壺公評論：是危機還是契機－－從美國的破產日說起

是危機還是契機－－從美國的破產日說起

壺公評論

http://blog.china.com.cn/zzisl/art/7202109.html

2011年8月2日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日子，這是一個世紀以來，世界頭號經濟體的美利堅合眾國破產的日子，事實上也是活躍300年的盎格魯－薩克遜文明真正衰敗的轉折點，也許從此後超級大國的概念也不存在了。2011年8月2日，注定將在後世被人們常常提起而引以為戒，當代的學者們普遍認為美國的破產是不可想象的，雖然有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鐵律做支撐，可是　美國的衰落也絕對不是剛剛開始，更不是第一次。早在08年之前，筆者即關注、評論這個話題，有趣的是這個過程竟如所料，故整理評論以錄： 

近年，一場由美國起初的次貸危機、後來的金融危機所引發——正在引發、或者說是已經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正在迅速地蔓延開來。國內若幹民營企業的相繼破產倒閉，就是這場危機到來的一種強烈信號。與此同時，一種猶如世界末日一般的悲傷情緒也在迅速地彌漫開來，全球股市的一再暴跌，就是這種普遍的悲觀情緒的一種心理證據。

這場危機也正在向中國蔓延；這種情緒也正在向中國彌漫。

或者應該一問：是危機還是契機？

今年7月21日有關報道：

上半年，廣州的GDP增幅為11%，而天津的增幅高達16.6%”。廣州市市長萬慶良感到了緊迫感和危機感，如果按照這樣的勢頭發展下去，兩三年後廣州“江湖老三”的地位不保。

據萬慶良介紹：

上半年廣州的GDP總量是5730億元，蘇州是5380億元，深圳為5213億元，天津以5099億元緊隨其後。而去年，廣州是第三個GDP總量超過萬億元的城市，但到今年年底，蘇州、深圳和天津的GDP總量都可以超過萬億元。

從增長速度上來看，廣州預計增長11個點，在國內七個主要城市中排名第四，天津增長16.6%，重慶是16%左右，蘇州為11.5%，增速比廣州低的隻有深圳的10.5%，上海的8.5%和北京的8%。”

萬慶良說：

“去年上半年，廣州GDP比天津多780億元，現在隻多了631億元，去年比蘇州多480億元，今年隻多350億元，跟深圳相比，去年的差距是670億元，今年也縮小到511億元，這些都表明，天津、蘇州、深圳的發展速度快，都在縮小與廣州的距離。

萬慶良擔憂地表示：

上半年廣州的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在七個城市中無論絕對數，還是增長速度都排在最後一位：

重慶是45.3%，比廣州高25.2個百分點；

天津40%，比廣州高19.9個百分點；

上海29.2%，比廣州高9.1個百分點；

北京是27.9%，高出廣州7.8個百分點；

蘇州是25.8%，高出廣州5.7個百分點；

深圳是23.9%，比廣州高3.8個百分點。

分析其原因，萬慶良從固定資產投資從規模上來看：

上半年廣州的固定資產投資是天津的三分之一，是重慶的五分之二，是北京的52.4%，是上海的67%，目前僅深圳的投資規模比廣州少，其餘的兄弟城市均比廣州多。

萬慶良，不免心中惶惶。作為廣州市市長的萬慶良，他的危機感是一個正常的情感。

事實上，中國麵臨的困擾不僅僅是原來所謂“海洋文化”係 列的殖民主義國家的經濟大退潮，又表現於來自東、南兩個方向的海上危機，例如釣魚島危機和南海危機。而這兩方麵危機的實質上反應的是美國、日本等國經濟危 機的惡化。即使是島嶼危機，社會學理論認為戰爭是政治的最高等級的表達形式，準確地說是經濟危機最後的突破口，說到底也是經濟危機的一類極端形態――甚至是一類必然形態。

如何麵對危機，如何尋求契機？這是我們曾經麵對的一個討論題。

作為一種討論，事實上是以不同的哲學觀為基礎的，常常隻能夠各抒己見。能夠做到滔滔不絕即是理想狀態，找到共同點不值得欣喜，而對彼此能夠有所啟發，則喜而廢食。

正如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08年一次接受采訪時說到的，“美國正陷於‘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中，危機引發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我們注意到其中“百年一遇”的提法，也就是說格林斯潘意識到這一次經濟衰退是與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同一級別的。

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肇始於1929年，但是猖獗於1933年，其中有2－3年表麵的緩和。這一個參照係告訴我們，現代的危機不過處於起動階段，真正的大危機還在醞釀。

應該說，向中國蔓延的並不隻是“情緒”，而是一次真正的危機。正如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所言：

“我們在為那些犯下愚蠢錯誤的國家買單，其中包括美國，這是因為，美國在全球金融市場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以影響到全球經濟。”

因為我們了解經濟危機，能夠明白，在這樣的大危機中，受害最大的是那麽些“世界工廠”，30年代危機中受到最大的傷害就是當時的“世界工廠”美國。

我們甚至不排除，這一次肇始於美國的經濟危機是西方強國的蓄意所為，為打擊新興的國家。這種說法似乎有點危言聳聽，但是我們從西方社會――無論在政權交接，還是政府的穩定，社會的穩定的角度看，從這種具有理性的冷靜看，陰謀論並不能排除。

我們知道，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宏觀政策常常是一些學者激烈地討論後的結果，例如冷戰理論――它的宏大令人吃驚，至今我們讀之不免不寒而栗。所以，把美國人僅僅看成是商人，是一個重大的錯誤，斯大林就犯了這個錯誤。蘇聯的失敗有其內在的原因，但是在謀略上的失誤也是驚人的。

有一個事實，危機對能源市場有極其重大的打擊，例如俄羅斯的經濟江河日下。而其它能源國家，它們無不對中國擴大能源的需求歡喜若狂。

近年發生的力拓事件和輪胎案，其主持者都是美國係列的國家或美國本身，他們的行為不具備危機形態的特征，而更多的是一些實質性的對中國的敲詐勒索。

中國不同於前蘇聯和現代的俄羅斯等國家，這是因為中國的人口眾多，地域廣闊，具備一個較為完善的文化體係，自身能夠構成一個完善的自力更生的良性循環體係。正是這樣的一個原因，60年以來，西方理論家們無數次對中國的預言都失敗了，“中國崩潰”已經有許多年了，可是中國卻在不斷壯大和發展。

現在是中國“出口轉內需”的時候了，把美國人的努力轉化為“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中國有一個融入世界體係的30年，中國也許將有一個獨立於世界體係的又30年，奧地利社民主義經濟學家熊彼德有一個重新配置理論――重新配置帶來活力。中國的“30年河東，30年河西”論本來就是一個重新配置理論，是生命力的一類描述。

事實上，中國持有的美元外債很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但是，其實不是致命的。中國隻要遊離於世界經濟體係之間，不要太多介入，甚至堅持一段時間的自力更生，估計這一次“熬”不下來的將是“西方列強”。如果以西方政治――軍事強對立的角度說，丟了萬億美金打敗美國佬比應對核戰爭――即使是常規戰爭要劃算得多了。極其同情美國人――唯此而已，此時我在太平洋西岸看，東風壓倒西風從此起。

這裏所說的自力更生並非閉關鎖國，對於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實質意味著轉換一種發展方式。這種方式的轉換指的是晚清爭論的“海防”與“塞防”――是從原來側重於東、南部沿海的發展轉向中、西部向歐亞大陸內陸和西部的發展，或者稱作從“海權”轉向“陸權”。

強化陸權，淡化海權；強化西部，淡化東部。這是很有趣也必然是很有益的戰略，在美國企圖從中亞脫身而轉向東亞的時候，我們把它撂在日本東北部的沙灘上以及菲律賓西北部的淺水灣裏歇著，等到它們再一次返回中東和歐洲的時候，我們再回頭修複西太平洋的經濟圈。

中國經濟的崛起帶給中國的就是這樣一類可觀的戰略主動，我們意識到這個主動，運用這個主動，讓對手在運動戰中感到疲倦，懂得謙和。

最近看到一篇很有益的文章，證見了筆者幾年來的判斷：

《從重慶到杜伊斯堡》

從中國重慶經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和波蘭到德國的列車1日開通,終點站為杜伊斯堡,全程13天。中國到歐洲的鐵路項目終於成為現實。

  鐵路運輸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從中國到中歐走鐵路需13天,從上海或廣州海運則大約需要36天。

這條常被中哈稱作“現代絲綢之路”的鐵路項目,對中國來說可以擴大高技術產品對歐洲的出口。往杜伊斯堡運輸筆記本電腦和液晶顯示器並非偶然。

 最近中國向歐美出口的商品價格變得更高。這首先是因為中國高度發達的沿海省份的勞動力變得更貴,產品價格因此水漲船高。

像擁有30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重慶這種內陸地區,其發展滯後於沿海地區,後者的出口業在30年內迅猛發展。

如今重慶開始追趕這些“先進地區”。世界最大的電子產品代工製造商富士康、台灣知名電腦製造商宏碁以及惠普都已在重慶開設公司。重慶在今年前5個月裏向國外銷售了243萬台電腦。

可以理解重慶緣何充滿熱忱地推進橫貫大陸的鐵路項目,而且中國南部的工業發達地區也打算加入該項目。

當廣州市市長萬慶良感到危機的時候，重慶的市委書記薄熙來卻迎來了大發展的契機。而對於當代中國而言，危機和契機都是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麵對，如何抉擇。

壺公評論2011－07寫於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