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理性悲觀之年

斯蒂格利茨：理性悲觀之年

最近，有人不無諷刺地說，2011年最好的事情大概莫過於會好於2012年。同樣，盡管人們對美國的政治僵局已經有了諸多疑慮，但對美國和全世 界來說，事情還沒有到最壞的地步：共和黨還可以將他們的“緊縮+再分配計劃”擴展到富人階層。自動削減（預算）在2013年之前是不會發生的，這意味著 2012年的負擔會略微減輕一些。

2011年的兩件更積極的事情：美國似乎終於認識到富人階層和其他階層——即頂層1%和剩餘的99%——之間令人咋舌的差距了。此外，青年反對運動——從“阿拉伯之春”到西班牙的“憤怒”青年和“占領華爾街”的美國青年——明白無誤地顯示，資本主義體係大有問題。

但最有可能的是，2011年美國和歐洲早已是眾人皆知,且迄今為止治理大為不善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將在2012年繼續惡化。任何對明年的預測均 以不同尋常的程度取決於政治，取決於美國（預算）僵局以什麽結果收場，以及歐洲領導人應對歐元危機的能力。經濟預測已經夠困難的了，但在進行政治預測時， 我們的水晶球裏更是一團迷霧。

歐洲領導人一再重申其拯救歐元的承諾，但實際上，他們是在一再承諾不做應該做的事。他們已經知道，緊縮將意味著更慢的增長——事實上，衰退的可 能性正在與日俱增——而沒有增長，歐元區的受困國家將無法解決債務。但他們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提振增長。他們正處於一個死亡螺旋中。

唯一拯救歐元的短期措施是歐洲央行買入主權債券，該措施已經遏製了利率飆升的狀況。不管你喜不喜歡，歐洲央行實際上是在做主權融資。德國領導人已對此表示了不滿，歐洲央行已經感到了不適，其買入舉措已有所克製，並稱政治領導人，而不是央行行長，才應該站出來拯救歐元。

但政治反應太平靜，來得也太晚。最有可能發生的是更多的重複：緊縮、經濟進一步疲軟、失業率進一步抬頭、居高不下的赤字，而歐洲領導人在抵禦眼下的危機方麵一直不肯動手。簡言之，就是更加混亂。

清醒之日——當歐元區分崩離析或歐洲采取了斷然措施，使得單一貨幣繼續運行時——大概會在2012年到來，但更有可能的是，歐洲領導人會竭盡所能推遲清醒之日的到來。歐洲將承受苦難，世界其他地區亦然。

美國指望出現出口拉動的複蘇，但是由於其最大客戶——歐洲增長放緩（世界其他地區也好不到哪裏去），這隻能是癡人說夢。此外，支出削減的負麵影響還沒有完全展開，在此背景下，減赤僵局——以及共和黨的刁難——可能意味著奧巴馬政府的減稅不會展期，這將削弱家庭消費。

這與州和地方政府的開支削減一道，意味著緊縮衝擊的第一次真實效果反應將在2012年出現（盡管如今美國公職部門已然比危機之前減少了70萬個 崗位；但政府並沒有采取反周期措施抵消私人需求不振，而是在順周期行動，放大了經濟中的問題）。與此同時，應對房地產危機——導致2008年金融市場幾乎 崩潰的罪魁禍首——不力的後果還沒有完全顯現：房地產價格還將進一步下跌、房產贖回權剝奪的情況還將進一步發生，因而美國家庭的壓力還會進一步加大。

美國的兩大政黨似乎都不願意直麵這一事實：修補銀行體係雖是必需的，但並不足以讓經濟重回健康（或者說，金融體係從未被真正地修複）。危機前的美國經濟是依靠房地產泡沫所產生的不可持續的消費支撐的虛假生活，不可能回到2007年的老路上去。

但兩黨都不願承認哪裏真正出了問題，也不願意給出解決基本病症的時間表。陳詞濫調和無謂的安撫——空洞地號召創造更多就業崗位、財政緊縮、控製福利項目等——將是美國選舉年的一大特征。兩黨都不會拿出重組經濟、減少威脅美國富強的不平等性的計劃。

我一直是市場的嚴厲批評者，但即使是美國的市場參與者，如今也感到政治領袖不合格了。如果投資者是因20世紀90年代的非理性繁榮而遭受打擊， 那麽明年他們將因理性悲觀而遭受打擊。畢竟，美國人仍不得不在兩位領導人中做出選擇，其中一位已經證明無法將美國帶出經濟困境，另一位還沒有證明自己在這 方麵的無能，但他可能會通過惡化不平等性和削弱增長的政策把事情弄得更糟。

我希望事實證明我是錯的，我過度悲觀了。但是，恐怕下行風險會更大一些。事實上，2012年將可能是歐元實驗——歐洲50年經濟和政治一體化進程的高峰——的終結之年。

果真如此的話，走出持續了太長、造成了太多傷害的2008年大衰退的希望將落空，2012年將是75年來全世界最嚴重的經濟災難走向更嚴峻階段的開始。

（作者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