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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戰略轉移能否成功?

(2011-11-05 20:39:13) 下一個

美國的戰略轉移能否成功?



2011-11-06 11:13:55



宋魯鄭


  


 


2011年 十一月號《外交雜誌》刊登了國務卿希拉裏的長文《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提出今後十年將大量資源投入亞太地區,進行戰略轉移。為此,十一月四日上午,春秋綜 合研究院、《社會觀察》雜誌社、觀察者網於上海舉行《中國周邊失穩和美國戰略東移》研討會。除本人外,出席研討會的學者有:法國國際和戰略關係研究所研究 員FABIENNE CLEROT女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春秋綜合研究院研究員張維為先生、旅美政治學者、春秋綜合研究院研究員寒竹先生、上海社會科院歐亞研究所研究員胡鍵先生。以下為本人在研討會上的發言要點(本文略有改動),整個研討會內容可訪問《觀察者網》(見本人博客下方鏈接)。


 


《美國的戰略轉移能否成功?》


 


美國的戰略轉移是否能夠成功?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一共有七大原因。不過,在分析之前,還是來看看希拉裏這篇文章究竟有什麽新意或者特別注意的地方。一是她明確提出美國的三大外交目的:保持美國的領導作用、保障美國的利益以及推進美國的價值觀。二是明確提出印度並不是美國的盟國,而是和中國同等關係的新興國家。她的原文是:“該地區有我們的一些重要盟國,還有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重要的新興強國。”三是美國國國內的經濟複蘇將取決於出口和美國公司開發亞洲廣闊和不斷增長的消費群的能力。這是一個新的提法。但令人奇怪的是,美國一方麵指責中國過度依賴出口,現在自己卻又提出它的複蘇取決於出口。當然更重要的是,中美在貿易層麵的衝突也將會更加劇烈。四是提出把美國的外交資源“分派到亞太地區的每個國家和角落”。這顯然又是美國一向狂妄、自大心態的表現。特別是在其深陷危機之時,愈發顯的不合時宜。五是提出建立“跨太平洋的夥伴關係和機構網”,就如同過去建立跨大西洋的夥伴關係和機構網一樣。


美國戰略轉移之所以不能夠成為現實,有如下七個原因:


第 一、戰略轉移是奧巴馬政府提出並實施的。但由於三年來執政無力,美國仍然深危機中,經濟複蘇固然乏力,其債務規模更是迅速攀升,甚至還發生了史無前列的 “占領華爾街運動”。奧巴馬的連任的可能性大減。而他一旦敗選,新的政府未必會繼續推行其外交政策。正如奧巴馬也沒有推行其前任小布任總統的外交政策一 樣。


第 二、美國國內問題巨大,將迫使其繼續戰略收縮而不是轉移。而這一次所謂的轉移其本質仍然是一種收縮。比如明明伊拉克的局勢還沒有穩定,阿富汗塔利班越戰越 勇(一年來屢屢在首都喀布爾發動針對美國使館、政府部門的自殺性襲擊,甚至一次擊斃三十多名美國精銳的特種部隊),美國仍然決定撤出。


第 三、伊拉克和阿富汗在美國撤出後陷入混亂或者塔利班掌權的可能性非常大。在當伊拉克全麵陷入混亂之際,不管是出於道義還是捍衛美國的尊嚴,它都不可能置之 不管。否則美國在亞洲的存在也將陷入離心離德地境地。至於阿富汗,美國更不可能接受塔利班重新掌權的世界――――這不僅是是涉及國家尊嚴,更將是對美國全 球安全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仍然需要重返中亞。美國的兩難是,重返中亞,戰略轉移必然失敗。如果坐視不管,其在亞洲的盟友也將會齒寒,擔心未來被拋 棄。


第 四、阿拉伯革命新局,對美國造成了雙重打擊。一是其在中東的傳統盟友紛紛倒台,美國苦心經營的中東格局崩潰,其在中東的影響力大減。二是革命後阿拉伯世界 重新伊斯蘭化趨勢將嚴重危險美國的石油安全和全球安全。第一個革命成功的突尼斯贏得選舉的是此前被禁止的伊斯蘭政黨。利比亞剛剛推翻卡紮菲就聲稱一切以伊 斯蘭法為依據,實行一夫多妻製。而隨後舉行的埃及選舉,目前也是伊斯蘭政黨遙遙領先。重新走向伊斯蘭化的阿拉伯世界共性是反以色列,而最終會將矛頭指向以 色列最大的支持者美國――――除非美國改弦易轍,但從美國要獨自否決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的申請來看,這是不可能的改變。所以,中東革命後的局勢必然將迫使 美國投入比過去更大的精力。


第 五、中國的崛起的地緣效用是美國將不得不減少在亞洲的存在,特別是在美國加速衰落的大曆史背景下,其影響力也最終將逐漸的退出亞洲。(在提問環節又做了補 充:這個地緣效用指的是中短期。我們可以想想台灣。現在的台灣和十年前的台灣進行對比的話,美國的影響力是不是在衰減?過去大陸領導人會見美國總統時,都 會談到台灣問題,但現在台灣問題早已從雙方的議題中淡出。另外,從曆史上看,美國崛起後,歐洲也就從美洲撤出。在亞洲,同樣會上演同樣的一幕。不同之外, 當年歐洲從美洲撤出的時候,它還在全球處於上升狀態的支配地位,而今天的美國是處於衰落狀態。隻不過中國的崛起還沒有達到當年的美國強度罷了)


第 六、目前中國周邊的糾紛隻是暫時性的,是周邊國家在中國完全崛起前(及美國徹底衰落前)進行的最後的投機。否則中國崛起完成,美國完全撤出,它們將一無所 得。所以,美國隻不過是這些小國家和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而不是真的要依靠美國和中國翻臉。這也是為什麽最近越南和中國發表聯合公報,解決了今年發生的雙方 爭端。所以美國在這些問題上的介入也不會持續很久,這除了中美兩國在亞洲的地緣份量不同(畢竟美國太遠),更何況美國的衰落也無法支持它的這種介入。其實 不僅越南這樣的國家如此,就是美國的傳統盟國如澳大利亞也出現了分裂。過去澳大利亞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都依賴美國,但現在卻出現政治和軍事依賴美國,經濟 依賴中國的現實。雖然現在還無法令澳大利亞投向中國,但已經造成了澳大利亞戰略上的分裂。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麵對周邊國家的挑釁,中國未必要采取軍事 手段。像越南,其經濟規模還不如中國一個深圳市。還有五萬非法勞工在中國工作(中國由於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力短缺,對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假設中國出於戰 略需要,將這五萬勞工驅逐出境,將給越南帶來極大的壓力(五萬人的收入沒有了,還要承擔五萬人的失業)。(另張維為教授在發言中也提到,新疆、西藏和雲南 雖然是中國的落後地區,但新疆卻是中亞五國最發達的,西藏的各項指標也遠遠優於印度,雲南的發展水平也高於周邊國家)。


最 後,美國的最高國家利益是其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但假設美國迅速衰落,唯一能夠取代美國的不是中國而是歐洲。從經濟上看,歐盟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是中國總 量的三倍。而且歐元的地位也遠高於人民幣。軍事上,是除美國外最強大和先進的軍事實體。這次在美國站居二線的情況下發動利比亞戰爭就是一例。第三,當今世 界所有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的體製和規則都是歐洲和美國共同製訂的。中國隻是一個後起的加入者。此外,歐洲能夠提供一個供世界多數國家認同的價值觀體係,而 到目前為止,中國還做不到。所以無論是從軟實力還是硬實力,美國唯一的挑戰者還是歐盟。所以,美國仍然無法放棄其在歐洲的存在,仍然要把相當大的精力放到 歐洲。


另 外,借這個機會我再簡短的談一下中美關係。第一美國如果不在西藏和台灣問題上改弦易轍,中美兩國不可能有真正的互信和關係的改善。但沒有中國的配合,美國 在亞洲和全球的戰略都無法實現。第二,價值觀是美國的外交核心,但中國根本不可能接受西方的價值觀(中國的價值觀的一個核心是“孝”,但在西方是不存在 的)。


在提問階段,針對CLEROT女士的發言(詳情見《觀察者》網),提問如下:


宋: 歐洲雖然是世界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卻不是一個獨立的力量。比如歐洲想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但由於美國反對,歐洲一直無法推行。可是對於中國來講,我雖然 想和你合作,但歐洲又缺乏獨立性,怎麽合作?另外,歐盟由於主權債務危機向中國求助,被批將喪失主權。何以向中國求助就是喪失主權,而美國直接幹預歐洲的 內部事務就不是喪失主權?


CLEROT女士 :其實我們也認為美國的幹預是對歐洲主權的侵犯。但由於雙方是盟國,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社會的反應沒有如此強烈。而中國不同,一是它是新興的力量,歐洲還需要時間適應。再就是我們雙方在文化、宗教和價值觀都不同。


 


 


附:


春秋綜合研究院


中國周邊失穩和美國戰略東移


 研討會議程


 


時間:20111149:30-12:30


地點:春秋綜合研究院上海市長寧區番禺路3003B


主辦方:春秋綜合研究院、《社會觀察》雜誌社、觀察者網


與會嘉賓:FABIENNE CLEROT、張維為、寒竹、宋魯鄭


 


9:30-9:40:主持人宣布研討會開始,介紹發言嘉賓


 


9:40-10:20:《美國全球戰略及對華政策預測》


FABIENNE CLEROT 法國國際和戰略關係研究所研究員


 


10:20-10:50:嘉賓自由交流


 


10:50-11:10:茶歇


 


11:10-11:20:《美國戰略東移與中國的對策》


張維為 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春秋綜合研究院研究員


 


11:20-11:30:《堅持底線、掌握主動——中國對南海問題的策略》


寒竹 旅美政治學者、春秋綜合研究院研究員


 


11:30-11:40:《美國的戰略轉移能否成功?》


宋魯鄭 旅法政治學者


 


11:40-12:30:嘉賓自由交流


 


12:30:會議結束


 


附:


 



《美國的太平洋世紀》,


 


隨著伊拉克戰爭接近尾聲以及美國開始從阿富汗撤軍,美國現在處於一個轉折點。在過去10年中我們向上述兩個戰區投入了巨大的資源。


 


在今後10年中,我們對在哪裏投入時間和精力需要做到靈活並有係統性,從而使自己處於最有利的地位,以保持我們的領導作用、保障我們的利益以及推進我們的價值觀。因此今後10年美國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對亞太地區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麵的投入。


 


美國不能掉頭回家


 


亞太地區已成為全球政治的一個關鍵的驅動力。這個地區從印度次大陸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橫跨太平洋和印度洋兩個大洋,由於交通運輸和戰略因素而日益緊密地聯係在一起。該地區有我們的一些重要盟國,還有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重要的新興強國。


 


在 亞太地區建設一個更成熟的安全和經濟架構以增進穩定和繁榮之時,美國對這個地區的承諾至關重要。這將有助於建立起上述架構,同時使美國受益,讓我們在整個 世紀繼續發揮領導作用,正如我國在二戰後致力於建立一個全麵、持久的跨大西洋的機構和關係網絡的努力已獲得成倍收益,而且我們還在繼續受益。現在正是美國 作為一個太平洋大國作出同樣投入的時候,這條戰略路線是奧巴馬總統在本屆政府就任之初便確定的,現在已經產生效益。


 


由 於伊拉克和阿富汗仍處於過渡時期,我們國家也麵臨著嚴重的經濟挑戰,美國政壇上有些人叫我們不要重新定位,而是掉頭回家。他們尋求減少我們的國外參與,主 張優先解決緊迫的國內問題。這些衝動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受到誤導的。那些說我們不能再繼續參與全球事務的人完全是本末倒置——不參與的後果遠非我們所能承受。從為美國企業打開新市場到遏製核擴散,再到保持商務和航運的自由通行,我們在國外的工作正是我們國內繁榮和安全的關鍵所在。60 多年來,美國頂住了此類國家論調的牽引力和這些論點所隱含的零和邏輯。我們必須再次這樣做。


 


在我們的邊界之外,人們也在揣測美國的意圖,不知道我們是否願意繼續參與並發揮領導作用。在亞洲,他們問我們是否真的會長期駐留,我們是否有可能再次因別處發生的事件而轉移注意力,我們是否能夠作出——並保持——可信的經濟和戰略承諾,以及我們是否能夠以行動來落實這些承諾。答案是:我們能夠而且一定會這樣做。


亞洲對美國未來極其重要


 


利用亞洲的增長和活力是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核心,也是奧巴馬總統確定的一項首要任務。亞洲開放的市場為美國進行投資、貿易及獲取尖端技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國國內的經濟複蘇將取決於出口和美國公司開發亞洲廣闊和不斷增長的消費群的能力。


 


在戰略上,無論是通過捍衛南海的航行自由、應對朝鮮的擴散問題還是確保該地區主要國家軍事活動的透明度,保障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全球的發展越來越至關重要。


 


正如亞洲對美國的未來極其重要一樣,一個積極參與的美國對亞洲的未來也極其重要。該地區渴求我們的領導作用和我們的商業貿易——也許比現代史上任何時期都更迫切。我們是在該地區擁有強大的聯盟網絡的唯一的大國,沒有領土方麵的野心,卻有維護共同利益的長期業績。


 


與我們的盟友一起,我們幾十年來保障了地區安全——在亞洲的海上航道巡邏並維護穩定——這 反過來又幫助創造了經濟增長的條件。我們通過刺激經濟生產率、增進社會權益及擴大人民與人民之間的聯係,已經幫助整個地區數十億人融入全球經濟。我們是一 個主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讓太平洋兩岸的工人和企業受益的創新源泉、每年接收35萬亞洲留學生的東道國以及開放市場的先行者和普世人權的倡導者。


 


奧巴馬總統在整個美國政府部門領導了一項多方麵的、堅持不懈的努力,充分支持我們在太平洋地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 為國務卿,我打破傳統,在首次正式出國訪問時便前往亞洲。在隨後的七次行程中,我有幸親眼看到該地區發生的迅速轉變,凸顯了美國的未來與亞太地區的未來是 多麽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從戰略上轉向該地區,在理念上與我們保障和保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力的總體努力一致。這一轉變的成功要求兩黨必須保持並增進關於亞太地 區對我們國家利益的重要意義的共識:我們尋求發揚幾十年來兩黨曆任總統和國務卿所開創的參與世界事務的深厚傳統。這還要求必須明智地推行一項連貫並能兼顧 我們各項決策的具有全球影響的區域戰略。


打造新聯盟應對新挑戰


 


這種區域戰略是個什麽樣子?首先,它要求長期地致力於我所說的前沿部署外交。這意味著繼續把我們的各種外交資源——包括我們最高級別的宮員、我們的發展專家、我們的跨部門團隊和我們的永久資產——分 派到亞太地區的每個國家和角落。我們的戰略必須顧及並適應在亞洲各地不斷出現的迅速和顯著的變化。鑒於這一點,我們的工作將遵循六個關鍵的行動方針:加強 雙邊安全聯盟;深化我們與新興大國的工作關係,其中包括中國;參與區域性多邊機構;擴大貿易和投資;打造一種有廣泛基礎的軍事存在;促進民主和人權。


 


由於我們獨一無二的地理特點,美國既是大西洋國家,也是太平洋大國。我們對與歐洲的夥伴關係及其成果感到自豪。我們現在的挑戰是建立跨太平洋的夥伴關係和機構網,使之與我們的跨大西洋網絡一樣持久,並與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一致。


 


我們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的條約聯盟是我們轉向亞太戰略的支點。這些聯盟已經確保了半個多世紀的地區和平與安全,為該地區引人注目的經濟崛起構建了有利的環境。在安全挑戰不斷演變之際,它們充分利用我們的地區存在,增強我們的地區領導力。


 


盡 管這些聯盟非常成功,但我們不能僅滿足於維持現狀,而需要不斷更新以適應日新月異的世界。在這方麵,奧巴馬政府以三項核心原則為指引。首先,我們必須在我 們聯盟的核心目標上保持政治共識。其次,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的聯盟具有靈活性和適應能力,以便成功應對新的挑戰和把握新的機遇。第三,我們必須保證我們聯盟 的防禦能力和通信基礎設施能夠切實阻遏各種各樣的國家和非國家實體的挑釁。


 


與 日本的聯盟是該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石,它表明奧巴馬政府如何貫徹這些原則。從航行自由到開放市場和公平競爭,我們對穩定的地區秩序和清晰的通行規則懷有共 同的願景。同樣,我們與韓國的聯盟正在加強,操作上越來越一體化,並且繼續發展兩國的聯合能力,以阻遏相應對朝鮮的挑釁。我們也在擴大與澳大利亞的聯盟, 把我們的關係從一種太平洋夥伴關係擴展到跨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夥伴關係,實際上,這已是全球性的夥伴關係了。


 


在 根據新的需要更新聯盟關係的同時,我們也在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以解決共同麵臨的問題。我們主動擴展與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新西蘭、馬來西亞、蒙 古、越南、文萊和太平洋島國的關係,這些都是更廣泛的努力的一部分,旨在確保美國在該地區奉行更全麵的戰略和參與。我們正邀請這些新夥伴與我們一起構建一 套基於規則的區域及全球秩序並參與其中。


美中關係利益攸關不容失敗


 


當 然,這些新夥伴中最引人矚目的國家之一是中國。與以往許多國家一樣,作為美國幫助建立和努力維係的基於規則的開放係統的組成部分,中國也實現了繁榮發展。 今天,與中國的關係是美國有史以來必須管理的最具挑戰性和影響最大的雙邊關係之一,需要進行審慎、穩定和動態的管理。我們對中國的方針是立足現實,注重成 效,忠實於我們的原則和利益。


 


眾 所周知,擔憂和誤解仍然在太平洋兩岸徘徊不去。我們國內的一些人把中國的進步視為對美國的威脅;而在中國的一些人擔心美國會試圖遏製中國的發展。我們反對 上述兩種觀點。事實是,一個欣欣向榮的美國對中國有利;一個欣欣向榮的中國也對美國有利。通過合作而不是對抗,我們兩國均能顯著獲益。但是,不能僅靠願望 來建設兩國關係。它需要我們雙方更加始終如一地把積極的言詞轉化成有效的合作,而且更關鍵的是,我們必須履行各自的全球責任與義務。今後我們之間的關係是 否能發揮潛能正是取決於這些因素。我們也必須坦誠對待我們之間的分歧。在我們從事我們必須為之共同努力的緊迫工作時,我們將堅定並果斷地解決這些問題。同 時,我們也必須避免那些不切實際的期望。


 


在最近的兩年半中,我的重點工作之一是確定並擴大我們兩國具有共同利益的領域,與中國一起努力建立互信,並鼓勵中國在解決全球性難題時采取積極行動。


 


我 們還努力增加透明度,降低兩國軍隊之間發生誤判與失誤的風險。美國與國際社會看到了中國進行軍事現代化及擴充軍備的努力,我們希望中國澄清這樣做的意圖。 兩國軍隊之間的交往可增進透明度,雙方都將從這種持久和實質性的交往中獲益。因此我們期待北京克服有時表現出的勉強態度,與我們一起努力建立一個可持久的 軍隊與軍隊間的對話機製。


 


在 我們共同努力建立互信的同時,我們決心與中國一起共同應對至關重要的地區性與全球性安全問題。在經濟領域,美國與中國必須密切合作以保障全球經濟未來的強 勁、可持續且平衡的發展。在全球經曆了金融危機後,美國與中國通過二十國集團有效地合作,合力把全球經濟從瀕於崩潰的境地挽回。我們必須繼續增進這種合 作。


 


當然,我們已在公開和非公開場合十分明確地表示了我們對人權的嚴重關注。


 


說到底,美中關係的發展沒有指導手冊可循。然而利益攸關,不容失敗。我們在前進過程中將繼續把同中國的關係置於一個更廣泛的地區性安全同盟、經濟網絡和社會紐帶框架內。


美國外交政策需加快轉折


 


亞洲經濟在過去10年裏的非凡增長及其在未來持續增長的潛力依賴於長期的安全與穩定,美國軍隊——包括5萬多名在日本和韓國服役的美國軍人——為提供這項保障做出了貢獻。今天這個快速變化的地區所麵臨的各種挑戰——從領土和海事爭端、對航行自由的新威脅、直至自然災害加劇的影響—— 要求美國奉行一個在地理分布上更合理、運作上更具彈性、政治上更可持續的軍力態勢。


 


我們正在把與東北亞地區傳統盟友的基地安排現代化——我們對此的承諾堅如磐石;與此同時,我們正在加強我們在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存在。


 


與我們的軍事力量或經濟規模相比,我們作為一個國家所擁有的最有影響力的資產是我們的價值觀,特別是我們對民主與人權的堅定不移的支持。它顯現了我們最深厚的民族性格,是我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包括我們向亞太地區的戰略轉移。


 


在過去10年中,我國外交政策經曆了轉型,從處理後冷戰時期的和平紅利到履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出的巨大承諾。隨著這兩場戰爭逐漸平息,我們將需要加快轉折,以適應新的全球現實。


 


這種轉折遠非易事,但我們在過去兩年半的時間裏已經為之鋪平了道路,我們有決心完成這個轉折,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外交努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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