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中國發展五大戰略基石

韓毓海：中國發展五大戰略基石

2012-01-19 16:36 韓毓海 國外理論動態 

核心提示：從長期曆史來看，中國要長治久安，國家組織能力、財政金融、軍事，以及思想文化動員能力，再加上平衡區域發展——特別是重視西部邊疆的發展，這五點是最重要的。這既是中國長期革命和改革的動力和目標，也是中國曆史上一切“盛世”的製度基石。

從長期曆史來看，中國要長治久安，國家組織能力、財政金融、軍事，以及思想文化動員能力，再加上平衡區域發展——特別是重視西部邊疆的發展，這五點是最重要的。這既是中國長期革命和改革的動力和目標，也是中國曆史上一切“盛世”的製度基石。

以基層為本，提升國家組織能力

中國革命具有一個重要特點：它是從基層起來的，是“以農村包圍城市”，如果講得更具體一些，這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礎上的人民軍隊製度；而在中國曆史上，隻有唐代的“府兵製”可以與之媲美。因為唐的府兵，就是在均田製的基礎上，選拔品質優秀、德才兼備的農民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一個在基層選拔骨幹和積極分子的活動，而每次退伍，都是一個壯大基層骨幹和積極分子的過程，如此一來，就在中國的最基層農村，建立起牢固的基層政權、基層組織，從而結束了基層一盤散沙的局麵。

中國治理能力低下問題由來已久。隋唐科舉以來，國家選拔官員采用考試製度，講究起點平等，但是關鍵還在於考什麽。正如王安石、張居正都指出過的，士大夫所學者，科舉製所考者，其實都是與治國理政的本領毫無關係的內容。而且，宋代以後中國的社會精英是士大夫階級，他們主要來自運河沿線特別是南方城市的土地資本家、豪商集聚的地區，中國所謂的輿論，主要是被他們掌握著。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反對一切國家稅收政策，反對國家以發行法定貨幣取代白銀的政策，因為那樣一來就等於申報財產，而白銀相對於紙幣盡管不利於流通，但有利於窖藏，便於成為其讀書上進的資本。既然中國的學術製度、教育製度、考試（科舉）製度所學者，無非記誦課試文章，與“天下國家之用”無涉，而一旦這種“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的“人才”被任用為官（“猝然責之以天下國家之用”），其必然就是無能之官，這樣的官也就必然要將行政司法財政付諸“能折騰”的胥吏，而所謂胥吏者，如王安石所說——“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於鄉裏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招募者也。”吏其實也就是黑社會。

被列寧稱為“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率先提出了中國麵臨著嚴峻的政治危機這個重要課題。麵對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和強大的外敵入侵壓力等多重難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問題並不是缺乏經濟能力，而是整體上喪失了政治能力。王安石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為他提出了培養、選拔、約束和監督治理者的一整套辦法，希望造就一支職業化的治理者隊伍，以此加強宋的國家能力，然而，在與龐大的士大夫階級的對抗中，他失敗了。

既然沒有一套培養、選拔、監督和約束管理者的辦法，於是官員的進退自然沒有什麽切實標準可依，那麽官員要升遷，除了奔走之外，沒有別的辦法。既然儒家培養士大夫的標準如此脫離治國理政之實際，那麽標準越多、條文越細，就越不能執行，唯一的結果是行政變成了文牘，變成了以開會落實開會，以文件落實文件。實際上，是連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給了胥吏。官員忙於奔走，更把基層的實際事務交給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辦，這樣官員等於浮在上麵，於是一切都成為表麵文章，胥吏成為操持地方的黑社會勢力，而國家沒有了他們卻竟然無法在基層辦事。——宋代對外不能抗擊遼金，對內不能製止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即使它經濟和商業搞得再好，也難以避免亡國的命運，我們所謂“弱宋”，也就是指其國家能力的衰弱。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從三皇五帝到國民黨，中國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理論與實際脫節、政治與基層民眾脫節、經濟活動與國家財政金融脫節，而曆代統治者想出來的辦法，竟是主張放棄基層，並放手讓土豪劣紳、黑社會和非正式的“包稅人”控製和魚肉基層。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更把放棄基層看作中國政治的最好傳統，即他認為：基層可以靠那些土豪劣紳和黑社會去“自治”。而蔣介石的上述夢話，簡直是把長期由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把持的中國基層說得如同天堂一般，但恰暴露出國民黨政權脫離民眾、無力組織和動員基層的痼疾。

因此，中國的複興，中國國家能力和國家信用的提升，歸根結底，需要重建一支以國家和人民為服務對象，具備嚴格的政治倫理、專業的服務技能的職業政治家隊伍，即一支具有明確服務對象和具備高效服務能力的國家公務員隊伍。而要造成這樣的力量、這樣的隊伍，就非要從中國社會的最基層做起不可，又非要徹底改革中國固有的學術製度、教育製度、考試製度不可。而這就是《改造我們的學習》、《為人民服務》、《反對自由主義》等一係列文獻作為政治學經典的意義所在。同時，這也就是張思德、雷鋒、白求恩、焦裕祿身上所具備、所代表的政治理性精神。因為正是500年的曆史興亡，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非有這樣“政治的自覺”、非有如此政治的倫理，就不能提升國家能力，亦不能建立國家之信用，更無從完成中國的現代複興大業。

而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層，在基層與人民群眾之間建立起了血肉聯係，把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掠奪的剩餘奪取，一部分用於改善廣大基層群眾的民生，一部分有組織地用於國家的發展與建設。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基層建設是我們的立國之基，與基層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是我們黨的執政之本，基層是中國政治的最大舞台。

中國曆史數千年，何以都不能解決國家組織能力問題？這裏的要害就在於，無論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還是法家積極有為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麵對中國政治改造的核心：即如何從根本上調動人民的積極性。而幾千年來，人民逃避政治、逃避組織，其消極的方式是逃避賦役、消極怠工，而積極的抵抗便是造反起義、落草為寇。

中國共產黨人，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麽物質資源、黃金、美鈔去激勵和動員人民和勞苦大眾，之所以能夠“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者，就在於共產黨人有辦法啟發人民覺悟和相信：每個中國人自己就是革命的主體，每一個老百姓都是新中國的新主人。

在中國的普通百姓身上，始終肩負著民族的希望，忍辱負重、勤勞善良的中國勞苦大眾，在麵對地震、洪水的奮勇救災中，表現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難的情懷，感天動地、氣壯山河。曆史反複證明，也隻有他們才能在實踐中去不斷發現、發明新的民主形式。所謂法製即是民主，這是個基本的誤解。因為民主的標誌，乃是人民成為法律的製定者和社會的主人。而當天下大事、國家大事成為少數精英、專家和治理者的私事，當“為人民公天下”成為官麵文章，實則卻是回到“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義老路時，那麽，即使幹部再辛苦、再操勞、再敬業，人民群眾依然還是會困惑不滿、怨聲載道。如果現代中國最強大的組織力量——中國共產黨不能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和消極腐敗”的病症，中國社會的組織能力就將會被再次瓦解，中國曆史就將可能再次陷入悲劇性的循環之中。而這絕非危言聳聽。

自主而強大的財政金融製度

盡管在10世紀之後中國社會就開始進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華民國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內，由於長期實行經濟、社會的放任主義，中國都沒有自己的自主貨幣，宋代經濟已經依賴南洋、西洋舶來的白銀，而明隆慶之後，從美洲大量進口白銀和銀元，更成為解決中國經濟發展與貨幣短缺矛盾的基本國策，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依賴於美洲白銀供給，這成為阻礙中國長期發展、實現革命性發展的重要?瓶頸。?

魏源早就深刻指出：中國欲求富強，必先從國家自鑄貨幣、驅逐西方銀元始。而近代中國改革的先驅者康有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錢幣疏》，其中即提出中國400年均沒有國家主權貨幣，指出貨幣供給依賴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實、失用”，乃是“曠世之大弊”，康有為更首倡“廢兩改元”，即廢除銀兩，改行國家鑄造、發行的銀元為主權貨幣。中國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標之一，也便是“貨幣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國國民政府才力圖廢除白銀和銀元而發行國家貨幣——法幣，但是，法幣的發行由於沒有當時中國經濟的主體——農業經濟的支撐，也難以深入中國的廣大農村，故不得不以外幣為“準備金”，法幣發行，既與英鎊匯率掛鉤，又以美國的“銀本位製”為基礎。法幣發行，終至20世紀40年代嚴重的通貨膨脹而陷入崩潰。總之，與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缺乏國家財政組織、金融戰略的支持，是它陷入發展困境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當前我國經濟深陷美元霸權和對外資、外貿的深度依賴之中，事實上導致我國財政金融主權相當程度的喪失。這導致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由於外資外貿集中於東部沿海，這就決定了中西部地區的地方財政必然很困難，這一點是很顯然的：因為一缺乏地方增值、經營稅，二缺乏土地出讓金，三由於資產被低估，貸款困難。因此，這種地方財政困難的情況是普遍的。一個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收入如果不是由其勞動、資源和土地所決定，而是由其所處的地區的“級差地租”所決定，如果一國之經濟不是被其國土、資源和勞動所支配，而是被地租和房產價值所支配，那麽這種發展模式是與科學發展觀背道而馳的。其次，導致中國經濟實際上被外資計劃，外資計劃的核心是一切服從於自己賺錢的目的，而不能帶來外資短期利潤的領域如教育、衛生、住房、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領域，交通運輸、資源開發、環境保護、農村設施等基本建設領域，以及擴大內需和調整結構，乃至宏觀總量平衡等問題，外資都不管，因此導致中國貧富差距、環境危機、社會危機等愈演愈烈。

新中國成立伊始，最彪炳千秋的一項偉業，就是一舉確立了人民幣的國家貨幣地位。1949年5月31日，黨中央、毛主席責成成立的以陳雲、薄一波為首的中央財經委員會匯報說：隻有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嚴格的財經紀律，才能節約開支，實現收支平衡，在根本上抑止通貨膨脹，維持人民幣的國家法定貨幣地位。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比登天還難，曆朝曆代，包括國民黨政權都沒有做到，憑什麽共產黨就能夠做到？中財委說：就憑我們是一個紀律嚴明、組織嚴密的黨，就憑我們是一個從中國最基層組織起來的黨，就憑我們是一個“一心救中國”的黨，中共能夠做到“自己餓著肚子也要把支出降下來”。可以說，人民幣權威的確立，是500年來最偉大的奇跡，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複興的真正基石。

振奮中華民族的武德

大致說來，春秋時代，軍人以貴族為主，自然很受尊重，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說。軍人、武士被尊重，並不是因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為他有能力製止暴力。

看看《商君書》最重要的篇章《農戰》，便知我國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時代便是秦，“又戰鬥來又生產，三五九旅是模範”，有這樣的民風、這樣的製度，自然便有天下無敵的軍隊。西漢因為繼承了秦“農戰”的傳統，因此才能夠擊潰匈奴，但因為西漢偏重親戚權貴，秦以戰功行賞罰的製度，即使在武帝時代，也已經被嚴重破壞了。《史記》通過李廣命運的描寫，所謂“雖小，可以喻大”，其微言大義就在於此。李陵《答蘇武書》可謂千古名篇，而這便是對漢武帝偏重親戚權貴、破壞秦的軍功賞罰製度的控訴。其中在駁斥蘇武“漢與功臣不薄”時，李陵這樣說李廣：“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李陵更感歎自己因為沒有戰死，便被朝廷滅門；蘇武為漢守節19年，更無封賞，如此重親貴、輕功臣的製度，再希望延續三軍用命、為國死戰的“秦製”，誠如李陵所說：“此實難矣。”

果然，到了東漢時代，漢人一般都不願當兵、也不能當兵，兵源多依賴內附的外族，所謂“五胡亂華”之根源，因此早已?種下。?

唐代建國，府兵製是基礎，其核心是選拔品質優秀的農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層選拔積極分子的儀式，每次退伍，又起到在基層壯大積極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後以來，國家不再重視軍隊，實質上便是更不重視基層，因為國家重視“文詞進士科”，從而輕視邊疆、重視中原，從而輕武重文，漠視武德，結果鑄成安史之亂，這哪裏是偶然的呢？

唐末，國家已經無力動員基層，從此便將基層征兵工作委之於胥吏，這些胥吏則是王安石所謂“奸邪無賴之徒”，於是私兵泛濫，當兵如奴隸、配軍，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麵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來，直到國民黨統治時代，“拉壯丁”就等於征兵，李華的《吊古戰場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搶地的悲歎，不過凝結為後世兩句俗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而已，可見中國之積弱，又哪裏是一朝造成的呢？?

當兵光榮、光榮者方能當兵，這是共產黨、新中國所造成的新氣象。新中國的一個偉業，就是結束了落後挨打，毛澤東的一個成就，就是振奮了中華民族的武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就是“武德”的體現啊！反過來說，如果人民軍隊不能吸收最好的人才、不能實行最先進的製度，軍人喪失了榮譽感，中國倘如再次丟棄了武德，那麽，在這個虎狼世界上，我們中國就危險了呀！

如果戰敗，你即使有再好的發展模式、再好的戰略，也都沒有實施的餘地了，都成了空談。故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道，不可不知也。研究曆史，關注現實，怎麽能不把生死存亡之道放在首位呢！

批判地繼承中國革命的遺產，重建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

今天的跨國資本和它所推動的文化生產和文化商品的迅速發展，深刻地表明：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已經進入到非物質生產和文化生產這個新的和最高的階段。而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仍然處在以物質生產和資源出口為基本特征的初級階段。中國在文化產品技術方麵全麵的大規模逆差，包括我們今天揮之不去的知識產權問題，引進美國大片問題，從一個側麵表明了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等級製度中被洗腦的打工者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種文化生產所推行的欲望文化，瓦解了一切人類文明的和曆史的價值尺度，當然包括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

因此，今天我們麵臨的最深刻危機並不是經濟上的，甚至不一定是軍事上的，而是文化領導權的喪失。決定我們今天政權合法性的，不是你認同了什麽經濟製度、實行了什麽憲政，而是思想路線的正確性。

值得思考的是，在長期的國內革命鬥爭中，爭奪文化領導權和文化霸權是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的關鍵。當時中共不怕別人說自己窮，不怕別人說自己沒有槍炮，最怕別人說自己沒文化，隻要說他沒文化，他就要跟你幹到底、辯論到底，在文化領導權、文化合法性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含糊其辭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