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中國票號資本被西方金融資本擊潰

韓毓海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三部分 為什麽中國票號資本被西方金融資本擊潰（1） 

 

    為什麽中國票號資本被西方金融資本擊潰？

 

    在一個帝國主義的時代，票號資本作為喪失了“戰爭投資”這個最大客戶的金融機構，其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說，票號資本先是不能投資於國家的軍事自衛，隨後又被排除在經營戰爭借款和賠款之外，這樣它就幾乎喪失了帝國主義時代所有的“大宗業務”——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票號資本顯然是被現代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或者說是被西方的金融壟斷所擊潰的。

 

    你可以隨意向一個市場經濟中增添許多資本家，但是除非國家以這些人的階級利益為出發點，否則這個市場經濟仍是非資本主義的，布羅代爾本人把中華帝國作為恰好能將“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分開的例子，這是一個曆史的洞見——

  喬萬尼·阿瑞吉

 

    商行的長途貿易催生信用機構

 

    近代以來的中國為什麽沒有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道路？大家都知道，這裏的原因主要是中國沒有產生西方式的那種資產階級，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與近代西方的資產階級，比較起來性質是不同的。比如毛主席就曾經說過，這是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先天不足，力量比較弱小。

 

    不過我們看19世紀初年，也就是鴉片戰爭前的1830年代，以中國南方廣東的行商和北方山西的晉商為例，就會發現這兩部分商人幾乎主宰了當時的世界貿易和商業活動，不但晉商在蒙古、俄羅斯、歐洲和日本有很大的國際投資，而且廣東行商還曾經投資於美國的鐵路建設。無論從外貿還是金融上看，他們其實都已經具備了國際資產階級的規模，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相反的問題：我們怎麽看中國資產階級“力量弱小”這個論斷？即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毛主席的上述洞察呢？他那個著名的解釋是不是可靠呢？

 

    我認為毛主席的解釋總體上說是對的，而理解他的論述的關鍵，首先在於我們怎麽理解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這兩個詞。今天我們一般地把企業家、商人、資本家不加區分地、一般地、籠統地稱為資產階級，這其實是很不準確的，因為這樣籠統的說法，其實沒有正確區分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用布羅代爾的說法，就是沒有正確區分物質生產、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沒有區分它們之間的區別與聯係，進而沒有既區別又聯係地解釋他們產生的原因。

 

    近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其實是“長途貿易”的產物，這樣的資產階級，並不是一般地與生產和貿易的經營者有關係，而是與長途貿易有著最根本性的關係，長途貿易才是理解近代資產階級產生的關鍵。因為區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場和貿易，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從事這樣的交換活動的人，一般來說也不必是與生產活動截然分離的、獨立的商人階級，它也不需要大量的、獨立的商業資本，因而，那些人也不能被稱為近代意義上的商人階級，他們隻是一邊生產，一邊銷售的“商販”——即所謂“販夫走卒”而已。

 

    但是，我們所說的長途貿易就大不同了。長 途貿易是指跨國的大宗貿易。這種貿易首先不是一般的生產者所能夠經營的，甚至也不是一般的國家所能承擔的，因為所謂長途貿易，它不但要求一個國家有生產大 宗商品的資本和財力，同時還要求一部分人有巨大的財力、資本，先去把這些商品購買下來，然後再轉運到遠方去出售即賣出去，也就是說，需要他們為遠方的消費 者預先墊付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於是，這就要求一個國家存在大於、起碼是等於生產資本的商業資本存在，即它要求與生產資本相當的商業資本存在，進而要求存 在一個與生產活動相分離的商人資本階級，如此，長途跨國貿易方可能發生。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三部分 為什麽中國票號資本被西方金融資本擊潰（2）

 

    近代中國的行商和晉商，正是這樣一個既與生產活動相分離，又可以通過大規模的長途貿易把國內生產組織起來的商人階級，從而它才支持了大規模的海洋貿易和大陸貿易。晉商資本，首先就是指從事跨國長途貿易的大商業資本。下麵的數字可以說明問題：1819年，中國對歐美的海上貿易賺取的白銀為2282萬兩，此後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每年海上對歐美的貿易所賺取的白銀都在2300萬兩之上。我們再看北方的恰克圖貿易，按照俄羅斯方麵的統計，1854年兩國間的貿易額是1968萬盧布，當時南方的海洋貿易是由行商主導的，但資本的一部分來源仍是山西票號，而北方大陸上的長途貿易則完全是由晉商主導的，從這個數字我們大概可以看出，十九世紀中葉在中國南方從事海洋長途貿易的行商和北方從事大陸貿易的晉商積累了多麽雄厚的資本。

 

    而且，除了對於獨立的商人階級和商業資本的要求之外，長途貿易又必然要求並依賴信用資本的發展——這是它又一個根本特征。 這是因為長途貿易的另一特點，就是它的貿易周期比較長，例如當時從歐洲到中國的一個貿易周期差不多要三年時間，長途貿易雖然利潤大，但是其利潤回款的周期 也特別長，麵臨如此長的回款周期，就必然要提出相應的、嚴格的信譽要求：即生產商需要一個有信用的憑證，以保證它在三年後怎樣才能從銷售商、貿易商拿到貨 款和利潤，而對於貿易商來說也是同樣的，他也要向中間商和代理人提出類似的信用要求。例如對當時的英國貿易商來說，他們並不是把貨物運到廣州後自己直接銷 售，而是一總將貨物交由他們的中國代理商——廣東行商寄售或者代售，尤其當彼時貨物的價格行市不理想的時候，英國貿易商尤其喜歡這樣做，即他們將貨物交由行商處理，待三年之後，憑著行商開具的信用證，再來結算貨款和利息。

 

    所以說，長途貿易不但要求一個與生產資本相當的商業資本，而且它也必然要求一種規範、嚴格的信用資本的存在，從而，長途跨國貿易在催生一個商人資本的同時，必然也會催生相當規模的信用機構的誕生。

 

    對於這個問題，*是這樣論述的：“大規模的和供應遠地市場的生產，會把全部產品投入商業手裏；但是，要一國的資本增加一倍，以便商業能夠用自有的資本把全國的產品買去並且賣掉，這是不可能的。在這裏，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數量和生產的價值量一起增長，信用的期限也會隨著市場距離的增加延長。在這裏是互相影響的。生產過程的發展促使信用擴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活動的增長。”

 

    *的論斷很經典地說清楚了：信用經濟和專業性的信用機構，乃是長途跨國貿易的必然產物，它會與生產的發展一起增長。他的這一論斷也很好地解釋了晉商是怎樣的一種商人，他們為什麽會從邊關貿易商發展為長途貿易商，並且最終發展為票號資本即信用資本。

 

    要談論*，首先要讀《資本論》，無論我們堅持還是否定*，恐怕都要先讀一遍《資本論》再說話，否則沒有意義。比如我們研究晉商，不讀《資本論》怎麽行呢？晉商難道首先不是長途貿易的產物嗎？如果不了解長途貿易對於信用憑證的必然要求，你又怎麽能解釋晉商會發展到票號呢？這個票號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突然又被大風刮走了嗎？當然不是的。正如*說的，你讓山西商人一股腦用現金把全中國的貨物都買下，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那怎麽辦呢？自然就需要延期支付的信用憑證，這就是“長途國際貿易必然需要商業信用機製的產生”。什麽是商業信用呢？*說：商業信用的“代表是匯票，是一種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債券，是一種延期支付的證書”，——而山西票號就是一種典型的經營商業信用的機構。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三部分 為什麽中國票號資本被西方金融資本擊潰（3）

 

    1823年左右，中國第一家成規模的票號日升昌，及其橫跨北方共同市場的信用網絡誕生了，票號的誕生，標誌著晉商由商人資本向信用資本的過度，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達到了它曆史上的頂峰。

 

    其實，早在山西票號之前很久，16世紀中後期，隨著中國海外貿易的發展，南洋華僑的“銀信匯兌局”就已經產生，直到19世紀初它還在發揮匯兌的作用。而中國北方第一家經營信用憑證的機構“帳局”，在乾隆元年（1736）開設於張家口，這當然也是山西人經營的，它也是北方共同市場形成並逐步擴大的產物。因為張家口是明隆慶年間興起的市場，是由於明代的邊關貿易和白銀經濟的驅動而產生的。特別是到了清雍正五年（1727），為了穩定喀爾喀蒙古地區的形勢，中俄之間簽訂了《恰克圖互市界約》，這個互市界約開通了北方中路貿易的商道，山西就處在這個中路貿易的核心處。隨後，北方大陸共同市場不斷擴大，信用的要求也不斷擴大，我們前麵已經說過，1830年是北方中路貿易的最高峰，因為當時英法戰爭封鎖了歐洲海路，所以歐洲與世界的貿易，隻能經過恰克圖這個北方中路貿易的通道來進行，恰克圖貿易是當時世界貿易的核心，而張家口這個地方，是以晉商為主的北方貿易商人接受國貨和販賣外貨的樞紐。

 

    但是，盡管中國的信用機構誕生的並不比西方晚，盡管晉商擁有龐大的資本，並經營著為跨國長途貿易提供信用服務的匯兌網絡，——我們還是必須指出：票號資本卻並不是近代西方意義上的銀行資本和金融資本。

 

    票號沒有從戰爭中獲利和發財

 

    那麽，山西票號與西方的私人銀行究竟有什麽不同呢？如果最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我的結論就是——盡管山西票號大規模地投資生產和貿易，但是它卻並不投資於戰爭。正因為它不為國家的戰爭行為提供借款，所以它也就不具有國家賦予的以國家稅收為抵押的發鈔權。而在一個帝國主義的時代，票號隻是從生產和貿易中獲利發財，卻沒有從戰爭中獲利和發財，這是它最大的局限所在。而投資於戰爭卻是西方主要私人銀行經營的根本手段，在帝國主義時代，由於戰爭是最大的獲利工具，所以在這樣的時代，山西票號就完全不可能競爭過西方的私人銀行，——所謂中國資產階級先天不足、力量弱小，我認為也隻有從這個角度才能得到解釋。

 

    西方最早的私人銀行（阿姆斯特丹銀行和英格蘭銀行）都是發戰爭財起家的，這就是它與山西票號的根本不同。在歐洲民族國家爭霸的條件下，西方私人銀行的基本功能，其實就是為國家提供戰爭借款，國家又反過來以稅收作為抵押，賦予私人銀行以發鈔權。作為國家的債主，私人銀行因而具有了“絕對的權力”，這就是為什麽阿克頓勳爵說：“權力導致*，絕對權力導致絕對的*”①——前者指國家，後者就指私人銀行。

 

    而1840年之後，為其經營宗旨所決定，西方金融機構在中國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為，其實是通過經營戰爭的方式來逐步擴大和掌握世界市場：即它一方麵為發動戰爭的國家提供貸款，另一方麵則又為戰敗國提供“賠款”的借貸“服務”，並同時要求以該國的稅收、特別是海關稅收作為抵押。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西方私人銀行逐步控製了各個國家的稅收和貿易權利，從而成為一個跨國的、壟斷的金融資產階級。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三部分 為什麽中國票號資本被西方金融資本擊潰（4）

 

    例如，1895年，日本正是在英格蘭銀行借款的支持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而按照英格蘭銀行的要求，日本作為戰勝國，更迫使清王朝必須將所有的賠款白銀2億餘兩，全部折合為英鎊，存入英格蘭銀行生息。利用這筆天文數字的賠款，日本於1897年以固定的1∶32（1日元等於2先令）的金銀比價比率，完成了金本位製改革。①我們在本書的第二部分將要介紹：西方在1840年左右采用金本位製，這是由於他們在長期的殖民活動和貿易投機中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黃金的緣故，而西方采用金本位，卻使得大批劣製銀幣湧入中國，同時造成大批基準銀（紋銀）流出中國，遂導致了清王朝的貨幣體係紊亂、清朝財政因之垮台。此外——還由於金貴銀賤，所以中國產品從此在世界市場上就“天然”處於競爭劣勢，而這一點對當時同屬“銀本位”的日本其實也是一樣的。日本之所以能夠改變它的銀本位製度，就是通過大規模的中國賠款占有了世界上純度最高的白銀的緣故，反過來——由於庫平銀在甲午戰爭的賠款中消耗殆盡，造成中國純銀盡失，這樣一來，對於清王朝來說，其財政就從根本上崩潰了。

 

    盡管在甲午戰爭之前，清政府也曾向山西票號借款100萬兩白銀，作為戰爭經費的補充，這是清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因為戰爭原因向民間信用機構融資，但隨著甲午戰敗，隨著一係列不平等條約所作出的明確規定，這種向本國私人資本借款的行為被所謂的“國際條約”所明文禁止——因為那些不平等條約規定：作為戰敗國，清政府的戰爭賠款必須從西方金融機構獲得，而不得從中國民間金融機構融資。這一規定不但使得西方金融機構通過借款行為，掌握了包括海關稅在內的中國國家稅收，同時它更將中國金融機構徹底排除在“戰爭金融體製”之外，——眾所周知，列寧將帝國主義的根本特征稱為“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其意義實際上就在於此。

 

    金融依賴外國，國力必然衰敗

 

    近代中國為什麽不能富國強兵呢？說穿了，一方麵是國家財政確實捉襟見肘，根本沒有錢投資在軍事和工業上，另一方麵，西方列強也不允許中國把金融業與軍事工業結合起來，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在徹底瓦解了清王朝的國家財政的同時，也使得清王朝借助國內融資振興軍事的能力歸於徹底的不可能。而對於山西票號而言，我們則可以說：在一個帝國主義的時代，票號資本作為喪失了“戰爭投資”這個最大客戶的金融機構，其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說，票號資本先是不能投資於國家的軍事自衛，隨後又被排除在經營戰爭借款和賠款之外，這樣它就幾乎喪失了帝國主義時代所有的“大宗業務”——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票號資本顯然是被現代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或者說是被西方的金融壟斷所擊潰的。

 

    從整個發展的曆史上看，山西票號本不是一個向國家發債的私人金融機構，而是一個經營借貸、匯兌的信用機構，它不能以國家信譽和國家稅收作抵押而擁有發鈔權，也沒有發行國家債券的權利。與西方的私人銀行不同，由於它不投資於戰爭這樁最大的“生意”，從而它更不是國家的債主，從而可以淩駕在國家之上，最終發展為跨國的、壟斷的金融資產階級——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更進一步理解毛主席所說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不足，後天弱小。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三部分 為什麽中國票號資本被西方金融資本擊潰（5）

 

    晉商和山西票號的衰落，還必須從它所投資的主要對象——國際間長途貿易的衰落中去尋找原因。不投資於生產，而主要投資於販運，與生產相脫節，這是中國商人的固有缺陷。而隨著帝國主義入侵造成的中國邊疆崩潰，隨著通商開埠，西方商人大規模進入中國沿海和內地建立貿易據點，山西商人也就因而喪失了國際貿易中繼站的地利，而晉商也喪失了充當國際貿易中轉商的利益，它的財力日益萎縮。

 

    曆史上長期居於重要戰略地位的北方“中路貿易”通道，在近代逐步被廢棄了。這裏最好的例子是恰克圖貿易。恰克圖互市開始於1728年，目的就是為了穩定喀爾喀蒙古地區，對抗俄羅斯對這一地區的擴張。特別是19世紀中葉前，中俄貿易幾乎全部集中於此，這個曾經的荒漠之丘，一時名聲大振，成了中俄貿易的“咽喉要道”。清人何秋濤曾稱其是“百貨雲集，市肆喧囂”的“朔漠之間一都會”；俄文史料稱其為“西伯利亞漢堡”；也有的西方曆史文獻甚至稱其為“沙漠威尼斯”。

 

    但是，20世紀初，隨著西伯利亞遠東鐵路的修通，中俄貿易的線路從此轉向了東部沿海，1911年，隨著清王朝的瓦解，漠北蒙古（即外蒙古）隨即掀起了分裂運動。在20世紀的前半葉，整個外蒙古地區一直就是俄、日兩國努力爭奪的勢力範圍，明清以降500年以來，中國在這個地區曆經數代的艱辛經營所造成的商品-市場關係，因為國家的崩潰，該地區形成了政治和軍事真空地帶，經濟體係也從此逐步瓦解，而由山西到恰克圖的北方中路貿易，也從此走向衰落。

 

    1945年8月13日，國民黨政府為了換取蘇聯當局放棄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與當時的蘇聯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該條約承認了蘇聯支持下的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和恰克圖從此被從中國分割出去，而中國內地經山西聯係北方的“中路”，從此徹底斷絕。

 

    1950年，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歸來，途經當時已經屬於蘇聯布利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首都的烏蘭烏德，他不但拒絕了當地政府的歡迎，並一反常態地拒絕下車做客。據師哲回憶，毛主席當時沉痛地說：這裏就是當年蘇武牧羊的地方。

 

    恰克圖，是清代中俄邊境重鎮。它南通庫倫(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北達“烏丁斯克”，——即今天俄羅斯布裏亞特共和國首都烏蘭烏德，也就是毛主席當年拒絕下車的地方。1727年10月﹐中俄《恰克圖條約》在此草簽﹐次年正式換文。恰克圖在俄語中稱為“阿爾丹布拉克”——而它的另一半則被稱為“買賣城”。

 

    聽憑金融依賴外國，這是自1567年（隆慶元年）以來中國國家能力持續衰敗的最為根本的原因。近代以來，帝國主義更通過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以借款和貸款的方式控製了中國，而由於中國的財政經濟不能獨立自主，中國的工農業也就不能獨立自主，國防就根本談不上了。對這個問題，500年來認識得最為清楚的，就是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先進的中國人。

 

    1960年，中蘇之間的最終分裂之造成，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外，中國拒絕成為蘇聯的新朝貢體係中的衛星國，特別是拒絕人民幣與盧布掛鉤，乃是日後蘇聯製裁、封鎖和壓製中國的重要原因。這種經濟製裁在1960年代初達到了高峰。按照蘇方的統計，從1950年到1961年蘇聯向中國借款14次，總計達18億1千8百萬盧布，其中還包括用於朝鮮戰爭的軍事借款2億盧布，利息是2％，根據師哲的回憶，在抗美援朝戰爭過程始終，蘇聯從未說明蘇方提供的軍火屬於戰爭借款，而是一直聲稱是對中國出兵維護社會主義集團利益的補償，是蘇聯應該擔負的責任。但是，這一部分軍火後來卻被加入到中國的債務中，並且附以高額利息。

 

    按照周恩來總理在1964年的全國人大報告中所宣告的數字，截至1964年，中國已經償還了蘇聯外債14億盧布，其餘的款項將通過邊貿的方式，以實物的形式於當年償清。正是在償還蘇聯債務的過程中，新中國不得不勒緊腰帶、嚴格量入為出，從而確立起極其嚴格的國家預算體製，從而保證了人民幣的獨立自主。日本學者毛利和子在作出了上述統計後讚歎說：1957年，中國國家預算為128億美元，當時的美元略低於盧布，故14億盧布相當於15億美元，這等於是中國國家預算12％，蘇聯的債務毫無疑問加劇了中國的國家困難，但是從長遠看，中國如果不依附於蘇聯並成為其衛星國，不使人民幣與盧布掛鉤，就必須償還蘇聯的借款，奇跡般的是，中國到1964年就把蘇聯的借款基本還清了，在這個背景下，毛澤東1956年遂以批判斯大林主義為基礎，提出了以《論十大關係》為核心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