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色一體
千江有水千江月，萬裏無雲萬裏天。
這是何新自述的第三篇，前兩篇此前已經在本博發過：
何新學術自述（之三）：為國家強盛民族複興
目錄 一、我曾多次逆多數而反潮流 二、關於“生產過剩”的辯論 三、“新自由主義”是亂國之術 四、美國購貨，中國買單 五、解散壟斷企業會使中國工業倒退回工場手工業 六、人民幣持續升值是高通貨膨脹的誘因 七、內需主導在經濟上是死路一條 八、以國家主義為本位還是接受本國經濟的殖民化？ 九、智能性計劃市場經濟是強國之路 十、建立新型農業合作組織複興農村 十一、一黨製與民主製度不矛盾 十二、削藩與治吏 十三、法治不等於法製 十四、中國須製訂全球化的地緣戰略體係 十五、新世界性戰爭的陰影若隱若現 結語
一、我曾多次逆多數而反潮流
我學術的第二部分，屬於“經世致用”之學，涉及經濟學、經濟改革和國家發展戰略問題。
199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何新與西方記者談話集錄以及1997年出版《論中華複興與世界未來》、1999年出版三卷本《新戰略論》（政治、經濟、國際等三卷），①還有在海外出版的《為中國聲辯——致中南海密劄》（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匯集了我的這方麵的主要論著。
我 認為近年來，自西方輸入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泛市場拜物教，誤導了經濟改革的方向。在經濟改革方向的問題上，我與占據主流的新自由主義、泛市場主義具有根本性 的分歧。三十年來。我一直與作為主流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相對峙。在學術和政治上，我數次冒天下之大不韙發言，也曾犯顏上書而有逆鱗之舉。
1988年夏季，我在《經濟學周報》上撰寫係列文論，批評“價格改革一步到位”的闖關論。我警言曰：“美、日不會樂見中國之強盛”，預言“戈爾巴喬夫必會失敗，蘇聯將因民族問題解體”。
是年10月我在國內《經濟學周報》及香港《明報月刊》發表係列政論《當代中國政經危機與成因》等，警言“激進物價改革以及休克療法”將引致國內發生動亂。”
此係列文論發表後為各國政要所關注，亦警示到高層。其影響之深，則為不久之事變所證實。我後來之所以得到參政、議政之機會，而能備位於諮議之列，蓋以此為始。
1990年，東歐及蘇聯先後解體，“民主化”潮流披靡世界。美籍日裔學人福山撰書稱“民主”化乃未來不可逆之曆史潮流——“曆史已經終結。”所謂“終結”的意思，就是從此曆史將是西方化、“自由化”以及仿美式“民主”之時代。
［何 按：福山在《曆史的終結》一書中雲：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的對立消失，自由民主原則戰勝了共產主義原則成為人類共同追求的普世化原則。當代人類政治出 現的諸多問題，不是自由民主原則本身造成的問題，而是沒有充分實現自由民主原則帶來的問題。因此，自由民主原則已經成為人類政治生活中最完善最理想的原 則，今後人類政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充分實現自由民主原則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政治的原則不再有發展，因而在政治上人類的曆史已經終結。］
1990年夏，我在北京大學演講指出：“偽民主是美國之政治工具”，“肢解中國是其既定目標”。我一個人當時持此論而對抗一個世界。
其後發生兩次伊戰、阿富汗戰爭、“9·11”事件，以及一係列國際金融危機。顯示普世價值不可期，曆史並無不可逆之潮流，金融資本主義仍需國家主義的政策介入。
美國在2007 以來的金融危機中窘相畢露，終於露底而顯示其經濟強大之真正原因，並非由於“開放、無限製的自由市場”，而是由於其主導著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發行權，以及 累積了天文數字的大規模國家債務、財政赤字和對外債務。自由市場經濟並非新自由主義者所鼓吹之美妙天堂。這一真相的揭破，對於我們反省未來中國改革之目標 及方向，意義至關重大！
2010年我出版《反主流經濟學》（上、下冊），書中匯聚我曆年來與主流派關於經濟學政策之論戰文章。在一些關係重大經濟方針的問題上，我多次發出尖銳響亮的聲音報警和揭露，從而有所遲滯了西方試圖以私有化和放任化快速解體我國國民經濟，使之殖民地化、依附化的陰謀。
二、關於“生產過剩”的辯論
我非職業經濟學家，至多隻是半個業餘經濟學家。但是在經濟學理論上，我亦有所建樹。
1990年11月，《人民日報》以顯要版麵全文刊登我數萬言《中國經濟問題與世界未來》。此文曾經被譯成七十多種文字，傳播全球。
非統運動主席、不結盟國家論壇領袖尼雷爾讀此文後，大為動容，托人轉信給我，代表非洲及第三世界表示支持及感謝。卡斯特羅讀此文之西班牙文版後，邀我訪問古巴。我在古巴介紹中國改革曆程，建議他效仿中國模式推動古巴的經濟改革。
在人民日報的長文中，我提出當時國內經濟危機的發生原因是由於“生產過剩”，總供給大於總需求。此論當時“雷倒”主流經濟學人，因為他們多年信奉的是科爾內的“短缺經濟學”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短缺”和“瓶頸”——“總需求大於總供給”。
自古巴回國後，中央有關領導約見我。我建言中國經濟方針宜變“內需主導”為“外向出口”為主導，限產壓庫，從而解決工業中生產過剩、庫存積壓嚴重的問題。此後中國經濟方針轉變，以各項政策大力鼓勵出口，於是外匯儲備漸得積累，中國商品擴及全世界，1991年後出現了出口帶動下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加之加入WTO後，國際資金技術大量進入中國，以及全球市場需求之拉動，中國經濟呈現了持續近二十年的空前繁榮。
今 天“產能過剩”已成主流經濟學界普遍認可的口頭禪。以至連美國人也接受了這個前古典時代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最近巴菲特去見奧巴馬，即憂心忡忡 大談美國房地產“產能過剩”和大量空房閑置問題。美國“主流”們似乎忘記了那位諾貝爾獎得主，被主流奉為祖師爺之一的薩繆爾森曾在他的《經濟學》中聲稱 ——“現代資本主義已經徹底解決了19世紀的‘生產過剩’這個來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偽命題。”
三、“新自由主義”是亂國之術
從1988 年開始，我在經濟學上一直與“主流經濟學”分庭抗禮。“主流經濟學”這個詞在國內是我首倡，是一諷刺，指的是包括倫敦劍橋學派（馬歇爾）、奧地利學派（哈 耶克）和芝加哥學派（弗裏德曼）等代表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此學派之形成當以1947年冷戰開始時，由共濟會組織的瑞士朝聖山經濟學會議為標誌。
90 年代初，我從實踐經濟政策的角度，抨擊新自由主義自80年代後期即開始引導和誤導中國經濟改革。我與他們論爭、抗衡了二十多年。目前他們雖然仍是“主 流”，但由於近年國企改製中的大規模下崗以及私有化政策失敗，特別是近年來新自由主義的金融及貨幣政策引導出了惡性通脹等嚴重後果；這個新自由主義的牌坊 現在有點臭了！
根據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改革目標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通過與之相適應的激勵和約束機製，讓個人和企業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空間，去創造財富、發展經濟。”
這個理論的基礎，是以美國作為一種樣板，因為據說美國的經濟體製是全球最發達最完善的市場經濟。事實真是這樣嗎？
美國國債目前已突破15萬億美元，若再加計隱蔽性負債，據美國財政部承認，美國總的內外負債實際可能達到上百萬億美元。這筆巨款，是美國2010年GDP（16萬億美元左右）的5-6倍。
其實，無論世界上任何國家，如果能得到這樣一筆天文數字的貸給資本流入，那麽不管它是市場經濟還是非市場經濟——這個國家都會在一夜之間暴富起來。
但是，問題在於怎樣償還呢？美國人欠債有國家霸權和美元的強權做後盾，可以耍出種種賴債、訛詐的伎倆。其他國家，包括中國，行嗎？換成世界上任何別的國家如果背負這樣的負債，早就宣告破產了。
所以，美國的豪富、揮霍、奢靡以至高新科技、強大國防，並非靠“市場有效地配置資源”，靠“效率”發展起來的。美國的強大與繁榮，是靠霸權下的金融欺詐和掠奪，是利用各種“龐氏”騙局向全世界集資斂財， 圈來全世界的錢支撐起來的。
但是，美國這樣龐大規模的負債經濟，每年要支付的利息是天文數字。美國財政現在已經入不敷出，難以承受這種高額債務和利息，所以不斷爆發金融危機，藉以逃債、賴債和緩債。
美國引爆的國際金融危機，本質上都是債務危機。所謂金融泡沫是什麽？無非就是債務。美國支付不起利息，於是派索羅斯、巴菲特、高盛等金融投機大鱷到處去設套圈錢，包括利用匯率魔術賴債。美國的高額債負是當今國際關係不安定的總根源！
這樣一種靠債務圈錢式的市場經濟，難道是中國經濟改革所要效法的先進樣板嗎？美國的這種債務式市場經濟，中國能學？能玩嗎？
我認為“讓市場自由配置資源”的新自由主義，是西方共濟會經濟術士輸入中國的亂國之術！吸血之術！在學術上站不住腳，在政策上禍國殃民！今日中國的種種亂象，皆與上述經濟理念和改革目標的錯誤有關。
有人說我是“陰謀論”的代表。但是，縱覽一部世界史，陰謀無所不在。不懂陰謀就不懂政治，不懂外交，就全然無知於世界曆史。不懂陰謀，甚至也不會懂商業和市場上的激烈競爭。
反對別人揭露陰謀，本身就是愚人腦封人口的一種陰謀。
四、美國購貨，中國買單
美國巧妙地對中美經貿關係設局，利用中國人的善良和輕信，竟然使一種不用花錢的進口貿易，由神話而變成了中美兩國貿易關係的奇妙現實。具體的操作流程如下：
——美國商人購買中國商品，購物的美元來自美聯儲；
——中國商人把貨物供給美國，美元進入中國被中國銀行收走；
——中國銀行將人民幣作為購物貨款支付給中國出口商人（這就是買單費）；
——美國用銷售長期國債以及房屋貸款、黑石投資等名義，從中國銀行及相關機構（外儲局以及中投公司等）手中，把中國得到的美元以長期借貸等方式，巧妙地收回到美聯儲手中，並且可以肯定基本上無意再歸還；
——結果是：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美國其實等於沒有付錢，而一直是中國銀行在為美國人做實際性的買單。
所以盡管美元大量超發，匯率不斷貶值，但是美國自己卻沒有發生高通脹；而人民幣盡管不斷升值，但是中國目前卻發生了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
最 近驚聞某著名主流經濟學家說：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是由於國際資源類商品漲價而自外輸入的——叫做“輸入型通脹”。那麽很奇怪，美國、歐洲及其他地方進口依 賴比中國高得多，為什麽沒有像中國這樣發生嚴重的通脹呢？難道他們有特別的秘方使本國經濟不受這種國際價格波動的影響嗎？
其實真正的答案很簡單：中國物價上漲而美國物價基本不漲，因為美國從中國“購買”的商品和勞務其實是接近白拿而不用付錢的。這就是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形成的一種奇特的市場交換關係。
本來這是極簡單的常識：如果在生活現實中，你可以不斷向一個商人借錢買他的商品，而你欠他的錢又基本不必歸還——那麽這些商品就等於是白送你的。
這樣一種荒謬的交換模式，使得中國市場上錢（人民幣）愈來愈多而商品愈來愈少，價格怎能不上漲呢？美國市場上，白來的商品愈來愈多，進口卻都用白條（債券）支付——物價又怎麽會上漲呢？
這後麵難道沒有一係列金融陰謀嗎？
五、解散壟斷企業會使中國工業倒退回工場手工業
主流經濟學家近年大力鼓吹讓國家企業從競爭性領域退出，把競爭領域讓利於民營資本和外資。鼓吹大型國企是壟斷企業，應當盡早拆散。
一些年間，許多國企被解體、侵吞、私有化，致使千百萬人下崗失業。這種改製，是違背傳統的。
如果反壟斷，首先最應反的是國際大資本的壟斷，例如羅氏企業對製藥業的壟斷，孟山都企業對國際農產品（如大豆、玉米以至農藥、種子）的壟斷。
看看發達國家的那些大企業，看看當今所謂世界500強，哪一個不是本行業中的大型壟斷企業？力拓、福特一類企業難道不是跨國的大型壟斷企業？為什麽美國經濟鸚鵡們不主張拆散洛克菲勒、摩根這樣的全球性金融資本壟斷組織，卻大力鼓吹拆散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
其實，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由分散的小私有製，走向銀行金融資本控製下的大型壟斷組織的曆史。 沒有壟斷，就沒有超額利潤。正是壟斷組織創造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
壟斷組織早已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礎。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濟體製中哪有什麽小企業的生存空間？
現代企業經濟模式是伴隨著壟斷組織的發展而形成的。大型壟斷組織通過收購、並購等方式兼並重組，這個過程本身就含有優勝劣汰的意義。
國際共濟會的大老板如羅斯切爾德銀行，就是一個在全球從事收購、並購的超級壟斷性金融集團。
隻有大型壟斷企業才有實力維持短期內不盈利的科研部門，將科研與生產結合起來，把科研成果逐步轉化為生產力。
在中國，大型國有壟斷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和基礎，是六十年中國工業化的結晶和成果。現在一些共濟會經濟學家鼓吹要把中國的國有壟斷企業徹底分化、瓦解、解體。目的無非是讓羅斯切爾德一類跨國金融集團進來並購 。其用心險不可測！
在摧毀中國的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後，最後中國企業隻剩下那些分散的家庭作坊式的私有中小企業，中國產業對國際上那些跨國大壟斷企業將完全失去競爭力。中國經濟將倒退到三百年前的工場手工業水準，中國六十年的工業革命成果將在一夜間全盤喪失！
六、人民幣持續升值是高通貨膨脹的誘因
關於匯率升值問題，某些經濟學家鼓吹了幾年，大談特談人民幣的“幣值”被低估了，因此應該“升值”。可悲的是，許多經濟學人，卻居然不知道“匯率”是“匯率”，“幣值”是“幣值”，這是兩回事。
貨幣可以購物，但貨幣也可以買錢，即交換其他貨幣。匯率是什麽？是幣價。以幣買幣，其值曰“匯率”。幣值是什麽？是物價，以幣購物，其價曰“幣值”。
名義匯率可以人為地操縱使之升值和貶值。但是真實幣值則反映貨幣總量（需求）與商品總量（供給）的比例， 難以人為操縱其升降。因此，“匯率升值”不可與“貨幣升值”混為一談，從而誤導國家和民眾！
如 果你投資購買一種股票，這支股連續六年一直升值——那就可以讓你大賺一筆利潤。同樣道理，如果你用美元購買人民幣，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路升值，那麽這也 是在給你贈送美元。因此，利用匯率升值做外匯期貨可以直接套匯賺錢——這在國際貿易中是一種基本常識，而許多中國經濟學人竟昧然無知於此。
由於中國的外匯管理和強製結匯製度，人民幣匯率快速上升，勢必大量吸引套利熱錢的湧入。外匯占款人民幣大量增發，銀行日子雖然會好過，但通貨膨脹則隨之必然會發生。
七、內需主導在經濟上是死路一條
近期以來，“內需主導論”甚囂塵上。倡言此論者，首先完全無知於近代資本主義之發展曆史及規律。
自15世紀所謂“地理大發現”以來，一部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世界市場的開拓史。沒有一個工業國，能依靠內需經濟發展起來。
為什麽必然如此？這是資本主義體製的內在規律使然。
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始終無法擺脫周期性經濟危機。而危機發生的根源在於：一般來說，資本主義工業生產能力之擴張程度，永遠會快於國內資源供給能力和國內市場需求之發展程度。
因而，產業在發展中會周期性地遭遇國內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勞動力過剩，以及資金供給不足——遂必定會引發周期性發作之經濟危機。
要解決這種經濟危機，使得工業強國必須向外看——必須全力拓展世界市場開拓新的資源來源和市場需求。因此一國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就唯有成為外向化的全球競爭型經濟，方能持久而可持續地生存發展。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製下，始終存在著一種兩極化的體製：一極是金融資本及產業發達之主導型國家，另一極是依附於發達工業國之市場、資源供給型國家。後者依附經濟強國作為其周邊市場。
這 類國家就是從屬於發達國家和次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之“第三世界”。它們在取得政治獨立前，原本是發達工業國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政治獨立後，則仍因為 無法擺脫經濟生存之依附性，而成為非傳統類型的新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如當今之拉美、菲律賓、非洲，以及依附歐盟之東歐諸國）。
中國今天之地位介於次發達國與第三世界之間。
總括某些海歸學者所鼓吹之所謂“內需主導”方針的基本思路就是：
1.限製出口，消耗外匯儲備大進口——從而幫助發達國家開拓中國的內需市場。
2.無限製印刷人民幣，不在乎國內通貨膨脹問題。以房地產經濟作為產業龍頭擴振內需，不惜消耗一切國內資源於其上。
眾所周知，中國之國情是人口過剩，國內資源近乎窮竭，農民貧困少貨幣——何來廣闊之內需市場？
一旦出口產業能力萎縮，外匯耗光，那時中國就不再有能力購買外部能源及資源。要大量進口，就不能不大規模舉債。中國將變成對外負債的純進口國。
因為若不大量進口能源、資源及糧食、消費品，因內部民生壓力巨大，國家勢必陷入窮困、內亂之境。而這正是美國共濟會經濟術士對中國輸出內需主導論的目的。
房地產經濟也是內需主導論的產物。房地產過度開發，造成一些地區出現所謂“鬼城”，浪費了許多可以用來改善國計民生的大量資源。如果必須用內需拉動經濟，本也應當以國防軍工科技研發為主導。
內需主導方針，是最有助於從內部瓦解中國經濟，幫助美國不戰而勝的方針。
某海歸學人有一句泄露天機的名言：“隻有一個負債累累的政府才會是民主的政府。”“內需主導論”及“通貨膨脹無害論，”終極目的就是要讓中國政府成為一個負債累累的政府。
由此可見，這種“內需主導論”，不僅是畫餅充饑的虛妄之論，而且是窮國之論、亂國之論！
八、以國家主義為本位還是接受本國經濟的殖民化？
在上世紀80～90年代，我提出過一係列策論和建議。我向國家所建言的是以中國國家利益為本位的強國之道——就是所謂“新國家主義”。①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不屬於左派。但我是務實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好國家主義者。
我所謂新國家主義，實際是研究了毛澤東和中共在1940—1945年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主張。這種主張集中於毛澤東四十年代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指出： 新民主主義、新國家主義就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即在國家力量控製下的市場資本主義。
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建國初期）的毛澤東思想，明顯地不同於1957以後特別是1966以後的毛澤東思想。那時毛思想的核心內容正是新國家主義、新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不同於斯大林的集權社會主義）。
可惜1957年後毛澤東的想法改變了。他要求大大加快中國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過渡，於是發動大躍進運動，使得中國進入了一個被“左傾”路線所支配的時代。
九、智能性計劃市場經濟是強國之路
近些年來，高盛、大摩等國際金融大鱷在中國金融領域暢行無忌，為所欲為，蠶食吞噬！
2010年11月12日的黑色星期五，若幹家國內外金融大鱷於一個操作日卷走5千億的股票市值。當今中國銀行業及金融業幾乎無秘密可言，中國金融市場被一些內外金融大鱷攪得昏天黑地！
在金融領域，我呼籲國家應及早建立國家金融安全委員會，加強對國際共濟會金融組織（主要是國際投行及風投基金）的監控。限製其對中國金融領域的滲透和操控，警惕其雇傭的鸚鵡經濟學人對我國金融政策的輿論誘導和暗箱操控。
我呼籲強化對於進入中國攫金的國際金融大鱷的警惕和監管，逐步斬斷已經伸進中國金融體係的國際金融撒旦之手！
主流經濟學一直在詆毀計劃經濟。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對本國經濟、資源 產業一直實施有計劃地管理。為什麽中國在這方麵不向歐美發達國家的管理模式學習呢？
我認為在經濟上，中國未來也應建立受控製、有計劃的新型智能型的市場經濟，而不是放任內外資本大鱷橫行無忌的無政府市場經濟。
我主張重建國家計劃委員會，運用大規模計算機的智能數據處理技術， 全麵統籌全國資金、財政及資源、市場和生產力，製訂科學有序的全局性遠期性國家發展計劃。
我主張重點產業有必要“國進私退”——以國家重大目標為主導，有計劃、有戰略地優先發展國防、高新科技及基礎資源產業。這些部門絕對不應當放任其私有化、市場化以至被外資控製。
我反對一切放任市場，反對全麵開放金融市場，反對銀行脫離國家監督的獨立化、商業化和金融私有化。反對把一切產業和事業推向市場，特別反對把教育、醫療和科學技術全部交付自由市場。
反對唯利是圖——一切以贏利、牟利、拜金及利潤為主導，反對大規模私有化政策，反對讓外來金融資本主導中國的國民經濟，使中國淪為依附於跨國金融資本的新殖民地經濟。
在社會財富上，我主張抑製和限製私人富豪經濟、遏製私家富豪對社會公共資源的霸占和壟斷。我反對橫行無忌、富可敵國的世襲權門經濟和豪門經濟。我主張內資、外資一視同仁，廢止目前對外資、外企的特殊優惠政策。
20 世紀90年代的分稅製、財政改革和金融改革經實踐證明存在諸多嚴重弊端，未來應當革除其弊端。在財政上我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全國一盤棋，削肥補瘦，統籌安 排。反對聽任地方坐大，各地分灶吃飯，以至苦樂不均——有些地區民窮財匱，百姓衣不蔽體；而有些城市裏僅栽花種草年耗數十億。我認為國家主導的統一宏觀財 政及金融調控計劃是不可或缺的！
在社會分配上，國家應當實施第二次分配，以國家權力之手實施社會資源控製和公共產品的有計劃配置。由國家進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保障公民普遍就業，實施全民免費教育和普遍社會醫療及養老保險。
十、建立新型農業合作組織複興農村
最近媒體報導： 一端是京滬等大城市菜價飛漲，市民抱怨，商品短缺。另一端是生產過剩（不是所謂”產能過剩“），農民種的菜賣不出去，以至菜爛在地裏。
問題的根本原因在哪裏？就是由於當前中國實施的是放任不管的原始市場經濟，是那種最惡劣的原始無政府市場經濟。
歐 美發達國家的農業不僅有國家補貼農業的政策，而且有一整套完善的社會農業服務組織。協調農產品產銷，形成了農產品有計劃生產、運輸和銷售的市場一體化模 式。這種模式，日本、以色列有，甚至台灣地區都有。美國更有農場主的合作保護聯盟。隻有中國對農業和農民完全放任自流，而讓農民和農業完全靠天吃飯，聽天 由命。
中國現在的農業有兩大問題，一是農業高度依賴能源及化肥、農藥，電力抽灌，成為“石油”農業。二是農業組織解體農村倒退為分散原始的小自耕農經濟。90年代後的新農民子女已多數不會種田。新中國建國以後構建的國家水力排灌係統被割裂和瓦解，致使連年水旱，災荒頻發。
中國人近年正在遭受來自美國的轉基因農作物和食品的隱性毒害。講一句危言聳聽的話：由於轉基因食品的主糧化，未來華夏民族的確有發生人種畸變，甚至絕代、滅種和亡種族的危險！
如果哪一天，世界形勢萬一突然有變，海外對華石油供應出現問題，或者中國外匯來源匱乏了，那麽中國現在的農業，還能養活十多億中國人麽？！
當今農者棄業，糧有近憂！若今後幾年再因沿海出口經濟衰退而卷起一個返鄉農民的大失業潮，天下豈能得安寧乎？！
重建農業的經濟合作組織，把農村和農民通過市場體係重新組織起來，這是未來農村振興的切實道路。
十一、一黨製與民主製度不矛盾
再談關於政治改革和民主問題。當今中國“吏政”不良，有目共睹。中國確實需要改革政治製度。
但是對這種改革，自由派主張從宏觀入手，引入美國模式，讓共產黨下台，搞多黨製、直選製。
而我則認為，一黨製度與民主並不矛盾。民主製度涉及形式與實質。拉美、非洲的許多國家，以及像南美的海地、亞洲的菲律賓那種垃圾國家，都早就引入了形式化的美國模式政治民主，但是那裏的民生極其貧窮，窮人眾多，災難頻發，百姓連基本生存權都難以維係，何談其他公民權利？
我認為，判斷民主水平的尺度是實踐與實證。一種製度隻要能使得經濟繁榮，民生幸福，社會和睦就是好製度。西方既有總統製下的民主，也有君主製下的民主。歸根結底，政治好壞不是看總統是否民選，而是看社會是否安定，民氣是否祥和，經濟是否發展，階級矛盾是否緩和 。
在一黨執政的體製下，也可以實行有實質內容的人民民主。20世紀亞洲著名的新加坡就是實施獨裁政治和民主兼容的公認實例。
民 主不民主，不應當引進西方政治模式作為判斷的尺度。當前中國政治存在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無法通過外來模式解決，而是應當針對當前的政治弊端，從改革基層組 織製度和權力結構的配置入手解決。削弱諸侯的權力，建立各級集體領導製度（實際也是分權製度），建立有效、有威懾力的監察製度，彈劾製度，強化對各級官員 特別是地（市）、縣（市）、鄉級官員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這才是符合中國國情而會為老百姓歡迎的良性政治體製。
十二、削藩與治吏
從中國曆史看，基層官吏與百姓的激烈衝突，往往是引發社會動亂的直接導火索 。我認為當前的民主改革應首先從整頓吏治著手。從嚴治“吏”。對基層“胥吏”實行察舉巡視，從嚴約束地方官員。特別嚴控地、縣、鄉三級胥吏，不允許其橫行於下層，魚肉百姓。
國家應當製定嚴格製度，廢除公務員的終身製以及變相的世襲製度。
“吏政”壞於製度。一種好的“吏製”應當是擇優選拔，讓能力、操行、品德、民望較好的官員得到提拔。要保證下情通暢，民意上達，要讓百姓舒心通氣地過好日子，不要被那些基層惡吏肆意欺侮、蹂躪。
目前的問題是國家對中下層地方官吏缺乏直接製衡和監控的機製，中央權力管不到他們。那些地方官吏除了直屬的頂頭上司，根本不在乎什麽中央。對中央的法規政策，不僅經常陽奉陰違，甚至敢於公然抗命。
於是地方坐大，出現了一些稱霸一方為所欲為的“土皇帝”。有些地方官吏為所欲為，橫行無忌——今天想閱兵就閱兵，明天想遊街就遊街，後天想進京抓人就進京抓人。
對下麵這些地方官吏無所製約，必然導致官民矛盾激化，民情激憤。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這是近年社會不安定群體事件頻發的亂象之根源，亟須改革、整頓和治理。
中國曆史情況正好相反。唐宋以下，雖然是皇權至上，皇帝專製，上層高度不民主。但越到下麵的社會基層，對中下級別官員的監查、管束和控製反而越嚴格。絕對不允許基層官員知情不報，越位橫行。作威作福，魚肉百姓。
這是因為唐宋以後的統治者總結了曆史經驗，懂得如果放任地方“官吏”胡來，最容易激起民怨直接引發社會動蕩，危及政權穩定。
十三、法治不等於法製
自由派高呼要法治，卻似乎不懂得所謂“法治”並不是什麽現代概念——法治無非是據法而治，酷法而製，這是古代法家的主張。
法治不同於“法製”。法製是一個近代的法學概念，也就是所謂“程序正義”。其根本意義是憲法體現主權，憲法作為總法約束其他一切實定法。憲法精神製約國家的全部法規製度和政策，違憲就是叛國。在憲法製度麵前一切人平等。這是近代和現代的法製理念。
公民民主應通過維護社會主義法製而得到保障。各級法院對維護國家法製有重大責任。司法有責任依法受理一切違悖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案件，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
檢查及司法係統應當相對獨立於地方行政而垂直隸屬於中央，這樣司法係統才可能成為中央政府依法監控地方的一種重要法律工具。
法院不應當自我設定諸多禁區，不應該這不受理，那不受理；使得升鬥小民受土豪、豪強包括官僚欺侮後無門投告，有法難伸冤。這必然醞釀社會不安定。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糾正侵權、保護弱者。
民若舉，法必究。各級法院有責任受理審理涉及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法的一切社會案件——不管是民訴還是公訴，告官員還是告老板，隻要有違法事情就應當允許百姓進法院去告。而且可以逐級上訴，直訴到最高法院。
例如老板欠薪問題，根本不應當是一個行政問題或經濟問題，而是法律問題。這事情不應當由政府總理管，而應當由人民法院管！
法院直轄於中央，中央就可解通過法律係統糾察，解決地方違法問題。
擴大法院的職權，就可以減少信訪的問題，從而讓有裁決權的法院，取代無任何實權的信訪部門。法院權責加大，信訪自然減少。
我反對中國學西方的偽“民主”政治模式，但我主張好政治需要民主——應當擴大人民有對社會事務評論和批評的權利（言論有自由），擴大民眾對國家政治事務的知情權和參與權，給予人民對管理者的選擇權，特別是對貪官汙吏的彈劾、罷免之權。
十四、中國須製訂全球化的地緣戰略體係
在國際問題上，我多年所主張的是以中國國家利益為本位的全球戰略思想。90年代初，我已經認識到——解決中國資源問題的根本出路隻能是謀求向外發展。而令美國人、西方人所最恐懼的也正是這一點。我認為中國內部的所有問題和壓力，隻有全力推進向外發展的路線，才有希望解決。
為此中國必須形成有全球視野的新戰略。
如果一國的外交變成一種總是屈服於外部壓力的媚外外交，這是恥辱。一個大國的外交不應無遠見、無目標、無方向，更不應無智慧，無勇氣，無感情，無信用，無義氣，無擔當。 外交部門不該隻是一種國際關係的維持會。
一味事大，媚強，貪財，日常生活中這樣的人不可交朋友；國際關係中，這樣的國家，誰會理睬你？結果是，在國際上寡恩無友，丟棄了許多老朋友和第三世界。
為 中華民族的久遠生存，中國必須有勇氣正視和麵對日益緊迫的內外危機。擺脫事美外交的思路，走獨立自主的全球路線。加快建立有威懾力的核防禦和對抗體係—— 這是遏製新的世界戰爭爆發的決定性條件。在國際上，中國應當交些窮朋友。應當審時度勢，製訂有遠見的新亞非拉戰略。當前非洲是一個空白。經營非洲，在非洲 租地屯田，移民開拓，收購資源，發展農業，是可取的選擇。
十五、新世界性戰爭的陰影若隱若現
我的觀察和預感是：21世紀的前三十年將是人類曆史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人類當前麵臨著極其巨大的全球性危機。而且這種危機愈來愈緊迫。每個國家都無法長期自我隔絕，置身事外。
新中國建立時，1950年，地球上隻有20多億人。中國改革開放之初，1980年，世界上30多億人。2000年世界已近60億人，今年將接近70億人。目前全球每年增長1億多人，到2050年前後，地球人口預計將突破90—100億人。
空氣、水、能源、土地——這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四大基本要素，目前都已經接近人類消費的極限。西方未來學的研究表明，地球資源最大承載極限是100億人左右，地球上無法承載超過100億而且繼續不斷遞增的人口。
但 是，中國精英階層對人類前途與日益逼近的生存危機茫昧無知，不思應對。他們天真地以為，曆史始終是線性發展的——明天、後天仍會是今天狀態與結構的延續。 他們不懂什麽是“突變”或“災變”。但西方的精英則早已預察到人類終極危機的迫近，並且早已在籌謀並且操作著應對和自救之策。
冷戰後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要義是鼓吹由西方列強對人類文明進行重塑。而文明衝突的實質也是種族衝突。
從這個意義上，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失敗的民族和國家，將麵臨亡國、亡文化、亡種族的危險！會成為被優勢種族無情屠滅的“垃圾人種！”
在20世紀，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還有一次世界性的冷戰爭，實際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題，是第一代工業國為劃分世界勢力範圍而戰。第二次大戰仍繼續一戰的主題，但在歐洲戰場上還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新主題——淨化種族，於是導致人類曆史上的第一次種族大清洗——消滅猶太人。
二戰後，發生了冷戰。自由派精英不懂“冷戰”的真實曆史涵義，以為那隻是美蘇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之戰。實質上，這隻是表象。冷戰的實質是不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革命的曆史意義也在於此）。冷戰的失敗者不僅是蘇聯，也是所有的不發達國家。
如果核防禦和對抗體係的平衡被打破，那麽未來30年間必定會爆發新的全球性戰爭——新的次世界大戰。近年美國導彈防禦技術的最新發展，打破了冷戰時代的互相毀滅平衡結構，使得單方麵的核打擊正在成為可能。因此，未來發生全球核戰的危險日益上升。
2005年倫敦共濟會所討論的“盎格魯·薩克遜計劃”①已經設計了一套對地球上有色人種進行清洗的戰爭方案。這個文件，是1995年彼德伯格俱樂部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會議”精神的擴展。②國際共濟會的終極目標是構建共濟會國家統治下的“千年帝國”——建立所謂“世界新秩序”。其前提是要減少地球上的垃圾人類，對之進行清除和隔離。有色人種將是西方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而進行種族清洗的主要對象。
美國對華戰略的近期目標是遏製中國，把中國龍困鎖在國內。遠期目標是期待中國內亂，自我爆破而分裂。如果中國將來發生大型內亂。美國在謀求分裂中國的同時，近年也在挑動中印之戰，南海之戰，以至中俄之戰——讓對手打垮對手。
結語
百年以來，中國一直處在變革之中。1944年的中共“七大”綱領中提出了這樣的建國理想——“建設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毛澤東領導的人民革命，使中國擺脫百年戰亂和半殖民地地位，實現了獨立與統一。30年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走向初步的繁榮富強。
但是由於改革方向的迷失，今天的中國問題叢生。種種跡象顯示，中國與世界未來麵臨巨大變局，處在大變動的前夜。 中國今天處在重新選擇的十字路口上。
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我四十餘年來的全部思考和著述活動，所追求的始終就是一個目標——追求中國的強盛，憧憬於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我現在講的許多話說在當前，仍然是逆多數而反潮流。
展望前景，許多因素不容樂觀，但是總要抱有希望。盡管問題遠遠多於答案，但我們仍應當寄希望於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