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色一體
千江有水千江月，萬裏無雲萬裏天。
中國海權：美國海權的“風險艦隊”---對新時期中美海權互動的再討論
本文已分期刊登在《現代艦船》2011年的8月B刊與9月B刊上，發表時略有刪節
筆者按：在《現代艦船》2011年1月B刊上，孫曉翔先生與杜鵬飛先生分別發表了“德意誌帝國的海權之路”與“瞄準中國的‘空海一體戰’”兩篇文章。筆者反複閱讀後感到有所啟發，故特撰此文，期望與二位同道以及廣大關注海軍發展的朋友們深入探討。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尤其是伊拉克戰爭與“次貸危機”以來，接替大英帝國“縱橫四海”數十年的美國海權日益明顯地進入相對衰落期。對於承受著巨大壓力的美利堅海權體係，快速發展的中國海上力量已成為重要的甚至相當程度上乃是首要的“風險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主觀上接受與否，中國海權成為美國海權的“風險艦隊”已是不爭的客觀事實。由此，提爾比茨伯爵當年為德國海權發展設計的“風險艦隊”理論，對於一個世紀之後的中國具備了非同尋常的意義。畢竟，中國的“走向大洋”與當年的德國頗有類似之處：同樣是以陸權為基礎發展海權，同樣是新興海權的出現不可避免地要被既有海權視為一種挑戰。而且相比在大洋上展開的日美太平洋戰爭，棋盤擺在邊緣海的英德對弈對中國海權的發展更具借鑒意義。
對提爾比茲“風險艦隊”應有再認識
當然，德意誌帝國一個世紀前的海權之路並未走通。因此許多朋友會質疑日耳曼人的海軍理論，甚至完全對其不屑一顧。事實上，把美國人的模式視為唯一正確永遠 正確，在最近數十年的中國早已成了流行病。在海權這個美國至今仍占據極大優勢的領域，就更不會令人奇怪了。然則，在筆者看來，當年提爾比茨的那支“風險艦 隊”之所以未能完成使德國成為海上強權的夙願，更多的因素並不在海軍理論與海軍建設本身，而在於俾斯麥引退後的德國在國家總體戰略的高度出了非常大的問 題。
首先，後起的德國自恃實力強勁，犯了“強國不需要外交家”的致命錯誤，一味依靠武力大棒為對外政策主線，以至陷入無以複加的戰略孤立。老成謀國的俾斯麥為 相期間，深知德國的戰略利益在於維護歐洲脆弱的均勢，以創造條件全力推進本土的工業化。為此，俾斯麥花費了極大的心力維護歐洲的戰略平衡，塑造德國滿足於 既有秩序的外交形象，並與一度沙場相見的奧地利帝國實現了媾和。然而隨著威廉二世的繼位，德國的“外交”很快就與粗魯的吼叫與露骨的威脅劃上了等號。隨著 俾斯麥當年精心維護的德俄兄弟關係土崩瓦解，威廉二世已使德國陷入兩麵受敵的困境；如此形勢之下，又在殖民地與海權問題上急躁冒進，終於致使一度考慮與德 意誌結盟的大英帝國也加入了圍堵的行列。須知，若不是德國已被視為共同威脅，原本矛盾重重的法俄英三國根本不可能如此迅捷地完成三國協約，原先為防備法俄覬覦而不得不散布於世界各地的皇家海軍也就根本不可能把全部主力結陣北海。
而在另一方麵，作為中堅力量的德國陸軍卻又沒能完成既定的戰略目標。倘若德軍在1914年夏得以按照“施裏芬計劃”在六個星期之內擊潰了法國，那麽德國的 “海權困局”必然不解自解：占領法國不僅意味著德國陸軍擺脫兩麵作戰的不利局麵，還意味著德國海軍可以通過被占領的法國港口大幅改善地理條件。甚至，鑒於 沙皇俄國的脆弱不堪，可以設想法國的崩潰幾乎必然導致俄國與德國簽署片麵和約而退出戰爭。屆時，以不列顛紳士的一貫作派，以承認德國強權地位換取保持英國既有殖民權益還當真頗有出現的可能。 畢竟，在具有一定可比性的二戰中期，盡管美國羅斯福政府竭盡全力向英國提供物資支援，盡管皇家海軍牢牢掌握著北海與英吉利海峽的製海權，盡管皇家空軍在保 衛本土的激烈空戰中大獲全勝，英國政界依然不乏哈利法克斯勳爵這般力主英德議和的人物[1]。然而，在法軍的拚死抵抗之下，陸戰在馬恩河凡爾登打成了僵 局。一次大戰隨之成為一場長期消耗戰。於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大英帝國對德國的海上封鎖作用也越來越大，直至把德國逼入連糧食供應也日益匱乏的困境。
縱觀整個曆史進程，以陸權擴張為本性的德意誌戰爭機器從未給予德國海權發展以所需的時間與資源，更未給予德國海權發展以所需的外部環境。 這是德國未能成就馬漢式海權之夢的根本原因。當然，應該看到的是，作為陸權挑戰海權的早期探索，提爾比茨的“風險艦隊”理論確實存在重大缺陷。在論證德國 可以憑借較少的海軍軍力挑戰英國海權時，提爾比茨設定了兩個至關重要的基本假設：一、德國海軍的實力可以強大到使英國不敢輕舉妄動的程度；二、一旦英德開 戰，英國海軍一定會如當年對付拿破侖那般主動進攻。這兩個假設，前一個是正確的，後一個卻被實踐證明是完全錯誤的。在這裏，提爾比茨極度地甚至是刻意地忽 視了對德國海軍不利的地理因素，同時又低估了技術進步裝備發展帶來的影響，並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與當年根基立在歐洲大陸最西端的拿破侖帝國不同，德意誌帝國的根基乃是位於中歐的陸上霸權。在十九世紀初，拿破侖的艦隊從法國本土的布勒斯特與馬賽等港口 就可直接進入北大西洋或地中海，不僅威脅到英國本土的安全，還隨時可能掐斷英國與北美、非洲和東方的貿易往來。對於以貿易為生命的不列顛帝國，海運被切斷 的威脅甚至比入侵英國本土還大！由此，皇家海軍別無選擇，必須進攻進攻再進攻：與其在數萬裏航路上分兵把口坐等敵艦找上門來，何如主動出擊，把對手封閉在 港內甚至一舉殲滅！深諳此理的一代名將納爾遜之所以下了“哪怕跟法國艦隊一對一拚掉也值得”[2]的決心，原因正在於此。然而，二十世紀初提爾比茨艦隊的 母港卻遠在北方，位於歐洲對外海路的最深處。由此，英格蘭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便成為德國人難以逾越的障礙。當德國公海艦隊繞過日德蘭半島背後曲折的海岸線，出現在從北海通往大洋的航線上時，以逸待勞的皇家海軍主力艦隊恰恰就正正地擋在德國人前方，接下來就是“先堵，然後圍殲”。皇 家海軍選擇蘇格蘭最北端正對著日德蘭的斯卡帕灣（Scapa Flow）作為本土艦隊集結地，就是這一戰略最充分的體現。通過遠程海上封鎖，英國海軍不僅可以保證本土安全的無虞，還可以保證被圍困在波羅的海與北海深 處的德國海軍無法對英國的貿易構成威脅。“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險扼遠近，上將之道也”。身為海軍最高指揮官，提爾比茨卻犯了“戰不算地”的 大錯，後果之嚴重，不言而喻。
在另一方麵，對於主戰兵器更新換代賦予海軍戰略戰術的巨大影響，提爾比茨同樣估計不足。從1588年擊潰“無敵艦隊”到1805年特拉法爾加大捷，英國海 軍都是依靠風帆戰艦縱橫四海；然而百年之後的英德對峙，唱主角的已是鋼鐵鑄就的無畏艦。這些海上堡壘不僅耗資巨大，建造周期也無比漫長。納爾遜如果當真 “跟法國艦隊一對一拚掉”，皇家海軍可以在短期內恢複元氣；然而倘若傑利科在日德蘭損失掉一半的軍艦，英國就要麵臨本土幾年不設防的噩夢！噸位的急劇增 長，技術的高度複雜，財政負擔更是到了可怕的程度，如此壓力之下，每艘主力戰艦都變得異常珍貴，英國人又怎麽可能冒冒失失衝進赫爾戈蘭灣呢！作為“交戰雙 方唯一能在一個下午就輸掉這場戰爭的人”[3]，傑利科的如履薄冰與納爾遜的激情勃發形成了鮮明對比，但也正是他基於清醒判斷的持重謹慎使提爾比茨隻能如 碰上“天下第一善守大將”司馬懿的諸葛亮一般徒喚奈何。
作為一位卓越的海軍技術專家，提爾比茨對德國貢獻良多，然而他未能綜合深入地分析主要對手曆史行為的內在緣由，而是簡單地套用“過去如此，今後必然也如 此”的形而上學思維臆測英國海軍的重要戰爭決策，以至於漏算了遠程海上封鎖這步原本一目了然的棋。麵對實力絕對占優卻始終堅守本土封鎖線的皇家海軍，德國 海軍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退則困守死水，進則凶險萬分”的無解之局，以致德意誌海權之夢終告功敗垂成。
致使提爾比茨的判斷出現重大偏差的地理環境與技術革新這兩個主要因素，一個對於人類社會堪稱亙古不變，另一個卻處於時刻不停的變遷之中。鑒古乃為知今，在 把“風險艦隊”理論運用於中國海軍之際，我們有必要穿越曆史的喧囂，細細檢視這兩大因素的構成與影響。畢竟，對於全世界第三個以陸權為基礎發展海權的大國 而言，那兩位“先行者”用鮮血鋪出的經驗教訓是極其寶貴卻不用付學費的。
庫茲涅佐夫與戈爾什科夫難以逾越的地緣政治宿命
在理論上，地理因素對海軍的影響似乎應當構成陸權對海權的約 束，但實際情況卻是地理環境對海軍的製約卻往往成為海權約束陸權的利器----當已經占據大洋的海權麵臨來自陸權的挑戰時，第一個反應永遠是封堵從陸地進 入大洋所必經的那些最關鍵的通道。英格蘭麵臨德意誌的挑戰時是如此，美利堅麵臨俄羅斯的挑戰時同樣是如此。
相比當年的德意誌帝國，應該說前蘇聯謀求海權的地理環境更加糟糕：亞歐大陸的自然環境決定了以俄羅斯為核心的陸權隻能在四個孤立的方向上找到出海口，而且 這四個相互孤立難以呼應的出口無一例外遭受著重重圍堵。波羅的海與黑海這兩個出口在戰時是不具任何意義的：無論日德蘭半島還是土耳其海峽都處於北約的有效 控製之下，一旦開戰，前蘇聯的艦艇不可能安全出入。在太平洋方向，美日同盟依托地理條件製定的“三海峽封鎖論”[4]同樣足以把困居死水的前蘇聯太平洋艦 隊變成一片孤棋。唯一的例外是堪察加半島的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港，從這裏出發的核潛艇可以直接進入北太平洋。然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本身的孤立前出使其 戰時生存能力著實令人懷疑，況且前蘇聯太平洋艦隊大本營與該基地的聯係也要通過宗穀海峽來實現。
於是以摩爾曼斯克與阿爾漢格爾斯克為主要基地通過北冰洋挪威海進入北大西洋成了前蘇聯乃至後冷戰俄羅斯海權的首要方向。事實上，二戰結束 以來，駐紮於此的北方艦隊一直是克裏姆林宮最為重視的海上力量。然而，地理環境在這裏又一次向俄國人的海權之夢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從北冰洋挪威海進入北大 西洋的海路在格陵蘭、冰島、法羅群島和英格蘭島一線被切割成了四條水道，而且每一條的寬度都十分有限。北約陣容龐大的陣列式聽潛器、陸 基反潛飛機、反潛潛艇、驅逐艦護衛艦編隊以及固定式反潛水雷就依托這個有利地形大量部署在該海域。由於該地區已處於前蘇聯陸基戰鬥機的作戰半徑之外，前蘇 聯的遠程作戰飛機與水麵艦艇編隊均無法對在該海域遭受圍堵的潛艇予以有效的支援。[5]
在長達幾十年的冷戰當中，這片從揚馬延島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北部的獵殺區域始終是前蘇聯北方艦隊乃至整個前蘇聯海軍的心頭之痛。 為了保護己方的潛艇安全闖過這片海域，前蘇聯不得不派遣水麵艦隊前出保駕；而為了在本土航空兵的作戰半徑之外支援己方的水麵艦隊，又不得不發展航空母艦前 出保駕。這種如滾雪球般越搞越大的軍備規模成了前蘇聯最終崩潰的誘因之一，卻始終沒有對格陵蘭、冰島、法羅群島與英格蘭島一線的北約海上封堵形成可信的突 破力量。我們可以假設一下，即便前蘇聯得以建成了規劃的航母“三劍客”，航母編隊從摩爾曼斯克出發浩浩蕩蕩開往北大西洋，結局會是如何呢？當然是編隊剛進 入挪威海就已被對方發現，沿途不斷遭到遠程航空兵與核潛艇的輪番攻擊。當編隊終於迫近“北大西洋第一島鏈”之間的狹窄水道時，北約由陸海基航空兵、潛艇集 群、水麵艦艇編隊以及島鏈上部署的遠程反艦導彈組成的多批次多方位飽和轟炸就會鋪天蓋地般砸來。即使一場場激戰後編隊最終突入了大西洋，麵對占據絕對優勢 而又以逸待勞的美國大西洋艦隊，還能剩得下一絲一毫的勝算嗎？沿用馬漢的理論，進攻一方必須擁有3：2的兵力優勢方可言戰，在地理條件不利時甚至必須超出 這一比例。在整個冷戰時期，這顯然是前蘇聯力所不能及的。
看來，要想徹底解決問題，唯一的辦法是通過登陸作戰對冰島、法羅群島甚至英國本土北部實施軍事占領，徹底打開海上通道。然而，費時費力的登陸作戰還沒出分 曉，從易北河出動的前蘇聯陸軍裝甲集群早就打到法國西海岸了！當然，在下這個結論時，筆者深知這個分析並未納入常規戰爭升級為核大戰這一巨大風險所帶來的 約束。然而，這個約束對大規模的登陸作戰或隆隆推進的地麵進攻完全是均等的。
如今回頭看去，真正“突破”了地理環境限製，為前蘇聯以至今日的俄羅斯保障了海上核威懾的，乃是能夠衝破厚厚冰層，直接從北極冰海發射彈道導彈的“台風” 級核潛艇。然而，那幾艘堪稱龐然大物的超巨型核潛艇在標誌著水下巨無霸空前絕後頂峰的同時，卻也標誌著俄羅斯海權的莫大悲哀----盡管付出了代價沉重的 種種努力，俄羅斯終究還是無法擺脫其固有的地緣政治宿命----隻有寒冷的北冰洋才是唯一向俄羅斯無遮無攔“開放”的大洋水域。
不爭的事實是，陸軍的機動力與攻擊力會受到山巒關隘河流沙漠等各類地形的影響，以機動力和火力為生命的海軍同樣會受到島嶼淺灘海峽海流乃至江河入海口等等 地理因素的製約。不僅易遭敵方集群火力飽和轟炸的航母編隊必須對此時刻在意，在“隘口”海域依托地形布置的陣列式聽潛器、巡邏飛機與反潛編隊對隱藏水下的 潛艇同樣是莫大的威脅，至於脫離編隊的水麵艦艇，對方隻要在關鍵通道附近部署岸艦導彈即足以嚴重限製其行動自由，甚至直接威脅其生存能力。從德意誌帝國與 前蘇聯/俄羅斯的例子都可以看出，地理因素對一國海權的發展影響極大。對於以陸權為基礎挑戰既有海權的努力而言，認清麵對的地理環境更是至關重要。
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中心：中國海上力量將在這裏挑戰世界海權的既有秩序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中國海權所麵對的地緣大勢：在東北方向，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北端的日本列島與西北東南走向的朝鮮半島夾對馬海峽，遮擋著由黃海北出太平 洋的海路；在正東方向，東海外沿由大隅海峽自東北向西南綿延千裏的琉球群島，曆史上一直為中國的屬國，目下卻是日本的“衝繩縣”；而東南方向上，由呂宋 島、民都洛島、棉蘭老島等組成的菲律賓群島又阻擋著從南海東出太平洋的海路；至於由印尼群島與馬來半島新加坡之間的水道前出印度洋的海路，同樣也是綿延曲 折，處於陸地島嶼的包夾之中。如此地理環境，概括起來就是：中國東方和南方的邊緣海本身雖還算寬闊，但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切割”之下，其四周的出口卻 並不多而且寬度極窄。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與“北大西洋第一島鏈”截然不同，西太平洋第一島鏈非常靠近東亞大陸，尤其是中段幾乎頂到了東亞大陸的邊緣 上[6]。
將此結合東亞西太平洋一帶的海運航線分布加以分析，就會得出一個振奮人心的結論：中國海權所麵臨的地理環境是相對有利的。雖然中國的“走向大洋”同樣不得不麵對既有海權的重重圍堵，但相比德國與前蘇聯這兩個“先行者”，中國在地理上的運氣實在是好得太多了。由 於西太平洋海域的重要運輸線與第一島鏈平行，而且從第一島鏈最南端一直延伸到幾乎最北，同時第一島鏈的中部又極其靠近東亞大陸，導致了世界海權史上一個不 可思議的局麵在此出現：以陸權為基礎的新興海權隻要擁有足夠的實力，就可依托地形反客為主，封堵大洋上的既有海權！而這正是筆者堅信中國能夠在西太平洋與 印度洋上建立海上王權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把視角放到美國的位置上來看，隨著中國海權實力的增強，中國的這支“風險艦隊”至少會在以下五個領域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從而構成美國全球海權體係乃至全球霸權體係的重大“風險因素”。這些“風險因素”累積在一起，足以使全世界最強大的美國海權也不得不十分的小心謹慎：
一、中國海權一旦衝破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束縛，甚至將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從正中分斷，就意味著把西太平洋海路的咽喉要道握於手中。屆時，無論從日本前往波斯 灣的油輪還是從東南亞開往韓國的貨船，在通過台灣海峽、巴士/巴林塘水道、南中國海等海域時，都將處於中國海權的監控之下。即便在島鏈之外的西北太平洋 上，中國海上力量一旦掌握了進入大洋的通道，就能迅速反切到對方的外線。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從台灣周邊突破島鏈的潛艇群，沿大圓航線進入日本以南以東的太平洋，便可對日本列島實施大縱深破交封鎖作戰。而且值得強調的是，依靠核動力提供的超遠航程，這些封鎖線完全可以設在陸基反潛機的作戰半徑之外。對長期以西太平洋秩序維護者自居的美國海權（以及作為其跟班的日本“海上自衛隊”）而言，這其中的“風險因素”之大，不言自明。
二、西太平洋海路不僅對商船至關重要，同時也是美軍在全球調配資源的要衝。在已持續了十年的“反恐戰爭”裏，從美國西海岸、夏威夷還有關島、橫須賀、那壩 等前進基地出動的艦船均須通過這些航道前往北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灣等海域執行任務。一旦這些軍事資源由於在東亞爆發衝突而無法及時通過海路調往前線， 所引起的連鎖反應是難以估量的。對於美國的全球霸權體係而言，這同樣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風險因素”。
三、筆者曾經提到，在經曆了大規模的全球化過程後，中美作為兩大經濟體已經形成了深刻的相互依賴。一方麵，中國仍然十分需要美國的市場、資金與技術；另一 方麵，中國的供應鏈、市場與對美國國債的巨額認購對美國也早已不再是可有可無的。一旦中美海權在西太平洋爆發大規模衝突，並由此導致中美經濟關係受到嚴重 衝擊，在貿易與金融領域產生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鑒於美國聯邦政府債台高築的不爭事實，“仗還沒打完，海軍就先破產了”的“風險因素”，恐怕比戰局本身造 成的壓力還要大得多。
四、在象征意義層麵，遊弋於全世界海洋上的美國艦隊，特別是龐大的航母戰鬥群一直是維係世人對美國信心的重要支柱，而對美國的信心又直接支撐著對美元的信 心。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海上霸權不僅關係到傳統的國防安全，還關係到美元的世界本位貨幣地位，關係到美國金融霸權體係的根基。倘若航母被擊中甚至被炸 沉，美國在全世界的強權地位勢必一落千丈，甚至美元的貨幣霸權也完全可能因為世人對“美利堅不敗體係”喪失信心而土崩瓦解。這個直接關係到美利堅全球帝國 之本的“風險因素”，同樣是美國高層所無法忽視的。
五、中國海上力量一旦掌握了島鏈通道，中國的戰略核潛艇就能順利地進入浩瀚的太平洋，從而形成真正有效的海上核威懾。當來無蹤去無影的“第二次核打擊”能力與依托廣袤戰略縱深的陸基核威懾結合在一起時，顯然已不再是一個常規性質的“風險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美國決策者來說，這些“風險因素”綜合在一起不僅關係著美國的國家利益，還關係著其切身的政治利益。 而且多年來的實踐足以證明，白宮與國會對政治風險的承受力經常比戰略風險低得多。1996年台海危機後，克林頓政府對華政策的大幅調整不僅反映了其全球戰 略對中國的再認識，也反映了其不願在大選年被拖入高風險武裝衝突的心態。“中國人根本沒必要在台灣海峽擊敗美國，他們隻需要把軍事介入的成本提高到華盛頓 無法承受的程度就可以了。”這是一位曾在美國政府任職的東亞事務專家的原話。這裏的“成本”包含了戰略成本，但更多地是指政治成本。這一當年英德對抗時並不存在的政治風險“非對稱”格局，給予了中國版“風險艦隊”更為充分的可行性。
縱深，戰略層麵的縱深
對於“中國海權所麵臨的地理環境是相對有利的”這一判斷，在此結合“空海一體戰”的出現，展開討論一下：
中國“四代”主力製空戰鬥機J20試飛非同尋常的意義，從其出現之前美軍“全球空中打擊特遣隊”的如意算盤就可以看出來：這個特遣隊隸屬於美國空軍的“航 空航天遠征部隊”，擔負著主要的“全球快速反應任務”。特遣隊由48架F22戰鬥機和12架B2轟炸機組成，一般以4架B2和12架F22為一個基本作戰 單元，並可得到預警機、電子戰飛機、天基信息係統、無人機與包括潛入對方境內的特種作戰分隊的陸基信息係統的支持。美軍認為，F22提供的護航使B2獲得 了真正的全天候作戰能力，使這個僅有16架的混成機群足以產生相當於100多架三代機的攻擊效能。而且隨著F35的服役，B2、F22、F35將組成一個 完整的隱身飛機體係。由數量較少的B2/F22組合“踢開大門”，大量的F35“蜂擁而入”，這一高低搭配對非隱形機、地空導彈與高炮組成的對空防禦堪稱 前所未有的威脅。早在F22服役之初就有論者驚呼“以隱身飛機為主體的空中力量將對我國的防空體係產生很大壓力，非常值得我們關注”。不言而喻，這個“隱 身飛機特遣隊”的出現乃是“空海一體戰”最重要的基礎之一。
然則，“隱身飛機特遣隊”的推出並不標誌著美軍的基本作戰模式出現了變化，相反卻意味著其“依靠空中優勢打仗”的傳統更加根深蒂固。隻不過，獲取空中優勢的手段從二戰時期的地毯式轟炸轉換到海灣戰爭時期的電子戰，如今又向隱身、超音速巡航、超機動性等“四代方式”轉換，可謂一個從數量優勢到製電磁權再到以隱身技術為主要基礎的曆程。 然而無論實現手段如何變幻，通過靠近戰區的陸上前進機場或海上浮動機場出動戰術航空兵奪取製空權----不僅是美軍上空的製空權，還有敵軍上空的製空權， 甚至要包括對方首都上空的製空權！----隨後出動戰術航空兵、戰略航空兵與巡航導彈等組成的空中打擊力量進行戰術轟炸、戰略轟炸以及定點清除。與此同 時，配合以政治經濟軍事多管齊下的製裁封鎖禁運，阻止對方補充物資裝備及獲得援助。通過這套“組合拳”，全麵摧毀對方的作戰能力、戰爭潛力乃至關係國民經 濟之本的重要基礎設施，直至其在持續的高強度空襲下崩潰，或被削弱到相當程度再出動地麵部隊予以最後一擊。這是近20年來美軍屢試不爽的作戰模式，尤其是 在1999年前南戰爭中達到了“總其大成”的高度。
但需要指出的是，從1991年海灣戰爭中這套被冠之以“空地一體戰”和“由海到陸”等響亮名頭的作戰模式正式登場，直到入侵伊拉克掃蕩阿富汗幹預利比亞， 美軍遭遇的都是不對等的敵手，在奪取製空權、掌握製海權、保護前沿基地等重要領域從未受到具有真正意義的挑戰。海灣戰爭伊拉克挨炸38天，航空兵起落頻繁 的美軍宰赫蘭基地隻遭到幾枚“飛毛腿”導彈的反擊；前南戰爭塞爾維亞挨炸78天之久，近在亞得裏亞海對岸的美軍前進基地居然未遭絲毫的反擊，以至參戰的美 軍飛行員成了“開車把老婆孩子送出門，到機場登機執行轟炸任務，飛回來之後再把老婆孩子接回家”的“打仗上班族”。絕對優勢一而再再而三如此輕易地手到擒 來，美國人的思維已經出現了不自覺的慣性。仔細研讀之下，在“空海一體戰”的“新思維”裏也不難找到那個不自覺的假設：美軍可以取得一邊倒的製空權與製海 權，所要防備的基本就是對方發射彈道導彈與巡航導彈的反擊。換句話說，美軍要打的仗在基本模式上仍然是不變的，隻不過在規模上要大幅度擴張而已。[11]
可是，天下不會總有那麽便宜的事，或者說量變到了一定程度就會導致質變。即使不把核威懾因素考慮在內，“空海一體戰”仍要麵對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縱深，戰略層麵的縱深。
在北約大門口的中西歐，美國可以輕而易舉地組建參戰同盟；在中東海灣地區，通過利用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矛盾分裂，美國也可取得必要的前進基地；而且由於這幾 場戰爭雙方實力差距太大，美國可以隨心所欲地把海上力量進逼到鼻子底下，也可以不費太大力氣就用空中力量覆蓋對方全境。在超級大國的全麵壓製之下，無論伊 拉克還是塞爾維亞都無法有效威脅美軍前進基地與特混艦隊的安全，更談不上掌握戰爭進程的節奏。然而一旦麵對的是擁有巨大戰略縱深與強大綜合國力的大國，這 一切自不待言都要打上大問號。在東亞西太平洋的棋盤上，對“空海一體戰”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控製著東亞大陸的偉大陸權依托廣袤而統一的國土，可以把數量驚 人的兵力、裝備和基地多點線大縱深部署，並且把相當規模的預備資源深藏在腹地。而從大洋進入邊緣海的既有海權依托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卻實在是太過單薄，而 且還是一個撞在東亞大陸厚勢上的形狀；而西太平洋第二島鏈卻又距離太遠，而且不具備地域完整性；至於兩個島鏈之間遼闊的海洋裏，就隻有那個衝之鳥礁了，可 惜那點麵積既沒法起降飛機，也沒法停靠艦船，甚至連常駐人口都辦不到。總而言之，對美軍來說十分無奈的現實是：“空海一體戰”是以無縱深對有縱深，而且是以極端的無縱深對極大的有縱深。
雙方“戰略縱深資源”的極度不對等，最具體的反映就是盤點一下可用於“空海一體戰”的基地數目，竟是以幾百上千個對充其量不過十幾個。對此，美國人也是十分的清楚：當麵對一個同時擁有極大戰略縱深和強大反擊能力的對手時，把大量資源集中堆在有限的幾個基地是極其危險的。為此，美國軍界與智庫甚至專門發明了一個叫做“單基地易損性”（Single Base Vunlerability）的新詞。可以設想一下，一旦衝繩嘉手納空軍基地被炸毀，美國空軍進駐東亞的F22聯隊就可 能損失過半；隻要一兩艘航母被擊中，美國海軍開進邊緣海的編隊就隻能全線撤退；至於B2轟炸機這樣的高端資源，恐怕連一兩架也損失不起----就是軍事上 損失得起，政治上也損失不起，戰略上就更損失不起。[12]
崛起中的中國海權比當年的德國海軍更適合“公海艦隊”的頭銜
在“風險艦隊”理論的指引下，我們可以把正在成型的中國海權分為三個層麵：一、作為全世界第六支堪稱“大洋艦隊”的海上力量，中國海軍的影響將是全球性的，如形勢必要可在包括地球另一端的任何海域顯示存在（最近“徐州”號導彈護衛艦進入地中海掩護利比亞撤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二、在和平時期,中國海權的主要活動範圍將是西至蘇伊士運河、東至西太平洋第二島鏈、南至珊瑚海/所羅門群島/吉爾伯特群島的西太平洋與印度洋。中國海軍將在這些海域展開常態化的護航、巡邏、反海盜、實戰演練、友好訪問等等，以有力地維護中國的海洋權益與中國企業公民的海外權益（目前已堅持了八輪的亞丁灣護航就是一個極好的榜樣）。三、一旦與世界主要既有海權出現重大衝突，中國海權必須堅決維護的“核心利益區”將位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內外數百海裏，特別是島鏈之中至關重要的通道水域。作為一支“風險艦隊”，中國海上力量將在這裏挑戰世界海權的既有秩序，並以此為杠杆撬動全球海權格局發生有利於己的顯著調整。
一方麵航跡與影響遍及全球，另一方麵與既有海上強權的“預設戰場”卻擺在家門口，顯然這一設計與當年的提爾比茨艦隊是具有相似性的。然而此“風險艦隊”並 非彼“風險艦隊”的簡單重複。當年的提爾比茨艦隊是在德意誌帝國已遭國土麵積人口數量生產能力與已可比的法俄聯手圍堵之下，強求在擁有陸上霸權的同時建立 海上霸權。而在前蘇聯崩潰後，亞洲大陸上已沒有足以對中國構成可比威脅的陸上強權。無論遠東極度空虛的俄羅斯還是隔著喜馬拉雅山的印度均難以對中國執行大 規模的陸上攻勢戰略，甚至難以對中國構成重大的牽製性負擔。由此，應當看到中國所麵對的實力對比與地理態勢均比當年的德意誌帝國更為有利，可以允許中國以“海攻陸守”的戰略態勢追求與自身實力與地位相匹配的海上王權。在筆者看來，崛起中的中國海權比當年的德國海軍更適合“公海艦隊”（High Seas Fleet）的頭銜。
“風險艦隊”的關注點：美國、印度、台灣島
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在論證“風險艦隊”的核心層麵時，筆者刻意選擇了“中國海上力量”而並非“中國海軍”的用詞。 這是因為此際較量的棋盤已然擺在中國的家門口，進入了部署在本土的中國彈道導彈、巡航導彈、遠程航空兵乃至陸軍遠程炮兵、特種部隊等兵種的有效作戰半徑之 內。中國的空軍二炮乃至陸軍因此都將成為捍衛中國海權的有生力量，中國維護海權“核心利益區”的決心也必然要通過三軍“海上力量”的聯合行動來體現，而非 依靠海軍一個軍種的單打獨鬥。
由此，運用“風險艦隊”理論免除了中國海軍在中短期內就與世界既有海權實力對等的需要。但與此同時，卻也意味著與既有海權在遠離本土的大洋深處正麵對壘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會成為中國海軍的目標。 畢竟，在總體實力、技術裝備、實戰經驗等領域客觀存在的差距絕非數載之內可以趕上，即便從現在起不計代價地打造“無敵的艦隊”，恐怕也至少需要二十年。而 在此期間，急速擴張海上軍力這一行為本身卻極有可能招致既有海權的強烈反應，致使尚處於大發展起步階段的新興海權遭受多方聯手圍堵，甚至優勢兵力“先發製 人”的打擊。然則，選擇不在外洋與既有海權正麵衝突卻並不意味著選擇放棄在外洋的軍事存在。需要強調的是在遠離本土的 公海上護航、巡邏、反海盜、實戰演練、友好訪問、掩護撤僑等等都是現有國際海洋法規所允許，甚至為現有國際海權體係所積極鼓勵的。有鑒於數百年來西方主導 下國際海洋秩序對“自由通航權利”近乎於宗教式的執著，加上近年全球化急速擴展的推波助瀾，在新興海權勢力將成未成之際，充分利用現有國際海權體係所提供 的便利，通過多邊合作機製維護我國的海外權益不僅可以提供更高的效費比，更重要的是可以實現更低的戰略風險，並與我國的總體對外政策十分相符。在已經常態化的亞丁灣護航基礎上，完全可以大力推廣，使國際社會逐步而充分地“適應”中國海軍在公海上存在的事實。
一支作為“風險艦隊”的海軍，其本身必然也是風險良多的。因此，一支“風險艦隊”在製造並控製對方的風險因素之際，同樣需要仔細盤點己方的風險因素。就周邊的地緣政治格局而言，中國海權最需要避免的戰略性風險有二：一是作為世界既有海權的美國與作為歐亞大陸腹心陸權的俄羅斯合流，對處於歐亞大陸邊緣的我國前後夾擊；二是占據世界海路要點的印度與作為世界既有海權的美國合流，對處於西太平洋邊緣海的我國聯手圍堵。由於多年來中國的外交始終保證了大局的穩定，尤其是始終保證了不在同一時期與以上三國均處於敵對狀態，這樣的高風險局麵並未出現。但對以上風險的認識須在戰略高度得到重視，並潛移默化地反映在外交政策與國防政策的製訂之中。
在兩個戰略性風險裏，印美合流的威脅要大於俄美合流：如果說俄羅斯是中國的陸上“後門”，那麽印度就是中國的海上“後門”。前蘇聯在漫長的“三北”邊境上 陳兵百萬早已成為過去時，如今的俄羅斯以及外蒙古到了連正常的中國商旅移民都草木皆兵的程度。而印度海軍在遠離中國本土的印度家門口威脅遠洋航道的暢通， 特別是對中國從中東非洲等地進口石油天然氣的能源運輸線所構成的壓力，卻足以使印度洋這一海上“後門”成為現在時與未來時。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中國海權是美國的“風險艦隊”，那麽印度海權就是中國的“風險艦隊”。
然則，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格局的複雜互動特別是全球化的深刻影響卻使印度洋“後門”長期以來對中國保持了暢通。在可預見的將來，至少在印度的工業化程度、技 術獨立程度、金融貨幣地位與國際政治地位出現明顯提高之前，很難設想印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支付觸怒跨國金融資本的代價，對開往中國的商船“無限製攔 截”。如筆者在2008年7B刊上發表的“麵向二十一世紀的海上王權”中所言，“在印度洋上海軍力量的缺失對於中國來說在軍事上是一個斷點，但在經濟上卻 不是斷點，至少現在並不是”。2009年初，中國海軍依托根據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建立的多邊合作機製，通過亞丁灣護航在印度洋上建立了常態化的軍事存在。在筆者看來，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這一低姿態而合法化的海外常駐機製乃是當前中國海軍在印度洋上“有所作為”的限度。在家門口的問題尚未解決之前，貿然升級對印度洋的力量投送隻會適得其反，使西南航線的安全不升反降。在此時此刻，我們應當給予印度洋的是持續的關注，而不是過多過急的行動。[7]
在這個觀點背後是一個基本形勢判斷：印美合流的威脅雖大，但可能性卻並不大。一個最近出現的標誌性事件就是盡管從小布 什到奧巴馬兩屆政府竭力遊說，印度空軍的“世紀大招標”依然把兩擋美國戰鬥機排除在外，充分顯示印美接近依然舉步唯艱。除了由於反恐與防核擴散的雙重需 要，美國無法輕易放棄巴基斯坦；為了讓聯合國安理會“低成本高效率”通過需要的決議，美國並不真心支持印度“入常”等等；印美合流的最大障礙就是兩方的心 理預期相差太大：習慣了當老大的美國很自然地認為在任何可能的同盟關係裏印度皆不過跟班小兄弟，甚至要排在英國日本等“一級跟班國”之後；而“誌大才疏” 的印度卻念念不忘“印度洋是印度的海洋”，甚至完全不切實際地指望美國幫助印度坐上亞洲頭號國家的席位。而這背後的核心因素又在於印度獨特的曆史背景，甚 至就是曆史包袱。
在英國殖民者來到南亞次大陸之前，印度從未實現過國家的統一，甚至從未實現過文化和語言的統一。英國殖民當局一方麵在印度建立了全國性的管理體係，另一方 麵卻又采取了一係列分而治之的手法與“非工業化”措施以維持對印度的控製，最終離開印度時也沒忘記用“蒙巴頓方案”把南亞次大陸劈為兩半，並把印度西北方 向的險關要塞全部放進了巴基斯坦。就這樣，一個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陸地國家從未經曆深刻的強力板蕩，在缺失重要革新的情況下被“空降”了一套海洋國家的體 製，印度這個國家由此充斥著幾近不可理喻的內在矛盾。在政治領域，這表現為不識字的部長與哈佛畢業的公務員在一起辦公；在經濟領域，這表現為頗為發達的服 務業與嚴重滯後的製造業在一起並存；在軍事領域，這表現為一個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卻實行了高成本的募兵製，以至於“小打沒裝備優勢，大打沒數量優勢”。而 在海權領域，一方麵被殖民的曆史使印度痛切意識到對海權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麵卻既沒有建立支持海權所必需的工業基礎，也沒有培育發展海權所必需的兵員素 質。2009年4月青島海上大閱兵之際，代表印度來訪的“德裏”級驅逐艦被中國水兵評價為“跟狗啃的一樣，看來每次上漆之前都不記得鏟鐵鏽”，就是一個明 證。
由此，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印度擴張海權的圖謀是必須要借助外力的。然而，隻要中國不進行類似德意誌帝國在威廉二世治下的“四麵出擊”，印度要借到足以 支持其擴張海權的外力就是不可能的，其擴張海權的經濟成本與時間成本也就必然顯著地升高。而且，如若印度在缺少外力援助的情況下提升海軍戰力，那麽這支 “自力更生”而大本營又位於世界海權體係中心的艦隊就很容易招致印度洋現任統治者的強烈反應。一旦爭奪印度洋霸權使印美合流破局，中國海權西進的曆史機遇 就將隨之到來。在此之前，“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巍然不動”乃是化解印度洋“後門”風險因素的最佳選擇。
雖然並不需要，甚至並不應該為“後門”過多地分散注意力，“前門”的急務卻足以要求我們凝神定氣全力以赴。在“風險艦隊”的格局之下，中國海權必須對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周邊數百海裏建立有效控製，從而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海權國家也不敢輕易挑戰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版“風險艦隊”在軍事戰略層麵基本可以被視為一個島鏈戰略，而這個島鏈戰略的核心就是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正中，上天為統治東亞大陸的偉大陸權所提供的極為理想的天然突破口：我國的寶島台灣。
在這場圍繞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突破與反突破、封鎖與反封鎖、圍堵與反圍堵的博弈當中，台灣島乃是賭場、賭桌加賭碼：正當與第一島鏈平行的西太平洋航道之要 衝，同時又極端靠近東亞大陸，使台灣成了中國海上力量東出太平洋的大門。由於台灣以東不到百裏就是水深數千米的深海，而且西太平洋第二島鏈不再具備足以限 製艦船通行的地域完整性，在通過台灣周邊海域空域之後，海空兵力就可以順利地在西太平洋展開。由此，台灣島的得失足以一舉決定整個西太平洋的製海權！中國得台灣，就形同築起一道保衛東南沿海經濟中心的戰略屏障，同時將第一島鏈從正中分斷，從而把西太平洋海路的咽喉要道握於手中。如此向北可一舉將日本壓製為邊地偏邦，向南可構成對東南亞居高臨下之大勢，向東前出大洋再無阻攔！而對手若得台灣，便可把中國封堵在內陸，並把中國在東海與南海的海上力量分割為二，進而甚至可把東南沿海從上海到廣東方圓幾千裏隨時置於空襲封鎖的威脅之下。用圍棋語言來形容，這艘不沉的“台灣號航母”，在棋盤上的價值當在百目之上！
當海路之要衝，挾南北之走集，匯東西之關注，決定了台灣成為海權時代的兵家必爭之地。東亞常無事則已，有事則台灣必先受兵。 千年之前的戰國之世，秦國東出函穀，以“遠交近攻”長策謀天下一統。而厲行“胡服騎射”的趙國取代日益衰落的魏楚，成為秦國強權最主要的對手。秦軍東取邯 鄲所必經的上黨要地由此大放異彩，其歸屬得失也成了最為天下矚目的大事。秦昭襄王四十五年，秦趙盛兵於“天險上黨地”，舉國對峙三年而有長平大決之役。如 今的世界局勢當然不是昔日春秋戰國的簡單重複，無論美國還是中國均不可能存有“一統天下”的奢望，而隻能追求相對有利於己的戰略均勢。然即便如此，台灣在世界海權體係之中非同尋常的顯赫地位依然是不容否認的，斷言世界海權格局半數取決於誰在軍事上控製著台灣島，絕非誇大其詞。[10]
在此戰略背景之下，圍繞台灣展開的大國博弈達到近乎無休止的境地，自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正是圍繞世界海權“上黨要地”展開的戰略博弈，使“空海一體 戰”這一“新概念”得以隆重推出。下麵，就讓我們從戰略的高度認真撿視這一“目標性極強”的新型“高端作戰模式”，並以此拆解技術因素對中美海權互動的影 響。
空海一體戰：展示肌肉還是掩蓋虛弱？
2010年5月，“空海一體戰”的新概念通過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發表的研究報告見諸於世。如杜鵬飛先生指出，“空海一體戰”是美軍在武器裝備並未 出現重大變化的情況下，試圖通過局部改進、統籌協調、軍種融合等措施提升戰鬥力的高端作戰模式。一旦付諸實施，相比以往的“空海聯合作戰”將會明顯上一個 檔次。形象地說，“空海聯合作戰”是在同一戰區內的海軍與空軍劃分責任並肩作戰，海空軍種兵力仍然各自聽命於自己的司令部；而“空海一體戰”卻是同一戰區 內的海軍與空軍編組為“空海軍”一體作戰，參戰的軍種兵力將共同聽命於一個司令部。不難想象，這兩種模式的整合效果會有很大的區別，在不對武器裝備進行大 規模更新的前提下明顯提高戰鬥力是完全可能的。
然則，美國海軍接受“空海一體戰”這麽一個新概念，並把二戰後向來為海軍主導的太平洋戰區作為其實驗場，卻如同一個世紀前英國皇家海軍率先推出“無畏艦”一般，實屬出於無奈：數十年的老傳統已無法跟上新形勢的急速發展，曾幾何時橫行大洋的美軍航母戰鬥群在日益強悍的對手麵前，實際上已經成了外強中幹的空架子。
就以2010年11月底進入黃海演習的“喬治•華盛頓”號為例，雖然這艘超級航母的現身引起一片如臨大敵的疾呼與咆哮，但就事論事地冷靜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倘若真的在黃海上較量起來，“華盛頓”號連自身的安全都保證不了。這不僅是因為當時的“華盛頓”號已進入可以隨時部署到山東半島的陸基巡航導彈射程之內，更是因為當時的“華盛頓”號上連一架重型製空戰鬥機都沒有---- 冷戰時期的主力製空戰鬥機F14已在成本壓力下提前退役，後冷戰時期的主力製空戰鬥機F22根本就沒艦載型，準備上艦的F35C依然遙遙無期----更不 要說F35原本就是個以省錢為出發點的單發經適型，與雙發主力戰機不可同日而語。於是，2010年11月底的“華盛頓”號隻能靠冷戰遺留下來的F/A18 挑大梁。雖然經過了不少升級改造，但要用這種既對空又對海卻哪個也不擅長的戰機對抗Su27/J10組合，連美國人都不會看好。在這種局麵下，為了確保壓 製住潛在對手的三代主力戰鬥機，唯有出動四代主力戰鬥機F22。
然而，F22不僅在“華盛頓”號航母上看不到，甚至在整個美國海軍的裝備序列裏都找不著----NATF計劃的撤消使隱形雙發重戰成了純粹的空軍裝備。半個多世紀來破天荒頭一次，在爭奪製空權這個至關重要的領域，美國海軍不得不有求於美國空軍了！
對於中國海軍來說，要求中國空軍的配合是件非常自然，簡直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對於美國海軍來說，要求本國空軍提供支援卻是痛苦萬分。“空海一體戰”的無奈，也就在於此。
與東方國家的總參主導體製完全不同，西方國家普遍存在著軍種各自為戰的問題。“空軍論”倡導者杜黑力主“空軍應淩駕於陸海軍之上”而樹敵無數，“海權論” 教父馬漢也從不注重跨軍種聯合行動。國體與文化處處強調“對抗製度”的美國更是由於軍種之間勾心鬥角矛盾重重而被譽為“擁有三支半軍隊的國家”：陸海空三 軍相互獨立競爭激烈自不待言，就連同屬海上力量的海軍與海軍陸戰隊也無法實現一體化，以至海軍陸戰隊司令最終以獨立身份加入參謀長聯席會議。美國這三支半 軍隊間的衝突之激烈，是習慣了“大政鹹出於上”的東方人很難想象的。或許美國人自己的公開評論比較能說明問題：“冷戰時期美國之所以製造了這麽多核武器， 最主要的原因是除了美國與蘇聯之間的核軍備競賽，還有一場規模更大也更為重要的核軍備競賽，那就是美國陸軍、美國海軍與美國空軍之間的核軍備競賽。”[8]
在這場激烈的“美國內部核軍備競賽”之中，陸軍長期處於下風，唱主角的一直是分別控製著戰略空軍司令部與戰略核潛艇部隊的空軍與海軍。空軍突出戰略轟炸機 的靈活性與洲際彈道導彈的中堅力量，海軍則強調戰略核潛艇的高隱蔽性、安全性與經濟性。文職身份的曆任國防部長別無他法，隻能在軍種之間找平衡和稀泥。年 複一年，諸如此類的“吹牛大賽”不勝枚舉，三軍將領為爭奪軍費與職權結下宿怨者，更是不計其數。海軍與空軍之間，矛盾尤為深刻。杜魯門總統優先發展遠程轟 炸機而停建“合眾國”號航母，使海軍將領耿耿於懷；而老布什總統組建“沙漠盾牌”之際，海軍大肆宣揚航母編隊最先在海灣前線形成戰鬥力，並一再強調艦載機 不需當地政府批準與前進機場支持，也使備受影射的空軍將領大為光火。
在1991年海灣戰爭與1999年前南戰爭中，美國空軍與美國海軍均未進行任何具有實質意義的聯合作戰---前者是因為各軍種互不通氣的數據處理係統難以 共享，海軍與空軍也均無意向對方的作戰飛機提供電子戰支援；後者則是由於在歐洲擁有眾多現成基地的空軍刻意排除海軍的參與----由於前南戰爭自始至終以 空襲為主體，空軍順理成章地掌握了戰場大權，並最大限度地壟斷了對目標的打擊----為此寧可安排大批作戰飛機從遙遠的美國本土越過大西洋，依靠連續空中 加油飛臨戰區。直至戰爭後期才趕到地中海的“西奧多•羅斯福”號航母受領的任務不是參加對前南斯拉夫的轟炸，而是防備俄羅斯黑海艦隊對空襲的幹擾。鑒於當 時的北極熊虛弱不堪，此次航母部署的政治意義遠高於軍事意義。[9]
在長期被陸軍與空軍把持的歐洲戰區，海軍可以容忍此等待遇。畢竟二戰期間美國海軍隻在大西洋與北冰洋參與了有限的護航行動，主力艦隊從未與德軍展開大戰。 然而，海軍在太平洋戰區的地位可是珊瑚海、中途島、瓜達爾卡納爾、特魯克、塔拉瓦、馬裏亞納、菲律賓、硫磺島、衝繩島一場場浴血大戰打出來的！自尼米茲與 麥克阿瑟拉鋸式的反複爭奪之後，太平洋戰區司令的寶座從來都是海軍的榮譽之所係。所以說，對於“空海一體戰”，海軍的底線就是太平洋戰區的主導權絕不可以 丟給空軍。畢竟，“空地一體戰”的最終結局不是“空軍給陸軍當炮兵”，而是“陸軍成了空軍的投彈指示員，外帶打掃戰場”。這個前車之鑒，海軍可是看得清清 楚楚！
然而，隻出力不拿工分的事空軍當然是不會幹的。於是如何既要維護海軍的主導地位，又要充分利用空軍的戰力爭奪製空權並進行遠程打擊，就成了美國海軍軍令部 與太平洋戰區司令的一個重要課題。在海空一體全力“攘外”之前，兩大軍種之前首先要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來“安內”。而這個本來就爭吵激烈的博弈過程如今又由 於一個意外的事態發展而變得更為複雜：那就是中國人以比美國人預計快得多的速度試飛了自己的四代主力戰鬥機。
J20：“由海到陸”的終結者
2011年1月11日，正在北京訪問的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收到了一份特殊 禮物：千裏之外的成都，被稱為J20的四代隱形雙發戰鬥機首飛成功。J20的橫空出世，是中國空中力量發展的關鍵一步，也標誌著中國海權運用“風險艦隊” 戰略與美國海權展開全方位博弈具備了充分的可行性。兵法雲，“敵雖眾，可使無鬥”。曹操西征之際也曾豪邁地說，“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於彼。彼雖習長 槍，將使不得刺”。這裏的秘訣何在？“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如前所述，以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對抗廣袤而統一的東亞大陸意味著背負巨大的“戰略縱深赤字”，而唯一的平衡方式就是反向製造同樣巨大的技術落差。因此，以四 代主力戰鬥機對陣三代主力戰鬥機，對於美軍來說絕非奢侈品，而是非常必要的。隻有保持四代機打三代機的“代差”，才能保證一比幾十乃至一比一百的超高交換 率，從而在確保美軍頭頂製空權的同時，高效率地確保對方頭頂的製空權。在取得整個戰場空間的製空權之後，方可組織高強度的空中打擊，全麵壓製對方的反擊火 力。這是“空海一體戰”模式下空軍承擔的主要任務。與此同時，海軍一方麵要憑借“宙斯盾”艦的反彈道導彈能力為第一島鏈上的空軍前進基地撐起保護傘，掩護 “隱身飛機特遣隊”免遭中近程彈道導彈的打擊；一方麵要加強反潛巡邏，阻止對手的核動力與常規動力潛艇對前進基地、航母編隊和海上補給線構成威脅；最後， 海軍還要組織航母艦載機和巡航導彈參與空中打擊，並組織實施必要的海上封鎖與遮斷行動。
對於這麽一個作戰模式，絕對的製空權是不可或缺的基石：沒有絕對的製空權，當然就不敢派遣速度緩慢的B2深入重地，執行危險的戰略轟炸任務；沒有絕對的製 空權，當然也不敢把固定翼反潛機升空，在邊緣海執行不間斷的搜索巡邏；沒有絕對的製空權，從第一島鏈上固定不動的前進基地到進入邊緣海的航母編隊，美軍自 身的安全都要出大問題，而且這問題不僅僅來自對方的航空兵----沒有絕對的製空權就無法執行高強度的空中打擊，空中打擊的強度不足就難以壓製住從大陸腹 地發射的導彈火力；沒有絕對的製空權就無法執行高密度的反潛巡邏，而反潛巡邏的密度不足從“宙斯盾”艦到運送燃油淡水的補給船隊都要麵臨嚴重的水下威脅。 現代化戰爭是一個環環相節的體係，一個關鍵的節點出問題，就會迅速導致一大串連鎖反應。
由於如前所述，“空海一體戰”是以極端的無縱深對極大的有縱深，這些連鎖反應的後果自然是特別的嚴重。在整個“空海一體戰”體係當中，最關鍵也最薄弱的環節就是第一島鏈上的那些支撐點，而其中首當其衝的無疑就是衝繩島嘉手納機場：這裏不僅部署著關係製空權的F22戰鬥機聯隊，在S3艦載反潛機提前退役的情況下，這裏還部屬著至關重要的P3C/PX反潛機群。一旦嘉手納基地被炸成廢墟，所有這些航空戰力也就一起報銷。“單基地易損性”（Single Base Vunlerability）確確實實是個大問題！
J20的登場，恰恰就構成了引發這一大串連鎖反應的關鍵因素。實話說，四代主力戰鬥機之間的空戰究竟會是個什麽樣子，現在是誰也不知道，將來也很可能不會 知道----F22隻裝備187架就要停產，而且美國已經立法禁止其出口；而俄羅斯的T50與中國的J20才剛剛進入試飛，估計也是隻會數量有限地裝備本 國航空兵；由此，四代機之間的空戰很可能僅限於“沙盤作業”之上----既包括政府與軍方高層的“沙盤作業”，也包括軍事期刊與民間智庫的“沙盤作業”， 這些“沙盤作業”可謂大國之間戰略博弈的又一新形式----然而在戰略層麵，這些“沙盤遊戲”的結果就意味著誰在大國博弈中掌握著主動，誰卻在無可奈何地 遭受訛詐：隻要盤上作業的推演表明F22與裝備了J20的中國空中力量對抗時交換率下降到一比十之內，甚至是不到一比五----鑒於J20與F22同屬四 代主力戰鬥機，這個預估應該還是保守的----西太平洋上的“空海一體戰”實際上就已經破產：按照這個交換率，美軍已無法確保對反擊火力的有效壓製，用不 了幾小時衝繩島嘉手納基地就被傾瀉而至的導彈和航空炸彈夷為平地。接下來，失去護航的B2轟炸機隻能一動不動地停在關島安德森基地，不必再躲避航空反潛的 水下威脅無處不在，滿載燃油淡水食品彈藥的一艘艘運輸船也隻得龜縮在港口裏不敢出海......
因此，雖然J20的具體性能仍在雲裏霧裏，盡管J20的投入現役仍在幾年甚至十年之外，這一獨立自主的中國四代機“提前”問世，本身就宣告了在東亞西太平洋地區“由海到陸”已被終結。而“由海到陸”的終結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意味著“風險艦隊”的閃亮登場。
總結：長篇大論之後，結論卻是清清爽爽隻有三條
一、依托東亞西太平洋地區獨特的地理環境，尤其是廣袤而統一的東亞大陸與單薄而且距離十分接近大陸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之間巨大的戰略縱深落差，中國海權完 全可以成為一支強有力的“風險艦隊”，通過製造和控製足以左右局勢的風險因素，使世界既有海權必須承認中國合理的海上利益。換言之，“風險艦隊”謀求的是世界海權格局有利於我的調整，而不是世界海權格局的顛覆性“革命”。從國際戰略高度看，這是是以實力為基礎以交換為方式謀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也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目標的謀略。
二、中國版“風險艦隊”的最大風險在於“後門”的印度洋，特別是印美合流聯手圍堵的戰略性風險。但筆者認為，在保持對這一風險持續關注的同時，並不宜在印度洋上采取過多過急的行動，以免招致這一風險的“自我證實”。在今後相當一段時間，應在已經常態化的亞丁灣護航基礎上，充分利用多邊合作機製與強調通航自由的國際海洋法體係維護我國的海外合法權益，從而提高效費比並降低戰略風險。在此期間，中國海軍在公海上應保持有限而持續的軍事存在，尤其在西至蘇伊士運河、東至西太平洋第二島鏈、南至珊瑚海/所羅門群島/吉爾伯特群島的西太平洋與印度洋，應展開常態化的護航、巡邏、反海盜、實戰演練、友好訪問等活動，並強化與各國海軍各種形式的相互往來。
三、中國版“風險艦隊”的核心戰略要求對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中心區域建立有效控製， 軍事層麵的“風險艦隊”理論因此必然成為島鏈戰略，而這個島鏈戰略的核心就是西太平洋的海權要點台灣島。因此，收複台灣不僅具有統一祖國的重大政治意義， 而且對中國的海權發展還具有決定性的重大軍事意義。作為世界第三次以陸權為基礎獲取海權的曆史性發展，中國版的“風險艦隊”理論具有經過充分論證的可行 性，並可為中國提供一條“以陸權取空權，以空權製海權，以海權衛陸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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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納粹德國在二戰初期侵占法國與挪威之後，德國人憑借陸權擴張切到了英格蘭海權的外線。在控製了法國布勒斯特港與挪威阿爾特峽灣之後，德國海軍終於可以直接 向大洋開進了。隨著鄧尼茲從比斯開灣進入大西洋的“狼群”與雷德爾部署在挪威的大型戰艦對英國的海上交通線構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再加上德國空軍對英國 本土不分晝夜的連續轟炸，英倫三島遭遇了最危險的曆史時刻。然而，如上文所言，以陸權擴張為本性的德意誌戰爭機器從未給予德國海權以理想的發展條件。 1941年6月大舉進攻蘇聯後，德國海軍與英國人正麵一搏的曆史空間很快就隨著莫斯科與斯大林格勒城下殘酷的拉鋸戰而消失了。納粹德國同時在東西兩線陷入 難以自拔的長期消耗戰之後，陸權向海權的這次挑戰也就自然而然地無疾而終了。
2. 這是納爾遜在特拉法爾加大海戰即將到來之際，於戰前討論會上向各艦艦長公布作戰部署時的原話。
3. 這個“評價”來自當時的英國海軍大臣，後來的英國首相邱吉爾。
4. 前蘇聯太平洋艦隊進入大洋必經的對馬、津輕、宗穀三海峽無不是極其狹窄又受製於美日同盟的水道。除非登陸占領日本本土，否則即使取得一兩次海戰的勝利也不可能打破“三海峽封鎖”的地理限製。
5. “北大西洋第一島鏈封鎖線”實際上與當年德國海軍遭遇的北海封鎖線在東段有所重疊。由於前蘇聯艦艇是從北冰洋南下，封鎖線主體也向西延伸到冰島格陵蘭一 帶，與二戰中德國侵占挪威後的情況相仿。但軍事技術的飛速進步使局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北約將領們不需要猜測對方的突破方向會選在哪裏，他們有預警機、偵 察衛星與高性能聲納提供的實時情報；北約將領們也不需要迫近到目視距離才可以開火，他們有在數十乃至幾百海裏外就可以發射的精確製導武器。這一切使得在巡 邏距離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北約的“北大西洋第一島鏈封鎖線”遠比當年皇家海軍的北海封鎖線更加嚴密。
6. 台灣島距離海峽對岸的福建沿海不過一百多公裏，以現代製導武器的射程與航空兵潛艇水麵艦艇的航程，這絕非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
7. 筆者發表在《現代艦船》2008年7B刊的“麵向二十一世紀的海上王權---兼論中國海軍印度洋戰略與艦載機起飛模式之選擇”一文對此有詳細的論述。
8. 按照美國相關法律的明確規定，海軍陸戰隊司令不受海軍軍令部長的節製，隻在特殊情況下才接受海軍軍令部長以海軍部長名義下達的命令。
9. 在1991年海灣戰爭時期，美國三軍相互獨立發展的軟件體係使聯合作戰必須的數據共享困難重重，甚至到了計算機一聯網就當機的程度。戰後美國人自己的調查 報告承認，許多目標數據是“從一個軍種的計算機裏用軟盤手工拷貝出來，再存到另一個軍種的計算機裏”，並經過重新整理方可使用。盡管此後美國高層明顯加強 了推動三軍C4I係統整合的力度，但造就此類問題的“體製性因素”並未從根本上消除。
10. 秦趙長平大戰前後的戰略形勢，特別是上黨要地非同尋常的戰略意義，孫皓暉先生所著《大秦帝國》第三部“金戈鐵馬”之中的“天險上黨地”一節有詳盡的記載與分析。
11. 實際上，講究人權的西方國家更加熱衷於派遣作戰飛機進入敵方空域投彈轟炸，有著非常現實的經濟考慮：在“飛行員的光榮”背後，真正重要的是作戰飛機可以反 複使用許多次，彈道導彈或巡航導彈卻隻能用一次。邱吉爾津津樂道於“即便輕型的蚊式轟炸機一年積累的投彈量也遠遠超過V1/V2飛彈”，蘭德公司也公開宣 稱“美國在前南戰爭裏一天的投彈量比部署在福建的所有導彈當量還要多”，都建立在飛行員們冒著生命危險一次次飛越敵方空域的基礎之上。當然，如果可以不冒 這個風險那更好。而既要保持航母的中心地位和航空兵投彈轟炸的“經濟效益”，又要明顯減少人員傷亡的風險，美國海軍自然也就不缺打造X47B之類先進無人 機的動力了。然而，無人機再先進，在可預見的將來也無法解決奪取製空權的問題。因此，美軍在東亞西太平洋的“戰略縱深赤字”並不會由於無人機的登場而明顯 改善。
12. 看到這裏，有些朋友可能對“空海一體戰”美軍無縱深的觀點不以為然：太平洋本身不就是縱深嗎？而且還是比東亞大陸更遼闊的縱深。對此，筆者的觀點是，美國海軍慣用的作戰模式造就了兩個使其難以利用太平洋作為縱深的問題：一個是數目，另一個是航程。
二戰以來，美國海軍一直是“航母中心論”堅定的擁護者和實踐者。越戰時期，航母艦載機囊括了美國海軍所有的中遠程打擊能力。水麵戰艦與潛艇皆不過是跟隨航 母左右的“帶刀護衛”，基本隻負責對空對海防禦。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隨著“戰斧”巡航導彈配裝美軍大型戰艦與攻擊核潛艇，打擊力量分布過於集中的局麵有 所改觀。九十年代中期，時任美國海軍軍令部長布爾達提出“武庫艦”的新概念，試圖把水麵戰艦發射巡航導彈提升到與航母艦載機並列的高度。但布爾達的嚐試一 出籠就觸怒了幾十年來一直把持著美國海軍大權的“航母軍官團”。對於這一直接威脅其既得利益的舉措----畢竟，這牽涉到由誰來當艦隊司令，又由誰來為誰 護航----“航母軍官團”極力阻撓，甚至不惜通過“勳章造假”事件把這位“從未在航母上當過一天軍官的海軍軍令部長”趕下了台。這起事件清楚地表明，本 位主義與部門利益在美國同樣是存在的，百分之百的科學決策對於美國也同樣往往是神馬浮雲。
倘若當年美國海軍實施了“布爾達改革”，其打擊力量就會分散到數目龐大的導彈發射平台上，而且當這些能以低成本實現隱身的發射平台推進到彈藥投擲距離之內 時，擔負掩護任務的航母依然安全地停留在對方的火力射程之外。如此一來，浩瀚的太平洋就確實成了美軍可以依仗的大縱深。不妨拿來作為標杆比照一下的是：把 四艘高齡的“俄亥俄”級改裝為巡航導彈核潛艇，就給予了美國海軍相當於海灣戰爭“戰斧”總發射量的火力。而且對於遊弋在外洋的水下發射平台，對手基本找不 到有效的反擊手段。隻是，同樣由於“航母軍官團”的堅決抵製，美國海軍沒有，也不可能設計建造一級大型巡航導彈核潛艇----上規模的導彈發射平台是“航 母軍官團”絕對的禁忌，無論這些平台是在水麵還是水下----如果這些平台集群的規模足以改變戰場態勢，那也就必然足以威脅航母在美國海軍的絕對核心地 位。
而隻要美國海軍繼續執著於“航母中心論”，遼闊的太平洋對其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縱深：航母的起降條件決定了艦載機的航程是有限的，而且隨著挑大梁的艦載機 由雙發轉為單發，其作戰半徑還要出現下降；而航母的建造成本決定了其數目也是有限的，即便美軍把所有的航母都壓上去，這些基地的數目也不可能超過11個。 在堅持“航母中心論”的前提下，美國海軍能做的也就是在東亞大陸航空兵與導彈的打擊範圍之內多部署幾個海上浮動機場。而且，這些海上浮動機場不可能不放出 無線電信號，不可能不製造水聲信號，也不可能不產生衛星攝影與高分辯率雷達一覽無餘的航跡尾流。因此，它們的位置根本就無密可保。如果你坐在指揮官的位置 上，你會覺得這叫有縱深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