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色一體
千江有水千江月，萬裏無雲萬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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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風看雨通三統2011-11-4
先分析一下現實的能源供應地的中東發生的事情。卡紮菲終於結束了自己極富戲劇性的一生。除了還在苦撐的巴沙爾政權，阿拉伯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基本劃上了一個句號。阿拉伯民族尋求現代化的努力，實際責任個主導權，都已經歸於海灣地區的政教合一的君主獨裁政權。本人無意於評論政教合一的君主獨裁政體、世俗化的一黨專政政體，以及它的變種的世俗化強人獨裁政體，以及某些人理想中的憲政民主政體，或者政教合一的民主政體，其各自的優劣。因為，對今天的中東地區而言，能夠帶來穩定和繁榮的政體，就是最適合這個地區的政體。這裏，隻是分析一下現在在各個“中東波”國家發生的，建立新的政體的鬥爭中的大國幹預活動中，究竟體現了這些外部勢力怎樣的新的戰略構想。
在已經完成了比較溫和的政治變動的地區，基本上是“土耳其模式”在初露端倪。因為沒有經曆過利比亞那樣的“大規模”的“解放戰爭”，因此，並沒有出現什麽新的“體製外”軍事力量，政局尚屬“平穩”。對於和西方有著各種聯係的強力部門的領導人而言，目前不宜出頭建立起獨裁政體。因為一旦建立起這樣的政體，就等於把已經被推翻的前獨裁政權承擔的那些社會發展和管理的責任，自己攬下來。而這些強力部門的領導群體，基本不具備承擔起這些責任的能力。因此，在“看守”一段時間之後，及時“還政於民”，把管理日常事務的權力和責任，都還給一個民選的政府，自己退居原來的社會穩定器的作用，就可以在國家政治中發揮最終的決定性的作用。這樣，就既保住了自己已有的權益，也可以實現自己對背後的西方勢力的利益關切與國家發展的雙重的責任。因此，我們應該相信這些新的軍事獨裁“過渡政權”的“還政於民”的誠意。
另一方麵，作為這次風波的最大的政治受益者的，迎合和駕馭了青年對於民主自由和富足體麵的生活——即本國的小資產階級的核心價值——的追求的伊斯蘭宗教勢力，同樣在堅持著一種溫和的帶有現代化導向的政治綱領。他們同樣意識到，在現實的西方對於中東地區的深度介入，市場經濟意識深刻影響了最有行動力的年青知識群體的背景下，繼續堅持基地組織式原教旨主義的訴求，已經無力穩定控製住國家。因此，以相對溫和的，甚至是迎合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訴求的政綱，首先在民主選舉中獲得執政權，再以政權的平台來發展經濟，特別是調動一些資源，回應自己的真正的政治基礎——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利益受損，看不到自己的發展空間的底層民眾的利益訴求，就可以駕馭住一個脆弱而微妙的平衡。這個平衡的核心在於：以民選獲得在西方和西方支持的強力部門麵前的具有合法性的籌碼，使其投鼠忌器——這個“器”，就是所謂的“民主憲政”的正當性的道義製高點。隻要沒有擊穿西方容忍的底線，西方就不敢冒自己的意識形態之大不韙，隨意出手幹預甚至強勢介入這些國家的政治。而隻要西方不能強勢介入這些國家的政治進程，他們就有把握逐步地紮穩根基，控製住整個國家的政治基礎。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用一些比較“普世價值”的話語策略，應付一下在現實中焦慮躁動的小資產階級的情緒，連實際的利益訴求都不必回應，就可以穩定住整個社會。
這種模式，就是典型的土耳其模式——以伊斯蘭宗教教義為核心價值觀，同時又適應本國政治生態現實的政治組織，先以民選的方式掌握政權，然後以政權的力量，以回應自己的政治基本盤的利益訴求為幌子，動用政權的力量，在全社會重新分配資源，鞏固和動員自己的政治社會基礎。待自己在民主政體中的地位已經不可動搖，就可以逐步邊緣化被西方全麵控製的強力部門——特別是軍方的高級軍官群體——對國家政治生活的終極的影響力。最終，就可以降服消解這種影響力。在冷戰結束後，西方對土耳其的控製放鬆的大背景下，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這個模式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這個成功的標誌，就是今年八月，土耳其撤換了總參謀長和各軍種參謀長，居然沒有招致軍方的“激烈反彈”。直到這個事件發生了兩個半月的今天，仍然會讓了解土耳其的凱末爾體製的人感覺“恍如夢中”。土耳其能夠在“曆史終結”的背景下以“文明衝突”的思路，采取切實可行的政治策略，調整和豐富自己的意識形態訴求，最終基本取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平演變”的成功，埃及、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也門，沒有理由不能照方抓藥，趁勢快上取得成功。事實上，在埃及、突尼斯，這個趨勢已經很明顯。而在阿爾及利亞，軍事獨裁強人政權已經是風雨飄搖。加上一個在既有體製下看不到出路的也門，可以預期，環地中海的北非地區的政治體製的“土耳其化”，已經是大勢所趨。
而看似已經被徹底終結的卡紮菲政權，實際為那些“勝利者”留下了一個噩夢。由於利比亞的部族格局的現實，加上卡紮菲的強烈的獨立意識，所以，在卡紮菲建立起自己的獨裁政權之後，並沒有致力於建設一支以正規化、現代化為訴求的，有一個核心的軍官團的武裝力量。這一點對今日的利比亞，實際是決定性的。
我們都清楚，對於沒有自己的獨立的完備的現代工業體係的國家而言，一支現代化的、正規化的武裝力量，其建設的唯一方式，就是全麵的引進。因此，武裝力量的軍官和技術士官群體，就必須不斷接受提供這些武器裝備的國家的培訓。如此，這些國家的武裝力量，實際是被發達國家滲透得四麵透風，甚至是完全透明的。因此，這種引進如果是印度那樣的采購，其結果就是：靠著不同培訓背景的軍官和技術士官的相互依賴和製衡，還能使本國政治主權勉強控製住軍隊。但是，自己的武器裝備的獨立發展，以及現有的武器裝備係統的有效整合，將是無從談起的。因為，對軍隊的軍官和技術士官群體而言，隻有保持武器裝備的雜亂和對於引進國的依賴，才能保證他們在軍隊中的既得利益。如此，則政治家，包括國防部和總參謀部的一些有獨立進取精神的技術官僚的雄心勃勃的計劃，就會一次次淪為“未來的計劃”。這樣的“等待戈多”的戲碼，讓中國的軍迷已經失去了嘲笑的興趣。但是，又有多少中國軍迷能夠理解印度領導人和軍迷的辛酸和無奈呢？
而比之印度還不如的，就是一些塊頭有限，又沒有中國這樣一個“好鄰居”的那些國家。它們的軍隊現代化，基本就是被發達國家徹底瓜分的狀態。隨著蘇聯自廢武功，美國壟斷了幾乎所有的後發展國家的武器裝備的供應和強力部門的骨幹的培訓業務。這種狀況，其實使得美國的軍工集團不僅控製了這些國家的強力部門，也挾持了美國自己。這裏就不展開了。
而卡紮菲則走出了另一條道路。這條道路就是：相信所謂的“在德不在險”。他的國家安全理念的前提就是：讓西方不願、不敢、不能顛覆其政權。所謂“不願”，就是積極迎合西方的各種要求，使西方在代理人的選擇中，確認卡紮菲政權是“最不壞”的選擇；所謂“不敢”，就是占住非洲團結獨立發展的製高點，顛覆卡紮菲政權，就是摧毀非洲團結獨立發展的基礎。如此，出於種種顧忌，使西方不敢顛覆卡紮菲政權；所謂“不能”，不是靠著自己的軍隊建設的加強，而是杜絕任何大國對於利比亞的軍隊的滲透，而在本國內部的各種勢力麵前，他又保持著絕對的強勢。因此，西方無法在利比亞內部找到合適的代理人來顛覆卡紮菲，又不願、不敢搞沒有什麽技術含量的赤膊上陣，自然也就不能顛覆卡紮菲政權了。
在正常的情況下，卡紮菲的這套設計，也算是算無遺策了。當然，這也是需要一些條件的。最主要的，在冷戰時期，因為不在阿以鬥爭的第一線，因此就不是兩大陣營在中東的鬥爭中必須控製的對象，反倒是需要優容的“統戰對象”，也就由著他胡折騰了。而在冷戰之後，卡紮菲又能審時度勢，近交遠攻，在經濟上成為非盟的大金主，在政治上全麵迎合西方的需要，也算長袖善舞了。因此，卡紮菲政權本來是很安全的。不想，卻遇到了薩科奇這樣一個活寶，隻能哀歎“天欲絕我”了。待到北約硬著頭皮開始“武力支持利比亞人民的民主解放事業”後，才痛苦地意識到：不論自己是否情願，都隻能和基地組織合作，才能既維護住自己的“普世價值”的道義製高點，又不至於深陷利比亞。如此，在卡紮菲的軍事獨裁政權崩潰之後，原來的利比亞軍事力量的核心——卡紮菲自己的卡達法部落和外國雇傭軍，都已經徹底退出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的軍事體係了。在這場“解放戰爭”中的主力，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武裝，成為新的利比亞的核心武裝力量。對於利比亞新的主宰者——西方勢力而言，如果不把這些武裝力量轉化成合法的軍隊，然後合法地裝備這些力量，他們就會成為新的“解放軍”。在目前的形勢下，如果北約不直接消滅他們，而指望利比亞新政權建立新的政府軍，再由北約裝備和培訓這個新的政府軍來解決問題，那麽，這個新的政府軍，也就是一個“運輸大隊”。因此，目前北約隻能接受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控製利比亞的現實。對北約而言，隻要能夠保證自己現實的能源利益，對利比亞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軍事力量做出妥協，就是他們唯一的選擇。考慮到其它阿拉伯國家發生的變化，以及基地組織複雜模糊的背景，阿拉伯世界的脫西方化甚至反西方化，實際已經不可避免。在這樣的現實麵前，再去追究薩科奇或者希拉裏的責任，已經毫無意義了。西方必須在自己全麵衰退的背景下，打起精神麵對這個現實狀況，拿出新的戰略構想，以求繼續控製中東，最起碼可以穩定在一個自己可以承受的止損點。這個新的構想，又是什麽呢？這就需要我們分析一下現在的敘利亞局勢了。
分析敘利亞局勢，就必須分析西方對於伊朗的策略。原因很簡單：敘利亞是什葉派阿拉伯人占人口的少數，卻統治著遜尼派阿拉伯人的這一一個格局。所以，如果是卡紮菲政權是被自己的軍事集團內的卡達法部落和外國雇傭軍挾持，無力推動政改——一旦改革，他們的既得利益就會失去。因此，隻能挾持卡紮菲政權強勢鎮壓“民主運動”。所以，不論卡紮菲在自己西化的子女的影響下有什麽想法，他都隻能作為一個“鬥士”堅持到最後。那麽，對巴沙爾而言，也可以說：不論他本人有什麽政治理念，他都必須作為一個“鬥士”死挺在那個“千夫所指”的位置上。而來自伊朗的支持，使他有能力在那個位置上挺下去。所以，如果不能確信可以擺平來自伊朗方麵的抵製，西方在敘利亞是無法複製利比亞的模式的。那麽，如何擺平伊朗呢？最直接的方式，自然就是文攻武嚇，使伊朗不敢動彈。但這種方式，似乎沒有什麽成算。所以，基本可以肯定，西方隻能以“大棋局”的模式，使中東局勢盡快平息下來。
所謂“大棋局”，就是本來無力完全控製住世界或者某一地區的事務的大國，或者逐步衰落的曾經的霸主，作為控製局勢的玩家，不是謀求全麵的控製，而是以“巧實力”的思維，深入研究各個地方的政治生態格局，選擇自己可以依靠和操控的力量，進行積極的支持，在與其它各方不撕破臉皮的情況下，爭取在一次次利益博弈，而非“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鬥爭中，取得博弈中的利益的最大化，或者能夠保證自己的核心利益關切的實現。這是和霸主的“贏者通吃”的邏輯完全不同的邏輯。在冷戰時期，美蘇一方麵“和平共處”，另一方麵在全球進行針鋒相對的實地爭奪，也是一種“大棋局”，卻是遵循的西方的國際象棋的思維：在各個要害地區進行“贏者通吃，負者出局”的原則，以實地的控製作為鬥爭的主要目的。而所謂“巧實力”思維，就是意識到：霸主——當前主要是美國——無力完全解決某一個地區的問題，更無力阻止新興的大國崛起或者複蘇之後，對一些重要敏感地區的影響。因此，對於曾經的霸主而言，比較現實的策略，就是放棄霸主思維，改為全球大國的思維，重新部署自己的力量，分配自己的資源，在全球各個重要的節點，也包括那些崛起和複蘇的大國有著重大利益和安全關切的國家和地區，積極支持和培養雖然有自己的獨立性訴求，在現實政治中又不能不依賴自己的力量，從而保證自己在任何一個其它大國敏感，甚至極度敏感的地區，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可以有效發揮作用，實現自己的利益關切。這樣，可能在某些地區，自己的利益不是最大的。但是全球的總賬算下來，自己還是最大的受益者。
當前，不僅美國從包攬一切的霸主地位，在向世界大國的方向轉變，更重要的，也是迫使美國開始這個轉變的，是崛起的中國和複蘇的俄羅斯，在確立和重建自己的全球大國的地位。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中、美、俄三國的傳統的利益關切和戰略安全關切集中的敏感地區，三方都在互相下招子攪局，攪局的主要方式，就是在別的大國難受的問題上發難，然後積極落子布局。在中東地區，就是中國的謹慎有序的深化介入，俄羅斯則是全麵試圖回歸中東，中俄兩國在中東地區的著力點是一致的，就是伊朗。這種著力點的一致，使得中俄兩國在保護伊朗不受美國威脅時，在行動上高度一致。但另一方麵，中俄兩國又有相當的鬥爭。
對美國而言，現在有必要在中東建立一個美國主導，又不比深度介入的格局。這就需要美國適應中東政治生態的基本現實。這個現實，就是中東本地而言，大致有四種勢力直接發揮著影響：土耳其是一股勢力，伊朗為核心的什葉派穆斯林是一股勢力，海合會為核心的遜尼派穆斯林是一股勢力，以色列是一股勢力。其中，以色列除了依賴外部大國，是沒有任何出路和空間的。另外，中國和俄羅斯在這個地區的影響也在加大和部分恢複。這幾大力量中，關係又很複雜。
以色列因為沒有獨立性，現在自然是依附於美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挾持了美國。而且，如果美國不足以庇護其安全，則隨時可能尋找新的中東之外的力量作為自己新的庇護者。對以色列而言，它在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地帶不停攪局，就是它對於非伊斯蘭大國的核心價值所在。因此，各個大國既要確保以色列的生存，又樂得阿拉伯國家不斷在非實質性問題上不斷對以色列和美國發難，侵削美國在中東的基礎。對美國而言，還是要對以色列采取庇護和羈縻的策略，既要拉住這個中東地區的“關鍵少數”，又要避免被這個“關鍵少數”拖累，和大多數東道主徹底翻臉。這是一個很難把握的平衡。但是，如果把握不住，就會徹底消耗掉美國的實力。
至於其它三方，都有各自掣肘的力量。外部的來自其它教派和民族的製約就不說了。就是在各自的內部，也是因利益多元，又未能有效整合社會，導致矛盾重重，被外部勢力見縫下蛆的機會甚多。
因此，美國現在的基本策略，就是既然在中東地區無力阻止某些勢力發展，也無力阻攔如中國和俄國這樣的玩家介入，索性就在全球進入一個圍棋的狀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在原來作為對方禁臠的地區落子布局，由實力的硬撼和封堵，轉化成持久的力道和意誌智慧積澱的比拚。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在猶疑五個月之後，美國斷然發力，給了卡紮菲政權致命的一擊。在美國看來，需要的是盡快使利比亞局麵結束混沌的狀態。且不說西方自身的危機，僅僅是這個混沌拖延的狀態，就使美國的決斷力和意誌力，受到廣泛的質疑。當美國失去那些小國對它的敬畏，不僅會使那些小國的獨裁政權不再畏懼美國，而且會使分布世界各地的“精神美國人”失去行動甚至幻想的勇氣和熱情。那樣，等於自己拔斷了在全世界的樁腳。這對於今天的美國，才是致命的。可以肯定，在那之前五個月的僵持，不是因為卡紮菲真的有什麽實力，而是因為西方，特別是美國還在顧慮卡紮菲原來布局的“不能、不願、不敢”的那些掣肘。而在八月下旬突然發力，實際是八月中旬，美國徹底下定了決心：要在全世界的“精神美國人”心目中，鞏固自己的最核心的政治資源。然後，馬上轉入新的中東和世界格局布局的正軌。於是，我們就看到了這樣的現實：在中國的虛擬網絡空間，迅速掀起了一個對一切“獨裁政權”進行惡毒的詛咒和威脅的口腔運動的高潮。而在英法領導人徒勞地喊話，在蘇爾特和拜尼沃利德戰場卻久攻不下近兩個月後，希拉裏“突訪”的黎波裏和班加西，然後僅用一天的時間，卡紮菲就慘死於北約空中和地麵全力支持的“利比亞自由戰士”的淩虐。而後，奧巴馬立即宣布，這體現了“美國的領導地位”。當薩科奇有氣無力地表功之後，在新的過渡委執委會主席——相當於“過渡政權總理”的“選舉”中，在美國生活了四十年的凱卜，以絕對優勢壓倒了歐盟支持的候選人。這是美國深度介入利比亞局勢後，全麵壓製歐盟戰略企圖的標誌性行動。可以肯定，不論歐盟是否情願，在戰後中東新的格局的安排中，歐盟已經被邊緣化了。除了卡紮菲所屬的卡達法部落的仇恨，以及被卡紮菲長期在財政上支持的非盟的強烈不滿，以及全世界的蔑視，歐盟其實什麽也沒有得到。
至於忽起忽落的所謂“伊朗陰謀暗殺沙特駐美國大使案”，基本就是一個可進可退的威脅而已。一方麵，直接挑撥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的關係，為自己的進一步製造和駕馭矛盾先完成破題；另一方麵，故意放出一個漏洞百出的“案件”，實際是為美國在對伊朗政策上可進可退創造條件：既可以把這歸結為一個遊手好閑的伊朗裔移民的個人臆想，也可以因其“企圖在一個人流量很大的快餐店製造爆炸，將危及100至150名美國公民的生命”而製造出一個對伊朗進行全麵軍事打擊的“依據”。這顯然是配合在利比亞的“抽刀斷水”之後，為更進一步掌控中東的亂局埋下一個引線。比之實實在在的“伊朗企圖擁有核武器”的事實，這個“案件”的因應的彈性空間更大。這實際是向伊朗展示了兩種可能：如果願意接受美國對中東事務的新格局的主導，則不僅可以安心消化自己在伊拉克的收獲，成為八年的伊拉克戰爭的真正的最大贏家，而且其掌握核武器的進程，也將得到美國的默許；如果選擇和美國全麵對抗，則美國的軍事打擊，完全可以略過安理會“從天而降”——原因很簡單：不是因為伊朗企圖擁有核武器威脅世界和平的基石“核不擴散條約”，而是因為伊朗企圖直接危及美國公民的生命。因此，對伊朗的任何行動，隻需美國國會授權即可，不關安理會什麽事情。所以，看似忽起忽落的一個極其幼稚的“陰謀”，其實盡顯霸權失落的美國的最醜陋的一麵：今天的美國，已經無力做出起碼的樣子貨，隻能以赤裸裸的武力威脅，來維持自己對局勢的控製力。對中東任何一個國家而言，對這樣一個“胡打亂撞，不按規矩出牌”的惱羞成怒的霸權，盡可以在戰略上蔑視。但在戰術上，卻不能不重視。很有可能，美國最後就要交代在今天的利比亞亂局中。但是，在美國徹底崩潰之前，它是完全有能力摧毀所有的中東地區的現政權的。這些政權，應該沒有哪個願意去和美國的世界霸權兌命。我們不知道美國和伊朗之間達成了什麽樣的妥協，也無從知道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大國在這個過程中做了怎樣的斡旋。我們直接看到的是，伊朗內部的最高領袖和總統之間的分歧的公開化，還有，就是美國駐敘利亞大使被“召回磋商”後又遣回任所。
由此我們可以肯定，各方暫時認可了美國對中東事務的領導地位，而伊朗和敘利亞政權，也暫時解除了直接遭到北約軍事打擊的危險。但是，西方實際上無法控製掌握了國家合法政權，得到國際活動空間的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合縱連橫，協調一致的行動。美國主動奪回掌控中東事務的核心地位，也就是把壓製這一勢力的國際責任主動承擔了下來。為了爭取其它大國的支持，幕後的折衝交易將是很精彩的過程。對中國而言，起碼會要求美國做到兩條：第一，保證中國在中東地區的能源利益的關切；第二，承諾中國下了大本錢的伊朗和敘利亞的政權的絕對安全。至於那些“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地區的下一步的事態，目前隻能是“密切關注”了。需要注意的是，那個勢力，似乎很有耐心一次次刺激美國的神經，卻不急於采取實質性的對抗行動。所以，後麵中東的舞台，一定還會是精彩紛呈的。當然，這種精彩，那些滿腦子隻有“民主-獨裁，自由-專製”的兩分法的人，是欣賞不來的。
而在中國的媒體和網絡空間中，更加熱鬧的，是關於南海的亂象。其實，觀察美國的言論與實際行動之間的反差，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判斷：美國在整個東亞，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都是收縮的趨勢。但是，在姿態上，卻是“重返”的姿態。其意圖，不在於直接遏製中國，而是利用這個“重返”的姿態，鼓勵包括中國內部在內的，各個東亞國家內部的“精神美國人”：美國是你們最堅強的後盾。隻要在中國有一個和美國的製度和價值觀完全不同的政權在掌權，美國不論怎樣衰落，都不會放鬆對任何與這個政權對抗的力量的支持。所謂“瘦死駱駝比馬大”，隻要你們能從東亞內部，包括中國內部配合美國，起碼因為有美國撐腰，你們自己是絕對安全的。在中國內部，隻要鼓吹“民主自由”，在東亞其它國家內部，隻要鼓吹“國家利益”，就可以吸引眼球，站穩腳跟，和執政者分庭抗禮，甚至挾持執政者接受你們的部分利益訴求。而東亞其它國家的執政集團，似乎也樂於以自己國內的民意為依托，加大與中國政府進行博弈時的籌碼，謀求中國政府盡可能多的讓步。
對於這樣的現實狀況，很多人感覺很不耐煩。他們簡單照搬美國突破英國的遏製，成為新的世界霸主的經驗，認為首先應該借鑒美國的“門羅主義”的經驗，在自己的周邊地區清洗掉美俄的代理人，然後再照搬美國的“門戶開放”的經驗，成為新的世界霸主。這種思路的根源且不分析。隻需明確一點即可：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當年美國的環境，和今日的中國的環境，有著諸多根本的不同。今天的美國，不是當年的英國；今日的亞洲，也不是當年的美洲。因此，中國也必須采取不同的策略。簡單地說，就是發揮自己的“圍棋性思維”的智慧積澱，摒棄美國曾經很有效，今天又使其陷入戰略絕境的“國際象棋式的思維”，和美國展開全球性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戰略折衝，逐步侵削美國的實力，補強自己的實力，最後實現與美國之間的“和平超越”。具體內涵，這裏就先不展開了。這裏隻需確立起一個標準：和平崛起，不應該是逃避鬥爭，無所作為的托詞，而應該是一個堅定不移的，有著實實在在成果的基本國策。今天，就東亞局勢而言，衡量其是否成功的標誌，不是表麵的一團和氣，也不是妄想通過痛毆某一個國家，使其它國家的“精神美國人”都一起噤聲，然後就“亞洲門羅主義”了。而是要確立全新的亞洲門羅主義格局：允許包括美國在內的外部大國在這個地區保有自己的利益關切的立腳點。但是，這個“利益關切”，必須由實際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向維持那些“精神美國人”的幻象轉化。也就是說，原來美國不僅在這個地區實實在在地保有軍事基地，而且即便是中國開發一些海洋油氣資源，也是要爭取和美國公司合作的。無他，既是彌補自己核心技術的不足，也是交一筆保護費而已。今天，隻能允許那些“精神美國人”過一下嘴癮，至於那些資源，首先由中國政府明確宣示主權，進而要以實際行動，讓所有企圖染指的國家，包括美國明確一點：不能得到中國政府認可的，任何對於中國周邊的海洋油氣資源的開發行動，都是不會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貿然投資在這裏進行勘探開采，所有的投入最後隻能付諸東流。這樣，就可以杜絕對爭議海域的真正的資源開發活動。這是守的一麵。而這一麵的意圖要得到實現，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對自己的軍事力量的不斷展示。要讓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明白：一旦觸動了中國不斷上升的戰略底線，中國有能力也有決心對任何撞線的國家使用自己的力量。中國要謀求的，不是和任何國家的全麵戰爭，但中國並不懼怕，也不會回避與任何軍事力量，在自己的近海的武裝衝突。因為，中國有能力贏得這些武裝衝突的勝利。所以，沒有必要一一回應除了美國以外的各個國家單獨或者聯合玩弄的花活兒，隻要瞄住美國不斷展示自己有針對性的殺手鐧，所謂軍事鬥爭以求守勢的一麵，基本就會達成目標了。這就是現在的軍隊建設，特別是針對美國的軍事力量的裝備、戰法的研究和展示的意義所在。
另一方麵，就是攻勢的一方麵。基本方略，就是完成對東北亞、東南亞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整合，並利用諸如“湄南河慘案”這樣的機會，不失時機地推進安全領域的深化合作，使得這些東亞國家的真正的有決策權的群體，可以回應那些“精神美國人”的“愛國主義呼聲”，和中國政府在具體問題上討價還價。但是，在事實上，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和安全事務，將逐步被整合進中國和平崛起進程中的“睦鄰、富鄰、安鄰”的總盤子裏。
目前看來，這個方略還是基本成功的：盡管相關國家的花活兒很多，口氣很硬，但在中國的“大型海監漁政船”麵前，那些花活兒基本沒有什麽落實的機會。另一方麵，對東南亞的經濟一體化整合，對中南半島的經濟和安全事務的整合，卻在積極穩步地推進。因此，中國必須繼續高舉自由貿易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旗幟。如此，才能按照自己的節奏，穩紮穩打，又不失時機地實現新的“亞洲門羅主義”。因為這個新的“亞洲門羅主義”是和新的“門戶開放”相配套的，下一步的大棋局，才每一步落子都具有全局性的意義。具體的落子，需要隨著事態的發展，進行具體的分析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國國內，也有一大批“精神美國人”。他們把任何國際關係中的策略性處理，都要渲染成“後清喪權辱國，人民無以聊生”的經典案例。他們表麵上是一片近乎潔癖的“憂國之心”，實際都是指向一個結論：現在的政權，已經徹底退化成“後清”，完全無力回應任何民生和國家利益與民族尊嚴的訴求。怎麽辦呢？隻有追求一個讓人民可以用選票選舉自己的執政者的機製。如果不能逼迫當權者接受這個機製，那麽，就隻能是“帶路”一個辦法了。有趣的是，東亞其它國家的“精神美國人”也是這樣一個模板。隻不過中國的“帶路黨”的目標是引入一個先進的製度，而東亞那些國家的“帶路黨”的目標是“有力量對抗中國的地區霸權”。共同的鬥爭目標，都是中共政權及其在各個國家的合作者。對這種邏輯，必須進行一些曆史經驗和基本理論的澄清。這屬於另一個帖子連載的書稿要討論的問題了。本文隻是提出對新形勢下的“亂局”中已經露出端倪的新的國際鬥爭的基本邏輯的認識。在這種新的邏輯下，對於“和平崛起”的基本方略，也應該有新的更深刻的認識。那些“精神美國人”，已經成為事實上的美國利益的工具。因此，諸位“五毛黨”的針鋒相對的鬥爭，就有了現實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