麒麟子讀《貞觀政要》（連載）一

麒麟子讀《貞觀政要》（連載）

《貞觀政要》是中國古代一部帶有紀實性且對中國封建帝製有深遠影響和政治考論價值的一部政論名著，該書受到曆代帝王的賞識，闡述了不少封建王朝的治國真諦，乾隆皇帝曾經為《貞觀政要》作序時寫到：“餘嚐讀其書，想其時，未嚐不三複而歎日：‘貞觀之治盛矣!’”
     
       最近麒麟子正在覽讀這部記載盛唐政治理論的曆史名著，順便寫寫讀這部名著的一些心得，作為讀書筆記，看看究竟李世民作為千古一帝究竟有些什麽政治理論，又是如何和大臣們討論政治的，所以簡單寫寫與諸君共賞。

卷一：
論君道第一（節選）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躭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民。且複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魏徵對曰：“古者聖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問其理國之要。詹何對以修身之術。楚王又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
實同古義。”

肚皮與大腿的關係
     做為《論君道第一》的開篇論述，唐太宗用肚皮和大腿的關係闡述了一個簡單的馭民道理，“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皇帝和朝廷就是一個大肚皮，當肚皮裏麵想吃肉時，就要去找食物，而百姓恰恰就是兩條腿，而朝廷沒有好辦法隻知道魚肉百姓時，其實就是等於為填飽肚皮從腿上剜肉，，最終腿上的肉吃光了，身體也支撐不住了。這是李世民對臣子講的第一個道理

最傷自己的身心的是什麽
       李世民對大臣們反省的第二個道理是，講述了損傷自身的東西究竟是什麽？按照李世民的見解，損傷自身的東西並不是那些身外之物，也就是說不是那些客觀事物的影響，而是自己心裏的那些私心雜念，或者說想象的那些亂七八糟，統治者欲望得到的東西越多，其實國家遭受的禍害也就越大，這又是李世民的一個淨心節欲的政治理論。

上梁不正下梁歪
      這三點講到的就是魏征的一點論辯了，魏征的觀點其實就是鼓勵李世民以修身來治國，也就是說皇帝自身言行的端正將對下級就巨大的影響。反之，就是我們常說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了，魏征舉用了楚王與詹何的典故來規勸李世民，目的還是為了鼓勵李世民端正自身言行。這裏如果看看電視劇《康熙帝國》中陳道明有一句台詞就很難說明問題，就是“朝廷爛一點兒，下麵就爛一片。”拉近到現代就是最高層的統治者應該發揮模範先鋒帶頭作用。

卷一：論君道第一（節選）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侍中魏徵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何謂為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安而能懼，豈不為難？”

       守江山難在哪裏
       這是太宗皇帝與魏征的一段對話，太宗問了一個很廣義的問題，就是說打江山易守江山難，而守江山難又難在哪裏？魏征的觀點是立足與君臣關係上，尤其是在君對臣子的態度方麵。魏征認為打江山容易是因為君主在征戰時期，經常身處危機，需要招賢納士，兼聽諫言，最終達到成功的目的；

       而守江山難的問題就在於太平盛世皇帝高高在上，在大臣頭上作威作福，習慣讓做臣子的整日對自己戰戰兢兢、誠惶誠恐，這樣皇帝才放心，使得大臣們最終不敢忠言相諫，隻知道順著皇帝的脾氣做事。魏征的言外之意，其實就是暗示皇帝拿著欺負大臣來滿足自己的威望心裏，沒有了同甘共苦的共濟之心，而是多了幾分獨斷專性和做大臣的專橫霸道。

      可見魏征的態度完全是從做臣子的角度出發，這種說法符合士大夫階層，恐怕那個怕並不能完全概括守江山難的本質。說來說去，魏征的目的還是為大臣們爭取更多的發言權，也是改變君主在臣子之上獨霸專政的態度。

論政體第二（節選）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木心與朝廷的共性
        蕭瑀是唐高宗年間的老臣，這個不多說了。太宗在對話中以寶弓的用材原理引申的自己的治國得失問題上，弓的優劣哲理在於弓質地的木心偏正，而李世民呢，征戰多年收藏寶弓很多，尚不知在弓的質地方麵有很多講究，而李世民對自己整日用弓而不知功的內又十分慚愧，所以他進一步自責了自己在政治方麵無知和盲點。
      
       尤其是李世民自己認為自己對弓這樣一個簡單的事物認識尚且不夠，像治理國家這麽一個大的方麵，李世民自己認識到不懂得東西肯定非常多，在一般人看曆史更多的是看王侯將相的奇聞軼事，而古代的封建統治機構又是何其的龐大，其實很多政務平沒有記載在正史上，而是周而複始的運作，所以李世民意識到國家這個龐大政治機器的複雜和繁瑣，料到自己在治理國政中會有很多的盲點，所以用木心的道理引深到朝政這個大框架下。

求論諫四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如屬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謂己長，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愆過。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複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齡等數人勖之。

李世民的眾多執政觀點中，這篇算是提倡放權臣子的一篇論述了，在君主集權製度高度敏感的封建社會，李世民抖出了一個十分寬容的執政理念，那就是放權臣下。這種大臣被稱之為“匡諫之臣”，匡諫之臣的作用不僅是給皇帝納諫，更多的還是替天子分欄政務，因為李世民自己已經感受到，一個人日理萬機的弊端與疲倦，誰讓他想做好皇帝呢。正是因為想做好皇帝，所以李世民才想把更多的權利分攤給大臣，這也加速了李世民對大臣的依賴性，所以在最後李世民主動舉杯給臣子敬酒。


卷二 君臣鑒戒第六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會聞有盜發，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張元濟怪之，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勝苦痛，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二千人內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諳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不執奏，並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囹圄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恒如今日！”

一樁很荒唐的盜竊案，這樁發生在隋朝的盜竊案，暴虐的隋臣淤士澄枉抓了兩千多嫌疑犯，竟然依據個人長相進行判斷，審訊方式就一個，嚴刑拷打，認罪率幾乎100%，更荒唐的就是隋煬帝了，也不問青紅皂白，竟然下了個一同斬首的命令。不但魏征對樣的案子想不通，恐怕任何人都搞不明白為什麽一個盜竊案弄找出兩千嫌疑犯。後來調查參與盜竊就五個人，結果還是荒唐的冤殺兩千人，竟然無人願意向隋煬帝辯解。

而魏征提起這樁案子並不是因為是強調濫殺無辜，而是提出了天子獨斷專行，臣子又不匡正違失，造成了盲目行事，草菅人命的慘劇。證明天子與大臣之間需存在必要的協調、信任、默契，才能避免像錯殺兩千多人的大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