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主流媒體最近密集發表質疑和批評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文章，作者皆為著名的學者。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街頭抗議運動此起彼伏，正醞釀著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改革停滯論”難以解釋現實
最近，適逢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圍繞這一話題，國內許多學者不約而同地發出中國的改革已經死亡的感歎。有言“上世紀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後期是開放；而最新的這10年，維穩則成了最基本的基調”；有言今天的改革不是“摸著石頭過河”，而是“隻摸石頭不過河”；還有人表示“三十年改革開放”的說法言過其實，真正的改革也就最初的十幾年，等等。
盡管學者們判斷改革停滯的標準或有差異，但認為中國的經濟體製沒有按照公平的原則進一步市場化，則是比較一致的共識。這種對中國改革失望的感歎，與近幾年關於“國近民退”的說法相互呼應。概而言之，都認為中國經濟仍被政府強力掌控，離真正的市場經濟還很遠；當前中國的社會問題，幾乎都是因為市場化進程半途而廢引起的。當然，要使改革死而複活的藥方也很簡單，就是堅持不懈地把市場化的原則貫徹到底。
上述言論聽起來似乎頭頭是道，但究竟有多少事實支撐呢？其實，關於中國近年來的改革、發展狀況，還有市場化速度，都可以用事實驗證，而非隻流於抽象想象。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至今已超過10年。從入世10年間的數據變化，可以清楚地認識中國的改革和市場化進程。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認定改革停滯的一個根據，是所謂近年來市場化進程發生逆轉。但是按照常識，一個有著強大計劃經濟傳統的國家，如果在入世後不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很多產業在世界貿易體係下，可能連立足都很困難，更遑論有所發展。如果中國市場化改革停滯不前，那麽如何解釋入世以後中國產業的發展、城市化的加速，以及經濟總量的躍進？
近年來媒體和學界宣稱，中國經濟出現了“國進民退”的趨勢，這說明改革已遭遇瓶頸。要解開這個廣為流傳的謎題，也隻要回到事實即可。
1978年，中國的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占全部工業企業的92.0%，到2008年，這個比重下降到43.8%，30年間的下降幅度超過50%。國有企業減少，民營企業增長的趨勢，在最近幾年尤為突出。就企業的數量、總產值、資產總額、利潤總額和從業人數而言，2005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占全部規模以上企業的比重，分別為10.1%、33.3%、48.1%、44%和27.2%；到2009年，這一數字分別下降到4.7%、26.7%、43.7%、26.9%和20.4%，下降幅度為5.4、6.6、4.4、17.1和6.8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非國有經濟的比重相應提高。2005年，私營經濟在企業數量、總產值、資產總額、利潤總額和從業人數方麵的比重，為45.6%、19%、12.4%、14.3%和24.5%；2009年，相關數字分別上升到58.9%、29.6%、18.5%、28%和33.7%。目前，民營企業在貿易行業（包括批發、零售、酒店和餐飲等）已占絕對優勢；即使是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這樣需要大量資金的領域，民營企業也超過了國有企業。在這30年間的任何一個年份，民營企業發展勢頭都領先於同期的國有企業。
市場原教旨主義正在被曆史拋在後麵
上述數據都來自國家統計部門，而斷言中國的改革和市場化已經停滯不前的學者大都位居於體製內，很難有理由不注意到這些數據。那麽，這些和事實截然不同的斷言是何以得出的呢？這既跟中國改革本身的不斷深化有關，也跟許多學者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結構有關。
中國30多年的改革，跟經濟發展有些類似，都經曆了早期粗放型的發展階段。在改革初期，即上世紀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中國的改革實際上處於粗放型階段。在這個階段，過去模仿蘇聯斯大林體製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製，已經嚴重阻礙社會發展，社會亟需引入市場競爭機製。這個階段的改革相對比較簡單，政府隻要退出許多微觀經濟領域，讓市場看不見的手來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推動經濟高速發展。
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的改革，盡管也會引發矛盾，但矛盾相對比較簡單。粗放型的改革需要“闖關”的勇氣多過具體的專業知識。由於曆史的原因，這個時期活躍在中國改革舞台上的學者，原先主要研究計劃經濟體製。他們對市場經濟的具體內容，以及其優勢和弊端並無深入了解。不過，既然過去頂禮膜拜的計劃經濟模式已在現實前碰壁，自然就隻能轉身擁抱市場經濟。在這一階段，所謂改革就是朝著市場經濟一路狂奔，於是這一代的許多人都成了市場經濟的虔誠信徒，成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
在改革初期，這種對計劃經濟的矯枉過正，對市場經濟的無限膜拜，有很大的積極作用。如果沒有這一代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在當時為市場經濟正名，身體力行地推進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很難想象中國能有今天的繁榮。但是，這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結構有著很大的局限。一方麵，由於深受來自蘇聯的“普世主義”哲學思維影響，他們在內心深處相信世界上必有 “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可以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既然計劃經濟已經一敗塗地，當然就隻有靠市場經濟取而代之，這成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學界的主流觀點。“主流經濟學家”這個稱謂也開始流行。另一方麵，這些學者受傳統政治經濟學影響很深，長於用宏觀概念敘事，而短於對具體經濟問題的分析和解決。盡管改革開放後對西方經濟學如饑似渴地學習，但傳統政治至上的思維模式，使他們常常把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一點恰恰與西方20世紀的主流經濟學背道而馳。
由於上述原因，由這些學者引領的粗放改革模式，有一種簡單化的內在缺陷。他們把複雜的社會改革，當作簡單的撥亂反正，與之相應的改革理論就是從一種普世主義轉為另一種普世主義，用“市場經濟就是好”取代“計劃經濟就是好”。這種簡單化的改革模式，促進了市場化迅速蔓延到許多公共領域。在住房、教育和醫療領域的全麵市場化，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弊端。當民眾對新的“三座大山”表現出極大不滿時，他們束手無策但又不願承認普世主義有問題，隻能把市場化過度擴張引發的弊端歸咎於市場化的停滯，把市場化引起的社會分化歸咎於國企和土地的私有化受阻。這種南轅北轍的說法，最終導致曾引領潮流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在改革深化的進程中逐漸邊緣化。
深化改革亟待模式創新
在住房、教育和醫療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失敗，標誌著“市場經濟就是好”的粗放型改革必須轉型，改革必須進入以創新為標誌的深化階段。中國幾千年的悠久文明傳統，中國近代激烈的政治和社會革命，決定了中國的改革不可能照搬任何一種現成的樣板。因此，任何一種原教旨主義都不可能適合中國，中國的改革者必須走出簡單地把別人的模式當作“普世模式”的誤區，必須走出中國獨有的道路。
在以創新為標誌的改革深化階段，改革的問題早已不是好與壞能夠簡單概括。市場經濟好不好？國有企業好不好？私有化好不好？政府幹預和調控好不好？任何一個腳踏實地的改革者都很清楚，這些問題的答案沒有絕對的好和壞，而隻有在具體實踐中適合與否。所以，符合中國國情的創新是深化改革關鍵。從這幾年改革的深化過程看，意識形態先行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逐漸邊緣化，改革呈現出全方位的深化和平衡發展。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不僅沒有停滯，在許多領域還在不斷擴展和深化，民營企業發展勢頭迅猛，在國民經濟體係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同時，為了平衡市場化帶來的社會分化，中國也在摸索道路和創新。通過政府看得見的手讓收入分配向弱勢群體傾斜，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共同富裕；改進政府在公共領域裏的行為；強化國有企業的競爭能力和社會責任；遏製政府權力在市場經濟中的腐敗；加強最低工資、社會保險、住房等的保障，等等。這些問題至今雖未解決，但已成為當前改革的熱點，並有望引領深化改革的方向。
如果僅僅因為中國的改革沒有向市場化方向一路狂奔，沒有全盤實行私有化，政府還在用看得見的手幹預和調控市場，市場原教旨主義就斷言改革已經停滯不前，那麽顯而易見，停滯不前的不是中國的改革，而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自身。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已經不是任何一種原教旨主義能夠理解或解釋的了。在西方，先前被奉為圭臬的華盛頓共識，正引起越來越多的反思和批評。歐美主流媒體最近密集發表質疑和批評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文章，作者皆為著名的學者。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街頭抗議運動此起彼伏，正醞釀著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如果在這樣一個時代，誰還要繼續抱著“XX就是好”的老黃曆，隻能是落後於時代越來越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