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中國在探索下一代政治製度

• 2011-07-01 08:27


• 環球時報

摘要：今天的中國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改革實驗室。在某種意義上，中國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所做的事業是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製度。

作者：張維為 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家關係學院教授、春秋綜合研究院研究員

美國政改任務不比中國輕

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對中國模式所取得的成績做了肯定，但也提出四個問題，問責製、法治、如何解決出現“壞皇帝”、可持續性。和其他輕易否定中國模式的 學者不同，福山教授態度比較謹慎，傾向於繼續觀察，但仍表明最終中國可能還是要采用西方製度，同時也對西方製度本身走向衰敗表示擔心。

這使我想起今年二月，我在漢堡和德國《時代周刊》主編對談中國模式。他剛剛訪問了上海，覺得上海越來越像紐約。他問我：是不是可以說中國正在向美國模 式靠攏，而非正在創造中國模式。我說：“您可能對上海觀察得還不夠仔細。如果更仔細一點的話會發現，上海其實在許多方麵已經超越了紐約。上海的機場、港 口、地鐵、高鐵等‘硬件’已經超過紐約，上海在人均壽命、嬰兒死亡率、社會治安等‘軟件’方麵做得也比紐約好。換言之，中國人在過去30年中從西方學習了 很多東西，現在還在學，今後還要學，但中國人今天的眼光已經超越了美國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

今天的中國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改革實驗室。在某種意義上，中國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所做的事業是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製度。在福山教授 關心的這些問題上，中國都已經進行了大規模的探索和創新。比方說，問責製很大程度上是指西方議會問責製。我認為這種問責製的範圍今天看來已經過於狹隘了。 嚴格地講，美國的政治製度是前工業時代的產物。美國的三權分立都限於政治範圍內，結果難於擺脫資本力量對整個製度的控製，因而也難於避免像金融危機這樣的 災難。我看美國的政治改革任務恐怕不比中國輕。

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是在更大的範圍內實現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正因為如此，中國今天探索的問責製的範圍比西方問責製範圍要廣得 多，例如，我們有很強的經濟問責製。各級政府在消除貧困、創造就業方麵都有明確的目標。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去年撰文說美國過去十年的就業“增長 為零”、百姓收入“增長為零”。中國過去十年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整個中國大概找不到一個就業和百姓收入“增長為零”的地方，這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經濟問責 製的結果。

我們還有政治問責製和法律問責製。我們今天的會場位於上海靜安區，這是上海許多方麵工作做得比較好的一個區，許多硬件和軟件指標都超過紐約曼哈頓區， 但去年一場不幸的火災造成人民生命財產重大損失，有關官員和公司人員都因此而受到行政和法律的嚴肅處理。比這場火災性質嚴重不知多少倍的美國金融危機，一 場使美國多數民眾財產平均縮水達1/4的金融危機，三年過去了還沒有一個人承擔任何政治和法律責任。

中國講“法”也講“天”

不僅美國沒有人受到法律製裁，許多對危機負有直接責任的金融大鱷還照樣拿上千萬，甚至上億的獎金，美國人民和奧巴馬總 統都非常憤怒，但這些人還是照樣拿獎金。這就使我想到了法治問題。從美國法治的角度來說，這些金融大鱷按合同拿錢，美國人民憤怒也沒有用。從中國人的角度 來看，這屬於嚴重違背法律精神的法條主義。過去30年，我們從西方借鑒了不少法治的經驗，但在建設法治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將對法條主義保持必要的警惕。

中國人的政治和法律傳統中，始終有“法”和“天”兩個概念。用今天的政治學話語來說，“天”代表的就是一個社會整體的利益和良心，這是不能違背的。也 許可以這樣來解釋這個概念：在99.9%的情況下，我們按照法律行事，但恐怕總有涉及到整個社會整體利益和良心的某些重大案件，他們占案件總量非常之小， 對這一類案件，我們保留在法治的範圍內從政治上進行處理的權利。換言之，美國金融大鱷吞噬百姓錢財還可以照樣拿巨額獎金的情況，在中國不會出現。

中國已解決“壞皇帝”問題

中國體製如何解決“壞皇帝問題”？這確實是一個困擾了中國曆史的問題。但我粗算了一下，即使在長達數千年的所謂“好皇帝、壞皇帝”時代，中國至少也有7個朝代比整個美國的曆史都長。

今天中國已解決了“壞皇帝問題”。首先，中國最高領導人早就不是世襲的了，而是靠才幹和政績上台執政的。這是中國曆史上“選賢任能”製度的延續。第 二，嚴格的任期製，和美國總統製一樣，最長就是兩任。第三，最高領導層實行集體領導，個人專斷的可能性極小。第四，今天中國最高領導人及其核心團隊的選擇 標準，大致是兩任省部級的履曆，期間要有相當的政績才行。中國一個省大約等於五六個歐洲國家的人口規模，治理好很不容易。有這種政績為基礎，團隊基本質量 可以得到保證，選出“壞皇帝”的概率極低。

中國“選賢任能”的傳統，有數千年的曆史。中國今天還是延續這個傳統。我比較讚成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觀點，即任何一個民族的政治體製主要應該從 自己的傳統中延伸而來，任何體製的變革應該是結合傳統的有機變革。中國是個高度開放的國度，願意學習別人一切長處。我們今天政治改革一個主要思路，就是把 “選拔”和某種形式的“選舉”結合起來。中國這種探索的初步經驗已經表明，這個做法比光是靠“選舉”的方法，更能保證國家治理的質量。坦率地說，我現在擔 心的不是中國出現“壞皇帝”，而是擔心美國下一次選舉選出來的總統可能還不如小布什。小布什八年執政，治國無方，美國國運直線下滑。再來一個比小布什還差 的人，恐怕美國也承受不起，因為這是一個高度競爭的世界。中國的體製已經找到了解決“壞皇帝問題”的辦法，但美國體製似乎還沒有找到解決“小布什問題”的 辦法。

至於中國模式的可持續性問題。我想中國模式是大規模國際競 爭的產物，所以生命力比較強。中國今天總體上處在自己文明大周期的上升期，甚至可以說是上升期的初級階段，所以更精彩的故事還在後麵。中國人講“勢”，一 旦形成了“勢”，就是“大勢所趨”，所以我對中國前途比較樂觀，會有逆流，但不可能阻擋這種“大勢”。▲（作者是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家關係學院教授、春秋 綜合研究院研究員。本文是6月26日“文匯講堂：張維為對話福山”中張維為的發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