索。這個具有全局性的先行先試的實踐的成敗，關係到中國下一步的發展方向。就國內而言，堅持共同富裕原則的中國共產黨與有著自己的價值取向的資本的力量​之間，究竟是共產黨駕馭資本，還是資本最後挾持雇傭還保留著共產黨的名號的“專業技術官僚集團”，或者幹脆讓共產黨改旗易幟，就取決於中國的發展改革模式的調整能否成功；​就國際而言，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結果，究竟是可以推動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發生根本的改變，實現全球的公平的有活力的可持續的發展，最終實現發展成果的全球全民公平分享，還是讓​中國被鎖定在對西方大資本集團的依附性地位，使中國人民被動地承擔西方社會的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造成的社會成本，這不僅關係到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向何處去，也關係到發達國家能​否獲得變革轉型的真正強大的壓力和動力，取得真正的變革轉型的成功，而非喊一些有心無力的口號。因此，我們應該給予重慶的探索更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