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財經日報》對話張維為： “看待社會要有一種成熟的心智”

2011-06-07 05: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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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財經日報》對話張維為： “看待社會要有一種成熟的心智”

（特約記者 王向民 發自上海）

學者張維為出版《中國震撼》，試圖解釋“中國模式”，建立一種“比較強勢的話語體係。”中國經濟趕德超日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時，裹挾而至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奇跡”等等各種描述，正表明世界各國在中國崛起這一現實上的話語權爭奪。近日，由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張維為撰寫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一書，作為係統研究“中國模式”的理論著作，“希望給人‘一覽眾山小’的感覺，你是主體文明，你可以平視其他文明。”張維為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強調。

發展主義的現代性框架遵循的是成王敗寇的法則。曾擔任鄧小平英文翻譯的張維為走訪百國，被發達國家的政治衰敗與發展中國家的誤入歧途所刺激，在比較視野下，他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現代國家建設相結合的產物，亦即“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張維為總結出“文明型國家”的八個特征，亦即“四超”和“四特”。“四超”指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曆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並由此衍生出“四特”，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崛起的不同凡響。

他認為“中國模式”有八個特征，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同時，可能影響世界的中國理念也有八個，即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

作為國際化學者，張維為的觀察不可謂不犀利，他把西方民主政治概括為“一人一票的選舉政治與程序政治”，與美國政治學家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的觀點相呼應，他對印度、東亞及東歐國家的分析也頗有事實基礎。

中 國學界正在重新發掘“天下”概念在現時代政治中的深意。《中國震撼》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出發解釋當代中國政治的運作模式，獨辟蹊徑，也頗具啟示意義。我們 的製度符號與社會結構雖然是西方的、現代的，但行為方式還是保持了自己的許多傳統，這決定了任何力圖剖析、化解中國當下問題的努力，都應對傳統有相當的理 解與尊重。

記 者在采訪中提及，《中國震撼》一書強調強勢政府的整體性與高效能，卻鮮有關注權力製約；強調當前的有效政治與中國奇跡，卻較少關注公共事件，對此張維為回 應，對中國的問題應有宏觀的把握，“一本書總要有側重，不能麵麵俱到。社會大轉折時期，各種社會問題難以避免，但一定要先肯定自己的成績，然後自信地去解 決各種問題。中國的問題都有解，天塌不下來。”

不管怎樣，從屈辱的近代史走來，中國崛起確實是張維為所說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對話張維為

 

“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第一財經日報：同樣是“四超”、“四特”這些因素，1921年羅素看到的中國是一個衰敗的國家。“文明型國家”的解釋力在哪裏？

張維為：“文明型國家”的特點是古老文明形態的國家和現代國家的複合，已經完成了現代國家的建設。黃仁宇用上層、下層、中層表述這個國家結構。嚴格地講，這個結構在1949年完成了一大部分，現在基本完成了，而1920年代遠遠沒有達到這個狀態。

“四超”、“四特”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古代和現代的結合，比方說人口不是一般的人口，而是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口，地域也是充分整合的地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良性互動形成很少見的1+1＞2。

日報：是否可以直接從國家建設角度討論中國崛起？現代中國與文明型國家的內在關聯是什麽？

張 維為：之所以強調文明型國家，是想形成一種比較強勢的話語體係。世界上就這麽一個國家，古老文明和現代國家是完全複合的。情況最接近的是印度，但印度與中 國最大的差別在於：第一、真正的古印度文明中斷了，現在的印度跟古印度沒有任何關係。另外，印度作為一個統一國家，實際上是在19世紀英國殖民的時候才實現的。印度的統一整合程度遠遠不如中國！

數千年的傳統之後，你就是個不斷產生自己標準的地方。你跟人家不一樣，自成一體，不需要別人裁判，不需要別人特別是西方或美國的認可。關鍵是，我希望我的書給人一種“一覽眾山小”的感覺，你是主體文明，你是八大菜係，而它（美國）是麥當勞文化。

日報：有學者認為，你講的中國模式更多是“政策取向”、“工作模式”或“領導作風”，而不是“製度模式”或“製度安排”。你如何回應？

張維為：如果用新政治經濟學當中的“製度”概念，“五年計劃”製度就是一個製度，我們的官員選拔製度、醫療保險製度、農村的新農合製度，都是製度。在宏觀層麵，中國模式是一個綜合體，它超出製度模式的範疇。它是對“我們一套做法”的總結。

 

民族複興與文化複興

日報：中國崛起的政治理念更多是實踐理性，實踐理性之上是否有天人關係或天命的道德規定？有沒有超越民族國家的更高的價值規範？

張維為：現在的天命就是振興中華、民族複興。我覺得現在中國執政黨也是一個完成天命的執政集團。它的天命就是恢複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世界性大國的地位。民族複興在嚴格意義講是中華文明的複興。過去30多年，我們逐步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在與國際社會高度互動和競爭的基礎上回歸傳統。它跟西方的文藝複興一樣，我們從傳統中汲取智慧，包括天人合一的智慧來解決中國的各種問題。

日報：中國的崛起，除了儒家思想文化影響之外，社會主義革命和現代化有著怎樣的影響？

張維為：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已經中國化了。鄧小平講的最經典的一句話，“馬克思主義說到底就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中國概念，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包括小康社會等等，是百分之百的儒家的觀點。我有這樣一個觀點：中國今天的執政黨本質上還是中國曆史上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如果中國的執政黨成了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互相競爭的西方政黨的話，那麽中國這個“百國之和”的“文明型國家”會走向分裂甚至解體。

中國的真正崛起，一定是三種資源的的合流。一個是中國自己的中華文明資源；一個是中國共產黨過去60年，甚至是從1921年形成的紅色文化資源；一個是其他國家的，特別是西方的文化資源。去掉任何一種資源，中國社會都很難真正成為一個現代社會。

日報：中國傳統政治文明中有沒有需要我們避免與克服的缺陷？

張維為：權力的製衡。有些方麵可以借鑒西方的做法，相比西方政治，有時候我們有比較多的道德化，因而可以借鑒一些別人更務實的方法。

中國文化有超強的學習能力。“三人行，必有我師”，我想隻要保持開放，保持跟國外的競爭，就能逐步糾正自己的問題，不斷改進。

 

製度化與政治智慧的平衡

日報：2005年之後中國出現了一些公共事件。你怎麽看中國當前的社會狀況？

張 維為：我想應該有一個宏觀的把握，中國的人口比美國多四倍，問題比美國多四倍是正常的，如果你認為美國是個正常社會的話。社會大轉折時期，各種社會問題沒 法避免。中國社會沒有出現大的動蕩，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各種各樣的問題開始暴露出來，我認為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歐洲崛起的過程是把國內社會危機轉嫁到歐 洲以外的地方，中國沒有這樣的奢侈，所有問題都要在境內解決。已經保持了32年的穩定，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日報：歐洲近代早期的社會危機，最後通過製約權力的製度化形式解決。中國有什麽好的辦法？

張維為：看待社會要有一種成熟的心智。從文明型國家角度來看，社會與國家的高度的良性互動，是一種理想結局，而且對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政府來說都是雙贏多贏的局麵，不要什麽都搞對抗。中國文化的特點是求同存異，治理我們的超大型國家，並不是求異就好。

日報：是否在國家和製度層麵有一個統一的處理公共事件的法律或製度？

張維為：恐怕還沒到這樣的階段，中國各地千差萬別，由於種種原因，全國性的立法還不成熟。群體事件中的絕大部分，甚至95%以上，不是針對中央政府的。民間認為中央政府總是好的，這給中央政府巨大的回旋餘地以最後處理這些問題。這恐怕也是一種“文明型國家”的民間智慧，使得中國文化五千年不斷的一種智慧。

日報：中國的前一個階段是發展，現階段是社會建設。你認為社會建設的渠道是什麽？

張維為：製度化、法律化都是對的，但我覺得這還是西方的概念。一方麵要更加規範、更加法律化、更加製度化；另一方麵呢，有些問題還要通過政治智慧來處理。成功的社會建設要達到這樣一種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