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普世性價值（修改稿）

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普世性價值（修改稿）

 

聽風看雨通三統2012-2-22

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普世性價值

今天，隨著中國與西方的實力的強弱易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優越性越來越明顯體現出來，相應的，西方的體製的問題也越來越充分地暴露出來。由此，西方所宣揚的那些“普世價值”，已經越來越沒有市場了。而今，卻是中國亟需提出自己的體製的普世性價值，才能真正在意識形態鬥爭中贏得主導權，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營造良好的內外環境。

在此，筆者不揣淺陋，提出自己的一愚之得，以就教於方家。具體形式，就是梳理中國曆史的發展脈絡，進行理論的總結，最後得出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普世性價值的論述。

 

引    言

我們分析所謂“普世價值”，首先要明確四點認識。

第一，普世價值不是先天存在的，具有超越時代的特質的價值觀。而是在一種經濟生產方式下，最適應這個生產方式的社會組織方式和為這種社會組織方式進行合理性論證的價值觀念​。
    
第二，在某一種經濟生產方式下，可以有相應的普世價值。但是，這個普世價值不能真正適用於所有的國家。這個是由各個國家的國情的差異所決定的。
    
第三，即便是在代表性的國家和地區，這個普世價值也不是自動實現的。而是要經曆艱苦的建設和探索，出現若幹反複和波折，才能被人們所認識，被社會所確立。
    
第四，普世價值，並不能解決一個社會的所有問題，反而會有一些社會成本發生，帶來若幹問題。
    
如何理解這四點呢？可以做一個簡單的類比。這個普世價值，就好比考試中的評分標準。為了更好說明問題，我們就以大家都熟悉的高考作例子吧。
    
這個普世價值，就好比高考中的評分標準。所有想通過考試進入自己理想的大學的考生，都要被這個標準來衡量，最後給定一個分數。按照錄取的名額，決定是否可以進入自己理想的​學校。但是，這裏有這樣幾個問題：第一，那些考試中的標準，是否天然正確？所有經曆過考試的人，都會說“未必”。但是，它應該是一個特定時期或者標準下的“最正確”的；第​二，不是所有考生都能考一個高分，那個標準本身就是區分不同層次的天分和基礎以及個人努力等綜合構成的“素質差異”的“硬指標”；第三，即便考了高分的考生，也絕少生而知​之，更非全知全能。即便考到滿分，也未必就是對考察的知識點完全透徹掌握的；第四，就是那個標準，既是單一的，自然就不會是完全合理的，更不可能是一個可以全麵衡量人的“​素質差異”的標準。恰恰相反，因為要對所有考生確立一個普遍適用的標準，它就必須是“單向度”的。因此，既不公正，也不合理。但是，隻要參加考試的學生，就意味著他們接受​了這樣一個標準下“一考定進退”的規則。至於這個規則如何更加公正合理，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所謂“普世價值”，就是指在一種經濟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最能適應這種經濟生產方式要求的，可以給社會帶來繁榮和穩定，使人民相對安定、富足的社會​組織方式和為這種社會組織方式進行正當性、合理性論證和規範的意識形態論述。
    
經過前麵的說明，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普世價值，是不宜強行推廣的。不論是武力的“推廣”，還是自以為是的說教，都不能使一種製度和價值觀念被普遍接受。而且，任何一種普​世價值，都有自己的負麵效應，其確立的過程，也是有社會成本的。但是，第一，在一種經濟生產方式下，就會有相應的普世價值；第二，這種普世價值不能適用於所有國家和地區。​但是，符合這種普世價值的地區，人民生活就會相對安定富足，社會也會比較穩定和諧。而不能落實這個普世價值的地區，或者那些普世價值的代表性的地區，當它不能很好落實這種​普世價值的時期，經濟社會就會出現很多問題，表現得比較落後，或者動蕩。
    
這就好比，一個考試標準並不全麵，也不合理，所以不完全公平。但是，隻要是考試，就會有一個標準，而且這個標準可以決定大多數參加考試的人的人生曆程。所以，不論如何自我​標榜矜誇，任何一個“普世價值”都不是什麽神聖或者天然正當，可以萬世永續的東西，但是，它一定包含有一些適用於一切時代和地區的人類社會的合理性。同時，隻要社會經濟生​產方式到了一定階段，凡不能適應該階段的普世價值的社會，一定是要處在落後和動蕩之中的。直到時代環境發生了變化，或者這些社會適應了普世價值的要求，使普世價值得以落實​，才能改變自己的經濟社會狀況。

第一章    中國傳統文化的普世性

有了上麵的認識，睽諸中國和世界的曆史，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大體的結論：在農耕文明時代，中國是代表了普世價值的。而在工業文明時代，先是英國，後是美國，代表了普世價值的一個層麵，蘇聯則代表了另一個層麵。而當人類社會進入產能過剩的信息文明時代，則需要確立新的普世價值。目前看，中國有望再次為世界貢獻普世價值。這是所謂的“中華民族要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的內涵所在。
    
對此，應如何理解呢？

第一節        中國傳統文化的正麵價值

首先，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中國的曆史。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或曰近代以前的中國社會，基本的經濟生產方式是農耕文明。由於中國特殊的自然條件，需要建立一個覆蓋大江大河的全流域的政權體係。這個政權體係的功能，體現在對整個流域的規劃和治理，使得不同區域的農耕活動都能得到有序進行的基本條件。而其權威性則體現在：不僅要權威性地分配水利，還要權威性地分配水害。這是中國與歐洲的一個根本的不同。由於中國的水資源分布的特點，使得水利和水害的權威性分配，成為農業生產穩定發展的必要條件。此點認識，既然寫出來，就是要文責自負。但是，卻不能掠人之美。必須說明，這是我從一位在強國社區和左派網站中比較活躍的網友那裏得來的見解。那位網友是河南的一個下海的國家幹部，父親曾擔任鄭州市副市長。作為黃河的“豆腐腰”的樞紐，想必鄭州人對這一點有深刻而獨特的體認。
    
那麽，如何使得水害，也就是農業生產的社會經濟成本的分配，最終被普遍認可呢？我們可以想見，水利的分配，是勉強可以通過流域各地區的協商和博弈來解決的。而水害的分配，以及治理的成本的分擔，就需要一個統攝全流域的高度集權的體製來完成了。為了使這個體製被廣泛認同，在當時的通訊和交通條件下，最現實的，不是靠著壟斷性暴力機器的壓迫與威懾，而是要確立起一種倫理責任的論述。這種論述，可以被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成為所有人的信條，一旦這種倫理責任被背棄，整個社會的體製將徹底崩解，人民將陷入河幹魚爛的困境甚至絕境。那麽，這個倫理體係的樞紐又是什麽呢？
    
在傳統中國社會的農業生產活動中，最重要的生產力因素，除了現實的生產資料，就是農業生產和應對各種自然環境的經驗的傳承和青壯年勞動力的體力的再生產。前者要靠對長者的尊重來實現，後者要靠對後代善加撫育來完成。因此，中國社會就形成了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為核心的家庭倫理。也就是以血緣為紐帶，居上位者，要公平慈愛地對後輩盡到責任，而後輩對少數長者，要絕對地敬服。如此，一個家庭才能在農業生產中有效地分配和利用各種資源，不斷積累起家族的財富和人丁，進入“家和萬事興”的良性循環的理想狀態。如果有一個家庭，因為長輩或者後輩的原因，沒有能夠實現這樣的理想狀態，就會在一次次“分家析產”中家道敗落，最終，就是“家不和，外人欺”的惡性循環。
這種倫理準則由家族擴展為整個社會的規範之後，就會成為社會基本的組織形態和意識形態。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忠孝一體，家國同構”的倫理。一個社會和國家的核心價值，就是家族的核心價值的擴展，使得這種核心價值具有高度的普適性。因此，在中國首先成為了“普適價值”。就是因為這種普適性，使得這個文明體係內化為所有中國人的基本信念，隻要這個族群沒有消失，反而不斷擴大，這個文明體係就不可能斷絕。因此，中國人可以自豪地宣布，中國文明，是唯一的傳承數千年而未曾斷絕的文明。
    
這種文明體係，最大程度地整合了全社會的資源，也激發了所有人進行勞動和財富積累的積極性——置業興家，光宗耀祖，不僅僅是一種責任的召喚，也是一種倫理訴求，是人在社會上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因此，中國傳統社會，成為農耕文明時代最發達的地區。在農耕文明時期，顯然是中國傳統文化代表了當時的普世價值。

 

第二節    中國傳統文化的負麵影響
當然，中國文化有著她的另一麵，也就是一些負麵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
    
第一，就是如孔夫子所言，“愛有差等”，責任倫理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因此，就會在社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使上位者的私心，得到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為了家族和團體的利益。一位形象比較正麵的演員，要在某影片中扮演一位由勞模蛻變為貪腐的領導的國企負責人。他自己回憶，一開始怎麽也找不準把握角色的感覺。但是，當想到“我”是為自己的孩子在“化公為私”的時候，就一下子找準了感覺。
    
因此，貪腐和裙帶關係引發的各種問題，就是中國傳統社會不可克服的痼疾。一個上位者如果不能照顧好小團體的利益，就不能聚攏起一批人來“支持自己工作”。如此，作為上位者必須完成的一些社會責任，將無法落實。這樣的上位者，在行動力上，就會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這樣的“寡人”如果是帝王，就難免身死國滅；如果是一個官僚，也無法做成什麽事情。
    
所以，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哲學，也是講究“從經”和“從權”的：既要遵循忠孝節義的倫理準則，也要講究一定的妥協和靈活。如此，才能真正盡到一個上位者的責任。但是，這個“經”與“權”之間的尺度，往往是“存乎一心”的。在這樣的“自由心證”的“軟約束”下，人的私欲的膨脹是難以遏製的。由此，貪腐和裙帶關係就是一個王朝末世的普遍現象。這一次次導致王朝敗亡，成為曆代統治者的噩夢，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由此，也使中國社會經曆了一次次治亂興衰的循環。事實上，中國傳統社會真正能夠落實前述的倫理本位的普世價值的時間，隻占二成左右，多數時間裏，是魯迅所謂的“欲作奴隸而不得”的擾攘動蕩，民不聊生的困境。
    
當然，越是如此，就越顯出了那些忠實地信守傳統價值的君子的人格的偉大。而且，在事實上，中國社會的擾攘動蕩的程度，還是弱於歐洲的中世紀。在人的基本生活資料都不能充分保障的農耕文明時期，不論在人民生活、社會治理的“內政”方麵，還是在抵禦遊牧文明的武力侵擾的方麵，中國還是優於歐洲的。即便陷於文明全境的淪陷，中國的文化傳統也得以保留。而且，如果武力征服者不能迅速皈依中國傳統文化，成為被中國人民普遍認可的文化的正統，其統治也是會迅速崩潰的。因此，作為中國人，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妄自菲薄，而應對我們的先人抱有足夠的欽敬，以及同情之理解。
    
這種文化的第二個負麵影響，就是這種文化尚合不尚分，導致邏輯學很不發達。如果我們不能定論“中國傳統文化沒有邏輯”，最起碼可以定論：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發展出一套可以被普通勞動者廣泛接受和掌握的邏輯體係。如果我們認定中國先民的智力水平並不低於西方的先民，就隻能在文化上麵總結一些原因了。最直觀的差異是，西方的數學發展，由於阿拉伯數字和十進製的確立，使其邏輯“表述能力”，與中國有了一個根本的不同。
    
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隻要有了社會需求，西方的自然科學就有了一個革命性的飛躍，並迅速轉化為可以被勞動者普遍理解和掌握的工藝技術成果。如此，現代大工業文明在西方的突破，就是必然的。而在中國，一代代能工巧匠的發明和工藝經驗，不能在全社會迅速推廣，生產出的產品，隻能被少數人享用，再有就是在國際貿易中“出口創匯”。但是，這種脫離了大多數人的“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傳統的農耕主體的社會中，帶來的卻是地區和人群之間的分裂，以及統治階層整體的迅速腐化。這就是現在被普遍津津樂道的宋朝和明朝的中後期，既是中國商品經濟和工場手工業高度發達的時期，也是社會矛盾激化，國力孱弱的時期的根本原因。這不是簡單的官員腐化和武備不修的結果，而是前述的少數人背離了社會基本倫理，又無力建構起新的社會組織形態的必然結果。因此，有清一朝，迅速完成了“生產力的倒退”，卻使中國傳統社會回歸了自己的“正軌”，從而迎來了傳統中國的最後一個相對穩定繁榮的“盛世”。但是，當大工業文明的衝擊襲來，中國卻陷入了全麵的被動。這是一種文明不至於全境淪陷，卻似乎看不到希望的絕境。

第三節    近代以來的中國曆史文化核心命題

今天，當我們完成了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建設，又親曆了西方文明絕境下的中國與西方的力量對比的根本逆轉，自然有理由重拾辜鴻銘那樣的“文化自信”，嘲笑西方文明是“機關槍邏輯”：因為崇尚物質的力量，所以隻能接受“武器的批判”而“願賭服輸”，根本無力以一種合乎倫理的文明的方式實現進步。但是，在當時的中國，隻要有著對於中國文明的清醒的責任感，而不是抱著鴕鳥的心態“怡然自得”，就會明白：如果不能“師夷長技”，中國雖不至全境淪陷，但將徹底淪為一種更有效率的文明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那麽，這種更有效率的文明，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為了能夠深入全麵地總結曆史，我們需要梳理出一個脈絡。主要是下列幾個問題：

第一，現代大工業文明的普世價值為何產生於歐洲，發揚光大於英美海洋文明國家？其正麵價值和問題何在？

第二，現代工商業文明的發展前景如何？

第三，中國遭到衝擊後，所進行的“中體西用”的改良的成就和失敗的原因是什麽？

第四，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製度設想的價值何在？為何失敗？

第五，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完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論述的文化內涵是什麽？

第六，改革開放的實質是什麽？出現一係列問題的原因是什麽？

第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思想文化內涵是什麽？
    
下麵，我們就順著這個脈絡，做一個曆史的回顧與辨析。

 

第二章    現代大工業文明的價值

本章討論第一個問題，現代大工業文明的普世價值為何產生於歐洲，發揚光大於英美海洋文明國家？其正麵價值和問題何在？

第一節   曆史的破局

發起於西方的現代大工業文明，與中國傳統的已經具有相當規模和工藝水平的工場手工業的根本不同，就在於使用了非人畜的動力係統，以及其生產工藝的規模化基礎上的模塊化、標準化。對於熱能和電能的掌控，使得生產的布局，得以跨越固定的依托水力的地域的限製，而能夠與各地的資源相結合，實現更優化的配置。而為了適應這種配置的廣泛性，就需要一個統一的模塊化和標準化的體係，才能使整個經濟活動有序運轉起來。而這隻有在西方文明的框架內才能發展起來。根本原因，在於前述的西方文明的正麵價值：強調邏輯的嚴謹，因而數學很發達。在阿拉伯數字和十進製被引進到歐洲大陸後，使得這種邏輯的思維有了一個最簡明的普遍推廣的載體。這就為一種普遍適用的工藝原理和標準的推廣，進而培養足夠數量的，按照統一的模塊進行精確化的分工的勞動者，建立起了基本的思想基礎。
    
如此，西方文明當它的文明程度沒有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這樣一個社會表現得非常的專製、非常的野蠻。但是一旦它突破了這樣的生產力發展和資源限製的雙重瓶頸之後，就會實現一種物質和人口的雙重大爆炸，在這樣一個物質和人口的雙重大爆炸，同時社會又能維持一個基本的穩定和繁榮趨勢的時候，它的文明和發展速度，完全就是一個在中國人看來不可思議的加速度的展開。這就是近代以來，中國從自己的極盛迅速的被西方趕超，進而遭到西方強烈衝擊的這樣一個根本的原因。
    
另一方麵，為了使這種現代大工業發展的原始積累得以完成，且使其市場得以不斷拓展，這種大工業文明就必須首先進行野蠻地擴張和掠奪，進而必須具有一種持久的布道的狂熱。
    
原始積累的血腥，這裏就不需要提及了。而那種布道的狂熱，我們可以用一則軼事來進行一種對比分析。
    
蔡元培先生出掌北京大學之初，屬意的文科學長人選，並非陳獨秀先生，而是他的浙江同鄉，著名的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他熱忱電邀馬先生北上出任文科學長。但馬先生的回電卻是八個字“古有來學，未聞往教”。我們今天無法設想，如果馬一浮先生欣然北上，會不會有後來的《新青年》和“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等一係列的風雲際會。而馬一浮先生的回複，卻是體現了一位國學大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基本原則的深切體認。
    
中國傳統文化是立基於農耕文明的，其經濟基礎的要求是具有“地理決定”的特質的。當一個地區不適於農耕文明，則在這個地區強行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將無法獲得經濟條件的有力支撐，最後隻能是勞民傷財，費力不討好，還給人一種強加於人的印象。因此，真正信守中國傳統文化真精神的大師，絕少在其它文明背景的人麵前表現出好為人師，喋喋不休的布道的狂熱。以至於一位執著於理想，卻並未曾喋喋不休的苦行僧唐三藏，在被周星馳卡通化表現之後，成了廣大中國觀眾心中一個並非正麵的形象。中國傳統社會對於“外夷”的態度，基本就是坐等上門，然後如果該外夷表現出虔心向化的意誌和悟性之後，才會把中華典章製度傳授給他們。至於是否把這些典章製度帶回自己的原籍，中國人並不很看重。
所以，對自己的文明已經覆蓋的地區，中國主流文化的教化規訓的意識很強烈。而對於“化外之民”，中國人表現出的即便是優越感，也是很有些“設身處地，不強加於人”的真正的“精神貴族”的意味的。也就是說，一個相信自己的文明的價值的中國的文化人，他的文明的自信在於：確信不是什麽人都有資格和悟性接受自己的教化。對於“化外之民”，隻要各安其位，互不相擾，中國人是對其抱有足夠的友善與包容心的。
    
而西方文明的自信則在於：相信自己對終極價值的理解是最接近於“神意”的。或者說，是相信自己最終會理解和掌握最接近“神意”的真理。因此，當自己在一個普世的邏輯下，經過分析，覺得確實不如別人認識得深刻，就會衷心敬服，認真研習；一旦覺得自己比別人更加“先進”，就會產生一種“布道的狂熱”，希望有盡可能多的人，能夠也理解自己發現的“真理”，最後共同沐浴在神的意誌的光輝之下。
    
在中世紀，這種邏輯帶來的是思想和學術的不斷發展，還有就是教會體係對歐洲大陸的人民的思想的束縛。當現代工商業文明在歐洲首先實現了突破後，現實的攫取資源和開拓市場的需要，與這種文明特質結合，就會產生一種意識形態的狂熱。
    
也就是說，中國人相信的“普世價值”是推己及人，即以同理心去理解其他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欲者慎施於人。而西方人對於自己認定的“普世價值”的態度，也是“推己及人”，就是把自己認定的“好東西”一定要推廣到真正的“普天之下”。而在現實的資本主義擴展的過程中，有些隻對自己有利的製度安排甚至是產業結構設想，會被一些人包裝成普世的“好東西”，從而使他們的殖民活動，得到一種宗教精神的支撐。這種對於“好東西”的包裝，對推廣活動的主體和客體，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當歐洲完成了思想啟蒙和思想理論的重大突破之後，它需要解決的一個瓶頸，就是它的資源占有量無法滿足這樣一種工業化的經濟生活的需要。在當時，整個基督教世界，被伊斯蘭教世界壓得抬不起頭的情況下，它隻能將希望寄托於向馬可•波羅等人所記述的那樣一個富裕而繁盛的東方進行貿易活動。但不幸的是，通向東方世界的商路和傳統的海上通道又被伊斯蘭世界所把持，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西方文明唯一的機會就在於另辟蹊徑。

今天我們可以嘲笑當年的哥倫布和資助他的西班牙女王兩個人幾何沒有學好，剛剛好把需要航行的距離算錯了一半，然後就冒冒失失地開始了這樣一次航行。但是，中央電視台的電視片《大國崛起》之中，之所以讚美那位女王的智慧，我想可能更真實的曆史在於，其實哥倫布和那位女王他們並沒有算錯，他們很清楚真正的距離是多少。但是以他們當時能湊集的船隊、所能攜帶的物資而言，如果算對了距離的話，他們就會喪失信心。隻有在所謂“算錯了距離”的情況下，然後再集中比哥倫布還愚昧的，基本處於文盲狀態的水手，整個歐洲文明才有勇氣開始那樣一個偉大的航海時代。曆史慷慨地回報了歐洲文明這樣一種探求的勇氣。在哥倫布所計算的那個距離達到極限的時候，果然進入了一片嶄新的大陸，然後哥倫布強行地將其命名為印度，用今天的話講，就是這片大陸被印度了，這片大陸上的人民被印第安了。在這之後，就是對這個所謂的印度和印第安的大規模的開發和屠殺。對此，哥倫布是直言不諱的。

1493年3月哥倫布在發現美洲新大陸後的一封信中說:“我將回報給他們想要的任何數量的黃金,還有香料、棉花、瑪蒂脂,以及紅木,還有陛下們想要的奴隸。”信中提示的及後來更多發生的,不外乎是曆史常識:西方資本主義的“第一桶金”與血腥的奴隸製三角貿易密切相關——從非洲“低成本”掠奪土著居民,販賣到美洲殖民地做奴隸,使金銀開采及其後的種植園經營得以形成“規模經濟”,占有“規模收益”返回歐洲宗主國,殖民者就用這些財富來參與全球貿易,爭奪世界霸權。

由此，西方文明終於突破了自己資源的瓶頸，開辟了一個全新的天地。
    
回顧曆史，我們必須看到西方文明就是這樣在一個錯誤的數學計算之後，進行了一次沒有任何成算可言的冒險，然後把握住了這樣一次曆史機遇，又調動了人類卑劣的但也是最強烈的欲望，進行大規模的屠殺和征服，最後，使得西方文明，乃至整個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如同我們不能夠簡單地用善惡、對錯來評價中國文化一樣，對這樣一個曆史進程，以及這個曆史進程背後驅動它的那樣一種文明的邏輯，我們同樣不能用一種簡單的善惡、對錯來進行評判。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曆史，我們人類文明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這是其正麵價值的體現，主要體現在這個推廣的主體的歐洲大陸今天的繁榮與和諧。（現在再提這個，似乎有點在現實對比下的怪怪的感覺。但在十年之前，是不會有多少人懷疑這個提法的）而在這個推廣進程的客體而言，其影響卻是複雜的。

 

第二節 西方文明的複雜影響

西方文明是一種典型的二元對立的思維。在基督教哲學裏麵，集中的體現就是奧古斯丁的雙城論，也就是所謂的上帝之城或者是天上之城與人間之城。天上之城是指倫理或終極的價值​觀念的觀照。而人間之城是現實的秩序，奧古斯丁提出：神的歸於神，王的歸於王，也有人翻譯為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於凱撒。事實上講的是現實與理想、此岸與彼岸的一種二元​對立的關係。西方文化認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最終在人的自然生命結束之後的，靈魂的生命卻是無限的。人如果希望自己的靈魂最終能夠進入天堂而不是落入地獄，現實自然​的生命中的行為，就要遵循神的意誌，而這種神的意誌是什麽？事實上人是無法掌握的。 

經過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為西方資本主義的工商業的發展，一方麵解除了思想上的束縛，另一方麵也提供了一種與傳統的宗教神學對接的這樣的一種巨大的，同時帶有一種宗教的​激情與焦慮的，最強大的精神動力。但是這樣一種最強大的精神動力，事實上就是對天上之城與人間之城的，終極價值與現實欲望的生硬的對接。

這樣的一種生硬的對接，使得這種對外的擴張以及自身的發明創造的活動，都會有一個巨大的效率和激情。而對外擴張的過程，同時又會得到最忠實的擁護者和最激烈的反抗者。隻有​這樣認識，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麽斯特爾斯在征服瑪雅帝國的過程中，會把瑪雅送來作為獻祭的貴族女性，轉變成自己的最忠實的支持者和最優秀的“賢內助”。我們也能夠理解：​為什麽會有所謂的“一夜美國人”，以及別的一些更激進的這類言論。

同時往往又是最深入理解了這樣所謂的主流文明的，落後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的一些精英分子，他們又會成為反抗主流文明的最激烈的，也最具有奉獻精神的一群犧牲者。這都是由於這​樣的一種生硬的對接，所賦予的這種征服和擴張活動本身的一種特殊的說服力和魅惑力，以及對於這種生硬的對接本質進行深刻的認識之後，所激起的基於道義的巨大反抗的激情所導​致的。今天的基地組織的主要領導人，就是出身於些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受益最大的阿拉伯世界的精英群體。但是，他們卻成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最激烈的抵製者和反抗者​。

同樣作為誌在接軌的某些後進國家的某些知識分子，他們事實上可能是出身於未必能夠在全球化進程中受益階層和群體，但是仍然還會熱烈擁抱這種文明。對此我們不能簡單的用一種​現實的利益去理解。有些人其實沒有得到太多的現實的利益，但是仍然會被一種所謂的普世濫情常常感動得熱淚盈眶。這是因為：這樣的一種對接，賦予了某些特定國家對於整個世界​的控製和掠奪的過程，一種淺薄的道義的基礎。這樣的淺薄的道義基礎，對於那些思想不夠深刻的人，它具有一種天然的正當性。我們都知道，在一個小學生眼裏，他的讀初中的哥哥​，就是世界上最博學的人。對於一些從文化積澱和傳承不是很深厚的氛圍裏生長起來的，又有一些個人天分的年輕人或者所謂的知識分子群體，這樣一種和人的欲望、現實的世俗利益​相聯係的，對於所謂普世價值的最淺薄的論述，往往是他們所能夠理解的最深刻的思想和最遠大的抱負。因此，他們有淺薄的，又是強烈的道德的激情，來投身於宣傳某些普世價值的​運動。這樣的過程，從整個西方的對外殖民的進程一開始，就在被殖民的國家和地區不斷的產生這些“天然的盟友”。

有了強勢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歐洲的文攻武鬥的推廣，又有各地一批堅定的擁戴傳播的人士，自然這種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邏輯，就會成為大工業文明早期的真正的普世價值。這種普適​性既是由其先進性決定的，也是由其擴張性決定的。也就是說，中國傳統社會代表的農耕文明的普世價值，既體現在其先進性，也體現在其對“化外之民”的內斂和包容。正因為其不​強加於人，才真正是普世的。而西方工商業資本主義的文明，是新的普世價值。這種普適性，既是因為其先進性，也是因為其推廣的過程雖然狂熱甚至於血腥，卻能在各個地方得到一​大批最忠實的擁戴者。

由於這種製度的推廣和產業結構的布局必須通過航海活動來完成。因此，處在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的航路要衝的英美，就先後成為這種普世價值的最大的受益者，也自然承擔起了體現和​傳布這種普世價值的世界霸主的責任。但是，這種製度和文明體係，其最終的指向，是資本收益的最大化，而經濟的繁榮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資本運作的載體和副產品。因此，​它必定是不合理的。這種不合理，就集中表現在經濟危機和貧富分化，以及社會生活的單向度發展中。那麽，這種困境的出路在哪裏呢？

第三章    人的物化與解放

本章討論第二個問題，現代工商業文明的發展前景如何？

第一節 心與物

一位哲學教授稱：哲學就是“沒事找事”。而一位作家稱：哲學就是把人人都明白的事情說得自己都糊塗的活動。而在西方文明的原初，哲學的本意是“愛智慧”。在西方文明的原點​的“聖經”中，賦予了人類文明起始的認識方法：區分出概念，建立起邏輯，然後對其本源進行不斷地挖掘和追問。在對一個現實的存在的邏輯起點的不斷質疑和探尋的過程中，深化​對於世界和自身的認識。而更終極的價值在於，平複人在現實中產生的對於自身價值的焦慮感。

這是一種很“軸”的思維方式，卻吸引著西方一代又一代最睿智的頭腦投入其中，孜孜以求，最終建立起恢弘的西方文明體係。這個體係的最高峰，就是歐洲大陸哲學。這個最高峰的​至今無法超越的結晶，就是馬克思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思想體係。

麵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文明的困境，有著各種各樣的解釋。其中最繁盛的，還是在技術上解釋各種資本主義製度本身的不如人意，並論證其不可避免和可以周期性地自我修複的特質。這​些成果，也都有其自身的價值。但是，資本主義製度一次次陷入危機的現實，證明了資本主義製度的自我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實際隻能改變資本主義的內在的不可克服的困境引發巨大​的社會災難的周期和形式，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困境。隻有在哲學上能夠論證資本主義製度建立的必然性，其根本的不合理性，最終規劃出一個人性化的發展方向的思想體係，才​真正具有足夠的說服力和號召力。

在資本主義最先確立，又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的歐洲大陸，資本主義的萌芽、確立與逐漸僵化的過程中，都有其各自的哲學論證的結晶。

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文明確立起來之後，一方麵人在自然麵前似乎是無所不能，但人內心的焦慮，卻由於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和諧，迅速膨脹起來。因此​，在新的社會形態和現實矛盾的觀照下，對於現實的合理性做出有力的解說，為未來的發展指明一個可預期的前景，就成為西方哲學必須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

由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文明的現實是，所有人在人格上的平等，與人在物質財富麵前的非主體性地位的困境，所以，近代以來的哲學的核心問題，就聚焦在了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上麵。也​就是：人是否有能力主宰外部的世界，是否有能力主宰自身的欲望。對這一問題，逐漸形成了兩大截然對立的思想體係。一種就是所謂的唯物主義，一種就是所謂的唯心主義。唯物主​義強調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存在決定意識。唯心主義強調意識第一性，物質第二性，意識決定存在。

這兩種思想實際上反映的是兩種價值取向，前一種價值取向認為，人的主體性的實現，是無法擺脫物質的。因而，人的主體性最終應該落實在對物質的征服或者對於自身之外的自然和​社會的征服和占有上麵。而後一種所謂唯心主義主張的是，人應該成為自己外部世界以及自身的那種淺薄的欲望的主宰者，而不應該被它所主宰。前一種唯物主義，可以很成功地或者​說很有說服力地解釋西方文明的基本的現實的曆史進程。但是它缺乏一種道義上的感召力，也缺乏一種文明意義上的可持續性。而唯心主義可以賦予人類文明一種可持續性，但是卻無​法解釋曆史和現實，更沒有辦法找到現實的可行的實現這樣一種價值追求的基本的方式和道路。

在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進行論戰，使其各自達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之後，黑格爾的思想應運而生。黑格爾認為人類是具有主體性的，人類是可以進行自身意識指導下的創造曆史和改造​世界的活動的。但是，同時人類又無法擺脫在冥冥之中控製著所有人，控製著整個世界的最終極的邏輯。這種最終極的邏輯，被黑格爾稱為曆史理性，或者說曆史規律。任何人類在這​樣一種終極的曆史規律麵前，獲得其主體性的活動，事實上都是掙紮，任何掙紮中出現的各種曲折和波動，其實都是所謂的“理性的狡計”。

也就是說，人類在一種主體性價值觀的激勵下，不斷進行各種各樣的活動和探索，但是這些活動和探索，事實上無法擺脫那樣一個所謂的曆史規律，或者說一個終極的邏輯。在黑格爾​的思想體係裏麵，那個宗教中的上帝、神轉化成了他所說的，一個在人的主觀世界和實踐活動，以及社會現實和自然之外的終極的邏輯。這樣一種終極的邏輯，也就是所謂理性的神，​是真正的一切的主宰者。

但是，如同神的意誌不是直接體現出來，需要人進行各種揣摩，在這種揣摩指導下進行各種活動，最後神對各種各樣活動的人進行最終的末日審判一樣，這樣一種曆史的終極邏輯，也​不是直接體現出本來的麵目，而是任由人對這種規律進行揣摩，然後在各種揣摩的指導下進行各種各樣的活動，最終這個規律來決定這些活動的成敗或者說進步、倒退的價值，以此來​體現自己的真實的意誌。這就是所謂的“密涅瓦的夜鷹，總是在最後時刻展開自己的雙翼”。

黑格爾的辯證法，是所謂的客觀唯心主義，也就是唯心主義的一種最高的表現形態。他既承認了人的主體性，同時也強調在人的主體性之外，還有一種終極的規律。他基本上否定了主​觀唯心主義，也就是否定了人的頭腦中所固有的某種意識，或者人的內心中的某種衝動，對現實世界的決定性作用。但是他又強調一種外在於人的，外在於自然的，外在於世界的終極​規律的最終決定性作用。他既有效地解釋了此前的人類曆史的現實，同時也從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實踐活動，或者說人的第一性的價值。這就是黑格爾的思想的全部的價值和他的局限性​之所在。

第二節 人的徹底解放之途

馬克思的思想就是從黑格爾的思想生發出來的。馬克思認為，世界固然有一個基本的客觀的規律，但是人是可以掌握和運用這樣的規律，來進行自己的實踐活動的。換言之，那個黑格​爾所說的不能被人所理解和揣摩的所謂的終極的曆史規律或者說曆史理性是否存在，對於生活在現實中的人，或者生活在一代一代的具體的現實中的人，其實並不是最有價值的。最有​價值的問題在於，人應該以一種什麽樣的態度，應該以一種什麽樣的意識去麵對自然，去麵對自身，去麵對社會。這種思想的集中概括，就是馬克思完成於1845年的《關於費爾巴​哈的哲學提綱》裏麵的那句話：此前的人們，總是試圖用各種方式去解釋世界，而重要的在於改變世界。它的基本含義就是：對於人類的理性活動來講，對於人類的實踐活動來講，是​否存在黑格爾所說的那樣一個終極的理性的邏輯，或者說是否存在宗教中所說的那樣一個神，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或者說真正有價值的，是人應該以一種什麽態度，去麵對​自己所不可能完全掌握的那樣一個所謂的客觀的規律。

馬克思認為，人在這樣的現實麵前，能夠體現出自己主體性的一個基本的方式就是，第一，承認有一個客觀的規律；第二，在每一個時代，都從自己的時代條件和實踐水平出發，結合​前人的一些被事實證明的是正確的基本結論，來提出自己這一代的，對於客觀規律的認識和理解，並且在這樣一種對於客觀規律的認識和理解基礎上，進行一種實踐活動。隻有一代一​代地進行這種實踐的不斷的發展和積累，人才稱其為人，人才是所謂的“萬物之靈長”，而不是一種被一個自身之外的客觀的先在，或者主觀的觀念所主宰的自然的存在。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類文明，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活，而不是生存。

馬克思認為，在當時的，在他所處的那樣一個時代，束縛人的實踐活動的發展的一個最基本的現實因素，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製以及為這種生產資料私有製存在的正當性、合理性、永​恒性進行論述的意識形態體係，以及維護這樣一種私有製的相應的社會組織方式，包括政治、法律、宗教等等。這就是所謂的經濟基礎，也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製與上層建築，也就是​法律、軍隊、政府、宗教等等的社會製度設計與主流價值觀念之間的關係。

馬克思認為，自人類進入真正意義上的文明社會以來，人類所麵臨的最大的現實，就是人的主體性的實踐的需要與這樣一種社會現實關係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因為有了這樣一種矛盾與​衝突，所以才會有種種現實中的不合理。隻有終結了這樣一種生產資料的私有製，才可以確定，每一個人的價值，不體現在他占有了多少生產資料，不體現在他通過占有生產資料可以​對於其他人的生活，對於整個社會的精神、意識形態等等發揮那樣一種決定性的影響力的大小，而是取決於人能否實現自身的自由和全麵的發展，並且為其他人，為整個社會所有成員​的自由和全麵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以及這種貢獻的大小。

馬克思認為，這才是人所應該追求的價值。因此，在《共產黨宣言》裏，他強調，經過一場生產資料由私有製向公有製的最終意義上的革命，人類文明才真正地開始。在那樣一個社會​裏麵，所有人的行為，都是一種自覺的君子行為的表現。因為沒有了生產資料的私有製，也就沒有了通過控製生產資料來體現自己價值的必要性。因此，每一個人，如果要實現自己的​價值，如果要得到對於自己以及他人對於自己的肯定，唯一的方式，就是在自己實現自由全麵發展的同時，服務於社會。換言之，也就是在推進他人和整個社會的自由和全麵發展的過​程中，最大程度地實現自己的自由發展，這就是馬克思所講的“無產階級在鬥爭中失去的隻是鎖鏈，而他們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因為這個世界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這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實現自由和全麵發展，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為整個社會的所有成員自由和全麵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的過程中，體現出自己的價值，體現出人的尊嚴。

馬克思認為，在一個階級社會中，每一個曆史時期，都是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的集中體現。當這種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的時候，也就是舊有的​生產關係無法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時候，就會發生社會革命。最終，一種新的生產力的之下的新的主要的生產資料，就會被一個新的群體所掌握和支配，在這樣的一個掌握支配社​會的基本生產資料的過程中，也就確立了這樣一個群體或者說這樣一個階級對於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築的控製。這就是所謂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當進入私有​製的最高階段，也就是資本主義工業文明階段的時候，這種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實質不在於商品的交換——這種所謂商品的交換，中國傳統社會比西方要發達得多。這種資本主義文明​的實質在於，它是一種機器化的大生產，也就是說主要的動力和主要的工具，不再是人的體能和畜力，而是在某種原理和思想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現代的機器工業的生產體係。

當這種機器工業的生產體係，與人的體力勞動相比較的時候，它具有兩個人類單純體力勞動無法企及的優點。

第一就是它的能量。在能量方麵，傳統的人力、畜力，或簡單的自然的水力、風力，是無法與蒸汽動力和電力相抗衡的。這就決定了，在一個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人隻要控製​資本就可以控製一切，由資本來獲得機器，由機器的效能來取代單純的占有人力資源的優勢。也就是說，在這樣一個社會裏麵，掌握生產資料或者說控製生產資料壟斷地位的群體，與​單純擁有勞動力的群體之間，他們的博弈關係，從來沒有如此地不對等。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機器生產和機器文明的一個核心特質，在於它的標準化和均質化。這樣一種標準化和均質化，一方麵因為相關的部件以及設備的匹配，使得生產活動可以在最大的範圍內進行​一種資源的優化配置。比如說在傳統的社會中，比如在歐洲社會，生產和交換的場域，往往就是一個莊園的規模。每一個莊園都是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往往不同莊園中生產的同類商品​，產品規格、基本工藝要求可能都有差別，這樣的差別就決定了它不可能形成一個統一的經濟體，也就無法使得資源在不同莊園中間形成優化配置，而現代的機器工業文明它所依托的​這樣一個現代的科學技術體係，使得任何一種產品，任何一種工藝，都可以進行一種可以被全世界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公式和理論化的表述。隻要掌握了這個公式，隻要真正理解了​這種理論，就可以同時按照這樣的理論，按照相應的工藝，生產出相匹配的機器設備，或者說可以接納和掌握這種機器設備和工藝。這就使得人的主觀能動性所決定的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性，被壓到了最小，而這種均質性和標準化就可以推進到最大。也就是說，即便在全世界甚至在跨星際的範疇中，不僅僅是國際，而是在星際過程中，這個資源的最優​化的配置，在技術上是真正可行的。

上述兩個特質決定了，如果不能改變生產資料的私有製，則掌握生產資料的群體，將徹底主宰整個人類的生產、生活、消費、娛樂，乃至最核心的價值觀念的認同。同時，這個掌握了​生產資料的群體或者說階級，也將被異化為資本的邏輯的人格載體。最終，整個人類社會都將被資本異化：資本本來是人所創造和運用，卻反身成為整個人類的主宰者。這將是一個雖​然有周期性的波動，卻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商品交易極為活躍的社會。這是資本主義製度顯而易見的優越性。但是另一麵，不僅僅在資本主義製度建立和周期性波動，硬性調整的過​程中，會造成很多社會問題，甚至人道主義悲劇。更重要的是，在人性的解放——人的主體性全麵實現的意義上，這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悲劇性的自我禁錮。

也許，如果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實現生產資料的公有製，資本主義製度也可以在自己的周期中不斷發展和調整，而慢慢變得不那麽血腥，甚至還可以有一些“人性化”的製度進步。​但是，在最終極的意義上，卻是毛澤東的那句怒吼，才揭示了這個製度最核心的困境：不造反行麽？！不革命行麽？！

在現實的世界中，馬克思認為，實現這個人類徹底解放意義上的革命的唯一的方案，就是由處於不利的談判地位而被剝削的同時，又掌握了實際生產過程的工人階級，與這種新的掌握​生產資料的剝削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進行一場命運的總決戰。同時，因為這樣一種資源配置和生產活動分布的均質化和標準化，決定了資本主義文明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這樣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命運的搏鬥或者說階級的搏殺，它天然地具有一種全球性和國際性的特質。

同時，馬克思認為，因為工業化的文明，才真正地解決了人的現實的物質生活資料的匱乏問題。因此，隻有在工業文明得到推廣之後，人類才在曆史上第一次不必為了基本的生存資料​而接受一種奴役般的社會分工。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規劃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具體路線圖是：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使資本主義製度確立並向全球推廣，最終在全世界形成兩個根本對​立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最後進行兩個階級的總決戰，最終完成社會主義革命。

第三節 兩點辨析

以上內容，應該不難理解。隻要受過高中以上程度的教育，應該都有印象。但是，這裏有兩個問題需要再說明一下。

第一，馬克思稱，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是“財富充分湧流”的社會。隻有在生產力在資本主義製度的框架內，達到相當發達的程度，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否則，即便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也是早產的，不穩定的社會。這個在邏輯上似乎講得通。但是，在現實中，資本主義製度至今仍然在發展生產力，創造社會財富方麵具有相當的潛力，是否就可以由此推出​結論：當年的蘇聯東歐，今天的中國，其社會主義製度是一個早產兒，唯一的前途就是“退夠”，退到資本主義製度去？在1980年代，陸續有一些人，還提出了新的認識：所謂的​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其實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完成國家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在這個過程完成後，就要退到比較高級的資本主義製度，即私人資本​為主導的資本主義製度。對這種說法，該怎麽分析呢？

從直觀的邏輯來分析，這種說法確實在邏輯上和事實上，都有充分的依據。但是，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兩個事實。第一個事實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力高度發達，財富充分湧流”，​是什麽意思呢？

本人分析，應該是馬克思在完成《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就已經確定，在全世界的範疇內，生產力的問題已經或者即將基本解決。也就是說，在他的論述中，生產力的問題，隨著資本​主義製度在全世界確立，已經基本解決。否則，我們無法理解，為何在這之後，馬克思會熱切地關注每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嚐試。那麽，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財富​充分湧流”的含義究竟是什麽呢？

一般人的理解，應該是阿Q的那句名言:我要什麽就有什麽，我歡喜誰就是誰。或者有些人暢想的，具體化的諸如“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或者“土豆燒牛肉”之類的。其實，本人​更願意理解為大邱莊的農民當年對“好日子”的向往：進到城裏下館子，大碗的炸醬麵，吃了一碗再要一碗，管飽管夠！

這是什麽意思呢？是說：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財富充分湧流的指向，並不是可以滿足人們一切的物質欲望，因為這是任何社會都做不到的。而是可以確保所有人都能夠在溫飽有餘的​前提下，過上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有尊嚴的，沒有物質上的明顯差距的生活。比如，在1850年代，讓所有人都過上“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今天​，卻是一個經過努力可以實現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的兩個前提，一是生產力的充分的不斷地發展，二是合理的製度安排。就如今天，沒有人否認美國的生產力的水平遠遠高於中國，​但以“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水準來衡量，似乎美國的白領並不比今天的中國的同齡白領更為優越。而且，在一些直接和民生相關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維護方麵，美國現在似乎與中​國已經有了差距。

對此，可以做出各種解釋。但從根本而言，就中國而言，應該是有體製的問題。但不論是改革這個體製，還是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對中國而言，還是要以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來解決；而對於美國而言，恐怕更多指向的結論，還是那句著名的論斷：體製問題！絕對的體製問題！在今天的美國，確實有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但是，不能快速地發展生產​力，充分將其潛力轉化為現實的成果，應該還是要歸因於美國的製度體係的問題。

可見，今天的西方的製度體係，特別是公認的生產力最為發達的美國的製度設計，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主要的製約性因素。因此，西方現在才是最需​要發生製度革命的。這就是一些人有意無意忽略的另一個重要的事實。

需要注意的是，宋明理學的倫理指向，就是“存天理，滅人欲”。很多人把這混同於歐洲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其實，真正的意思是，要滿足人的基本的有尊嚴的生活需要，但要杜絕無​止境的欲望。一個人隻有做到了這一點，才能成為一個儒家的君子。一個社會隻有這樣的君子成為主體，才能成為一個和諧的社會。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理學思想是和馬克思主義有著​內在一致性的。一些人熱衷於把中國的理學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都曲解為“禁欲主義”，其實是為資本主義在消費文化的支撐下無節製地發展“破除思想障礙”。但在現實中，無論是當​年還是現在，如果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沒有這樣的“障礙”，就隻能把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到“硬著陸”的境地。中國傳統社會的硬著陸方式，就是王朝腐朽崩解，人民遭遇河幹魚爛​的慘禍之後，回到一個相對質樸清明的狀態；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硬著陸方式，就是經濟危機、戰爭和革命。今天的西方資本主義，仍然沒有能夠擺脫這樣的邏輯。這是社會主義理​想真正的生命力所在。

那麽，為什麽在當年的蘇聯，後來的中國，都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而在今天資本主義高度發達，資本主義製度的矛盾和製約性充分暴露的，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卻沒有能夠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呢？為什麽蘇聯會在社會主義製度已經確立近70年之後，又發生了和平演變，以至於很多反社會主義的人士，可以“理直氣壯”地質問：為什麽現在堅持所謂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家和地區越來越少，而“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製度”卻是“垂而不死”反倒欣欣向榮呢？

這就涉及到我們需要重點說明的第二個問題：社會主義革命是否會自然而然地發生？社會主義製度確立以後，是否就可以高枕無憂？

熟悉黑格爾的哲學思想的人都清楚，黑格爾有一個重要的認識：曆史的發展，都不是自然而然地嬗遞的。不是有一個先在的客觀規律，支配著所有的事物自然而然地向某一個方向發展​。而是在每一個曆史發展的環節，都有各種可能，不同的人進行不同的實踐，最後的曆史的平行四邊形的合力，未必總是指向一個“不斷勝利，不斷進步”的方向，而是有著各種各樣​的可能的。

在黑格爾那裏，這個最終的實踐的結果，不是人類可以把握的，隻能經過一代代的努力後，不斷接受那個“曆史理性”的檢驗，才能迎來自己的結局。而在從馬克思到列寧的思想體係​中，則是確立了人的主體性地位，以一種更積極的態度，確定了一個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最具有革命性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此，隻要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上，就是站在了推動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即人性意義上的徹底解放的立場上。代表或者說認識到了人類解放的規律的先進分子，就要從這個立場出發，分析現實，製定策略，力爭使得曆史的平行四邊形的​合力，能夠沿著人類徹底解放的方向不斷前進。

需要注意的是，這隻是一個理論的設想，也是一種價值取向的論述。在實踐中，究竟能否實現這個設想，順應這個方向，卻是不確定的。力量對比的懸殊，客觀條件欠奉，以及在認識​上和策略上的一些錯誤，都有可能使鬥爭的結局向著始料不及的，甚至與人的主觀願望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

最極端的例子，就是1980年代的蘇聯共產黨的中央領導集體，主觀願望應該也是改革社會主義製度，使之更具有活力，但最終的結果，大家都看到了。有人認為，那應該是以某位​領導人為首的一個“官僚資產階級集團”竊取領導權之後，為了使自己控製的國有資本真正化公為私，從而讓自己對於財產支配的權力可以一直傳遞下去，才進行了一場有意識的“自​我革命”。這種認識，解釋不清楚一個現實：在蘇聯解體後，蘇共中央主席團或者政治局的成員，或者他們的後代，並沒有成為新的寡頭集團，蘇共中央總書記，更沒有成為俄羅斯第​一大寡頭。因此，我們應該可以確認，根本原因，還應該是當時的最高決策層，在一個善良的願望下，選擇了一個錯誤的實踐的方向，然後一錯再錯，最終導致了那個結果。

對照此前七十年蘇聯曆史的輝煌，不能不使我們感慨係之。回顧曆史，我們可以肯定：沒有以列寧為核心的蘇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和蘇聯的建立；沒有以斯大林為核​心的第二代蘇共領導集體，就不會有後來蘇聯的輝煌，特別是不會有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兩大陣營的出現；沒有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末代領導集體，選擇了一條錯誤的指​導思想，開始了改革，就不會有蘇聯的那樣的結局。

同樣，回顧中國的曆史，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沒有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就不會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和鞏固；沒有​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也不會有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如果今天或者以後的中共領導集體選擇了一條錯誤的思想路線，走上錯誤的改革和發展的方向，中國的結局，​會比蘇聯的結局更加淒惶。

但是，我們還應該明白：今天的俄羅斯，曆史並沒有終結。如果能夠出現一位列寧式的人物，俄羅斯民族必將迎來新的輝煌，社會主義運動將迎來新的高潮；而中國即便出現河幹魚爛​的慘禍，隻要有一個新的毛澤東式的人物出現，仍然可以把曆史扳回新的航向。

所以，在從黑格爾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及中共的幾代領導集體的思想譜係中，最突出的一個意識，不是什麽“客觀規律”、“曆史必然”，而是實踐中的曆史的自覺​。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真正的價值取向。

進而言之，社會主義製度取代剝削製度，不可能如此前的剝削製度間的嬗替那樣，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發展的過程。而是必須在人的主體性覺醒之後的，一個超越事物自然的發展路徑的​過程。也就是說，此前的剝削製度的嬗替的過程，是一個“順產”的過程。盡管也會有陣痛和犧牲，但卻是不可阻擋也不可逆轉的過程。而社會主義製度取代資本主義製度，或者跨越​資本主義製度而確立的過程，卻是一個“計劃性”的，同時又是“草鞋沒樣，越打越像”的，甚至可以稱之為“逆天”的過程。這個過程之所以能夠發生，且最終有了越來越大的成算​，不僅僅是因為有一些傑出人物的遠見卓識和艱苦卓絕的奮鬥、可歌可泣的犧牲，更是因為革命發生時，一些社會矛盾已經極其尖銳，非經過激烈的革命，完成製度的“超克”，則不​可能擺脫整個民族沉淪的命運。這才是蘇聯和中國的曆史的最深刻的真實。

 

第四節 兩種製度的對接與對峙

搞清楚了上述兩個問題，我們就會明白：資本主義工商業文明，必將造就對自己的製度進行根本的革命的條件。但是，這些條件能否引發革命，革命能否成功，成功後能否鞏固，卻都​是不確定的。

曆史的事實是，革命在蘇聯、東歐和中國都取得了成功，也建立並鞏固了自己的製度。但是，卻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僵化。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必須承認，蘇聯和中國的改革前的社會主​義製度形態，展示的是一個人類發展的全新的前景，也在自己的國家真正落實了現代大工業文明的基本原則：在一個盡可能廣的空間，按照統一的工藝標準，最優化地配置資源，從而​最大程度地激活生產力，創造出物質財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的基本取向，是資本收益的最大化；而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的基本取向，是實現勞動者創造曆史​的主體性地位，最終實現全人類的自由全麵的發展。

在現實中，這兩種製度體係，在實現了創造財富的最大化的同時，也都暴露了自己的問題。社會主義製度在創造財富的積極性的激發的方麵，確實有些差距。但是，卻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浪費；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創造財富方麵確實有明顯的高效率，但卻不斷造成資源的惡性錯配，隻能靠著把盤子越做越大來消化這些惡性錯配導致的泡沫，或者直接發生“硬著​陸”性質的經濟危機，來對這種惡性錯配進行硬性的調整。

可以說，兩種製度代表了現代工商業文明的兩個側麵。如果能夠成功對接，則具有了大工業文明在全球推廣之後的普世性價值的特性。

隨著兩種製度長期對峙的發展，兩種製度事實上也發生了互相的借鑒和滲透，形成了相互對立、相互依存，又相互滲透的矛盾狀態。這種狀態，如果沒有蘇聯錯誤的改革導致解體，使​均衡狀態徹底傾斜，本來是可以逐步在對峙中實現交流融合，形成一種全新的製度形態的。這也是一個可能的曆史的平行四邊形合力的方向。但是，曆史事實上走上了另一個方向。

當蘇聯解體後，很多人樂觀地確信：曆史已經終結，資本主義製度是世界上唯一可行的製度形態。這個製度形態本身，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區域，其表現也是參差多態，但基本的製度取​向，已經沒有什麽懸念了。這是一種庸俗的唯物主義史觀觀察現實，必然得出的結論。但近二十年曆史的發展，卻證明了這個確信的淺薄。當然，有些人還可以堅信，今天資本主義製​度暴露出的問題，可以靠著繼續做大盤子，或者硬性調整的方式，順利地度過去。現在對資本主義製度本身的質疑，是一些“沒有曆史感”的人的幸災樂禍或者哀鳴。曆史將再一次證​明他們的“洞見”。真正能夠使這個“洞見”落空的，不是什麽危機的進一步的發展。如果沒有中國的自主發展轉型，這個危機的進一步發展，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真正實現硬著陸​或者進一步拓展的一個最強勁的動力。但是，因為有了中國的自主發展轉型，這個拓展或者硬性調整的前景，其實是無法實現某些人的“洞見”的。這是為什麽呢？這就需要我們簡單​回顧一下中國近代以來的思想和製度探索的曆程了。

第四章    衝擊與反應

本章討論第三個問題，中國遭到衝擊後，所進行的“中體西用”的改良的成就和失敗的原因是什麽？

第一節 中國近代的改良性探索

中國在近代遭到大工業文明的衝擊之後，雖然有人在抱殘守缺地進行抗拒，但也有很多有識之士意識到，必須適應一個基本的事實：中國曆史上，第一次遭到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社​會組織動員方式都優於自己的一種文明的衝擊。這個新的文明，確實有自己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但是，比之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組織方式，在現實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卻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如果不能適應這種文明的衝擊，在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組織動員的效能上實現趕超，則自己文明的任何價值，在這種實實在在的效能麵前，都是蒼白無力的。因此，在遭到明​顯衝擊不到三十年之後，就開始了這種借鑒和趕超的過程。這就是洋務運動。

領導洋務運動的士大夫官僚，由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既是這個思想體係教育和篩選後的佼佼者，也是受益者，因而，就必然是這一套體係的最堅定的維護者。所以，他們提出“中​體西用”的基本思路，並非麵對保守派阻力時的策略，而是一種深刻的文明自覺所使然。他們很容易就可以看穿西方的文明優劣之所在，認定不能簡單地照搬西方的整個文明體係。他​們確定的方針是：在主體性的層麵，保持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和基本製度設計的基本原則和形態；在具體的生產和社會組織動員方式的層麵，引進借鑒西方的一些成果。最終，就可以實​現對西方的趕超，同時又避免西方的製度和文明的負麵影響。

應該承認，這是一種很可貴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精神。但是，在現實中，卻招來了徹底的失敗和屈辱。這是怎麽回事呢？

我們可以把“中體西用”式的改良進程，理解為一台移植手術。中國原有的傳統的核心價值觀和基本製度設計，就好比一個有序運行的機體；而西方的具體科技成果，生產和社會的組​織動員的方式，就好比一個重要的器官或者係統，被克隆了一份之後，將其移植到這個機體之中，目的是迎來這個機體的強健新生。這是一種很好的思路。但是，在現實中，我們都知​道，移植手術中，手術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固然是難題，但最困難的，也是真正決定了一場移植手術成敗的，其實還是移植中出現的免疫反應。

受體和移植的器官之間，有著一定的差異。這樣，把一個器官移植進機體的過程，這個機體的自我保護性質的免疫係統，就會對其產生排斥反應。這種排斥反應，是一種機體必要的自​我保護能力。炎症就是在一種體外物質進入體內之後，機體的免疫功能作用的結果。所謂“消炎”的過程，根本上來講，就是殺死那個進入機體的異物的過程。但是，在移植之後，發​生了這種自我保護的排斥活動，卻不能簡單地殺死這個移植進來的器官，而是要有效解決排斥反應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情況，使整個機體不至於死於這個排斥反應，最終建立起一個新的​免疫機能，使這個移植的器官可以真正在這個機體中發揮正麵的功能。這才是一次移植手術成敗的真正的決定性環節。

一般而言，受體和器官之間的差異性越小，也就是配型越接近，排斥反應就越弱，也就更容易成功完成移植；再有，醫生在手術準備、實施和術後的有效正確的處置，也是決定性的。​反之，往往就很容易把一個接受手術的人“折騰死”。

不幸的是，對於中國的“中體西用”的“製度移植”而言，這兩個條件都是極其惡劣的。

第二節 改良失敗的內因與外因

就“配型”而言，中國傳統文化是尚合不尚分的，沒有建立起一套很容易被大多數勞動者接受的邏輯體係，所以現代大工業文明所需要的普遍的合格的勞動者，就無法在傳統的文化和​社會產生出來。雖然少數人在同文館、船政學堂、礦業學堂這種新技術的教育機構，甚至是直接去歐美留學，學習到了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有了一個全新的頭腦。但離開學堂或者學​成回國後，卻在中國成了上下不著的“懸浮物”。一方麵，他們的知識沒有一個現代的普及性的教育體係支撐向全社會的勞動者傳播，使他們沒有施展的根基；另一方麵，他們在價值​觀念上，就與掌握實際資源的士大夫官僚群體有著根本性的差異，使他們沒有一個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圖做事的施展的空間。為了獲得這個空間，就必須取得士大夫群體的認可和支持。​如此，就形成了一種對士大夫群體的依附關係。由於中國的各種現實資源有限，且已經分配完畢。所以，沒有什麽可以直接被洋務派的實際操作者運作的空間，必須在現成的社會形態​和處事原則的既定限製下，得到一些空間，創造出一些增量財富，然後指望這些增量財富逐步做大，最後完成與傳統勢力掌握的資源的強弱易勢，使改良活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在這​個過程中，再逐步建立起現代教育、出版等體係，開啟民智，最後得到足夠的空間和現實的社會根基。如此，改良才可謂大功告成。

從上麵的分析可知，這個“中體西用”的改良過程，欲真正實現“富國強兵”，主觀上，需要主導者的清晰的籌劃和持久堅忍的意誌，以及必要的政治技巧；客觀上，也需要一個比較​寬鬆的外部環境。好比一場移植活動，在配型不很理想，又必須“盡人力而聽天命”的背景下，醫療體係的技術和設備、藥物等的支撐，就是決定性的因素。

回顧曆史，我們必須承認，領導洋務運動的統治階級，從太後、親王開始，到士大夫官僚和實際操作的經營、管理、技術骨幹，在當時的中國，確實是一時之選，甚至可以說是“黃金​組合”。但是，就是這樣的“黃金組合”，他們也並不是“憑空創造曆史”，而隻能在曆史給定的空間中活動。他們要受到內外的先在的條件的製約。或者說，他們必須要讓內外兩種​先在條件接受，才能得到機會，展開他們的改良活動。就內部而言，他們必須掌握權力，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負。而在沒有進行根本的社會革命的前提下，就必須向原來那個社會的基本​邏輯妥協，甚至必須把自己打造成那個基本邏輯的最得力的代表者，才能掌握住做事的權力。

由於是經過科舉考試的篩選，又是在實際的理政掌兵的曆練中脫穎而出的，一方麵，他們確實具備了一定的能力和威望；另一方麵，他們在自己成長和建功立業的過程中，確實建立並​依托於一個以自己為樞紐（對太後而言）和核心（對洋務派大臣而言）的體係。這個體係支持他們，他們才能做成事情；這個體係如果不支持他們，他們隻能歸政於皇帝或者被保守派​的官僚在權力鬥爭中扳倒。若果如此，則一切事功都無從談起。因此，維護小集團的利益，滿足自己依托的體係的方方麵麵的要求，就是他們掌握權力，完成改良的一個前提。如此，​則這個體係的裙帶化和貪腐，就是不可遏製的。特別是機器工業和新式武器裝備的引入，既為經濟和軍事帶來一些新的氣象，也極大地激發了這個洋務派官僚體係對於利益的貪婪。在​隻要一個個小團體抱團，則任何反貪腐的機製都奈何他們不得的背景下，這種貪腐事實上已經是不可救藥了。同時，這種貪腐也在不斷強化著整個體製內洋務派官僚對中央政權的離心​傾向。這可以理解為這場製度的移植運動中的最顯著的免疫反應。

究其本質，洋務運動的本意，是希望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資本主義工商業文明這兩個體係的正麵價值，實現融合對接，完成跨越式的發展與趕超。但是，在現實中，兩者的關係首先表現​為劇烈的衝突。而兩者的負麵的因素，卻可以在欲望的驅動下迅速對接。因此，這場改良運動，既是充滿希望的，也是充滿著風險的。如同一場必須進行的移植手術，既帶來了新生的​希望，也帶來了“折騰死”的巨大風險。

那麽，是否這場移植免疫反應，就會直接讓這場運動徹底失敗呢？未必如此。

如果中國當時有一個比較寬鬆，甚至比較優越的外部環境，也許中國真的就可以靠著自己豐富的底蘊，以及這種底蘊淘煉出來的，洋務派官僚體係的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強烈的責任感，​最終衝過這個危險期，迎來一片全新的天地。不幸的是，當時的國際環境，卻是極其惡劣的。這個惡劣的環境的最集中的體現，就是兩個也在進行相似的移植對接的鄰國，沙俄和日本​，都需要在中國進行掠奪，來補強自己同樣因移植免疫而虛弱的軀體，讓它們挺過自己的危險期；與中國相距萬裏，卻有著同樣的需要的法國和德國，也越來越熱衷於對中國的訛詐和​侵奪，隻是這兩個國家隻有對中國的利益要求，而沒有領土野心而已。

在這種情況下，清廷仍然表現出了很強的適應性。在對現實的全新的國際關係基本規則不很熟悉的前提下，清廷把握住了國際關係的本質——利益的爭奪、交易和掣肘，提出了“以夷​製夷”的方略，雖然損失了一些權益和領土，但發展的勢頭還是很可觀的。這種可觀的發展勢頭的一個集中體現，就是靠著全麵引進，也建立了以陸上炮台為依托的，以重型鐵甲巡洋​艦為核心的，遠東第一大海軍實力。但就是這個遠東第一大海軍實力，非但沒有能夠捍衛自己的權益，反倒給自己招來奇災大禍，導致洋務運動徹底失敗。

英國作為現實的全球霸主，美國作為候補的全球霸主，兩國的戰略家和決策圈，將對海權的控製，視作其國家戰略利益的核心。因此，他們不能容忍任何一支海軍力量在任何一個局部​，具備超出自己部署在當地的海軍力量的實力。對中國而言，建立並切實掌握一支遠東第一大海軍，其意圖在於保障自己的主權和利益；而在英美看來，這就是在挑戰自己的國家戰略​利益的核心關切。因此，必須擊沉這一海軍力量。但是，由於英美是現代資本主義工商業邏輯的集中代表，在他們的觀念中，自己出手直接擊沉中國海軍，不利於自己在中國和遠東的​整體利益的實現。而如果能支持日本擊沉中國海軍，並且通過割占中國海軍前出基地台灣，來對中國海軍力量“去勢”，則可以在中日之間製造出解不開的仇怨，自己再以仲裁者的麵​目出現，這才是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唯一正確的手段。

當時的日本，不僅被登陸情結困擾，更是經曆著資本主義工商業全麵發展帶來的劇烈的社會分化，內部矛盾根本無法靠自身消化，隻有對外侵略，才能轉嫁自己的社會矛盾，爭取使自​己順利挺過這個危險期。因此，對侵略中國具有巨大的積極性。最終，中日之間隻能以一場戰爭決定各自的命運，或者說是曆史進程。勝利的一方，可以順利實現工業化，或者能夠繼​續推進工業化；而失敗的一方，則意味著其近代工業化努力的徹底失敗。如果不能找到新的發展道路，則將永遠被鎖定在半殖民化的地位，無力自拔。

戰爭的結果是，中國輸掉了這場決定曆史進程的戰爭。而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作為戰爭主力的北洋係洋務派官僚群體的徹底腐化。這場戰爭失敗的直接後果，就是清廷失去了可以​依托的，在洋務派官僚階級中有著最強實力的北洋係李鴻章集團。在這之前，靠著李鴻章在群臣中的絕對的實力優勢，隻要籠絡住李鴻章一人，清廷就可以維護住自己的權威。而這場​戰爭的結局，使得清廷和李鴻章集團都失去了駕馭整個官僚階級的威望和實力。

 

第三節 中國傳統社會的末路

無論保守派發起的“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還是意圖做最後一搏的光緒帝發起的“激進”的變法運動，都沒有得到東南半壁的實權派官僚的響應。特別是清廷對八國開戰後，東南​實力派官僚幹脆將宣戰詔命稱為“亂命”，先是敷衍，後來幹脆拒絕奉詔，卻徑直搞起了“東南互保”。這個舉措傳遞出的信號是：清廷如果要維持周天子那樣的“政統”，地方實力​派官僚自然還會服從；但要他們犧牲地方鄉紳和工商業資本的利益，去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則他們寧可選擇戰敗後分攤賠款，也絕不為戰爭而拔一毛。

此後的清廷，實際分裂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北方的中央政權，在安全上完全被列強挾持，隻能接受任何對中國的侵奪淩辱的背書者的地位；另一部分是東南沿海的實權派官僚，代表​著鄉紳和鄉紳出身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益，熱衷於對外屈辱妥協，靠著依附性的地位，憑著所謂的“比較優勢”，發展出買辦性的，接受列強的跨國資本和官僚階級雙重操控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這樣一個帝國，不論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什麽樣的成就，在西方列強麵前，都是被挾持和宰割的代理人角色。這實際已經是一個半殖民地政權了。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是傳統的中國統治階級，麵對現代大工業文明衝擊，為爭取中國傳統文化的新生而開始的，在不改變中國製度和文​明主體的前提下，主動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的一場“移植手術”性質的文化自新的運動。洋務派統治者，體現出了一個古老文明的可貴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希圖用比較平和的​手段實現文化自新自強。但是，最後的結果，卻是悲劇性的。中國由此進入了又一次大解體、大動蕩的邊緣。

 

第五章    中西對接的成與敗

本章討論第四個問題，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製度設想的價值何在？為何失敗？

第一節 中西對接的文明抱負

今天，由於種種原因，很多人對辛亥革命的意義，也發生了強烈的質疑。我們應該承認，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確實進入了近四十年的虛弱動蕩的狀態。對此，連孫中山先生都有論述。​但是，辛亥革命畢竟是我們的先輩，在文化和製度上做出的一次重要的，也是開創性的探索。

這場革命，在文化和製度上的核心追求就是，明確了一個基本思想：單純地死守原來的中國傳統社會的製度形態、組織方式和意識形態，是沒有出路的。隻有進行積極的製度探索，通​過政治革命完成社會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才能闖出一條新生的道路。尤其可貴的是，這場革命的取向，不是簡單照搬當時比較先進的西方的製度和文化，而是力圖將中國自身的曆史​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與西方的製度和文化實現對接，力爭創造出一種更先進的製度和文明。這是那一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對自己民族自信心的最集中體現，也是我們中國文化中的真​正的天下情懷的集中體現。

那麽，所謂“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究竟是什麽呢？它與西方文化和製度的對接，又有什麽意義呢？

本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其實就是強調一種責任倫理。這是與西方文化有著根本不同的。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是“二元對立觀照下的超越追求”，而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是“多元共生基礎上的和諧取向”。

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就集中體現在範仲淹和王陽明的思想中。範仲淹的《嶽陽樓記》中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什麽意思呢？就說是：一個真正的儒者，對自己一時見不到的人，你要為他操心；對眼前的人，你要對他負責。​所以，才會“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用北京老百姓的話講：您累不累啊？！

確實，在中國，做一個真正的精英，其實是很疲憊，也很無奈的。但也正因為他坦然承受了這份重負，他的心靈，其實是充實而光明的。因此，王陽明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弟子問他有​什麽要交代的？他坦然回答：此心光明，夫複何言！

而西方文化，不論什麽人，他的內心其實都是充滿著“末日審判”的焦慮的。他並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否真的符合神的意誌或者超驗的某種邏輯。所以，要麽徹底放棄倫理的​追求，追逐現實的財富和享樂；要麽就是以自己的一孔之見，試圖強加於人，實際是在“末日審判”的焦慮下，為自己拉一些“壯膽”的。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種焦慮下的“自我實​現”的需求，就會表現為追求控製更多的資本，從而可以更大程度地支配更多的人的生活和價值觀念。這就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的本質。因為文化內在的不和諧，自​然會帶來人與人之間的，人與自然之間的，人與社會之間的不和諧。這種不和諧，隻能以財富的擴張和掠奪來掩蓋，再以一次次經濟危機的“硬著陸”的方式來調整。

作為既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和規訓，又直接感受到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先進性和局限性的孫中山和他的追隨者們，很自然地就確立和接受了一種抱負：中國將以一種全新的製度​和文明的形態，為已經衰落的中國和已經走入絕境的西方，同時探索出一條新的生路。中國文化也將由此走出穀底，煥發出新的生機，中國也將重新回到世界之巔。

這種全新的製度形態和價值觀念，就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和“五權憲法”的製度設計。它包含了三個似乎互相矛盾的價值取向：有利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效率本位的​製度設計；對資本的有效節製，使發展的成果為全社會共享的倫理追求；以及一個選賢與能，超越任何階級利益取向的政治體製。

也就是說，這場革命的價值追求是：建立起這樣一種社會機製：社會的精英在全麵引入了西方的技術和某些製度設計之後，仍然能夠實踐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創造財富和掌握生產資​料的目的，不是駕馭和支配更多的人，以實現自己“新教倫理”意義上的“價值”，而是為了使自己有更大的能力，更多的財富，為天下蒼生承擔起一個傳統的儒家君子的責任，最終​實現社會的大同。對這樣一個社會政治理想，中山先生總結為“天下為公”。

在此，我們應該恭錄領會一下孔子的論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第二節 辛亥革命的成與敗

乍一看，這有一些“一步登天”的“夢想家”的氣質。但是，這正體現出先行者們的曆史自覺。在當時的中國，其實是出現了這樣一場革命成功的曆史機遇期的。這主要是由三方麵因​素決定的。

第一，中國傳統的製度和文化已經衰落，原有的已經徹底保守腐朽的官僚體製已經極為虛弱。最重要的是，當時的清廷已經對日益做大的地方督撫失去了統馭的能量。因此，對於革命​的直接的鎮壓能力，其實是很孱弱的。

第二，帝國主義勢力雖然全麵挾持了中國的政權，但對中國社會的深層滲透和控製，卻缺乏必要的社會基礎。而清廷和各地的官僚鄉紳群體，對帝國主義還保持著相當的獨立性。因此​，帝國主義很難通過清廷來壓製革命。反倒極有可能出於對國家利益的複雜考慮，坐視甚至支持革命的發展。

第三，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當時也是極其孱弱的。中國還沒有出現一個能夠以自己的利益偏好，來塑造中國社會的資產階級。反倒是，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場革命，來為自己的發展創​造一個基本的國內外的環境條件。因此，在革命中，可以得到資產階級的支持；在革命成功後，也不難建立起一個製度框架，使資產階級的發展，最大限度地為均富、和諧的價值提供​物質基礎，而不是異化為西方資本那樣強勢的力量。

因此，這種看似“夢想家”的“空想”，其實體現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先行者，對於曆史機遇的敏銳把握的能力。如果真的能夠成功，將是一個全新的世界的模板。即便不成功，起碼​也可以把沉悶的中國攪動起來，把一些新思想最大程度地向後來者的青年才俊們，乃至於向全體國民盡可能傳布開去。這就會為中國注入一股全新的力量。也許這個力量暫時不會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也許這個力量會犯各種各樣的錯誤，甚至造成一些問題。但是，隻要能夠通過革命，把新思想的種子播撒向盡可能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心田，這個種子就會生長成為中​國社會的決定性的力量。隻要做到了這一點，那一代先行者就無愧於自己的理想，無愧於中華民族的，乃至於整個人類的曆史。

在這樣的理想的驅動下，革命誌士們在力量對比極其懸殊，成算渺茫的情況下，仍然一次次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和身家性命，衝撞著那個曆史的閘門。事實證明，辛亥革命確實“開啟了​中國曆史進步的閘門”。辛亥革命的全部價值和局限性，其實都可以在魯迅的小說《藥》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現：紅眼阿義對街上的人眉飛色舞地說：那個夏瑜，居然說“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不是皇帝一家的”。“這還是人話麽？！”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可以私相授受的。這種觀念，在當時確實深入了大多數青年知識階層的內心。但是，對普通民眾，卻沒有找到與他們切身的利益關切的契合點，也​就沒有一個有效的教育和動員民眾的方式。因此，辛亥革命利用了前述三種力量的虛弱和渙散的狀態，取得了製度和文化上的部分成功。但是，卻沒有能夠真正改變中國社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沒有能夠喚醒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曆史主體性自覺。因此，這場革命被叛賣，就是必然的。

應該承認，以秋瑾、徐錫麟、林覺民為代表的烈士，憑著自己的家世背景，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過上很優渥的生活；而另一些革命誌士，也是可以憑著自己的才幹，過上人上人的生活​。但是，他們卻都以天下蒼生為念，投身於革命，最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對於這些先行者，我們是不能苛求於他們的。但曆史是殘酷的。隻要沒有找到真正正確的，進步的思想方法​，真正動員起中國人民的曆史主體性自覺，任何宏偉崇高的製度理想，都可能結出最苦澀甚至慘烈的社會成果。

如果說，洋務運動是在保留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價值和製度安排前提下的，引入西方技術和具體製度的一場移植手術，那麽辛亥革命就是一場將中國與西方文化的正麵價值進行全麵對​接的手術。革命的直接代價，隻是革命者的身家性命。而更重大的代價和風險則在於，這場對接的排異反應，很有可能使中國社會經過一場大動蕩之後徹底崩解。坦白地說，除了將“​驅除韃虜”改為“五族共和”，孫中山並沒有什麽應對這種排異反應的成熟的方案。倒是被稱為“腐朽沒落”的清廷統治者，表現出了足夠的明智和曆史責任感，接受了遜位的安排，​將一個比較完整的版圖留給了一個全新的中國。中華民族的概念由此產生，中國文化的強韌綿長，使中國避免了解體。但是，革命本身的“排異反應”，卻使中國陷入了長期的動蕩與​渙散。

在完成了攪動社會，傳播思想的曆史使命後，辛亥革命的一代人仍然在苦苦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而以北洋軍閥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勢力，也在進行著重建傳統社會價值的努力。由於這​兩股力量各自把持和依托著一部分內外資源，又都無力動員和組織起中國人民的力量，造成的結果就是：主觀願望上都要救國救民的“民國範兒”們，隻要一進入社會政治實踐的鬥爭​，就各種“範兒”不斷對衝，國事越來越不堪聞問，這些“範兒”們也越來越困惑迷茫。北洋軍閥雖然對列強有相當的依附性，但最終畢竟都守住了民族大義的底線。孫中山先生憂心​戮力，在不足60周歲就去世後，他的遺囑的起草人汪精衛，卻逐步滑落為一個漢奸。他的另一位“正統傳人”蔣介石，也逐步從一個“激進革命者”蛻變為一個“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的統治者。終於，在自己的聲望達到巔峰之後，因無力控製住自己的集團的腐化，最終帶著自己的集團一起沉淪了。

事實證明，隻有救國救民，甚至天下大同的良好願望，沒有正確的思想方法，不能有效動員和組織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力量，這樣的團體，雖然有不同程度的曆史正麵作用，卻無法根本​改變整個中國所麵臨的困境。而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這種困境，隨時可能轉化為中華民族徹底沉淪的危機。曆史需要中國的先進分子，進行進一步的探索和奮鬥，帶領中國人民真正​獲得新生。

 

第六章    列寧主義的中國分店

本章討論第五個問題，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完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論述的文化內涵是什麽？

毛澤東在回顧中國共產黨建黨曆程時，曾經以“其做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來概括黨的曆史成就和基本經驗。確實，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其建立是有國內的階級基礎、時代要求和​國際環境等基本條件的。但是，在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是薄弱的。因此，按照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可以說是必然的；但是，其能夠發展，並​最終建立新中國政權，並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這樣的成就，卻是沒有“必然性”的。今天的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不是自然而然發展過來的，而是經曆了一次次驚心動魄而又艱苦卓絕的​探索、奮鬥、挫折的進程，才成熟起來，並取得成功的。直到今天，仍然要不斷麵對新的問題、挑戰，乃至危機，才能繼續開拓新的局麵。可以說，思想理論的探索、成熟，以及在新​的探索中不斷深化、千錘百煉的過程，是中國共產黨基本的曆史經驗。總結這個曆史經驗，是中國共產黨把握自己的本質，應對新的挑戰，不斷在新的條件下，踐行自己的使命的根本​。那麽，作為“內在一致，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譜係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戰略思想，其思想文化內涵​究竟是什麽呢？這就需要我們進行一個簡單的回顧。

在這一節，先總結一下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涵。

第一節 列寧主義的背景和內涵

列寧主義，是在資本主義製度進入“穩定期”的背景下產生的。

一方麵，資本主義製度在不斷“完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先發國家，都解決了生產力發展的瓶頸，以生產力論，解決自己本國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已經不是問題。按照​馬克思最初的設想，應該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激化，最終引發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製度。但是，由於資本主義製度做出了一些調整，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逐步地被贖​買，鬥爭性實際在逐步下降。恩格斯曾於1858年10月7日致信馬克思:“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自然,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另一方麵，資本主義製度最終走向了帝國主義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先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向後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擴散，提高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但同時也越來越深刻地鎖定了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濟上的依附地位。因為這種依附地位，使得先發資本主義世界，可以有效地獲取超經濟利潤，以此轉嫁和緩和本國​內部的矛盾，但卻事實上不斷激化那些後發展資本主義國家，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的矛盾。事實上英國不僅是早期工業化國家中殖民地麵積和人口規模最為可觀的國家,同時還​是向海外移民最多的國家。1871至1900年的三十年間,英帝國的土地增加了425萬平方英裏、人口增加了6600萬;被稱之為“日不落”的大英帝國移出約三分之一人口​,相對貧瘠的蘇格蘭高地約有一半人口移出,這就是信中所說的“道理”。殖民化還使法國土地增加350萬平方英裏、人口增加2600萬;俄國在亞洲增加了500萬平方英裏土​地和650萬人口;德國則增加了50萬平方英裏土地和850萬居民。

這些地區，既有可能引發革命而取得跨越式的社會進步，也有可能徹底被鎖定在依附性的地位上，從而使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係進入一個“堅不可摧”又沉悶僵化的階段。

以上，就是當時的世界資本主義體係麵臨的兩種可能。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者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曆史和人性的自覺，不能正確分析時代的本質，做出正確的規劃，開始新的階段的實​踐，則資本主義製度將極有可能徹底鎖定為人類唯一的發展方向。

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列寧從原來與普列漢諾夫一起主張按部就班地在沙俄首先發展資本主義，同時教育和組織不斷成熟的無產階級，最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樣的“沙俄的馬克思主​義”，迅速完成思想的飛躍，提出了被稱作“列寧主義”的全新的思想體係。

列寧主義的基本內涵是：在以沙俄為代表的的後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因為本國的資產階級不能夠真正地獨立和成熟起來，這就使得本國的無產階級相應地也不能夠真正地獨立和成熟起​來。而本國的資產階級，往往會成為那樣一個跨國資本與本國的無產階級之間的一個緩衝器和防火牆。在這樣一個緩衝器和防火牆的發展過程中，無產階級可以作出的選擇非常有限，​而資產階級可以作出各種各樣的選擇。比如它可以選擇對外的鬥爭，它也可以選擇對外的妥協；它可以選擇對內的緩和階級矛盾，也可以選擇對內加大這種剝削的程度；同時它還可以​選擇一種所謂的趕超性的擴張。這一切都使得在後發展國家的無產階級麵臨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而不是簡單的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麵所講的那樣一種單一的可能性。

因此，就需要各個國家的，主要是後發展國家的無產階級，在本國的這種依附性資產階級發展的過程中，根據不同時期的一些基本的形勢，以及當時的本國的資產階級和其他的剝削階​級，他們的具體的策略和具體的處境，來決定在自己在特定時期的基本策略。因此，對於後發展國家的無產階級，當時主要是對於俄國的無產階級來講，就不能夠簡單地按照教科書或​者某種程式化的要求，首先實現所謂的——也可能是永遠也不能真正實現的——本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再照搬歐洲中西部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鬥爭，或者議會鬥爭兩​種方式中的一種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們必須更大程度地發揮這種曆史的主動性和自覺性，來針對當時的俄國狀況進行一種探索。

在這樣的一個基本思想的指導下，列寧根據俄國當時的現實的狀況，以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的基本矛盾和社會形態發生的具體變化，最終確定了一種有創造性的，​在俄國實現巴黎公社基本經驗的一套策略。

列寧認為，在俄國這樣的國家，首先應當利用本國的資產階級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的矛盾，以及本國的新興資產階級與傳統的社會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根據這樣一些錯綜複​雜的矛盾，加上具體的曆史和現實條件形成的社會狀況，進行一種真正的麵對現實的科學的深入的分析，進而確定自己的基本策略。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在一個時機成熟的情況下，進行​一種跨越式的社會革命。完成社會革命之後，就可以掌握當時整個沙皇俄國所有的資源，用來支持歐洲大陸的先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比較成熟的，比較有戰鬥力的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在當時的情況下，應該是德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最終推動整個世界的社會主義鬥爭的勝利。

因此，列寧認為，在俄國，盡管無產階級並不成熟，但是由一個同樣不成熟，卻有著強烈的曆史的主動性和進取性的，這樣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全國人民在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環境下，選擇不同的策略，有可能因勢利導地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然後以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權，掌握了整個俄國的資源之後，再去支持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完成社會主義革命。

這樣的一種策略的確定，盡管是有它理論的合理性和曆史的進步性，但是要在現實中被其他同誌接受是非常困難的。同時這隻是一條道路和策略的設想，在它的引導下進行的社會革命​是否一定會取得勝利，所有人都沒有太大的把握。但是，列寧認為，曆史的發展，並不是如某些理論家所設想的：它有一個客觀的自然而然的規律，你隻要進入這樣一個規定的程序之​內，然後順其自然地發展下來就可以了。而是更大程度地取決於人的活動。

也就是說，世界並不是自然而然就是這個樣子，而是很大程度上，由於人的主體性的活動，在客觀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決定具體的社會進程和社會麵貌。這就是列寧從根本上​對黑格爾的思想繼承。所以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論述，他總是喜歡前推到黑格爾，這是一個根本原因。因為黑格爾是最早係統地闡述了人的主體性，在一種客觀的現實麵前的​這樣一種創造性的決定性的作用。

經過內部的論戰，也由於當時的客觀的世界環境，以及俄國自身的特殊的國情，使得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是在這之後，俄國動用自己的資源對德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的​支持，卻是以德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被西方各個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聯合絞殺作為結束的。在這之後，列寧必須對他原來的進行俄國和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策略，做出一種基本的調整​。這樣一種基本的調整體現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麵。

從對內而言，他必須使得這樣一個無產階級政權，首先在沙皇俄國的基礎上能夠生存下來，能夠發展起來。其次，他必須使得這樣的一個無產階級政權領導下的新興的國家，既能夠維​持自身的發展勢頭，同時同那些先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一種有效的交易和鬥爭。這就需要對於在俄國這樣的國家如何實現這樣的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進行一種基本的經濟製度​上的探索。為了這個政權能夠在外來武裝幹涉的壓力下生存下來，他選擇了戰時共產主義製度。當這種外來的壓力解除了之後，或者說暫時緩解了之後，他馬上又選擇了新經濟政策。​這一切都是為了使這樣一個新生的政權能夠生存下來，然後在經濟上能夠盡快發展起來。同時，在不喪失自己基本原則的前提下。與發達國家進行有效的接觸、交易，並從中汲取一些​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式。

從對外的層麵來講，列寧認為，當時的無產階級和當時的蘇聯還沒有能力支持某一個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或者說整個先發展的資本主義世界裏的無產階級，與這個先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進行麵對麵的直接的鬥爭，來完成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要對這樣一個所謂的帝國主義的經濟體係，進行一種釜底抽薪式的鬥爭。

這種釜底抽薪式的鬥爭的主要方式，就是支持那些處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位的民族，進行民族解放意義上的革命。這樣一種民族解放意義上的革命，它的方向究竟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向，還是走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方向，或者說僅僅是取得民族獨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這樣的方向，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隻要這個革命開展了起來，不需要與這些帝國主義國​家進行直接的麵對麵的鬥爭，而是對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的基本的基礎進行抽離和瓦解。在這之後，無產階級革命就可以以一種曲折的方式，來取得自己決定性的勝利。在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這些經過民族獨立運動的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黨，會在這樣的狀況中逐步成熟起來，最終在這些國家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就是列寧建立起共產國際的一個​基本思想。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早期探索

也就是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列強之中隻有俄國，才有可能對於中國的謀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鬥爭給予真正的、真誠的支持。這既是由他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同時也是由現實的​國家利益的需要決定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這種支持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因為，這種支持在實際的過程中，很容易轉變成單純的服從於蘇聯一個國家的利益。同時也由於在給予具​體的資源的投入的過程中，蘇聯的決策者必須要進行一種功利性的算計。這種功利性的算計是現實的鬥爭的需要，而不是單純的個人或民族利己主義的考慮。但是，這樣一種算計，必​須要在真正深入地理解各個國家的具體國情和現實的鬥爭狀況的前提下來完成。而在不同的曆史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住在莫斯科的大機關裏的那些政治家，那些革命者，盡管他們​的主觀願望是真誠的，是要推進和幫助這些國家完成自己的民族獨立運動的，但是在客觀上，他們不可能很深入地、正確地理解這些國家的國情和現實狀況。因而，這樣一種支持和指​導，它必然是簡單的、粗暴的、脫離實際的。

但是對當時的中國來講，是俄國的革命，使得中國同時在兩個方向上看到了希望。

第一個方向，就是可以有一個國家出於真誠的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考慮，支持中國的民族獨立運動，或者支持中國維護自己民族獨立的鬥爭。另一個方向，就是在已經證明傳統的鄉紳​階級、士大夫階級以及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或者因為腐朽，或者因為自身的虛弱以及與其他的勢力之間的內在聯係，都無法領導中國進行這樣一種堅定有力的鬥爭的情況下，俄國有​少數的精英分子，動員和組織大多數處於基本上是懵懂狀態的民眾，使後者由這些精英分子的教育、動員和組織，或曰“正確領導”，最後爆發出巨大的能量，建立新政權。而且這個​新政權頂住了整個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武裝絞殺和經濟封鎖，不僅建立起來了，而且生存下來，發展起來，還有能力幫助中國的革命。這樣一種基本的經驗，對於中國的先進分子的啟​示和鼓舞作用，我們怎麽樣去理解都不過分。

在當時的中國的先進分子中，當他們真正地意識到了，此前的中國的曆次對外鬥爭的失敗，不是簡單的某種策略或者某種偶然性因素所決定的，而是因為那樣一種鬥爭的主體，他本身​的腐朽和虛弱所決定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突然間有這樣的一個成功的模式和成功的經驗，而且願意對自己給予真誠的無私的幫助，一些人喊出“蘇俄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等等口​號，同時，也是很樸實地、很迫切地擁抱了這個國家，而缺乏了某種必要的警惕性和判斷力，我們應該給予他們充分的理解。

在蘇聯的鼓舞和指導下，同樣的無產階級的階級基礎稀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準備極不充分的中國社會的先進的知識分子，出於最直觀的也最迫切的救國救民的現實焦慮，最終選擇和​擁抱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一個曆史的選擇，它不是極少數人頭腦發熱的結果，也不是某些陰差陽錯的因素決定的。

也正是因為這個黨是在理論準備很不充分，階級基礎非常稀薄的情況下成立的，所以，除了最熱切地擁抱了這個黨的人，大多數人其實並不看好她。這個黨早期最核心的兩位精神領袖​，都沒有參加黨的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盡管他們都有自己無法脫身的理由，但是更根本的決定性的因素，恐怕還是連他們兩位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什麽樣的曆史時刻，這​是一個什麽樣的曆史事件。事實上，在建黨之後，近二十年的時間裏，盡管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鬥爭，也錘煉和淘洗出了一個堅強的組織結構。但是，在思想上卻一直是在探索的階段。​自然，也就沒有一個成熟的領導核心。最終，是毛澤東完成了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和時代化闡述和發展，才使這個黨真正成熟了起來。那麽，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和時代​化的闡釋和發展，其基本內涵又是什麽呢？

 

第三節 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內涵

如果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俄國文化的彌賽亞情結結合的產物，那麽也可以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文化中的通變哲思與務實態度相結合的產物。

如前所述，中國文化很難找到被稱作“哲學”的那些西方文化的終極觀照的價值追求和窮究思辨的邏輯探尋。就價值取向而言，中國文化更肯定的是可以推動整個社會功利發展的實用​主義的態度；就思想方法而言，中國文化中“較真”的方麵，更多還是在倫理的層麵，強調人性的自律和現實的責任擔當。對於終極價值的追索，確實沒有達到西方文化的高度。同時​，以形式邏輯為核心的“理性”的發展，也確實不是中國文化之所長。這一方麵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思想，都不可能在中國最先產生出來。在這方麵，中國隻能是被動​的承受者，事實上隻能是西方的製度和思想的“啟蒙”的對象。當然，這個啟蒙的過程，其實是非常粗暴野蠻的。

但是，一旦被自己的“先生”“打醒了”，中國文化特有的民胞物與的倫理追求和通變務實的思維，就可以結出人類文明最燦爛的成果。這個最燦爛的成果，就是毛澤東思想。這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接受了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後，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不斷進行在中國將“西方先進思想”實現中國化落實的過程中，總結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最終​在延安時期形成的以正確的思想方法為核心的，一個既有堅定明確的立場和方向，同時又是千機百變，卻能不離其宗的，具有“打不倒”的特質的思想體係。簡單地說，這就是以“矛​盾論”和“實踐論”為核心的，以實事求是為原則的思想方法。

首先，必須明確，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中的“是”，是“中國革命的基本規律”。由於中國本身的體量，也由於中國本身具有的世界曆史進程的代表性，這個“中國革命”天然​具有不低於俄國革命的世界意義。因此，中國革命的基本規律，就是世界革命的基本規律在中國的具體體現。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體係的先在的規定性。這種規定性，既是一個​正確方向的規定，也是一個世界史意義的闡述。

也就是說，第一，中國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都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鞏固、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過程的不同階段的實踐，而不是單純的生產力的發展和某些人​意圖夾帶私貨解釋的“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所能概括的；第二，在中國的傳統社會，如前所述，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是代表了農耕文明時代的普世價值的；在大工業文明在西方產生​之後，中國的衰落乃至於危機，首先是文明的意義上的地位的下降，乃至於全境淪陷，徹底在文化上淪落到非洲和印第安文明那樣的結局的危機；待到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成熟起來之​後，中國共產黨所探尋的“中國革命的基本規律”，就是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與中國國情和曆史文化傳統相結合的結果，也是整個人類文明進步探索的最重要的部分。

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天命所歸，也是中國文化的天命所歸。也就是說，在中國共產黨人成熟起來之後，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的總結和理論化闡釋，就具有了“普世價值​”的意義。

實踐證明，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最大的光榮，是中國文明為人類文明做出的最大的貢獻。對此，隻有從思想理論的高度分析，才能明白其真正的內涵所在。在​經曆了近現代近百年的屈辱和焦慮之後，中國終於可以為世界提供新的普世價值。但是，這種普世價值，也是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其內涵的。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那一代共產​黨人，最重大的思想理論貢獻，就是經由毛澤東的總結和論述，以及示範性的實踐，確立了一種正確的思想方法。這種思想方法的核心，就是“矛盾論”和“實踐論”。

討論毛澤東思想，首先就要強調其人民性的內涵：毛澤東始終相信，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不是那些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力量，而是暫時弱小，卻代表曆史發展規律的力量。而這樣的​力量，就需要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特質，就是毛澤東總結的愚公移山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就是一個領導和組織人民，完成各種看似不可能的目標的組織。麵對現實的巨大困難，共​產黨就是愚公，人民就是上帝。共產黨就是要在各個時期都能凝聚起先進分子，挖山不止，最後就可以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創造出一個個人間奇跡。如果哪一代懈怠或者變質，哪​一代就會失去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因此，黨需要不斷進行麵對新形勢的思想建設和嚴肅的思想理論鬥爭，不斷保持和重建自己的先進性。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價值取向。

毛澤東提煉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所謂“兩論起家”。

矛盾論認為：矛盾鬥爭是事物發展的動力所在。矛盾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每一對矛盾中，又分矛盾的主要方麵和次要方麵。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主要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麵又是​可以轉化的。這就需要把握曆史機遇，采取一些正確的策略，完成這種轉化，使原來相對弱小，即居於次要方麵的力量，轉化為主要方麵。最後解決一個矛盾。這時，就會有新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有時則是因為形勢的變化，使得前一個階段的主要矛盾下降為次要矛盾，前一個階段的次要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這就需要在基本判斷和戰略規劃上做出調整，適應​新的形勢，才能正確地指導實踐。

所謂“實踐論”，本質是研究和闡述如何分析矛盾，把握時機，最後實現轉化的規律的。

簡單說，實踐的原則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實事求是的“是”，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而非別的什麽規律；實事，是革命和​建設中的實踐，而非別的什麽實踐。每一個立場都會有自己的出發點，但不同的立場決定了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方向，決定了在矛盾中的地位，是主要方麵，還是次要方麵？如果忽視​了這個前提，“實事求是”就會迷失方向，甚至走上錯誤的方向。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所謂“原則性的錯誤”，其實就是迷失和走錯方向的錯誤。

同時需要注意，矛盾鬥爭是事物發展的動力。但鬥爭並非總是你死我活的。在和平時期，以及階級鬥爭階段的統一戰線內部，多數的矛盾鬥爭，表現為矛盾的兩個方麵對於主導權的爭​奪。因此，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但並非總是你死我活的意識。

總結上述內容，我們可以認識到：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基本邏輯就是：共產黨就是人民創造曆史主體性的種子。深入群眾，回應群眾最迫切的要求，喚起和組織群眾，實現社會進步的​目標，就是共產黨的曆史使命。對共產黨的實踐而論，核心力量，就是由那些有信仰的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黨組織；而這個組織的核心，是那些在政治上真正成熟起來的領導者組成的​黨中央；實踐中的共產黨的依靠力量，也是社會基礎，就是那些從根本利益上和共產黨一致的社會階級和群體，即人民群眾；而團結和統戰的對象，就是其根本利益與人民群眾有交集​的那些力量。

這個特質決定了，共產黨的體製，隻能是民主集中製。隻有充分發揮民主，既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保證所有的黨員和群眾都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要求，才能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共產黨的本質；隻有形成集中統一的意誌，才能使黨的行動真正有足夠的效力，有效實現各種目標，推動實踐的發展，落實人民的根本利益。

黨的領導核心，以及各級組織的領導，既要靠嚴格的組織紀律形成權威，歸根結底還是要憑著自己在實踐中被證明為正確的路線，來確立和鞏固自己的威信，並以強有力的宣傳動員，​使全黨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政策策略，才能確立和增強自己的權威。

明確上述內容之後，我們就可以對共產黨在製度設計和建設中的探索，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了。在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和鞏固了社會主義製度。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在當時中國的現實狀況下，總結出的唯一可行的實現最低綱領的策略性的路線圖。其基本內容是：以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為保障，爭取對徹底的民族解放鬥爭的​主導權，團結一切愛國的，具有進步性的力量，支持共產黨取得政權，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並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因此，不論是抗日鬥爭，還是與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都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的鬥爭，不能簡單理解為“搞摩擦”。同樣，國民黨頑固派對人民軍隊的封鎖和鬥爭，也是自己階級立場出發的必然。

在蘇聯解決關東軍，解放東北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把握住曆史機遇，實現了一個大發展，逐步確立了在軍事和政治鬥爭中的優勢，最後解放了整個中國大陸，實行了徹底的土地革命​，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製度基礎。但是，這實際是徹底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曆史使命，與社會主義製度還有一定距離。

 

第四節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成敗

在抗美援朝之後，在蘇聯的支持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體製，最終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

這個過程，是一個實事求是，積極進取的過程。共產黨人忠實於自己的信仰，而不拘泥於具體的政策宣示，推動了曆史的進步，奠定了中華民族複興的基礎。但是，這個過程也積累了​相當的人民內部矛盾。這同樣可以說是一種製度和文化移植對接產生的排異反應。

第一波排異反應，就是從百家爭鳴到反右。代表地主鄉紳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在文化上，即話語能力上占有雙重優勢（有國內外各種支持，不掌權也不承擔實際​責任，不會在實際中傷害某個群體的利益）的一些知識分子，向黨進行了清算。實際是要求共產黨放棄土地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果。由此使整個風向發生了轉變。由幫助黨整風，​轉向向新民主主義製度“回歸”，甚至是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恢複舊製度的訴求。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隻能布置開展反右鬥爭。

應該承認，在鬥爭中，一些有著不健康情緒的，本來是整風運動所要觸及的對象的幹部，利用這個轉變，擴大矛盾打擊麵，以簡單粗暴的政治鬥爭代替嚴肅的思想鬥爭，使運動擴大化​。一些受到右派思想影響的學生、幹部、專業技術人員，甚至隻是對領導提了一些具體意見的人，也被打擊傷害。但是，客觀上，由於運動確立了黨的官僚體係的權威，也使一些青年​幹部經受了考驗，對這種擴大化，也不能因二十年後“一風吹”地摘帽平反而徹底否定。一些右派並非錯劃，這是他們自己也承認的。真正值得反思的，是這種以簡單的政治鬥爭代替​嚴肅的思想鬥爭的教訓。

這種情況，除了幹部個人的一些思想原因，客觀上，當時的社會主義製度很不成熟，與已經成熟發達的資本主義製度相比，有很多一時認識不清的問題。這使得黨組織在鬥爭中，為了​“解決問題”，樹立權威，隻能采取“選基本盤”的策略：喚起人民群眾，包括出身勞動人民的黨員幹部的受壓迫的曆史記憶，以簡單的階級意識，激起“除惡務盡”的鬥爭意識，以​“掃蕩性清除”的思路進行鬥爭。

總之，對反右鬥爭擴大化，也要做多重的曆史的、辯證的分析。

在這之後，黨集中了一切資源，也承擔了全部責任。一方麵，黨始終牢牢把握主要矛盾，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真正的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另一方麵，因為主觀認識的不成熟​，也因為客觀環境和條件的限製，發生了一係列失誤，也積累了很大的社會矛盾。

由於人均資源匱乏，外部環境嚴峻，為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保持社會基本穩定，就隻能采取“先生產後生活，高積累低消費，低工資廣就業”的原則。這就需要全體人民，特​別是黨員幹部，都要在個人與集體、局部與全局、眼前與長遠之間，做出正確的，有時也可以說是殘酷的選擇。在這個背景下，人民群眾的一些現在看來正當的意見和要求被壓製，反​映這些意見和要求的學術、文化成果也遭到了簡單粗暴的批判和處理。

這種批判和處理的方式，一方麵使得國家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取人民的剩餘價值，完成國家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另一方麵，也掩蓋了不同階級的利益偏好導致的價值取向之間的差異引發​的移植對接中的排異反應。表麵上看，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種樸素清新，積極向上的，甚至有些亢奮的情緒；實際上，一些根本的思想認識問題並沒有解決，隻是被掩蓋了下來。

總之，這個階段是一個帶著巨大的問題和隱患，但是蓬勃發展的時期。發展的成就，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是主要的方麵。但是，一些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無論是社會主義製度​的鞏固和發展，還是這些問題和矛盾在發展中的解決，都需要黨帶領人民進行新的探索。毛澤東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至今，這些論述仍然具有全局性的指導意義。但​是，具體的實踐，還需要進行艱苦的摸索，才能把一個正確的原則，在實踐中不斷落實和發展。

1958年，為了盡快度過陣痛期，最大程度調動人民群眾的覺悟，全黨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開始了脫離實際的盲目躍進。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初衷，是以體製創新推動經濟​建設，以經濟建設的成果，確立和鞏固體製創新的成果。各級幹部群眾則是熱衷於大幹快上，使一切瓶頸都可以實現突破，一切合理的生活需要，都能在一代人的奮鬥中得到滿足。結​果，簡單的熱情鼓起的幹勁，非但沒有完成跨越式發展，反而受到了規律的懲罰。毛澤東雖然不停降溫糾左，但全黨都卷入了“寧左勿右”的邏輯。如此，非但糾左不見成效，本意糾​左降溫的廬山會議，卻得到了一個大家都不希望的結果。

此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勇敢地承受了規律的懲罰，獨立自主地戰勝了困難，完成了國家工業化的初步奠基，解決了國家安全的基本保障，也形成了一批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框架性的製度成果和政策總結。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第一次曆史機遇到來了。

 

第五節 “文革”的是非

此時，毛澤東與劉鄧為首的大多數黨員幹部，卻發生了根本的路線分歧。

後者認為，應該把握曆史機遇期，實現現代化，完成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樣，不論國內外的反共反華力量怎麽折騰，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根基已經紮穩，“帝國主義想反也反不了”​。所謂“正氣內存，邪不可幹”。這樣就可以徹底杜絕社會主義製度被顛覆或者發生和平演變的可能。

而毛澤東認為，這個“正氣”除了現代化的物質成就，還有人民的自主管理，監督共產黨的幹部的主體性覺悟。這個“邪”，既是指“帝修反”所概括的國內外敵視社會主義的力量，​也有共產黨自身發生蛻化變質的傾向。因此，探索一個發動群眾起來監督和清除共產黨的各種危險因素的基本模式，就是真正的萬世之基了。毛澤東認為，這個模式隻有通過一場“大​演習”性質的群眾運動，才能真正摸索確立下來。這樣一個運動，毛澤東自信隻有自己有足夠的意誌和權威去發動和控製。

因此，毛澤東決定，在自己生命的最後階段。要領導人民完成這個探索的過程。隻要完成了這樣一個自體免疫能力的建設，付出一些代價，甚至錯過一次實現民族複興，國家現代化的​曆史機遇，都是必要的、正確的。

曆史證明了那些對“文革”“三個很不”，即“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幹部的意見的正確性。毛澤東的憂患意識是正確的，但在時機的選擇上卻是值得商榷的。而以方式​方法的實際效果論，卻是在客觀上把那些在既定的“先生產後生活，高積累低消費，低工資廣就業”戰略下形成的，又被黨的權威壓製住的人民內部矛盾，以一種“敵我矛盾”的形態​表現出來。

因此，總結“文革”的結果就是：在客觀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機遇期被人為錯失，周邊一些地區的威權資本主義製度，表現出了暫時的“優越性”；在主觀上，一些思想敏​銳，又缺乏兩種製度的親身經曆的社會閱曆有限的年輕人，包括相當一批黨員幹部，因為當時中國直觀的“貧窮落後的現實”，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信念發生了嚴重的動搖。從探​求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機製的良好願望出發，這些人形成了一套脫離中國社會實際的“洋教條”洗腦後的思維定勢。中國的“貧窮落後”為他們這種思維定勢的“正確性、先進性”​提供了“無可辯駁的事實依據”。三十年來的改革發展的成就，在他們看來，都是和“普世價值”接軌的成果；現實中國的種種不盡人意，在他們想來，都是“接軌不徹底”結出的“​惡之花”。

也就是說，毛澤東寄予希望的那些沒有舊社會的陰暗記憶，因而對共產黨少了一些感激之情基礎上的迷信盲從，思想上受到“敢想敢幹敢於鬥爭”教育的，有著自己的棱角的“社會主​義新人”，本來應該是官僚係統蛻化變質時，維護社會主義原則的免疫力的核心。如今，卻成了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的最得力的力量。因此，這場“文革”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造成的傷害是巨大而深刻的。但是，我們不應由此徹底否定晚年的毛澤東。

應該承認，毛澤東比任何人都清楚：在1960年代的中期，他即便退居二線，頤養天年，其地位和權威也是無可動搖的。隻要中國能夠在以他為核心的那一代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他的個人功業，其實是可以被公認超越了那些被他以“俱往矣”一筆帶過的人物之上的。但是，因為有了這一場運動，人為錯失了一次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大戰略機​遇期，也為下一代共產黨人的事業留下了諸多實踐中的矛盾和意識形態的難題，也因為“文革”過程中，因為一些排異反應被“放出籠”之後發生的慘劇，其實使得他個人和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和號召力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盡管如此，毛澤東仍然堅信：“文革”是一場“代價最小最小，成就最大最大”的運動。

因此，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是必須肯定的。那是共產黨的宗旨和原則的一個“錯誤的體現”。 但是，不能因為現在一些被毛澤東預言的情況已經成為現實，就幻想可以通過重新來一次“文革”，就徹底解決那些問題。特別是，因為毛澤東本人具有無可替代的權威，所以他還能​把握住大局，不至於徹底失控。但是，在他之後，已經不會再有哪一個領導人有那樣的權威。所以，一旦“文革”重演，社會的失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理論和實踐上徹底否定“​文革”，是絕對正確的，也是絕對必要的。

這裏還有必要對中央對“文革”的基本結論，進行進一步的辯證的分析。

在“文革”之後，先是在十一大上正式宣布“勝利結束”，後是十一屆六中全會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中“徹底否定”。其實，決議並沒有否定毛澤東的主觀願望。但是，對於毛澤​東當時對形勢的判斷，以及具體的方式，是徹底否定的。

其實，毛澤東應該清楚，當時的幹部有些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特殊化，都是事實。但是，說那些幹部蛻化變質了，絕對是無中生有的。毛澤東的本意，是趁著自己還有權威，就發起​這樣一場大演習，雖然會有一些混亂，會耽誤現代化的建設，但隻要有他的權威在，就不會有大的崩盤出現。如果他不在自己還有能力的時候搞這場大演習，他之後的領導人即便有心​，也未必有膽，更難以有力發動這場運動。道理很簡單，共產黨的官僚體係，平時隻會讓人感受到它引人反感的種種不是。但是，一旦失去，就會使中國社會失去維護基本秩序的樞紐​。隻有在毛澤東有生之年，可以暫時打倒黨的官僚體係，憑著他的權威和軍隊的絕對忠誠，暫時維持一下秩序，然後還要迅速重建黨的組織體係，再把軍隊幹部趕回軍營。所以，這個​大演習是隻有毛澤東有條件，也有膽量搞的。

因此，對後來的共產黨領導集體而言，“文革”本身的是非是另一回事。但是，“文革”肯定是以後絕對不可取的方案。因此，在理論上徹底否定這個方案，就是政治上的必需的措施​。一方麵，一些對“文革”有很大意見的老幹部和工農群眾，隨著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實際已經有了新的認識；另一方麵，徹底否定“文革”，又可以避免有些人遇到問題就想起​那個方案造成的混亂和危機。

所以，中央堅持決議的結論，與實踐的發展，越來越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的一些憂患的正確，就是決議後三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一種內在的思想理論的緊張之所在。因為有了​這種緊張，才能使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方麵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亂，甚至顛覆基本體製的意見成了事實上的主流；另一方麵，因為那個僅次於“天街踏盡公卿骨”​的“武革”的“文革”的存在，使得有些事實上成為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人物有著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和恐懼。

這既是“文革”的意義，也是那個“徹底否定”的決議的意義所在。隻講任何一麵的意義，都隻是迎合現實中某一派的政治正確，並不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七章    中國改革的探索

在新的形勢下，黨必須領導人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發展，社會主義製度不斷鞏固的前提下，以民主法治的手段解決那些問題，保持黨的人民性，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這，更需要黨領導人民，進行一係列的探索。這是一個曲折複雜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沒有最終形成一個清晰的認識之前，思想的混亂是不可避免的。

由於自然規律的作用，也由於西方發達國家比中國更發達、更成熟的現實，那些被西方的“洋教條”洗腦的人，掌握了包括媒體、高校乃至於共產黨的某些意識形態部門的相當一部分​話語權，從良好的願望出發，卻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思想混亂。而且，他們的思想，得到了國內外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支持，甚至一些資產階級的黨內同誌在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因此​，還是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的。而今，由於他們堅信不疑的那一套東西，現實的依托，即他們的製度理想中的“河那邊”，卻是“樓塌了，股崩了，火起了”。因此，他們逐漸失去了對​全國人民，特別是8090後的年輕人的話語權威。

另一方麵，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要性、正當性、有效性、可持續性的論述，因為這個體製尚在發展和完善中，所以不可能形成一個很有說服力的體係。因此，對現實的​中國，一方麵經濟建設不斷發展，體製優越性一次次體現出來，接軌派在逐漸失語；另一方麵，自己的正麵論述又沒有形成。所以整個社會的思想觀念，進入了沒有成熟的核心價值觀​的混亂狀態。

需要注意的是，前麵三十年，中國可以摸著石頭過河，既吃自己的老本，也吃全世界的老本。這是由這三十年的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主要形式決定的。一方麵，物質匱乏，要素瓶頸​製約的現實困境，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大背景，發揮國家資本主義的體製優勢，激活各種要素所有者的活力，來解決這一問題；另一方麵，確實沒有可以顛覆體製的力量。如今，這兩方​麵條件都已改變。所以，正確總結曆史經驗，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麵論述，就是既有條件，也有迫切性的了。

首先，我們應該簡單概括一下改革開放的基本曆史脈絡。就經濟社會建設論，大致經曆了三步走的過程。
第一步，就是順應人民改善生活的要求，實現工業化基礎的民生價值。主要方式，就是先對農民“鬆綁”，進而對工業能力以初步的市場化機製激活；

第二步，就是既盤活既有資源，也要有效利用外部資金和資源，突破基礎設施的瓶頸製約；

第三步，就是回饋勞動人民，激活國內市場，調整利益結構，實現社會和諧。

在回顧曆史脈絡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理論的總結論述了。這裏先回應一下幾個大家都很關注，也感到迷惑的問題：如何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關係？​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如何理解和平崛起？

 

第一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關係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最早提出，也是最經典的闡述，是小平同誌在十二大開幕式的講話：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曆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再進一步，我們所學習的鄧小平理論，其基本內容，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而四項基本原則中，就有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內容。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天然包含著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性作用的論述。那麽，為什麽包括黨的代表大會的橫幅，以及諸如各種社論的文宣中​，都沒有單獨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性作用，而是要把其歸入鄧小平理論，以致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誤解呢？這就要歸結到如何認識鄧小平理論，進而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關係問題了。

本人認為，這個可以做一個類比。

我們都知道，著名的經典《黃河大合唱》，作曲是冼星海。大合唱中並沒有《國際歌》和《東方紅》的元素。而殷承宗改編的鋼琴協奏曲《黃河》，則不僅將表現形式進行了轉化，還​加進了《國際歌》和《東方紅》的元素，使得其內涵進一步深化和豐富了。那麽，我們可不可以說，鋼琴協奏曲《黃河》與《黃河大合唱》一刀兩斷，沒有任何關係了呢？顯然不能。​我們必須承認，鋼琴協奏曲的原創作者是冼星海，殷承宗是改編。他換了一個表現形式，加進了新的內容，豐富和深化了原來的內容。但是，嚴格說來，沒有真正的原創。真正的原創​，隻能是冼星海的創作。

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而言，也是這樣的關係。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與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實踐相結合，綜合全黨智慧，由毛澤東一總其成，進行了係統的理論闡述，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並且在實踐​中，包括指導亞非拉人民爭取民主獨立解放的鬥爭中，經受了檢驗，也豐富和深化了對這些思想的理解。因此，馬克思主義具有最初的普世性，列寧主義具有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後的普世性，而毛澤東思想則具有處於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社會的落後民族進行獨立鬥爭時期的普世性。因此，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可以並列的。這三個理論體係不​僅一脈相承，而且對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都具有普遍適用的指導意義。當然，出於一些考慮，中國共產黨更應該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時代化論述，不要過多宣​傳它的普遍適用性。
而從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開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就不能簡單照搬導師和領袖的論述，必須在新的形勢下，做​出新的探索，並把這種探索上升為係統的理論論述，形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有針對性和指導意義的理論體係。這個理論體係，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理論體係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戰略規劃性的論述。這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究竟是什麽關係呢？我們說是一脈相承又不斷創新的內在一致的關係。對此，​又應該如何理解呢？

還是應該再做一個類比。

我們都知道，小說《紅樓夢》是中國文學的巔峰之作，是世界文學史的經典著作。近60年來，中國先後推出了戲曲片《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紅樓夢》，電影《紅樓夢》，以及引​起“轟動”，被稱為《紅雷夢》的“商業電視劇”《紅樓夢》。我國的友好鄰邦，也在中國的全力支持下，排演了歌劇《紅樓夢》。至於對這部作品的研究，更是形成了一個學科的規​模。

我們可以說，每一部影視和戲劇作品的總導演，就是這部作品的總設計師，而那些文學顧問和藝術指導，則提供對小說本身和藝術創作規律方麵的谘詢。他們的意見，可以對總導演施​加相當大的影響。而拍攝和排演，則需要各部門全體演職人員在總導演的統一調度指揮下，完成自己的一份工作。

以此類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總是有新的情況需要分析和處理，總是有實踐中的經驗教訓需要總結，上升為指導全局的理論論述。因此，這個過程本身​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即便是對基本規律的總結和闡述，也隻能是一個千錘百煉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每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就好比是總導演，而那些整體性和局部的指導性的論述，就好比是導演闡述。那些專門的意識形態研究和宣傳工作者，就好比那些紅學家和文藝​理論家。每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需要在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原則的基礎上，谘詢和采納各種專業的意見，結合實際情況，做出總體性和階段性的理解和闡述。這些理​解和闡述，與具體的判斷能力有很大的關係，因而，毋庸諱言，這確實是一個與時俱進的理論體係。

很多人提出，改革開放三十年，至今還沒有一個係統的論述，如毛澤東提出的那些論述一樣，具有超越時空限製的普遍的指導意義。這個確實是符合部分事實的。這固然是領導人的理​論興趣和理論能力的差異的結果，更是因為就實踐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在發展中，一些論述還沒有到進行係統和明確的闡述的階段。但是，必須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和思想方法，是絕對適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的。遵循這些，就不會犯大的全局性的錯誤；違背了這些，就會犯原則性的錯誤。

這就好比：不論是戲曲片，還是80年代的電視連續劇和電影，因為嚴格遵循原著的基本精神，加上有嚴肅認真的態度，充分調動和運用了當時的各種表現手段和方式，特別是結合了​當時的主流的研究成果，以及將技術上的設備和手段最大程度地發揮，所以那些作品也都成了精品，甚至可以說是影視戲曲藝術的經典。而近兩年播出的“新版紅樓”，由於種種原因​，並沒有得到觀眾的廣泛認可，網友稱其為“紅雷夢”，《人民日報》也在社論中專門提及，表達了批評性的意見。

這本身的是非，這裏就不展開了。但這足以說明，違背了原著的精神，違背了大多數觀眾的理解，即便投資和技術條件比80年代都有了明顯的改善，拍出的作品，一樣不會有很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反而成為普遍譴責和嘲謔的對象。

今天，如果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都能真正自覺踐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和思想方法，結合時代和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做到​習近平同誌提出的“真學真懂真信真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完全可以在實踐中取得成績，提高認識，贏得肯定；而如果背離了那些宗旨和原則，自作聰明地去搞什麽“探索創​新”，這樣的行動，就會收到和“紅雷夢”一樣的結局。

為進一步說明，可以再做一個類比。

我們都知道，一個飛機製造廠，隻有一個廠長，一個總設計師，一個總工藝師。整個企業的數千甚至上萬名員工，都要服從這三個人的調度。但是，他們的地位，是要靠自己的業績、​資曆和能力爭取的。爭取到那個位置，就要承擔起那份責任。任何方案的研究、決策和落實，都要結合實際，不斷檢驗和修正。要推出一個新機型，創新是題中應有之義。但這個創新​和實踐的過程，是不能違背一些基本的原理的。而在提及某一型號的飛機的時候，我們都隻會提這個工廠和總設計師的貢獻，一般不會再提一下那些基本原理。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言，每一代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就是那個總經理、總設計師、總工藝師、總導演。各個地方的黨組織，包括基層組織和每一個黨員幹部，都有自己發揮的空間。​但是，總體設計必須符合基本原理，各個地方各個部門，乃至最基層的實踐，必須在指導思想上統一到中央整體的規劃和部署上，必須符合共產黨的宗旨和原則。當前，我們不特別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主義、毛澤東思想，並不意味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具有指導意義了。而是因為在新的時期的繼承基礎上，已經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論體係。

總結基本的曆史經驗，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逐步滑向穀底。最可能的危機，其實未必是解體或者崩潰，而是表麵上保持一個“主權有限，領土完整”的外殼​，實際上卻被鎖定在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依附性地位上。要擺脫這樣的困境，就需要中國完成一場“舊邦新命”的巨變。不同階級、不同觀念的誌士仁人，都做出了探索和犧牲。但最​終卻是共產黨領導整個人民完成了這樣的使命。這是因為，是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一條最基本的真理：真正決定中國和世界的命運的，不是那些看起來堅不可摧的現實的龐然大物，而​是那些暫時弱小，卻代表著曆史規律的力量。在中國，這個力量就是勞動人民。

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理論體係的意義就在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主義，在理論上說清楚了，為什麽勞動群眾是人類曆史的決定性力量；是毛澤東思想從根本上解決了如何在形勢的不​斷發展中把握事物發展的進程，製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完成對人民的組織和動員，使這個因鬆散而可以忽略不計的力量，成為真正的決定性的力量。

打個比喻，人民群眾在某些大人物的眼裏，事實上可以視作“無數個零”。共產黨的意義就是：人民是若幹個0，但共產黨就是那個最前麵的1，隻要有堅定的信仰，這個1就會一直​挺立；隻要失去了這個信仰，這個1就會逐漸彎曲接近於0.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再進一步，有了正確的政策和策略，這個1後邊的0會越來越多，最終壓倒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近乎“無窮大”的力量。

馬克思主義，就是關於那個“1”的論述，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那個關於怎樣“增加0”的論述——如毛澤東所言：政治的本質，就是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對方的人搞得​少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時期的與時俱進的落實和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要有一些階級、階層得到一定程度的恢複和迅速的發​展。但是，這是為了使得那些0的前麵多出若幹23456789等。最終，這些多出的數字，自己是不可能做大的，隻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使最前麵的那個1不斷進位升級，才能​隨著越做越大。這就是毛澤東所講的“共同的富、共同的強”，鄧小平所論述的“先富帶後富”，以及“三個代表”和“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的“內在一致，繼承發展”的關係的真​正內涵所在。

有些人出於不同的立場，對改革開放的發展前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分析。他們認為，在改革開放中發展起來的那些利益集團，就是那些23456789，他們的觀念中，都有自己​認同的意識形態體係，規定了各自的1.他們會以自己掌握的各種資源，采取策略，努力將自己認同的1確定為整個社會的“頂層設計”。因此，改革開放有兩種前景。

第一，就是某個最強勢的集團，比如那個9，將自己的1確立為整個社會的頂層設計，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規定的1，這就是和平演變。當然，不同的立場，對和平演變​有不同的態度。但是，很多人認為，這個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

第二，就是這些集團經過博弈折衝之後，使得這些23456789的能量對衝歸零，共產黨則可以以“去意識形態化”的姿態，保持一個相對超然的執政地位。當然，這種“超然”​的地位，也可以以吸納各個集團的代表人物進入自己的各級組織，特別是各級的領導班子來實現。而且，這種“超然”也可以表現為各種時期的不同的側重。這裏就不需要展開了。

必須說明，這是一種模糊的認識。最典型的體現，就是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曲解。最極端的解釋是：“三個代表”，就是首先要代表掌握經濟資源的群體的利益，然後代表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輿論思想的話語權的群體的利益。在這之後，捎帶著代表一下普通工農大眾的利益。其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的一個思想體係。改革開放​的成功，以及西方陷入危機的正反兩麵的實踐證明，即便在市場經濟體製建設和發展的過程中，如果脫離了對最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關切，想當然地進行什麽思想、學術​和文藝的創新，將經濟發展的目的歸結為投資者利潤回報的最大化，最終，是不可能建設出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文化的。隻有真正落實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個出發點，才能使​企業經營、文化藝術創新、社會經濟體製改革，都能調動起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和支持的積極性，其實也是調動起生產力中最活躍的、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實現可持續的又好又快的發展​。

對這個問題，可以簡單地展開分析一下。

中國改革開放的基礎和精神實質，都是充分發揮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主觀能動性。而要充分激發這種主觀能動性，就要真正從解決每一個時期的最廣大人民的物質生活需要出發，以突​破瓶頸為主要抓手，在解決這些瓶頸製約的過程中，實現生產力的突破。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就是解決土地問題，使中國現代化的工業化建設有一個基本的前提，並爭取最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奪取政權，確立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製度基礎；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就是通過建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製，建立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可持續發展​的製度基礎，確立起勞動人民作為主人翁的自覺，使得人民群眾自願貢獻出了自己勞動的剩餘價值，在嚴峻的國際環境下，最大限度地有效整合了各種資源，建立起了具備相當水平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係；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又是調動起方方麵麵的積極性，激發全民創富的熱情，激活各種機遇，充分發揮了中國的比較優勢，使中國成為全球實體經濟最理想的投​資地。這樣，才調動了外部資源注入中國，解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性的製約因素——人均資源匱乏，基礎設施投資嚴重不足，導致經濟生活的血脈不暢，總是難以擺脫馬鞍型震蕩​的困境。突破了這個瓶頸之後，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中國工人，作為一個群體，當之無愧地成為金融危機的愁雲慘霧中的“時代周刊年度封麵人物”。

反觀生產力發展水平曾經遠遠領先於中國的西方，特別是美國，由於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不是服務於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不能培養大多數社會成員的主人翁的自覺，隻能以所謂的“​契約精神”、“競爭意識”促進最直接的殘酷競爭中差距拉大，最後實際堵死了大多數普通勞動者發展的空間。整個經濟活動的目的，完全鎖定在資本收益的最大化。而為了贖買大多​數社會成員，就隻能依靠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獲取超額的利潤，才能拿出一部分用來維持一種全民的奢侈的生活方式。在資本的利潤和贖買的需要的雙重驅動下，整個經濟生​活實際進入了一個“資本運營”，實際是少數人操縱金融活動，以獲取遠超出實體經濟的平均利潤，也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所謂“第三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實際就是透支經濟發展潛​力，製造金融泡沫。當這個泡沫破裂後，整個社會陷入了無望的危機之中——傳統的經濟危機，畢竟是在有實體經濟基礎上的資源錯配的結果，所以經過一個硬著陸的過程，實際可以​使資源得到一次新的比較合理的配置，迎來一個新的經濟發展的活躍期；而本次金融危機，對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而言，是脫離了實體經濟之後的金融泡沫破裂後的危機。所有​人都清楚，應該重建實體經濟，然後重新配置資源。但是，這卻不符合大資本的根本利益。對美國金融資本而言，在美國重建合理的產業結構，將使金融資本在經濟生活中的權重下降​，這會直接危及他們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們實際把持著美國，走上了利用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進一步轉嫁自己的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造成的問題，維持美國經濟的虛假繁榮，並使美​國金融資本的收益增大的“正確”方向。這個“正確”方向，實際是資本主義的資本收益最大化的“政治正確”所規製的唯一結果。這樣的應對危機的策略，完全是一種以加大劑量注​射毒品來解決吸毒造成的萎靡虛弱的邏輯。這種邏輯可以在一時顯示出“強壯興奮”，但最終將會徹底斷送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切可能。

對比中國和西方，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始終堅持調動最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在實踐中解決一個個製度性和基礎性的瓶頸製約因素，最終實現了生產力的健康發展，逐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中國雖然沒有如西方那樣的“從搖籃到墳墓”的“完備的社會保障製度”，但大多數中國人卻是既有壓力也有希望，整個社會是充滿著各種機遇和活力的；反觀西方，生產力水平​本來遠遠高於中國，但基本價值取向卻是資本收益最大化，最大多數勞動人民沒有主人翁的自覺，隻能是被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贖買的對象。表麵上看，社會既繁榮又穩定，​還顯得比較“公平”。但一旦維持這個表象的金融泡沫破滅後，整個社會經濟實際是看不到出路的。雖然如德國這樣的實體經濟比較強勢的經濟體，迄今為止日子還相對好過一些。但​是，因為無力擺脫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的基本規定性，最後也將被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係拖累下去。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認識：“三個代表”中，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各種社會力量的關切點的最大公約數，也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發展的一個真正的不竭的動​力源泉，是中國共產黨製定和執行各種政策的一個先在的規定性。背離了這個先在的規定性，是不可能有可持續的發展的，也就違背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簡而言之，在意識形態上認清這個關係，就會使中國真正為人類文明探索出一條新路；放棄這個基本認識，就會使中國人民乃至整個人類文明陷入河幹魚爛的絕境。這不是危言聳聽。​隻要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曆史的記憶沒有完全抹去，即便有了那樣的絕境，中國人民也會產生新的核心和領袖，把曆史扳回來。但是，這中間的代價，將是不可想象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內在一致、繼承發展的關係。那麽，我們就要觸及最核心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究竟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繼承了什麽，又發展了什麽呢？

這就要先分析一下前麵提到的兩個問題：如何理解和平崛起？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第二節 正確理解改革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探索與基本思路的逐步清晰的過程吧。

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是從反對“兩個凡是”， 在理論上正確認識毛澤東思想開始的。對這個問題，最準確全麵的闡述，還是鄧小平的一段講話。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十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我在今年四月十日致華國鋒同誌、葉劍英同誌、黨中央的信中，曾經提到，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我們黨的事業、社會主義的事業，以及​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推向前進。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係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隻有這樣，才不至於歪曲、割裂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誌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一個問題所講的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我們不能夠隻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係去獲得正確的理解。

這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精辟論述。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成為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體係，雖然有的是以導師和領袖個人的名字命名的。但是，都是時代思想和實踐經驗​的一總其成的結果，其形成和完善，最後被確立為正確的指導思想，是需要一個千錘百煉的過程的。這個過程，既需要廣泛深入的討論，也需要實踐的檢驗和深化。而且，對於思想理​論，必須從體係上把握精神實質，用來指導對具體問題的分析和實踐。究竟是遵循思想理論的精神實質，在實踐中落實、檢驗、豐富、深化對其精神實質的理解，還是尋章摘句，確立​個人或者小團體的權威，意圖達到個人或者小團體的目的，這既是一些人的立場的反映，也是其思想方法是否正確的表現。

這裏需要多說幾句：當前有些媒體，試圖以“紀念二十周年”的名義，宣傳一種“改革方向”的不容置疑的權威地位。盡管是“紀念小平同誌”，但其論述的邏輯，其實是違背了小平​同誌的思想的精神實質的。實踐已經證明，對於鄧小平理論最準確最全麵的概括，就是已經寫入黨章和憲法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論述。就是在這個思想體係的指導下，以鄧​小平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深化了改革開放；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新世紀開局​階段，把握曆史機遇期，統籌全局，科學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實踐證明，鄧小平理論的精神實質是正確的，三十年來的實踐也是基本正確的。因此，試圖突出甚至歪曲鄧小平同誌的某些具體論述，以達到某種宣傳效果，或者突出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論述上，幾代中央領導人的差異，試圖對當前的中央施加影響甚至壓力，都是一種很不老實的態度，也是一種徒勞的做法。這裏，就以小平論述的“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來進行一下說明。

我們要與時俱進地以小平指出的對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態度，來領會小平的思想。小平要求主要是防止“左”，是有特定含義的，也是有自己的背景和語境的。簡言之，他要求警惕的“​左”，是指一些人以僵硬刻板的階級分析，在當時硬實力西強我弱的背景下，以“自保”心態而行麵對麵的意識形態鬥爭，否定和拒斥改革開放。這種“左”，既有思想認識的原因，​也有利益的考慮。對後一種情況，我們也要正確理解。有些人是中共的骨幹，有些是中共的最堅定的社會基礎和意識形態上的最重要的服務對象。他們的利益和地位，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受到了一些影響和衝擊，自然會反對改革開放。而當時的曆史背景，又是蘇聯經改革開放而亡黨亡國。對此，有些人提出自己關於“根本原因”的論述，以此拒斥改革開放，就​理論而言，有其正確性；就實踐論，有其合理性。

但在當時的中國，改革開放深化擴大確實有發展到和平演變的危險；但僵化保守，退回到改革開放之前，卻隻能是死路一條。作為核心，即在原則問題上，當黨內意見有明顯分歧時，​要以自己的權威下最後決心，因而也要承擔主要的曆史責任的人，小平選擇了一條充滿風險的生路，在當時不可能在認識上說服所有持不同意見的人，更不可能想好所有風險和問題的​應對方案。隻能是“簡單粗暴”地做出決斷，然後在發展中，堅持基本原則，遇到什麽問題，必須馬上解決的，就就事論事地解決；暫時可以緩一下的，就緩一下。總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就是當時必須做出的決斷。這個決斷，直到今天也必須堅守。

客觀地回顧曆史，不論是對他的決斷有疑慮的人，還是那些想著以他的隻言片語為依據，把改革開放引向和平演變的人，都在二十年來的中國的發展中，獲得了自己的一份利益。今天​一個下崗職工或者低保人口的生活水平，絕對高於二十年前的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水平。這說明，當年的決斷是正確的。但是，是否每一個具體問題的判斷和論述，都適用於今天？而​且，對這些判斷和論述，究竟應該辯證地曆史地，與時俱進地理解和實行，還是以某些隻言片語為依據，利用自己大大小小的權限，行黨同伐異之實，最後爭取把改革開放引到和平演​變的方向？或者因為一些具體的說法甚至個別字句，就認定小平喪失了基本立場和原則，進而把各種問題都歸因於當年的決斷，徹底否定改革開放？我想，隻要是真正站在最大多數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場上，是不難得出正確的認識的。

      第三節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改革開放的指導意義

那麽，回到全文開始列出的第五個問題，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係統的成果，既是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的毛澤東思想，其思想文化內涵究竟是什麽​呢？為何這個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成功的思想體係，對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仍然具有基礎性的指導意義呢？

毛澤東曾經總結：中國共產黨人，可以是最好的中國人，因為他是共產黨人；也可以是最好的共產黨人，因為他是中國人。這集中說明了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與馬克思主義內在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體現在兩個方麵。

第一，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其終極價值追求，都是為群體、為曆史，而非為某種超驗的原則負責的價值觀。即所謂的“入世情懷”。

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就是講真正的君子人格，要體現在為現實的人服務，為現實的人負責的精神，而不是追求超驗的彼岸的價值。

範仲淹的論述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意思就是：​對自己切近的人，你要對他負責；自己眼前看不到的人，你又要為他操心。隻有這樣，才是真正鞠躬盡瘁，盡到了一個君子的本分。一個君子，做到了這一條，雖然一生是死而後已，​但是，內心卻是光明充實的。當這個君子離開世界的時候，可以如王陽明那樣坦然地說：此心光明，夫複何言！

我們如果對照一下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就會感受到一個儒家的君子與一個馬列主義者內在追求的一致性。其哲學表述，就是馬克思的那句名言；此前的人們，總是試圖用各種​方式解釋世界，而重要的在於改變世界。

覺醒的，具有曆史主體性的人民，就是這個改變世界的主體。而他們的組織核心，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

第二， 就是共有的辯證和通變的思想方法。

以公有製取代私有製，是一場對人類文明進行脫胎換骨的解放和改造的革命。這不可能是一個自然而然地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就可以完成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馬克思主義者在信仰上不​斷堅定，在實踐中不斷成熟，在各個曆史時期，在各個地方，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采取靈活的手段，不斷地將理想在現實中落實推進。也許，在每一代人看來，這都是一個“等待戈​多”般的一次次期待，又一次次落空的悲劇的循環。但是，“櫻桃好吃樹難栽，社會主義等不來”。僅僅有期待，是遠遠不夠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理想的。隻有經過不斷地對正​確的政策和策略的探索和落實，才能使理想逐步接近最終的實現。這就需要在堅定明確的終極理想的激勵下的，麵對現實做出的種種通變性的籌劃與探索。而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這種精神張力的集中體現。

毛澤東留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最重要的精神遺產就是：麵對現實的困難、危機和挑戰，不要指望轉移或者回避，而是要把這些看做是自己發展、進步和完善的動力所在。矛盾錯綜​複雜，這就需要正確認識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在實踐中完成轉化，通過解決矛盾實現發展和進步。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想信念，與中國傳統的“窮則變，變則通”思想的​結合，實現的思想方法的重大的飛躍。如此，現實的巨大困難和一次次失誤、挫折，就不是西西弗斯式的抗爭的不屈的循環，而是真正的進步的動力。

隻有在這個高度上來理解，才會明白，為什麽中國共產黨能夠在蘇東劇變的嚴峻環境下，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真正的中流砥柱，領導人民冷靜觀察，沉著應對，最終爭取到了重大的​曆史轉機。即所謂的“1989年隻有中國能救社會主義，2009年隻有中國能救資本主義”。

這是因為，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鬥爭實踐經驗的總結的基礎上，真正完成了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最核心精華——入世​情懷與通變思維，這兩種思想文化資源的成功對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思想體係一經成熟，便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的思想遺產，指導和激勵一代代共產黨人，把危機轉化為前​進和完善自己的動力。這就是前麵所述的“兩論起家”的涵義。這也是對開頭所列的第五個問題的回答。

                

第四節 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判斷

改革開放的曆程與中國革命的曆程一樣，都是在社會矛盾無法調和，原有方式不能解決的情況下，被迫開始的。條件惡劣，形勢嚴峻，沒有任何先例可循，理論準備和思想準備薄弱，​需要發揚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的精神實質，既堅持原則，又勇於探索，積極回應最廣大人民在實踐中的意願和要求，就會立穩根基，就有了一個正確的立場和牢固堅實的基礎，就可以​在各種困難、挑戰、失誤中發展過來、堅持下來、成熟起來。如果違背這個基本原則，名為創新，實為向西方接軌，或者死守教條，名為堅持，實為保守，都是沒有出路的。這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最深層內涵。

就改革開放的實際過程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隻是一個原則的方向。在實踐中，實際上逐漸形成了三種思想傾向。它們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如何定位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這種根本認識的差異，決定了對於資本主義的不同態度。私營經濟和外國跨國資本，都具有剝削性，隨時可能顛覆中國的基本政治經濟製度。但是，這又是中國共產黨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中，必須扶植、發展的力量。所謂“為人民服務”，也包括為資本服務，調動其積極性，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製約。這樣，才能真正為最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而這個過程中，在思想上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共產黨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究竟應該是一種什麽樣的關係？

對這個問題，三種思想分別是：資改派或曰接軌派；新民主主義回歸派；社改派。下麵分別簡單介紹一下。

資改派或曰接軌派的邏輯脈絡是：中國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方麵的差距，充分說明：隻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改革開放，就是逐步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或者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體製和價值觀的層麵上逐步接軌的過程。其理想的路徑，既可以是東亞的威權資本主義，也可以是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也可以是英美的徹底的資本主義製度。總之，就是以資本主義製度為主體和核心價值觀，結合、借鑒、保留部分社會主義的成分。

這個理路，符合前麵三十年的中國落後於西方的“現實”，因而具有相當的“說服力”。但是，在中國社會，由於中國獨有的曆史文化傳統，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的製度和思想遺產，使​得這個方向既不符合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也不具備成功的現實條件。而今，由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出現的經濟危機，這種思想實際已經在中國社會沒有什麽說服力了。

新民主主義回歸派的基本邏輯脈絡是：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實踐證明：新民主主義理論，才是真正既符合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又適合中國現實國情的階段性製度規劃。因此，改革開放​的製度目標，就是全麵回歸到新民主主義。其內涵就是：由中國共產黨在勞動群眾的支持下，以政權的力量掌控住國家經濟命脈，然後允許和支持資本主義的發展，解決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進入真正的合格的社會主義準備條件。

這個思想，似乎是最符合“現實”的，也有充分的“曆史依據”。但在實踐中，卻是不可想象的。很簡單的一個問題，就是在中國宣布進入社會主義之前，1949年製訂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和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明確規定了土地私人所有的製度。回歸新民主主義，是否要重提這樣​的規定？如果土地重新私有化，中國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物質基礎。對比一下中國和印度近三十年來的發展狀況，就可以很清楚地理解這一點。

歸根結底，新民主主義回歸的主張，是沒有適應中國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那麽，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中國，為何又要扶植和發展部分資本主義呢​？這就是第三種思想，即社改派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

社改派認為，改革開放的過程，其基本價值取向，是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也是階段性的策略性的調整。其客觀標準，就是“三個有利於”。

這種思想是正確的。但是，在前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因為現實的中國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這種思想對人民群眾，特別是一些思想活躍，而閱曆有限的青年，是缺乏說​服力的。同時，資本持有者也不安心、不甘心於這個框架下的地位，總是試圖改變體製，同時又隨時準備逃離，難以確立起長期發展的籌劃。因此，這是一個需要完善和明確，才能解​除各方疑慮的思想脈絡。

經過充分的討論，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其內涵是：社會主義製度已經是一個基本事實，是改革的起點。不斷完善的，富有活力的社會​主義，是改革的方向。但是，由於生產力的基礎薄弱，水平較低，主要表現是要素製約無法突破，因此，這個社會主義是不合格的，也是對人民缺乏說服力的。所以，就要調動資本、​技術、經營和研發才能等要素的持有者的積極性。這就要允許甚至鼓勵、支持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的一定程度的發展。這是改革開放的階段性的核心內容。

今天，中國經濟發展的要素製約基本解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體製優越性越來越充分地體現了出來。這說明，前麵三十年，特別是十三大以來的基本路線是正確的，實踐是成功的。​但是，由於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新的矛盾逐漸凸顯，所以，原有的階段性核心的轉變，也就必然要成為下一個階段的改革發展的核心問題。這個轉變的方向，就是要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明確一種認識：公平正義也是生產力，更是中國在新的階段謀求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的主要抓手。因此，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現在已經是不能等，不能拖的一個核心。​我們既要反對平均主義，也要及時糾正兩極分化。這就需要我們在全社會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對建設和發展成果的公平分享。

要素持有者依然是經濟發展中最活躍的因素。但是，這些勢力也具備了越來越強的改變基本製度的意願和能力。因此，要讓他們明確，在新的時期，他們其實可以得到更大的可持續的​發展。但是，隻有避免以自己的利益訴求壓倒社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的追求，而是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可持續的發展。
能夠把握住這個充滿內在張力，既高度緊張又生機勃勃的局麵，統籌全局，實現真正的科學發展的領導核心，隻能是堅持民主集中製的中國共產黨。一個基礎薄弱，發展不均衡，外部​環境逼仄的大國，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必須有一個為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堅定而清晰的信仰。這個信仰，隻能是馬克思主義。這個​事業的核心的領導者，就是掌握了正確的思想方法，具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傳承的中央領導集體。有著共同基本立場的，最大多數的勞動人民，是這個事業的基礎，是共產黨依靠、動員​和組織的對象。

放棄現成的成熟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放棄民主集中製的原則，隻能造成混亂和分裂。盲目照搬西方的什麽“公民社會”“自組織”的模式，在現實中隻能成為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甚​至境外勢力的代理人。對此，有任何的幻想，都將犯下曆史性的錯誤。

第五節 繼承發展一脈相承的精神實質

總結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思想發展，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中國共產黨始終是麵對現實，忠於理想的。這句出於格瓦拉的名言，有著“真實”和“理想”的兩個版本的解讀，對應​的是傳說中的“真實”與“理想”的兩個格瓦拉。但更多的人，願意作出“理想主義”的解讀，認為格瓦拉的“本意”，應該是指一種西西弗斯式的對現實的不妥協的鬥爭精神。而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講，這句話其實隻有一種“現實主義”的理解：以滿足最廣大人民的實踐中最迫切的需要為每一個階段的工作中心，真正實現與人民的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最終才能​喚醒人戰勝神的主體性。這才是對西西弗斯的精神的真正的落實。毛澤東的總結就是：共產黨要始終保持領導地位，就要在每一個階段都同時做到兩點：第一，要在政治上引導群眾進​步；第二，要能給群眾帶來看得見的物質利益。

提到“政治進步”，很多人會理解為“思想提高”，或者“解決組織問題”，還有人把這個作為“提拔重用”的一個比較“正確”的代稱。但是，真正的“政治進步”，其實體現在有​限的生命曆程中，對於人生價值的認識與實踐。

比之著名的馬斯洛的“五層次需求”理論，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引用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白拉斯的論述，才是真正揭示了人生價值的本質：生命之燈因思想而點燃，而勞動則​是把燃料加了進去。隻有在思想上實現了對自身創造曆史的主體性價值的正確認知，才是真正作為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生活過了，而不是隻是生存、風光、享受過。這是人之為人的根​本之所在。而這種認知形成和實踐的主要方式，就是進行各種形式的創造新世界、新生活的勞動。

顯而易見，因為人的主客觀條件的差異，馬斯洛的理論，其實很容易在現實的生產資料私有製和社會分工體係中，不同地位的限定之下，使人進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行草偃”的“等級意識”的窠臼。或者，幹脆進入“你值一千萬，是因為你有一千萬”的純粹資本邏輯的“評價標準”。而在現實中，這會導致真正的平​等缺乏一個人格認知的邏輯起點。而馬克思的論述，其根本意義在於明確了一個基本原則：隻要一個人投身於勞動，不論承擔什麽樣的社會分工，在人性的意義上，大家都是創造曆史​，實現人性的價值的平等的主體。這就使得現實的人際關係，具備了一個超越庸俗的物化“價值”的區分，實現真正平等的邏輯起點。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脈絡就是：為了消除對人的主體性的實踐和認知的最大障礙——生產資料的私有製，以及為這種私有製服務的上層建築，必須進行生產資料公有製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貢獻就在於：論證清楚了，這一目標為何必須經由社會主義革命而實現，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為何能夠成功。

但是，在實踐中，畢竟是為剝削階級的利益進行論證的思想和學術活動，始終在私有製社會中占有主流地位的。包括大多數勞動人民在內的社會主體，都是受這些主流的思想的影響的​。所以，馬克思所闡述的思想，不可能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自動地實現。這就需要一個堅強的，有著透徹的理論認識和正確的思想方法，以及強有力的組織體係的無產階級政黨，動員​和組織人民，采取正確的策略，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列寧主義，就是正確地分析了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之後的世界形勢，以正確的指導思想，論證了以俄國​、中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比較薄弱的社會，在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先行者地位的思想理論體係。

毛澤東思想，就是從中國國情出發，將中國的具體實際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實際是將中國自己的曆史文化傳統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實現了對接，總結出的在中國，進而在​整個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方法和策略的思想理論體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在新的曆史發展階段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的思想理論體係。坦率地講，在改革開放的前麵三十年，中國對現代世​界資本主義體係，還是以合作為主的態度，隻是在重大的核心原則問題上才有一些講究策略的鬥爭。所以，似乎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適用於改革開放，或者說，一些人認為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中不再發揮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隨著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以及西方主導的“國際主流輿論”對“中國威脅論”的鼓噪，以及​現實中對中國不斷進行“巧實力”的圍堵，中國實際到了必須改革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階段。這個鬥爭的主力，隻能是廣大的第三世界；這個鬥爭的核心，隻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而中國欲成功發揮這樣的核心作用，就必須重新認真研究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對當前的實踐的指導性作用。所以，如果在現在的形勢下，麵對著​越來越尖銳複雜的鬥爭，還是認識不到正確的指導思想的作用，就會在實踐中遭遇重大挫折，甚至犯下曆史性的錯誤。

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內在一致、繼承發展的關係，而不是什麽斷代甚至“棄舊圖新”的關係。

總而言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實踐則是不斷發展的生生不息的過程。前一代人的經驗和記憶，可以成為後代的精神財富，卻無法完全傳承，更不是照搬下去就可以自動發揮作用的。​在社會發展進步的實踐的進程中，隻有不斷在政治上引導群眾進步，即喚醒勞動人民在新的形勢下的主體性意識，才能實現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勞動人民得到現實的看得見的物質​利益；隻有使人民得到看得見的現實的物質利益，共產黨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領導人民實現創造曆史的主體性。

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真正一脈相承的精神實質。

第六節 如何理解和平崛起/發展？

稱和平崛起，有火箭直升和旭日東升兩個意思。再細化分析，前者的意思應該是指中國在積累了相當的能量和條件後，出現一個直線上升的過程，如直升機起飛甚至是火箭發射一般；​後者的意思，應該是如同太陽從地平線噴薄而出，雖然不很迅速，但卻是氣勢磅礴，不可阻擋。再進一步，我們應該想到，這種旭日東升的過程，其實不是什麽“太陽升起”，而是地​球自轉到了麵向太陽的一麵的自然的結果。對這個“崛起”的最精當的論述，就是季羨林先生的“河東河西”的高論。但是，如果我們冷靜分析一下中國的曆史和現實，這兩種情況，​似乎都不符合中國發展的基本曆史進程。

換一個說法，稱和平發展，意即中國的複興，是一個向前發展，也向上提升的過程。而且，這個過程必然會出現各種失誤、曲折和反複，但卻同樣是不可阻擋的磅礴向前的過程。特別​是由於中國的體量和複雜性，決定了這個向前向上的過程，需要一個很長的積累和起動的過程。但一經起動，卻是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之中斷蹶倒的。因此，這種說法應該更合適一些。​

其實，稱崛起或者發展，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說清楚，為何中國可以擺脫富而必驕，強而必霸，盛極而衰的“大國政治的悲劇”。

這裏就需要明確，所謂的和平崛起/發展的內涵是：中國不以全麵戰爭為製訂發展戰略規劃的出發點。這需要做到兩點：

第一，能戰方能言和。要有禦敵於外，捍衛自己利益邊疆的能力，使既有的大國、霸主不敢、不能侵犯中國的核心利益。

第二，不搞新帝國主義。中國不以對外掠奪補足自己的發展需要，而是以合作共贏、互補互助的邏輯，推進與世界各個國家的合作；中國不向外轉嫁發展中產生的矛盾，而是以化解這​些矛盾的過程，作為自己不斷發展和完善的機製。這樣，中國就可以擺脫“大國政治的悲劇”。

概括一下，和平發展/崛起的涵義是：好戰必亡，忘戰必危。以和為貴，不卑不亢。對待大國、小國，都要區分核心利益與非核心利益、原則對抗與局部一時的利益分歧，然後采取靈活策略，以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為準則，妥善地、發展地化解分歧，擱置爭議，實現共贏。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能夠實現和平發展/崛起，既是有思想基礎的，又是要曆史地、辯證地理解的。

思想基礎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曆史智慧，近代以來自身的遭遇和感受，使得中國很容易與一些國家達成共識和默契。而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遇到矛盾既不​回避也不轉嫁，而是看做發展進步的動力和變革的機遇。這與西方文化完全不同。所以，中國在思想上有足夠的動力和能力走出“大國政治的悲劇”。

就曆史回顧，中國的和平發展/崛起，也是有一個辯證、動態的過程。

50年代抗美援朝、援越抗法，台海鬥爭；60年代和“文革”期間，則是援越抗美，研製兩彈一星為核心的尖端武器裝備，以大三線建設完成全麵戰爭乃至核戰爭的準備。

關於抗美援朝戰爭對國家安全的意義，毛澤東說：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意思是：和平建設的國際環境，是要靠直接的軍事鬥爭體現出自己的實力和意誌，才能得來的。

當中國即將跨入核武俱樂部的時候，也是外部對中國施加最嚴峻壓力的時候。究竟要不要在困難的情況下，頂住壓力，炸響那個爭氣彈，需要毛澤東做出最後的決定。毛澤東坦然地說​：原子彈就是炸給人聽的。既然是這樣，那就不如早一點炸響。毛澤東真正把握住了關於核武器的國際鬥爭的本質：有了那個東西，一個國家就是國際政治鬥爭和博弈中的一流玩家了​。在一個國家還沒有最後掌握的時候，全世界都會對你施壓聒噪，希望你不要成為那個一流玩家；但當你真正掌握，而且成功地在全世界麵前展示了之後，世界也就自然而然地認可你​的大玩家的地位了。最終，兩彈一星的成功，不僅確保了中國的戰略安全，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特別是真正確定了中國人民在國際事務中的昂揚自信的精神麵貌。

盡管在研製的過程中，因為當時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原因，這個“特別工程”占用了大量的資源，造成了一些短時間的困難。但是，隻要成功，其戰略回報，遠遠大於和超級大​國之間打贏一場局部戰爭；而付出的成本，肯定是小於一場和超級大國的局部戰爭的。

80年代，水下發射運載火箭，對西方合作引進，軍工企業在國際市場創匯，麵向國內市場轉產，既加強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領域。

90年代，以信息化為主要抓手，進行現代化建設，適應新軍事變革的形勢，繼續作為改革開放的重要領域。

新世紀：全麵收獲成果，係統合成戰力，以995工程為核心，廣泛拉動全國產業升級，技術向民用領域外溢回饋，推動中國產業布局在更高水平上重新合理化。

總結：以非本土作戰保衛中國人民的和平建設。最典型的是抗美援朝。如軍旅作家何曉魯所言：新中國什麽都缺，唯一不缺乏的，就是建設新生活的信心和保衛新生活的勇氣。一場“​氣多鋼少”戰勝了“鋼多氣少”的戰爭，真正成為新中國的立國之戰，直接決定了曆史發展的軌跡，徹底奠定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基礎。而在新時期的軍隊現代化建設，因為堅持了​正確的戰略判斷和策略籌劃，以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基本製度的保證，所以非但沒有擠占經濟建設的資源，反而為經濟發展，產業布局提供了強有力的杠杆作用。

今天，主要是以非戰爭軍事行動和軍事鬥爭為手段，包括演習、觀摩、訪問、交流培訓、護航、救援、裝備的進出口、研發等，以圍棋思維分析形勢，規劃戰略鬥爭，贏得主動，爭而​不戰，鬥而不破，因勢利導，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推動改革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終結在中心-邊緣的世界體係中的，真正的新殖民主義勢力，實現和平發展/崛起，帶動“窮朋友”——本身有豐富資源，但發展落後，基礎薄弱，是現有世界體係的被剝削者的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最終為世界和平確立真正的萬世之基，為人類進步事業做​出更大貢獻。
總而言之，中國和平崛起•發展的內涵是：以保衛自己和平建設，維護世界和平為根本目的的國際政治和軍事鬥爭與軍隊建設，事實成為中國崛起•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沒有這​些鬥爭和建設，就沒有中國的崛起•發展可言；而如果不以保衛和平建設，維護世界和平為目標，這種鬥爭和建設，會如當年的蘇聯，今天的美國一樣，使自己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最終是不可持續的。

因此，中國在現在經濟實力迅速提升，可以為軍隊建設提供更強大支持的情況下，更要繼續堅持和平發展•崛起的基本政策不動搖。當然，對這個政策的理解和落實，也是要與時俱進​的。

第七節 怎樣理解和諧社會？

因為和諧的本意，來自於音律，我們這裏就以交響樂團、合唱團做譬喻。共產黨好比總監、指揮，各個階級、階層、集團好比各個樂器、聲部，理論探索好比創作，革命好比組團和彩​排，執政和建設就是演奏和詮釋作品的過程。演出一旦開始，就不能輕易中止。隻有各個樂器和聲部都能各安其位，才能演出和諧的作品。但是，如同現實中的演出總會出現各種情況​，實際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更是豐富多彩，千機百變的。
因此，中國共產黨要有隨時發現不和諧因素，及時進行調整的能力。這就是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涵。社會利益多元化，博弈隨​時發生。我們不能寄希望於社會和市場自動調節，黨的各級組織，特別是領導幹部，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必須善於使用綜合手段，及時判斷，有效處置，不斷化解矛盾，直麵新的矛​盾，站穩立場，遵循正確的思想方法，使矛盾真正成為改革發展的動力。

簡而言之，如汝信所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一個不斷解決矛盾，又不斷產生新的矛盾的生機勃勃的社會。

那麽，這個和諧的願景，除了共產黨這個組織基礎，就思想文化基礎而言，是以什麽作為保證的呢？這就需要我們進入下一個問題，其實也是回應全文開頭所列的第六個、第七個問題​：改革開放的實質是什麽？出現一係列問題的原因是什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其思想文化內涵是什麽？怎樣理解其普世性價值？

第八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普世性價值

本章討論開頭所列的最後兩個問題：

第六，改革開放的實質是什麽？出現一係列問題的原因是什麽？
第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思想文化內涵是什麽？

把這兩個問題列在一起，是因為兩個問題是不可分割的。

第一節 基本理論內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應該是以馬學為體，中學為本，西學為用。換一個說法，就是魂、根、術的關係。

隻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正確指出了人的主體性實現的方向和路徑。這是中國共產黨不變的靈魂。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確立了理想追求在現實實踐中的不變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要調動要素持有者的積極性，使之在“社會職能”實現的過程中，分得相當的利益，占有相當的權重。在前一個階段的改革和發展中，這是必須調動甚至倚​重的力量；在新的形勢下，這又是必須正視，長期共存的現實。所以，就要以市場經濟的手段，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改革國際秩序，實現共同富裕、社會和諧、和平發展的目標。

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背景下，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思想觀念，必然要在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體係內，培養和分化出一批代言人。加之在院校和媒體的一​些資源挹注，在整個社會，甚至共產黨內部的相當級別的意識形態機構和掌握一定權力的領導幹部的思想意識中，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甚至可以取得相當的“強勢地位”。這就是總​書記所言的“西強我弱”的一個基本背景。因為這個背景會長期存在，所以“西強我弱”也將是一個意識形態領域必須長期正視的現實。

那麽，在這個背景下，中國文化在麵對西方文化時，應當如何自處？共產黨在麵對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時，又應當如何確立自己的信心，以嚴肅的態度，靈活的方​式，確立起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

最根本的應對之道，第一是要堅定信念；第二是不能操之過急，指望通過一兩次全麵的嚴肅的鬥爭，就能徹底解決問題。要明白，這是一個因其經濟基礎長期存在，也一定會以各種形​式長期存在的基本現實。

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的現實條件的製約，以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本身的艱巨複雜，都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有能力調動資本的積極性，但又要警惕和不斷克服資本對共產黨改旗易幟​的訴求。最核心的一條，就是以嚴肅的思想鬥爭，在全體黨員幹部中，真正講清楚中國共產黨與國內外的資產階級的關係的實質。即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外的資本勢力麵前，要做到和而​不同，才能真正超越包容。

因為在08年春天，在北京聽了著名的中醫哲學家陸廣莘先生的講座，使我對這個問題有了豁然開朗的感覺。當時陸老的講座，題目是：何為中醫？中醫何為？最後，陸老的結論是：​中醫的追求，就是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麵前何以自處的集中體現，是中國文化對自己對人類文明價值的自我認知。因為是在清華大學的地麵上講座，所以就化用清華大學的校訓，做出​一個最後的結論：厚德載物，和而不同；自強不息，超越包容。

需要注意的是，厚德載物，自強不息，這是梁啟超先生為清華大學確立的校訓。梁啟超先生有誌於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完成文明的化和，為中國確立起真正的可以貢獻於全人類的文​化根基。結果，卻在自己的思想學術的盛年，死於代表中國西醫最高水平的協和醫院的一次低級的醫療事故。而今，協和醫學院卻並入了清華大學。曆史的吊詭，真的是一言難盡。

既然一言難盡，就先回到本文的主題。我認為，對這個問題，其實可以以中醫與西醫的關係做一個類比。

中醫與西醫的關係，實際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中醫必須堅持理方劑一體的根本要求，對西醫實現和而不同，超越包容的關係建構。如此，才能體現其價值，發揮其作用。這​是由中醫和西醫在文化層麵上的根本不同的特質所決定的。

西醫：找到並消除致病因素，或者對損傷等進行修複和代償等機製的建立。實際是二元對立思維的集中體現。

中醫：將人體乃至整個社會係統看做一個陰陽調和的機體。當出現陰陽不調時，就要及時把握住整體來調和陰陽，建立新的陰陽調和的狀態。這不是簡單的複原，也不是簡單地去除致​病因素，而是以建立新的和諧為目標。這是多元共生基礎上的和諧追求的集中體現。

現代和當代中國的醫藥衛生事業發展的曆史證明：中醫的核心價值，是可以對西醫的思想和技術手段進行統攝的。而西醫的核心價值，則不能對中醫的理方劑進行統攝。所以，中醫比​西醫更具有普遍適用性。

需要注意的是，沒有西醫的手段，中醫的思想也不能充分體現其效力。而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西醫更容易產生實際的效果。比如婦產科方麵。再如靜脈滴注，完全是西醫的成果。但是​，中醫藥卻可以用這個手段，使自己的效用得到更直接的發揮。這就充分說明：中醫對西醫，隻有充分吸收、理解，熟悉掌握，才能真正有所作為，實現對西醫的超越包容。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中醫對西醫的統攝作用，不能做簡單機械的理解。比如中醫講究“見好就收”。意思是：從一個角度切入，設計了一個調和陰陽的方案。當這個方案的效果達到七​八成之後，就要及時停下這個方案，換一個角度，設計新的方案。這是隻有中醫才會有的大境界。這種大境界，完全可以統攝西醫。但是，不能簡單機械理解。比如惡性腫瘤的治療，​就要把適當條件下的手術作為一個方案。但是不能是手術切掉五分之四的腫瘤，保留五分之一，就轉向別的方案。而是要把徹底的手術切除，以及必要的放化療等，當作一個建立新的​陰陽調和的手段，盡最大努力，但又不要幻想能解決全部問題，而是以一個更大的視野，設計和執行輔助和後續的方案。這是一個更高層次的“見好就收”。最終的目的，是使患者在​新的情況下建立一個新的陰陽調和的機製。

第二節 正確認識問題

在目前的視野下，中國共產黨就是要把全國人民，包括一些在意識形態上時刻準備顛覆自己的階級、階層、集團，統一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旗幟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把握住曆史機遇期，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可持續發展，改革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才能鞏固執政地位，進而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越來越充分​地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推動社會主義在與資本主義的較量中取得主導地位。這就是在現階段實現最大程度的和諧。而那些不和諧的因素，實際是在程恩富提出的“體用本”的關係​的構建過程中，或者是甘陽所謂的“通三統”的過程中，出現的不同價值體係之間的“免疫排斥”。比如，大家觀感最強烈的黨政權力部門和一些幹部的腐敗與特權問題，就是典型的​體現。這裏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前麵已經分析過洋務運動失敗的過程。在洋務運動中，也出現了一些腐敗加劇的情況。而如《金瓶梅》這樣的文學名著裏表現的那些情況，則更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商品意識發達後的社​會生活的集中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是家國倫理，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核心價值，是投資收益的最大化。一方麵，這兩種價值會發生衝突，引發一些結構性的矛盾；另一方麵​，中國傳統文化的負麵價值，即裙帶關係與人身依附，則會和資本主義核心價值的負麵，即唯利是圖，發生對接。如此，則誠信守法，童叟無欺的商家，會被腐敗官僚與奸商的利益共​同體擠壓，逐步失去發展空間。如果不能同流合汙，實際上是難以為繼的。所以，《金瓶梅》的主題，表麵上是喪心病狂，實際是看不到正當出路和可持續發展前景之後的“末日心態​”的反映。

而在中國共產黨開始領導改革開放後，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原則，會與市場經濟的一些基本原則發生矛盾衝突；另一方麵，集中一切資源辦大事，同時調動各​種資源要素持有者的積極性，這對中國共產黨的幹部而言，既是放權的過程，也是可以在失去硬約束之後，上下其手，與一些資本持有者結合，謀取個人和小團體利益的良機。

共產黨的所有幹部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複雜的利益和情感關係中的。在這樣的機遇麵前，單純靠著意識形態自覺，是很難把持住的。這樣，改革開放的主要目標，即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的正麵價值，與市場經濟體製的效用的移植對接，非但不會馬上成功，而且會發生直接的衝突。但另一方麵，權力高度集中、裙帶關係和人身依附​，以及唯利是圖的價值取向，這三個主要的負麵影響，卻很容易迅速在“後門”完成“苟合”，生出一些“怪胎”。我們不能因為這些“怪胎”就徹底否定體製或者徹底否定改革開放​，而是要有效克服這些問題，又能“帶病發展”，盡快衝過這個危險期，完成一個健康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設。

因此，群眾的監督是很有必要的。但事實上，群眾不可能了解他們質疑的某些情況的全部的來龍去脈。在以經濟建設的大幹快上解決階段性的主要矛盾的背景下，這些群眾監督，包括​共產黨的紀檢部門的監督，都要服從發展——實際在前一個時期，就是數量和體量的大幹快上——這個硬道理。這勢必導致群眾監督和紀檢部門的努力都大打折扣的結果。如此，一些​幹部會更加肆無忌憚。直到今天，一些人還在以各種理由，各種方式，明頂暗抗，不願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根本原因，就是前一個階段的渾水，最利於他們漁利。

這就需要我們有一個更高層次的認識。即我們應該怎麽理解當前的改革？怎麽認識改革開放的領導核心共產黨的作用？

第三節 改革健康發展的理論基礎

共產黨的核心生命力，其實在於她的意識形態。在傳統的意識形態的論述中，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意義在於：消滅剝削階級，使勞動人民成為社會經濟各項事業的主人翁。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終極目標的。這就好比一個手術切除某些被認定為潰爛壞死或者惡性膨脹的部分。但在現階段，應該對此有一個細化的、階段性的論述。

這個細化的、階段性的論述就是：革命的最初的意義，是共產黨取得主導權，使勞動者成為主人翁；中期的意義是完成社會的動員、組織，包括勞動者的教育培訓和組織，完成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原始積累；長期的意義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期和終極的意義，則是實現全人類的徹底解放。在實踐中，這就好比要把一些已經切除的部分，移植生發，使之重新成​為社會肌體的一個有機的部分。但又必須時刻警惕和克服這些部分的惡性膨脹。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的概括——改革開放的本質。也就是說，改革開放是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的基本內容。隻有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才能使經濟社會得到可持續發展。但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向西方接軌，而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的發展和完善。背離了​這個原則，偏離了方向，隻能是亡黨亡國的結局。

對於這種內在的張力，既不能無視其危險，也不能以簡單的“操刀一割”來解決。而是要把這種內在張力，轉化為自己改進的動力源泉。黨既不能以破壞穩定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也不能因為這些問題，就轉移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因此，中醫所體現的不斷追求新的陰陽調和的中國文化的大智慧，就應該可以用來指導我們深化對於“兩論起家”的毛澤東思想的理​解，使黨在新的形勢下，能夠正確把握方向，並可以說服人民群眾，取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繼續牢牢把握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同時可以正確處理各種矛盾，克服各種消極​腐敗現象帶來的危機，構建一個並非通體光明，但卻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局麵。

進一步分析，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會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發生劇烈的“移植免疫”性質的社會矛盾，也會使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都受益的各個群體，出現“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情況。道理很簡單：所有吃到肉的，都既有理由感到不滿，更希望再進一步，讓自己壟斷所有的肉。但是，掌握著操刀分肉的權力的共產黨，卻不可能滿足任何一個利益群體壟​斷所有肉的訴求。於是，各種抗議和遊說，甚至訛詐與詛咒的對象，就是共產黨了。隻是，因為這些抗議、遊說、訛詐、詛咒的聲音，往往會因為立場的截然對立而互相對衝，所以在​現實中，實際是威脅不到共產黨的。

但是，如果長期不能建立起新的共識，形成對本國人民和世界都有說服力的解說，中國共產黨就無法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更大的範圍內，整合更多的資源，調動更大的力量。那麽，​現有的因成就帶來的新挑戰和新矛盾，就不再有可以利用的資源和正確的思想方法，來進行分析和解決。如此，這些矛盾就不會轉化為前進的動力，反倒會使體製陷入僵化保守，甚至​會因為一些成就而自滿懈怠，最後導致亡黨亡國。

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和發展的過程中，以一種中醫式的思維來進行“頂層設計”，就是至關重要的了。而在新的形勢下，把一些道理講清楚，形成清晰的符​合最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通俗的理論論述，就是一個絕對必要的思想前提了。

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重建並不斷強化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

第四節 從“三明治”到“肉夾饃”

目前，中國的社會結構，確實有“三明治”的傾向。簡言之，就是社會利益集團分成了三大塊。

最頂層是黨政幹部，掌握著支配各種資源的主導權；中間一層是要素持有者和他們的代言人群體，既能夠給黨政幹部帶來方方麵麵的實惠，又和黨政幹部有著廣泛的“共同語言”，很​容易與之形成各種“共識”；第三層，也是最下麵一層，既是共產黨執政的真正的社會基礎，也是各級幹部在實際工作中感到頭疼和“累贅”的大多數。客觀地講，這個階層確實缺乏​在現實中給予幹部實惠的能力，反而需要幹部幫助解決一些現實的問題。而他們和上麵兩層之間，也缺乏有效的溝通手段。

如果這個“三明治”趨向長期不能扭轉，就會導致社會階層固化，進而社會流動中斷，出現社會斷裂，最終發生社會動亂乃至於崩潰。因此，我們要努力把這個“三明治”向“漢堡包​”或者“肉夾饃”的方向轉化。也就是說，要重建和強化共產黨的幹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既要重新強調人民群眾在革命和建設、改革的各個階段的決定性的貢獻，使各級幹部在​感情上明確自己與人民群眾的“親情”，也要明白，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力，在於人民群眾直接感受到的社會的矛盾運動，以及人民群眾應對這些矛盾，解決問題中的實踐經驗和智慧。​人民群眾的經驗和智慧，以及他們對黨的各項政策的信任、支持和及時反饋，是共產黨真正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這是共產黨進行探索和實踐的正確方向和不竭力量的根本保障。脫離​群眾的意願和智慧，不僅是感情上忘本，更是實踐中走上錯誤的改革方向的開始。

也就是說，錯誤的改革方向，是把改革理解為一個“三明治”式的過程：把共產黨的幹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聯係切斷，然後加進一個“新階級•階層”，共產黨幻想著可以駕馭這個加​進來的“異質成分”與自己的社會基礎之間的矛盾，維持自己的執政地位，並調動各種資源，實現社會發展。這樣的思路，在實踐中隻能使共產黨先是背離，最終失去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或者成為新的官僚資產階級，或者表麵上建立了“好的市場經濟”，實際上使共產黨改旗易幟，蛻化為完全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具有對外依附性的西方意義上的政黨。這兩種​前景，最終的結局，都隻能是亡黨亡國。

正確的改革方向，應該是一個“漢堡包”或者“肉夾饃”式的過程：在保持共產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係的前提下，在一些局部剖開原有的體係，然後完成對一些“異質成分”的​生發移植，並保持體係的開放性和流動性，使社會既有求新求變的活力，又不至於被各種“移植免疫”折騰到亡黨亡國，而是能夠堅持住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正​確方向，使黨真正保持“我主沉浮”的主動性。

進而言之，錯誤的改革方向，是切開一個社會主義的基本體係，加進去一個異質成分。這隻會導致機體的死亡；正確的改革方向，應該是一個剖開原有體係，移植生發一些成分的過程​。這個過程雖然也會帶來一些“排異反應”性質的問題，但最終會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不斷進入新的生機勃勃的狀態。而能保持這個正確的改革方向的基礎，就是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以及正確的思想方法。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對於今天的改革開放的指導意義所在。當然，如前所述，今天的改革開放的指導性的思想體係，應該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新形勢下發展的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

第五節 普世性價值的理解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

毛澤東思想，其實是全世界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的高潮期，即戰後近三十年的時間裏的普世性價值。而毛澤東思想繼承發展的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新時期的普世性​價值。這種普世性價值，體現在對後發展國家的發展進步，爭取建立合理的世界秩序的鬥爭的指導意義。

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的韜光養晦，其實是從大張旗鼓，到“卷旗不繳槍”，到觥籌交錯心不醉，到最後對西方和資本主義超越包容的過程。這種超越包容，體現在兩個方麵。

第一，對發達資本主義無解的痼疾的處理能力，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第二，體現在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借鑒的價值、支持的能力、引領的作用。

也就是說，對發達國家而言，中國的體製具有先進性；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的經驗具有借鑒意義。
中國的人口，超過了現有的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口總和。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比之西方的體製，更具有普世性價值。中國要成為改造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的鬥爭的核​心與主力。隻有使這個世界得到公平發展，中國才能有效整合全球資源，實現合作共贏。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把中國的成功的故事，提煉為真正可以被世界理解的普世性價值。因​此，現在是必須提出和推廣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普世性價值的論述的成熟而且必要的時機了。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推介自己的普世性價值的過程，應該是遵循“君子之道，和而不同；小人之道，同而不和”的原則，寧可慢一些，支付的成本多一些，也要有足夠的耐心和誠意。​中國絕不能照搬西方推行自己的“普世價值”的方式。那是典型的同而不和的“小人之道”。我們應該相信，一些西方人，對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是抱有善意的，甚至可以說是有著深厚​的感情，憑著一種宗教情懷在進行“布道”的事業的。但是，因為他們的“道”就是“小人之道”，所以必然最後落實為一個行霸道的過程。簡單說，就是文攻武打，連哄帶嚇，強加​於人。這是不可能收到良好效果的。

這個“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的根本區別，我們還可以做一個簡單的類比。

中國的方式，應該是中醫的方式。在幫助和啟發其它國家的時候，應該以一種係統的思維，充分理解對方的實際情況，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鼓勵對方以自己為主導本位，建立起一個​符合自身情況的和諧狀態，並且使對方在接受幫助和指導的過程中，也能學會正確的思想方法，最後實現自己的可持續的發展和進步的機製。

而西方的方式，好比是一個人，覺得另一個人不大對頭，就直接判斷對方的心髒和血液出了問題。又自信自己的心髒和血液都是普世的。於是，就人造複製自己的血液，克隆自己的心​髒。然後，不論對方是否情願，是否能夠承受，就強行放倒麻翻，給對方換上自己人造複製的血液，移植自己克隆的心髒。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或者換血移植之後，這個人死於感染或​者移植免疫，那就是對方的問題，自己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不論在利比裏亞、海地、菲律賓等克隆自己的製度，還是對蘇聯東歐進行和平演變，實際都沒有能夠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帶來西方那樣的繁榮進步，而且如今西方自己的“繁榮進步”的​形象也越來越難以維持了。但是，西方主流社會輿論，至今也不願或者無力進行深刻的反省。這不是一代人的態度的傲慢，而是西方文明的內在缺陷的集中體現。

因此，中國真正推廣的普世性價值，不是具體的體製和觀念，而是和而不同、自強不息的君子之道。這個君子之道，是在近二百年來，中國文明從巔峰落入穀底，又從穀底經過奮鬥抗​爭，逐漸回到新的世界之巔的過程中得到充分體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即便隻是對中國而言，也隻具有階段性的價值。但是，它的建立和實踐的過程，體現出的價值​追求和文明底蘊，卻是真正具有超越時空限製的普世性的核心價值觀。這才是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普世性價值的正確理解。

為了說明前述的一以貫之的精神的與時俱進的豐富和實踐的過程，這裏舉兩個例子。

第六節 紅旗渠精神

第一個，就是著名的紅旗渠。如果是70後的朋友，可以自己搜一下相關的紀錄片，了解一下情況。另外，CCTV10的“百家講壇”，也有通俗生動的講述。這裏就不多言了。

需要注意的是，漳河是在山西省的。當時的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後來的農業部長陶魯笳，在抗日戰爭階段曾經任太行五地委書記，機關就在林縣。經曆過當年的武裝鬥爭的老共產黨人​，都清楚一個道理：沒有當地人民的支持，很可能一天都堅持不下來。所以，陶魯笳是對林縣人民有著特殊的血肉聯係的深情的。因此，林縣可以僅憑著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和​秘書長戴蘇裏的一個“巴掌寬的紙條”和縣委書記楊貴在大年初一的一個長途電話，就說服了陶魯笳，就得到了支持。

可以說，沒有陶魯笳的淵源，沒有那一代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就不可能有把山西省的漳河水引到河南省的林縣的機會。沒有林縣黨組織的核心作用，就不可能有“十萬大​軍戰太行”的壯舉。沒有紅旗渠精神的普遍啟發性意義，也不會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背景下，仍然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因此，紅旗渠精神的概括，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團結協作，無私奉獻”。

這種精神，是近千年來人與命運的抗爭，意誌與岩石的較量的積澱的結果。是一代一代共產黨人，使人民群眾的這種信念和能量得到了凝聚和升華。

這是愚公移山精神的最集中的體現：在修建紅旗渠的過程中，81人犧牲，108人傷殘。從60年代初到今天，從林縣到林州市，從當年的十萬大軍戰太行，到改革開放後的十萬大​軍出太行，到90年代的十萬大軍富太行，一直到新世紀的十萬大軍美太行。當地的黨員幹部，始終帶頭體現著中華民族最可貴的核心價值：哪怕是處在不適於人類生存的環境，也不​等不靠，不貪不怨，而是以一代一代的不懈的奮鬥，改造山河，追求美好的生活。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種精神的一個生動體現，就是大堖村黨支部書記許存山。當80年代初，許存山從西藏部隊複員回鄉後，被委以村黨支部書記。當時村財務有三枚硬幣，九分​錢的資產，卻有一萬八千餘元的債務。作為全縣海拔最高的村，不通水電路，溫飽不能解決。麵對這樣的困境，許存山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感，寫下了勵誌詩：人生若許年，壯誌立​肝膽。心懷人民苦，誓把大山搬。

經過近三十年的奮鬥，大堖村通電通路，解決了吃水，實現了溫飽。但是，還沒有實現富裕的目標。但是，許存山卻豪情滿懷：
“我就認準了一條真理：在人世間不相信奇跡會發生的人，他永遠不會創造出奇跡來。有紅旗渠的精神，還沒有我們幹不出來的事業和不配我們享有的東西。紅旗渠精神，就是在任何​困難麵前都不低頭”。

歌曲《我的祖國》的第二段歌詞是：

姑娘好像花兒一樣
小夥心胸多寬廣
為了開辟新天地
喚醒了沉睡的高山
讓那河流改變了模樣
這是英雄的祖國
是我生長的地方
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
到處都有青春的力量

紅旗渠是林縣人民喚醒沉睡的高山，讓河流改道的偉大成就。它的精神實質就在於，是共產黨喚醒和凝聚了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主體性，改變了人民的精神麵貌。於是，就實現了“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曆史新篇。

第七節 重慶探索

第二個，就是如今頗多爭議的重慶探索。

本人認為，重慶探索的基本取向，實際是為中國的下一個階段的改革開放的新模式進行一個先行先試的試驗。其基本精神，就是通盤運籌各種要素，在堅持改革開放基本路線的前提下​，進行具體的模式的新探索，最後解決改革開放中形成的一些新的“惰性因素”，實現改革開放的新突破。為方便進行分析，這裏先將重慶的探索的對內和對外方麵分別分析一下。

重慶探索的對內的基本經驗就是：唱紅打黑，改變人的精神麵貌；三進三同，重建幹群關係，改變作風，傾聽人民群眾的意願和要求。有了這樣的精氣神，就有了思想基礎。重慶的具​體做法，確實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於“運動”和“形式主義”的疑慮。對此，應該怎麽認識呢？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關於唱讀講傳活動的“形式主義”的疑慮。

第一，如前所述，中共的意識形態的基本邏輯是：無論對內對外的武裝鬥爭，社會革命，還是現在的經濟建設，都是實現共產黨的理想的不同階段的手段和方式。這是一個天然就帶有​進取性的政治體製。人民之所以選擇它，支持它，說明它對自己理想的闡述，對自己曆史使命的定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些人一時不理解，並不應該成為它放棄這種使命和定位​的理由。

第二，唱紅是一個比較醒目的說法，或曰也是一種“形式”。其實質是用進步的、積極的文化成果武裝人的思想，調動起人的精神狀態，喚醒很多共產黨的黨員幹部心中已經沉睡的那​些宗旨和原則。最後的落腳點，不是唱讀講傳，而是以一種昂揚的精神狀態，投入到為人民服務，建設美好生活的實際中去。中央實際是充分肯定了這個做法的意義。

第三，應該理解那些自己的記憶中有著前三十年和最近三十年的對比的中老年人對那些紅歌的感情。那裏有他們青春的記憶，更重要的是，那裏包含的是對共產黨的宗旨、原則，以及​一個健康向上的社會氛圍的呼喚。沒有幾個人幻想隻要回到改革開放前的政策，那個理想的社會就會馬上實現，現在的一些消極腐敗現象會立即消失。但是，隻要他們在唱，在懷舊，​其實就是在向共產黨提出一種委婉的批評和監督。各種各樣來自人民的批評和監督，是共產黨避免精神懈怠，蛻化變質的最強大的力量源泉。因此，他們的那些歌唱是很有意義的。而​重慶把這樣基層幹部群眾的歌唱，搬上了上星衛視的屏幕。沒有人認為那些歌唱的藝術水平有多高。但重慶市委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表明了共產黨的一個地方的一級組織，特別是它​的主要領導，願意鼓勵人民群眾，基層黨員幹部，用共產黨的宗旨、原則、優良傳統來監督、要求自己。這是一種基本的態度。作為中國的普通老百姓，我們應該歡迎和肯定這種態度​。這不是奴性，也不是落後，而是一種最先進的、最積極的政治理想的體現。

所以，重慶的唱讀講傳活動，實際是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確立起進行改革開放的新探索的思想基礎。稱重慶的“唱紅”為“形式主義”，不排除一些人是出於善意的疑慮，但也確實​有一些人，利用了善良的人們的疑慮，實際是希望否定“唱讀講傳”，使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些事情，進而否定重慶進行的探索的思想基礎，使重慶的探索夭折。

然後，我們再來分析一下關於“打黑”的“運動式”地破壞“程序正義”，傷害“改革開放新生事物，社會新階層”的“疑慮”。

我們應該明確兩點認識。

第一，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基本價值取向，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發展和完善，是共產黨的領導的加強和改善，最終要以“三個有利於”作為改革成敗的標準，而不是以是否和西方的​製度和意識形態接軌為標準。重慶的打黑，既是整頓社會秩序，建設平安重慶，也是為了改變不合理的利益結構和畸形的產業結構，建設良好的投資創富的環境。隻要實現了這個效果​，重慶的打黑就有先在的合理性。那種以什麽“程序正義”來批判“運動式打黑”的邏輯，本身就是對大多數中國人民而言莫名其妙的邏輯。

第二，如果細究一下本質，一些人對所謂的“程序正義”的執著，才是真正的形式主義。形式主義的實質，通俗地講，就是“扯著大旗作虎皮”。意謂高舉一個先在的政治正確的旗號​，在大轟大嗡之中，形成一種輿論一律的氛圍，然後夾帶進個人和小集團的各種意圖，不容人們對這種大轟大嗡背後的意圖提出質疑，最後使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能夠“稀裏糊塗”地​實現。在重慶的打黑的過程中，如果吹毛求疵地，甚至以訟棍的邏輯，去挑一些毛病，是很容易“發現問題”的。但是，如果不是本著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進行合法的辯護活動，​而是以西方的“程序正義”的觀念來約束中國的政法機構的活動，則是違背了中國社會主義法製建設的根本價值取向。如此，則越是強調“程序正義”，越是犯下了形式主義的錯誤。​其本質就是把“法律人職業共同體”的利益訴求，先是包裝成全社會的“公民權利的製度保障”的政治正確，然後把這當作一根棍子，隻要最後的判決結果不符合自己的“辯護意見”​，就一概稱之為“黑打”，最後通過徹底否定重慶的打黑，確立起“法律人職業共同體”在全社會的“權威”，最終建立起一個美國式的“法治社會”。這樣的“法治社會理想國”的​圖景，實際是少數人私心自用，不論終極目標還是具體手段，都是對真正的法治社會精神的背離，也必將在全社會造成對“法治社會”的負麵認知。包括某“著名前律師”的案件在內​的，2011年引起廣泛關注的幾個案件，在“法律人職業共同體”與社會公眾之間，出現了尖銳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就是這種社會公眾的負麵認知的集中體現。與其把這說成是“僵​化保守勢力”對人民群眾“洗腦”造成的“悲哀”，還不如說成是“法律人職業共同體”背離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基本價值觀，也背離了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建設的基本價值取向的​結果。

所以，稱重慶的打黑為“運動式”的“黑打”，完全是一些人的自說自話。事實上，很多人確實是對重慶的“唱紅”有疑慮，而對打黑，哪怕真的是“運動式”的，也是拍手稱快的。​為什麽會如此，真正應該反思的，恰恰是那些自以為是的“智叟”們。

綜上所述，評價重慶探索的成敗，根本標準，應該是重慶的探索，是否在重慶實現了“三個有利於”，進而為中國下一個階段的改革發展的基本模式，進行了成功的先行先試的探索。​重慶近幾年經濟建設的直觀的硬指標，是有目共睹的。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共同富裕方麵的成就。具體的數字和重慶城鄉群眾的感受，這裏就不臚列了。這裏主要分析一下其基本​模式的意義。而要分析這個意義，最有力的一個切入點，其實也是很多人，包括很多重慶人的一個疑慮，即重慶的現在的發展勢頭，是不是可持續的？進而言之，重慶的這些成就，究​竟是有著特殊的人脈背景的“熙奇組合”創造的一個個例，還是一個可以對全國的下一步改革發展起到全局性的先行先試作用的探索？這就需要展開一個大的分析視野了。

撫今追昔，我們現在可以確定：中國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工業化建設。下一個階段，應該進入工業化借助信息化，實現升級的階段了。但是，比之在中國之前實現工業化的幾大經濟體，​中國的人均資源條件，其實是最差的。已經成為曆史傳奇的蘇聯和即將成為曆史傳奇的美國，是憑著自己的資源條件，完成了自己的工業化建設。當然，對於主體民族而言，這兩個國​家的資源條件的確立過程，也是一個曆史的汙點。而歐洲的先發資本主義國家，更是靠著殖民掠奪獲得了實現工業化的基本條件，並轉嫁了自己的社會危機。比較後發的德國和日本等​，最後也是搭了便車，有效地利用了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統籌運作的資源，實現了工業化。

比之這些先發展的經濟體，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資源條件，其實是很惡劣的。這就使得新中國真正開始進行獨立自主的工業化建設之後，始終麵臨一個基本的製約因素：人均資源​匱乏，導致發展速度受到很大限製。基本就是“一統就死，一放就亂”。這個“統/放”的對象，實際就是各地區各部門大幹快上的衝動。不能調動各地區各部門的積極性，就無法建立起一個快速發展的比較均衡合理的國民經濟體係。但隻要一放開這個積極性，允許​各地區各部門大幹快上，就會使得有限的資源不敷使用。一次次發生的具體過程，就是大家以你追我趕開始，但最後大家各自占用了有限的資源。結果，就是大家一起被迫下馬，全國​經曆一個馬鞍型震蕩。這就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特色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的基本模式。每次危機之後，基本的硬著陸調整方式，就是全國規模的“關停並轉”。這樣的波動，​基本就是以十年為一個周期。其實，改革開放最初的十年，也經曆了這樣的周期性波動。其最高潮，就是80年代末的那場風波。所謂“國內小氣候”，基本的經濟動因就在於此。

可見，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基本考慮，就是在既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先在規定下，能夠有效利用外部資源，補足自己的人均資源的需求，最後真正完成工業化。因此，前麵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在二十年前開始改革開放新階段之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思路就確定為：主打並強化中國的比較優勢，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在這個體係中吸引​外資，調動內部的積極性，有效利用國內外的資源，最終解決在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物流體係建設方麵的欠賬，完成中國工業化建設的“最後一公裏”，也是靠著中國自己的資源條​件，無論如何也無法跨越的那“最後一公裏”。事實證明，這個基本戰略思路是成功的。中國確實由此完成了自己的工業化建設。但同時，也造成了巨大的問題。

為了製造全球實體經濟的成本窪地，最大限度地吸收國際的資金和市場兩大資源，中國確實製造了巨大的人與人之間，主要是幹部與群眾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不和諧。近二十年以來​的種種令人氣結困惑的現象，其實都可以歸結到這個基本戰略思路上。

比如，那個以“鐵心腸、鐵算盤、鐵手腕砸‘三鐵’”的國有企業改製運動，實際就是在社會保障方麵的甩包袱，進而壓低勞動力成本，且盤活國企存量資源的過程。對國企困境直接​責任最小的普通的國企幹部職工，卻直接承受了最大的成本，甚至發生了一些慘劇。

再比如，導致現在很多人，特別是80後的巨大不滿的房地產資本利益集團做大，一定程度上挾持了中國的經濟政策，甚至是金融政策的決策，就是當年將房地產業確立為支柱產業的​決策。製定這個產業政策的基本考慮，既是因為這個產業進入的技術和資本門檻都比較低，上下遊拉動的產業鏈條也很長，符合當時中國經濟的基本條件，可以最快見到成效。而更深​層的戰略考慮，則是通過激活房地產業，帶動汽車產業的發展，進而帶動對於物流倉儲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從純粹的經濟發展戰略的角度考慮，這是一個很高明的決策。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的勢頭，同時也是使中國突破了物流體係的瓶頸製約的一個高質量的增長過程。但是，這個戰略的負麵效應，其實全國人民都不同程度地承擔了。

對於這些問題，要有一個辯證的、曆史的認識，也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既不能因此否定基本路線，也不能視而不見，或者“順其自然”，使中國徹底被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係​鎖定在“世界工廠”或者“世界車間”的地位，進而使中國在經濟上徹底處於對西方跨國資本的依附地位，甚至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被中國買辦性質的資本雇傭的“技術官僚執政​集團”。若果如此，則中國的社會動亂和體製崩潰、人民苦難，將是不可避免的曆史頓挫和災難。反之，如果能夠正視這些問題，把這些問題的解決過程，作為中國探索改革發展的新​模式的主要抓手，就可以在實踐中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迎來改革發展的新的高潮。中央在新的形勢下，正視這些問題，遵循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的思想方法，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戰略思想。而重慶的探索，則是這個戰略思想的生動實踐。

關於“五個重慶”建設，實現共同富裕，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情況，已經有許多群眾的評述和方家的分析，這裏就不去狗尾續貂了。這裏主要分析一下重慶探索的對外方麵。

我認為，重慶市以地票交易為核心的金融運作，結合海外投資，在非洲買地種糧食，是需要深入挖掘的重慶探索的核心經驗。其精神實質就是：通盤考慮，統籌自身和外部資源，按照​互利共贏的原則進行國際合作，實現發展成果本地人民共享，本地與合作對象共享。當然，如前所述，重慶這些探索的一個前提，是唱紅打黑。對此，溫鐵軍教授有精辟的論述：不打​黑，就不能由比較健康的資本力量有效盤活各種資源；不唱紅，就沒有一個積極的精神狀態，特別是不能弘揚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一個基本價值取向：為了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對一切既得利益的調整都是天然合理的。沒有這樣一個精神狀態，就無法真正解放思想，破除某些主流意識中新的“兩個凡是”，開拓出改革發展的新局麵。

簡言之，重慶經驗的核心，就是暢通工程使土地升值，招商引資實現價值。而土地整治，集約置換，以地票交易的金融運作，使農民得實惠，並在政府的支持和幫助下，把這些實惠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商機的投資。政府不僅提供一些培訓和政策，而且實實在在地投入了配套的資金支持。為了使得這些資金能夠保值增值，政府實際由此鎖定了為普通市民轉化來的中​小投資者服務的“利益結構綁定”。最終，使得以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共同富裕的科學的政績觀，成為真正實打實的黨政幹部的激勵機製。而政府投入的來源，則是以八大投為核心的​，市政府可以直接支配的“第三財政”，實現土地升值收益公有。

起碼大多數重慶的城鄉群眾，是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得到了實惠的，因而也是堅決擁護的。大家的疑慮在於，這個模式是否有可持續性？是否對全國都有先行先試的意義？這就需要結​合其對外部分來認識了。
重慶探索的對外部分，就是在國家實力和戰略資源，領導者人脈資源的支持下，進行對外投資，特別是盤活非洲土地資源，既使非洲當地受益受惠，也保證了糧食安全。

重慶市的黨政一把手，被市民親切稱為“熙奇組合”。應該承認，這兩位都是有著特殊的人脈資源的。但這些資源不是他們個人的創造，而是包括毛澤東時代“輸出革命”和新時期的​浦東開發、中非合作在內的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的成果。他們隻是這些資源陸續發揮作用的操作者。

如前所述，為了完成中國工業化建設的“最後一公裏”，歸根結底是為了有效利用外部資源，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在一個曆史時期中，中國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到全球​化的體係中，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戰略決策。但是，這個過程不僅在中國製造了相當大的不和諧，也在客觀上造成了包括發達國家內部的巨大社會問題。用李昌平的話講，就是中國​的農民工，“搞得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失業了”。這個“全世界的工人階級”，既包括其它經濟體的藍領和部分白領，也包括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工人老大哥”。因此，中國前一個階​段的改革發展的模式，既在本國難以持續，在國際上也遭遇了越來越強烈的抵製和質疑。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疑慮越來越強。這些都要求中國必須做出轉變。就國際戰略​而言，前一個階段是強調“韜光養晦”，積極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實現自己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在新的階段，則要強調“有所作為”，但不是某些人理解的確立中國的霸權地位​，而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核心，帶領和代表發展中世界，致力於改變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實現所有國家立足自身實際的自主發展，實現發展成果的全球全民共享。

在上述的背景下，就可以理解：如果沒有整個國家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的保障，如果不遵循新時期在國際上“有所作為”的正確路線，重慶的自身資源，根本不足以支持其可持續發​展。但如果真正落實這個正確路線，就可以成為中國發展改革的模式調整的一個成功探索。衡量這個探索是否成功，更核心的標準，不是投資的收益率，而是是否實現了重慶與投資地​的共贏共享。由於主客觀的原因，重慶市民和全國的老百姓，對這一點沒有什麽感受，甚至基本不關注，所以才會對重慶的做法既肯定又疑慮。而欲在實踐中解除疑慮，則需要重慶自​己正確的實踐，更需要把這些實踐的基本精神，推廣提升為整個國家的清晰的發展戰略。換言之，如果不能成為全國的先行先試的成功探索，則重慶這幾年的基本經驗就是不可持續的​；如果能夠得到中央的肯定，總結提煉為新形勢下的基本的國家戰略，則重慶乃至全國的發展，就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重慶市委主要領導反複強調“314部署”的深意所在​。

所謂“不謀全局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不足以謀一時”。不論是革命戰爭年代的星火燎原式的根據地建設，還是後來的大慶、大寨等典型，以及改革開放初期的特區建設，都是經過​探索和及時正確的總結，最終使得一個點的突破與成長，為整個國家的革命、建設和發展，發揮了前沿探索的作用。這些個點，也都在其對全局的作用實現之後，逐步退出了舉國關注​，全黨爭議的焦點的地位。我們可以確信，重慶也將經曆這樣一個過程。從這個角度論，其實那些關於重慶探索的爭議和焦慮，恰恰從反麵和側麵證明了重慶探索的全局性意義。

總而言之，重慶的探索，代表的是中國在既有的，既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也製造了巨大的問題的矛盾的原有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在堅持基本路線的前提下，對改革發展​的模式進行調整的探索。這個具有全局性的先行先試的實踐的成敗，關係到中國下一步的發展方向。就國內而言，堅持共同富裕原則的中國共產黨與有著自己的價值取向的資本的力量​之間，究竟是共產黨駕馭資本，還是資本最後挾持雇傭還保留著共產黨的名號的“專業技術官僚集團”，或者幹脆讓共產黨改旗易幟，就取決於中國的發展改革模式的調整能否成功；​就國際而言，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結果，究竟是可以推動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發生根本的改變，實現全球的公平的有活力的可持續的發展，最終實現發展成果的全球全民公平分享，還是讓​中國被鎖定在對西方大資本集團的依附性地位，使中國人民被動地承擔西方社會的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造成的社會成本，這不僅關係到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向何處去，也關係到發達國家能​否獲得變革轉型的真正強大的壓力和動力，取得真正的變革轉型的成功，而非喊一些有心無力的口號。因此，我們應該給予重慶的探索更多的關注。

第九章 基本結論與餘論

不知不覺已近九萬字，卻仍有意猶未盡之感。隻能先告一段落了。通篇的結論就是：君子性非異也，善假於物也。不善於吸收各種優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不能盤活各種資源的，不論是​君子還是聖賢，都做不成事情；而如果沒有君子的精神特質，也就沒有了“善假於物”的主體。即便一時有些成就，最後卻可能在學習引進的過程中，徹底失去主體性。

中國文化傳統中就有民胞物與、和而不同、自強不息的文明情懷與執著信念。這是中國文明的核心價值。就是這種核心價值，使得在當時通訊交通條件有限的情況下，中國能以一個廣​土眾民的體量，傲然屹立於世界。近代以來，中國遭遇了文明全麵落後，徹底淪陷的危機，也被激發出了學習、抗爭與超越的血性與韌性。最終，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與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相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文明的化和，國運的逆轉。在為新生國家的生存權和完成現代化的原始積累奮鬥和鬥爭的過程中，這個民族有恥且格，窮且​益堅。一時的貧弱落後，並沒有熄滅其對整個世界的道義自信心和文明責任感，而是體現出了巨大的道義力量。在新時期，中國不僅以堅定的鬥爭捍衛了民族尊嚴和國家核心利益，更​以曆史的大智慧，完成了和平發展/崛起。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對中國而言，中國共產黨就是核心，就是君子；對今天的世界而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不斷將挑戰和矛盾轉化為前進的動力的中國，就是可以引​領整個人類走進新的文明發展階段的君子。

而今，隻有以整個人類文明的曆史為大視野，將自己的核心曆史經驗講述為新的普世性價值，才能使中國以新的問題和挑戰為動力，實現新階段的又好又快的發展，為人類進步事業做​出更大貢獻。

這個新的普世性價值，需要分幾個層麵來理解。

就核心價值觀的層麵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強調的，所有社會成員在創造曆史的主體性地位意義上的平等，作為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的終極價值的邏輯起點，輔之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即精英群體對社會全體成員的責任倫理本位，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就思想方法的層麵論，就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通變思想作為基本的方法論的指導，以中醫體現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智慧為和平發展時代的包容性製度建設和實踐的基本​指導思想，實現社會的生機勃勃的和諧發展。

就具體的體製和方法的層麵，就是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思想以及部分製度建設的成果，以結合自身實際，符合自己的需要為取舍和調整的標準，在自己的現代化建設實踐中​發揮獨特的積極作用。

就實現這個普世性價值的方式論，不是如西方那樣強加於人，而是以自己成功的實踐，吸引其它國家主動研究交流，然後鼓勵各個國家都能結合自身的實際，落實上述的基本精神，最​後服務於各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以上內容，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思想理論內涵及其普世性價值的簡單總結。

餘論一：正確認識、冷靜分析以“北京共識”為核心的，對於中國故事的敘述。

首先，對於華盛頓共識，這些敘述畢竟是一種“相對正確”的論述。

其次，因為視野、角度和思想基礎的差異，這些敘述還是有相當的局限性。

最後，我們現在尤其要警惕“另類捧殺”。不能排除有些人，利用中國急於獲得話語權的心理，表麵上高度肯定中國的經驗，實際是要利用自己的話語權優勢，在中國自己的係統的正​麵論述還沒有提出的時候，就提出一套“中國從自己的國情和傳統出發，逐步實現向西方接軌”的模式，在國際上壟斷對中國經驗進行解說的話語權；在中國內部，則引導輿論和學界​，把中國改革發展的方向，引導到威權資本主義。其核心價值，還是中國向西方接軌。隻是接軌的過程與方式，不同於華盛頓共識鼓吹的“政經一步到位”的休克式“改革”，而是由​威權資本主義而“好的市場經濟”，實質是由執掌威權的階層尋機化公為私，實現寡頭壟斷的憲政資本主義模式。

這個模式一旦實現，中國的社會分裂、國家解體、人民苦難是必然的。即便不能成功誤導中國，隻要掌握了詮釋中國經驗的話語權，也可以堵死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路徑。道理很​簡單：既然中國的發展方向是取代美國，現在又是美國人解釋了中國經驗的實質，那麽，大家為什麽不繼續認美國作帶頭大哥，以製衡這個趕超者的勢力，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要認一個新的帶頭大哥呢？如此，中國將在國際上繼續作為一個被恐懼和孤立的對象，而非改變不合理的國際秩序鬥爭的領導者存在。這樣，中國將無法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被鎖定​在美國的跟班的地位。不論一時可以得多少實惠，最終是一個不可持續的模式。

作為“北京共識”範式內的“中國故事”的袖珍先行者的新加坡，近兩年積極呼籲美國重返東南亞，得到一些在經濟上實際對中國具有依賴性的國家的響應，這不是一句“腦殘”或者​“混蛋”就可以解釋的。中國沒有能夠說清楚自己與美國的根本不同，沒有講清楚自己和平崛起•發展的實質所在，那些對國際形勢的變化高度敏感，又實際上“器小易盈”的國家，​有那樣的表現是再正常不過的。

需要聲明，我很尊重那些國家。我認為，麵對現實，我們應該反思自己，為何那些國家在經濟上已經和中國建立起了遠比和美國更緊密的關係，卻表現得既不仗義，又很愚蠢？作為有​誌成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領導者的大國，中國自己的意識形態論述，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與其指責某些國家，還不如以那些國家的行為作為自​己反省提高的契機，做出有針對性的改進。這才是和而不同，自強不息的實質。做到這些，才能真正實現厚德載物，超越包容。今天，中國仍處在戰略機遇期。但這個機遇期，與前一​個階段需要“悶聲發大財”的情況，已經有了重大變化。適應新的形勢，在務實和務虛兩個方麵都做出調整，才是真正的與時俱進。

所以，現在尤其要注意掌握好在和西方交往，特別是和一些“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親切交流時的，“觥籌交錯心不醉”這個原則的尺度。

餘論二：正確認識中國和蘇聯東歐改革的基本經驗教訓。

自蘇聯解體以來，某些人越來越喜歡重複一句話“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言下之意，中國也將走上蘇聯的道路。當然，這些人未必希望中國也亡黨亡國，但總歸是鼓吹，或者​擔憂，中國將走上蘇聯那樣的道路。他們的事實依據和理論分析，其實基本是一致的。當然，立場是截然對立的。但事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卻在蓬勃發展，越來越成​熟完善，越來越體現出其優越性和普世性價值。這中間的曆史過程，又是怎麽回事呢？

對此，可以做出各種總結。這裏，本人願意提出一個更“冷峻”的純粹經濟的視角的分析。

蘇聯的結局，根本還是經濟問題。本質上，還是本國人口有限，商業經驗嚴重缺乏。靠著全世界所有大國中最雄厚的資源條件，在斯大林時代以強行軍的方式實現了現代化，在赫魯曉​夫時代完成了以核技術為核心的高科技大躍進。但是，在這之後，因為內需市場空間有限，國際市場又被西方封鎖，使得蘇聯的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不能外溢到民用領域，隻能靠著軍​事實力挾持整個東歐搞起了經互會的盤子。

客觀而言，那些東歐國家，其實也都是商業經驗嚴重不足的，隻是因為距離西方更近，有地緣優勢，所以經濟發展水平首先承接了西方的一些成果，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對高於蘇聯。到​了被整合進經互會的盤子，非但沒有享受到蘇聯的技術外溢的成果，反而被蘇聯笨拙而蠻橫地安排了各自的“國際主義任務”。結果，反倒被蘇聯拖累得生活匱乏。

於是，在有二戰記憶的一代人老去後，新一代對國家安全和主義的觀念淡漠，而要求現實生活的豐富和個人價值的彰顯。比之西方當時的情況，蘇聯東歐的體製確實需要改革了。這時​，西方一方麵壓低石油價格，使蘇聯以資源出口創匯的能力下降，高福利難以為繼。另一方麵加緊意識形態攻勢，把人民生活的單調定義為“數量匱乏”，進而把這種“匱乏”的根本​原因歸結到體製和文化的原因。最後就是忽悠人民群眾，特別是中青年骨幹人群：隻要在製度上和西方接軌，就可以過上和西方一樣豐富自由的生活。

在這種情況下，黨即便要進行意識形態鬥爭，也隻能引起包括大多數黨員幹部在內的人民群眾的極端反感。這就是那個時期，整個社會主義世界的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共同的“改革共識​”。因此，不是什麽少數人葬送了蘇聯的社會主義製度，而是蘇聯東歐人民，包括大多數黨員幹部一起興高采烈地埋葬了那個製度。 

對中國而言，完全是另一個情況。簡單地說，就是在改革開放中，隻要自己保持清醒頭腦，站穩立場，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控製力非但不會減損，反而隻能補強進而實現倍增。​所以，中國一旦被和平演變，真的就是在思想和意識形態上出了很大的問題。

本來，中國是有望趕在蘇聯前麵被演變的。但是，因為那場風波，黨內高層的接軌資改派被徹底邊緣化。一些人正在懊惱，卻看到了蘇聯亡黨亡國以後的慘狀。在這之後，中國的主體​骨幹人群，不可能再被西方忽悠過去了。這就是小平對那場風波的“早來比遲來要好”的論斷的深意所在。

在小平南巡後，按照“三個有利於”的標準，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春潮湧動的時期。這個時期延續到現在，其本質是以“社會主義的功利主義”進行的發展和探索的過程。所以，中國二​十年以來的改革，不論按照純粹的社會主義，還是按照純粹的資本主義，都談不到“逐步完善”，但是，卻是充滿活力的。不僅為國際資本勢力，也為本國的大多數人，都提供了不同​形式的發展機遇。除了一些腦子比較軸的左派和右派都不滿意，大多數中國改革的參與者，包括中國的勞動者和外國的資本，都是有了很大的收益的。因此，對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外國​資本和中國的大多數老百姓，以及大多數黨員幹部而言，其實不很關心什麽“頂層設計”，而都很關心在這個“最操蛋的實用主義的發展”中，自己有什麽財富機會。對那些大聲疾呼​“頂層設計”的大忽悠，真正最反感的其實是這些人。

總之，隻要正確認識中國和蘇東改革的根本不同，就會明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努力的方向，隻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這個體製不可能讓任何一個群體完全滿意。但是，​絕大多數有決定性意義的群體，會自覺維護這個體製。而且，這個體製不可能有什麽完備、明確的製度體係。它的最主要的實踐中的價值，恰恰就是不完備、不明確。這樣，才可以避​免僵化，始終充滿活力和機遇。

撫今追昔，我們應該感謝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那一代人實現了中國真正的獨立自主的現代化基礎建設；經曆“文革”後，那一代人中的幸存者，以鄧小平為核心​，推動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進程；在那場風波中，那些“老家夥”以集體的意誌，使自己在殘酷複雜的政治軍事鬥爭中積累的經驗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們承擔了曆史的責任，使​中國人民得到了最豐厚的回報。

這個曆史的進程，應該可以在今天得到一個理直氣壯地闡釋。這樣，就可以在中國人民中建立起最廣泛的共識。隻要是希望中國繁榮富強的，隻要是不希望中國遭遇比之蘇聯亡黨亡國​還要慘烈的巨變的中國人，都會認同這個共識。

這個共識就是：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隻有改革開放才能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得到可持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