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反思利比亞“革命”悲劇

宋魯鄭

2012-01-24 23:16:29

反思利比亞“革命”悲劇

    2011年8月，反政府軍在西方陸海空立體支援下攻進首都的黎波裏。忠於卡紮菲的士兵在放走最後一批西方記者時，悲鳴的說了這樣一句話：利比亞完了，從此將血流成河。
    仿佛一語成讖，隨著卡紮菲的橫死街頭，這一幕似乎正在拉開。就在全球華人懷著自豪和喜悅迎接龍年到來之際，利比亞卻一再震撼全球：先是一群暴民（也可稱他們為示威者，此前他們的頭銜是自由戰士）洗劫了利比亞最高權力機關、過渡委員會總部。在洗劫之前，這些“示威者”曾把這個辦公樓圍困了數小時，並向大樓投擲了土製炸彈。過渡政府主席賈利勒倉皇逃奔，幸免於難。隨後依然忠於卡紮菲的力量宣布完全控製了距首都不遠的城市 拜尼沃利德。
    其實利比亞的危機或者命運在卡紮菲被亂槍打死一刻就已注定：世人由此看到了所謂自由戰士的真相以及過渡委員會的權威到底有幾何。在打倒卡紮菲過程中崛起的各路豪強分割占領了首都，包括首都機場。這些部隊還在的黎波裏具有戰略性的道路上隨意設置關卡、建立了自己的武器庫，儼然一個獨立部隊。不僅如此，擁兵自重的勇士們為爭奪地盤大打出手，激烈的軍事衝突此起彼伏----甚至在醫院裏大打出手。他們唯一能夠團結一致的地方就是對抗過渡委員會收繳武器、形同廢紙的通告。（當然還有一件：過渡委剛剛任命了一名倒戈的退休將軍為利比亞軍隊總指揮，便立即遭到前反叛軍聯合大隊的反對）事實上，利比亞實際處於無政府狀態。
    法國世界報曾就此采訪美國加州大學教授阿伯德拉希姆（Kader Abderrahim）。這位教授指出利比亞出現目前這種混亂局麵早在預料之中。因為那些反叛軍從來就不是一條心，也不是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隻是一些烏合之眾而已。這些武裝團夥大多數都由伊斯蘭分子控製，而利比亞伊斯蘭勢力此前與基地組織過從甚密。過渡委員會其實就是一個擺設，他們手中既無軍權也無武器，他們根本沒有能力來同那些遊擊隊和民兵們發生衝突。阿伯德拉希姆對利比亞未來十分擔憂，他認為前不久利比亞軍隊指揮阿布德加裏關於利比亞將陷入另一場內戰的講話說明當局根本無法控製現在的局麵。
    原來在這位教授看來，反卡紮菲勢力不再是人民起義，不再是自由戰士，而是一群烏合之眾，是和基地組織過從甚密的伊斯蘭分子。新生的民主政府竟然是一個擺設，利比亞也正在陷入第二場內戰。
    利比亞革命走到今天，確實出乎（特別是中國的）民主主義者的預料，而對於經曆過中華民國從“革命到內戰”這一不堪回首曆史的中國人來講，則是身感同受。世人不由要問：誰應該為此負責？
    毫無疑問，出於自身利益需要而卷入利比亞內政的西方是第一個應該被譴責的對象。而拒絕外界幹涉，則是利比亞悲劇的第一個應該汲取的教訓。這一點如果和同樣完成革命的突尼斯、埃及相比，就更為清晰。
    突尼斯的本.阿裏和埃及的穆巴拉克都是在眾判親離的情況下被趕下台。他們的下台雖然不符合西方的利益（法國對本阿裏的支持一直維持到最後一刻，美國則一直對埃及革命保持“中立”），但卻是本國民意的完全反映。所以他們下台後，國家的機構都得到完整保存，新政府可以在保持國家總體功能的前提下進行變革。所以雖然突尼斯和埃及出現過難民現象、零星的搶劫事件以及新的民眾抗議，但卻都沒有出現利比亞式的無政府狀態和軍閥割居。
    但反觀利比亞，卡紮菲一直都能得到廣泛和穩固的支持，假設西方軍事介入再推遲兩天，卡紮菲就能將事態平息。就是西方以強大的軍事優勢介入之後，卡紮菲的支持者也依然固我，堅持到最後。甚至卡紮菲死後數月、繼承人其子賽義夫也被俘，沒有任何領導者的情況下，卡紮菲的支持者竟然自發組織起來抵抗並占領了距首都不遠的拜尼沃利德。我們可以看到，盡管本.阿裏得到了法國的強力和持久的支持，但仍然失敗，穆巴拉克在美國保持“中立”（實際是暗中支持，最後拋棄）的情況下，也被迫下台，但反卡紮菲的武裝一旦失去西方的支持，則立即崩潰，從中不難看出人心向背。於是在這種情況下，現政權被外部軍事力量強行推翻的情況下，國家機構完全解體，社會瞬間喪失權威和秩序，群雄並起，國家豈能不陷於無政府狀態和進而走向（大規模和全麵）內戰？
    還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單邊介入後（隻對卡紮菲武器禁運，但卻公開武裝反叛力量，盡管聯合國武器禁運的決議是針對整個利比亞），卡紮菲屢屢表示妥協，進行政治改革，甚至願意進行全國大選，認賭服輸，但都被反對派和西方拒絕（估計反對派認為真的投票的話，得到如此廣泛支持的卡紮菲會贏得選舉，不然卡紮菲也不敢這樣做）。假設西方真的是為了利比亞的民主，實在是應該立即終止流血和代價高昂的軍事行動，在還能維持國家秩序和國家功能的前提下，進行民主變革。可惜，西方從不再乎他國是否流血，而隻再乎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這也是為什麽美國加州大學教授阿伯德拉希姆認為現在的混亂早在預料之中的原因。
    另一個要負責任的則是統治利比亞四十餘年的卡紮菲。他之錯，並非在搞獨裁----沙特和巴林等國比他過之而無不及，就是西方支持的本.阿裏和穆巴拉克，也同樣和他不相上下，也不是鎮壓反抗者----巴林就在西方默許下比它還要殘酷，沙特不僅收留了本.阿裏、強烈不滿美國拋棄穆巴拉克，甚至帶頭組織國際幹預部隊協助鎮壓（沙特的製度非常奇特，國王去世，傳與長子，長子去世，傳給小弟，小弟去世，再傳幼弟，所以這個國家一直是老人政治，整個阿拉伯世界可謂最為保守。為了禁止婦女開車，居然由國家雇傭40萬司機為她們服務）。除了這些國家，還有現在仍然獨裁和鎮壓的敘利亞。這些國家都安然無事，何以卡紮菲就要被由此借口而推翻？
    卡紮菲真正的錯誤在於，做為一個小國領導人，是沒有資格挑戰世界各大國：要麽臣服所有，要麽至少要和一個國家結盟。隻有這樣，才能在事關國家命運的重大關頭，或者單獨保持解決問題的權力，或者利用世界列強的矛盾保有獨立解決的選擇權。敘利亞今天之所以仍然屹立不倒，就和本地區大國伊朗的支持以及全球大國俄羅斯的公開力挺密不可分----俄羅斯不僅派唯一一艘航母來到海灣，還向敘利亞輸出武器----真的是做到了以西方為師。不僅如此，卡紮菲還犯了另一個國際關係的常識性錯誤：他以為以色列可以擊落利比亞民航客機而不受懲罰，他就可以炸掉美國的民航客機；他以為美國可以襲擊他的住所，打死打傷他的家人，他就可以搞恐怖行動還擊。別說小小的利比亞，就是中國，也不能美國如何，中國就可以如何。比如美國可以進入巴基斯坦擊斃他們的頭號敵人本拉登，中國就不可以同樣的方式進入印度擊斃分裂國家主義者。所以，利比亞反對派引狼入室的責任實際上是要由卡紮菲來承擔，從而將國家陷入今天空前的危機境地。
    本來，隻要西方不幹預，卡紮菲渡過危機，根據曆史慣例，必然會進行改革。我們不妨看看西方這兩百多年的曆史，每當鎮壓一次民眾的抗爭，政府就會做出一定的讓步。比如八小時工作日就是美國芝加哥工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美國黑人的公民權也是通過全國暴動實現的----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也開創了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紀錄：世界上唯一一名非國家領導人身份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被暗殺（比起關在監獄中，可實在是要野蠻的多）。甚至美國人民要求結束越南戰爭也是通過全國性的抗爭而不是選票達到目的的。（自由派學者、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的觀點我大都不讚成，但有一點例外：他指出西方兩百多年的曆史已經證明，民眾的各種權力都是通過抗爭得來的）。
    卡紮菲之可以走向改革，不僅在於曆史規律，也不僅在於他也會妥協，還在於他的接班人賽義夫一向具有自由主義色彩，以致利比亞內戰一起，美國竟然秘密聯絡賽義夫，希望聯手搞掉卡紮菲。這一方麵體現了美國對賽義夫的認同，另一方麵也體現了美國對阿拉伯世界文化的無知。當然美國曆史上不知犯過多少次這樣的錯誤。二戰結束時，麵對國、共紛爭，美國就又把它的哪一套搬到中國來：認為隻要雙方如同他們一樣一起坐到桌子上談判就可以解決問題。
    我之所以讚同這種方式（既雙方妥協，在現有秩序的基礎上進行漸進式變革），原因在於，任何國家的製度都必須是內生的，自我演變的，外部勢力強加的甚至是在刺刀下建立起來的，失敗是必然的。過去蘇聯在東歐，今天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是如此。記得自由派學者秦暉先生有一篇文章，題目就是《能設計出勝於西方的製度嗎？》，令人失望至極，這位曆史學教授，難道不知道所有有傳統和曆史的國家，製度都不是設計出來的嗎？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調整和演變的結果嗎？難怪自由派在中國如此邊緣化。
    最後，還是要談一談曾經改變利比亞曆史的卡紮菲。今天的卡紮菲雖然身亡，但卻未必蓋棺定論----這就如同幾年前法國還公開否認卡紮菲是獨裁者。卡紮菲四十多年前發動軍事政變奪得政權，有其曆史正當性。他高舉反對西方殖民主義、民族獨立和世俗化兩麵大旗，是站在時代的前列。而且他利用石油帶來的財富，在國內建起廣泛的福利製度：醫療、教育免費，失業和住房都有補貼。當然現在西方媒體早已經將之妖魔化：法國媒體稱他的女保鏢都是其性奴雲雲。卡紮菲已成為獨裁、殘暴、貪婪的代名詞（美國總統奧巴馬說他是暴君）。
    西方媒體是否有言論自由，我不在此辯論，但我們都知道西方媒體無法做到客觀和公正。自從我2000年來到法國，就發現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妖魔化就一直沒有中斷過。2008年汶川地需，美國電影明星莎朗斯通公開宣稱這是“天譴”，引發海內外華人憤怒。但實際上，持同樣觀點的西方百姓多的是，隻不過莎朗斯通太過有名，引發關注罷了。而西方百姓之所以如此認為，則都拜西方媒體之賜。直到今天，盡管西方一直在危機中掙紮，中國則逆勢飛揚，而且還被西方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中國出資解它們於水火，但媒體的歪曲卻並未終止。對於廣大西方百姓而言，中國依然是一個獨裁、大規模侵犯人權、不尊重知識產權、沒有公平和正義、沒有各種自由、百姓的生活既沒無希望也無前途、搶走他們飯碗、意圖吃掉全世界的國家----當然任何來到中國的西方遊客都會與這種形象告別，隻是能夠有能力來到中國的群體畢竟是少之又少（同樣遺憾的是，能夠來到西方生活的中國人也是少之又少，我們對它們的誤讀----過於美好的誤讀，也一直長期存在）。最新的例子是韓寒剛剛寫了三篇反對革命、質疑民主的文章，他就在一向談中國必談韓寒的法國媒體上消失了。法國時事周刊《國際信使》剛出了有關中國年青人主題的專刊，主角已變成法國人陌生的郭敬明了。
    在這裏，我隻談一下西方貼在卡紮菲身上的“殘暴”二字。我們知道，另一個中東政治強人薩達姆十分的殘暴，他不僅使用化學武器對付反叛力量，甚至背叛他的女婿都會被當場處決。而在他失敗之前，大量毀壞油田。但卡紮菲在整個戰爭期間都沒有使用一直被外界質疑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別說毀滅油田，連高速公路都不會破壞。至於背叛他的前政府高官，他又是如何對待的呢？我們不妨看看過渡委員會主席賈利勒這一前卡紮菲朝代的高官。
    法官出身的賈利勒一向以敢言出名，他是第一個在電視台上和卡紮菲唱反調的人，也是第一個脫離卡紮菲政權加入反對派的內閣（司法）部長。盡管做為地方小法官的他一直不聽話，屢屢違背卡紮菲的意願進行判決，但這位如此大膽的法官不但沒有人間蒸發，反而一路升任司法部長。從而成為“專製”國家中的一個奇特景象：一方麵被稱為社會的良心，一方麵高官得作，內外通吃（想想俄羅斯的良心索爾任尼琴是什麽下場）。這不僅在薩達姆的伊拉克簡直是無法想像的，就是現在的民主國家，如果部長敢於公開反對總理或者總統的立場，也都要被迫辭職（自然絕無生命之虞）。2010年1月，也就是距阿拉伯革命蔓延至利比亞一年多之前，賈利勒再度以驚人之舉震撼利比亞：他在電視直播的“總人民大會”上致辭時憤然宣布，自己再也沒法在司法界幹下去，因為他“無力克服司法界麵臨的困難”----當時法院裁定300政治犯無罪，但卻仍被關押（這真是矛盾的現象：既可見利比亞司法之獨立和卡紮菲時代的開明，也可見這卡紮菲時代的不開明）。盡管賈利勒如此唐突的方式表達不滿和冒犯天顏，他依然毫法無損，安然無恙，繼續擔任司法部長（不知道美國的部長這樣做會是什麽結局）。2011年2月15日，班加西爆發大規模抗議，部分政府官員被扣為人質，卡紮菲派賈利勒去談判。不料，賈利勒卻於六天後宣布辭職，倒戈加入到反政府陣營中。而且倒戈第二天就接受瑞典《快報》采訪透露他有證據證明，卡紮菲親自指使了洛克比空難。麵對如此“忘恩負義”之人，想必任何人都無法忍受，更別說一個“獨裁者”了。其實對於卡紮菲而言，要報複很簡單，賈利勒的親屬還在他手中。然而，令誰也想不到的是，卡紮菲卻將他們放走，與賈利勒團聚！如果這樣的統治者也是殘暴的話，大概殘暴這個詞的定義要改寫了。賈利勒的命運，可以解釋許多令人迷惑的現象：為什麽卡紮菲的支持者如此廣泛而堅定，為什麽賈利勒在功成名就之後堅決辭職：既對的起自己的信仰，也要對的起死於非命的卡紮菲吧。不過，相對於卡紮菲世俗的治國理念，賈利勒實在是曆史的倒退者：他曾身為司法部長，卻在革命後呼籲建立一個以伊斯蘭沙裏亞法為主要法律依據的政府。這也是為什麽在新政府成立當天，就宣布要恢複一夫多妻製。這真是曆史的反諷。而這種反諷竟然發生在所有阿拉伯革命席卷之地：過去被禁止的伊斯蘭政黨紛紛在突尼斯、埃及、摩洛哥以極大優勢贏得大選，埃及也出現了第一位穆斯林兄弟會成員的議長。今年上半年也要舉行選舉的阿爾及利亞，據民意測驗也將是同樣的結局。看來曆史自有其規律，西方也算是枉費心機，需要反思的也包括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