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隨筆——小議北宋變法

軒轅春秋： 王佐之才 原創


讀史隨筆——小議北宋變法

伊呂兩衰翁，曆遍窮通，一為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
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隻在笑談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浪淘沙令  （王安石）


從這首氣勢磅礴的小詞中，人們不難看出王荊公的非凡誌向與“兼濟天下”的功名觀。王江寧寫這首詞的時候，適值熙寧變法之初，天子眷顧正深，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正值得誌之秋，意氣風發，溢於言表。隻可惜事情的發展遠沒有這首《浪淘沙》這麽灑脫。曆遍窮通，風虎雲龍，興王哪在笑談中？當事者的無奈，自不待言，後人讀史至此，也隻有陪上一絲淡淡的苦笑了！

記得朱子曾說：“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其實公正的評介王安石變法，無論“救人”“殺人”，不看主觀動機，隻論客觀成效。王安石變法的客觀成效究竟如何？個人認為可用一句話來概括：經濟上獲得了成功，軍事上成功了一半，政治上則是完全失敗。後世有一種論調是說王安石變法失敗了，我不完全讚成這種說法。準確地說這場變法是利弊相生，勝敗參半的，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我想王安石變法在經濟上的成功，不消多說了，北宋中葉以來的財政窘迫得以緩解，以“三冗”為代表的“國用不足”的現象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扭轉。中央財政收入翻了四翻，從1600餘萬緡增至6000餘萬緡。正如北宋學者陸佃所說：“造元豐間，積粟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雖然部分改革措施加重了民間負擔，但是由於宋神宗——宋徽宗在位的這六十年間，宋代經濟正處於一個發展高峰，所以這種負擔大多也是在老百姓可承受範圍內的，並沒有引起大規模的經濟與社會動蕩。王安石的經濟改革，“聚斂生財”“剝民興利”確屬事實，但是並沒有真正的傷害到趙宋的經濟命脈。


有一些學者認為“蔡京之法”並非王安石之本意，而是“王安石變法”的一種偏差。“名為遵用熙豐之典，乃實肆為紛更，未有一事合熙豐者。”正所謂“祖宗之法惠民，安石之法惠國，蔡京之法惠奸。”實際上這個觀點，頗值得商榷。其實蔡京變法並不是王安石變法的偏差，而是王安石變法的一種調整與深化。一言蔽之，就是蔡京作了王安石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情。“安石之法”與“蔡京之法”是承上啟下，一脈相承的關係。無論是王介甫還是蔡元長，其內政外交路線都莫過於“內爭財利，外開邊功”而已。王安石與蔡京這兩位“改革家”雖同樣“博學多才”但有所同有所不同。他們在政治本質上是一路人，在人品道德上是兩路人。


王安石有政治抱負而缺乏政治手段，蔡京有政治手段而沒有政治抱負，王安石更多的時候屬於矛盾中的理想主義者，而蔡京則是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如果拋去道德成見，“蔡京之法”在經濟領域中的實際執行效果要優於“安石之法”。

在經濟改革理念上，王安石與蔡京雖都會理財，但有所不同。王安石搞什麽都喜歡一刀切，他在經濟上是“有利必取，盡澤而漁”；蔡京這個人要比王安石靈活多了，蔡京的經濟改革是“抓大放小”，也就是在國家壟斷經營的厚利行業（榷茶、榷馬、榷酒、榷鹽、榷礦）上把文章做足，雖然也是“爭利”但隻爭大利。至於民間反對強烈，在現實中也沒有多少可操作性的方田法、青苗法、市易法則裁撤不用。王安石的經濟政策多“硬板”；蔡京的經濟政策多“取巧”,比如進行金融改革，鑄“當十錢”，強令貨幣增值，以便榨取民財於無形。王安石與蔡京推行經濟改革的目的也有所不同，王安石在推行變法之初宣揚的“為天下理財”，完全是掩人耳目，其實真正目的是無非是“為天子理財”罷了。雖說王江寧與蔡元長推行財經改革的初衷都是一樣，但他們兩人的最終目的是不一樣的。王安石的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蔡京追求的則是“豐亨豫大”，一個是為了“強國”之理想；另一個則是為了“富官”之實惠！北宋變法名為“為天下理財”實則“為天子理財”名為“富國”實為“富官”至於“強兵”“取才”則淪為末流空談。以前有一種論調，大意是說王安石變法幫了腐敗的忙，其實隻有相對成功的經濟改革才能幫上腐敗的忙，而失敗的經濟改革隻能是“玉石俱焚”沒有任何人可以從中獲益，即便是推行改革的統治者也如此。從這層意義上說，王安石變法在經濟上無疑是獲得成功的，但是這種經濟成功並沒有成功的轉化為國家富強的動力，而通過變法積累起來的巨大財富，刺激了腐敗的蔓延，反而加速了北宋王朝在政治上的總體潰敗。經濟成功與財政增長，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這個教訓之深刻，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王安石變法除了“富國”外，“強兵”也是追求的一個目標。但是王安石的軍事改革其實也是帶有“經濟目的”的，令北宋統治者傷腦筋的無非是“冗兵”問題。王安石推行“將兵法”雖然包含了整合軍力，汰減老弱的精銳化建軍思路，但是其背後的“經濟目的”無非是減少中央募兵的財政負擔，將養兵之費轉嫁民間，實行財政節流罷了。至於“保甲”“保馬”兩法，原意是“寓軍於民”“以民養兵”“兵民合一”的動員體製，在現實中也無法執行。兩法雖說是軍事動員體製，但真要實行起來，也存在諸多問題，就拿“保馬”法來說吧，民間養馬沒有問題，但是民間所養私馬在幼時沒有經過嚴格訓練，將來不可能成為合格的軍馬，作為軍事運輸尚可，如果用於作戰顯然難以勝任。公元十一世紀，騎兵作為獨立兵種，發展已臻成熟，遼、金、西夏等北方少數民族騎兵戰術的發展與運用可謂日新月異，當時為了完成各種戰術任務，對軍馬的整體素質與演練水平要求很高，已經遠非漢武北擊匈奴時的弩弓騎兵可比了，從民間購集的私馬顯然難以滿足當時作戰的實際需要了。因此，若讓我看來，趙宋即使推行“保馬”法，也難以扭轉宋軍騎兵在質量與數量上的劣勢與不足，更何況“保馬”法還沒完全推行下去呢。至於“保甲”法也像“保馬”法一樣，也麵臨著許多諸如此類的問題，難以推行下去，即使推行了，其在軍事上的成效，恐怕也是欠佳的，頂多也就是強化保甲製度，鞏固基層統治罷了，其在軍事層麵上的功效也就無須細論了。

總體來看，宋朝推行軍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冗兵”問題，提高了戰鬥力，在以後的對西夏與吐蕃的實戰中，也取得了一些戰績。但是這種“軍事改革”其實是被“財經改革”牽著走的，一些深層次的軍事問題基本上沒有觸及，比如軍事製度，指揮架構、人事體製、兵種配置、獎懲機製等問題，動員體製其實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北宋軍事改革以“將兵法”為主幹，以“保甲”“保馬”兩法為輔翼；主幹強而輔翼弱。軍隊缺乏民間保障，民間缺少利益驅動，軍民不一，根基不固。

王安石曾言“富國有術，強兵無方”其實北宋變法奉行的是富國為先，強兵為後，富國製約強兵，強兵屈從於富國的一套理念。富國與強兵不是平行的，是有主次關係的。這種照顧財經利益的軍事改革，從短時間看是有利的，可以扭轉軍用不足，但是從長遠來看，不僅無利而且有害。動員體製沒有建立起來，就大量裁兵，北宋軍隊“精銳化”遠沒有達成，以往數量上的優勢也喪失了。由於，“將兵法”實行後，禁兵與駐泊禁兵實行嚴格的定額製，兵員數量已成定製，但禁軍的精練化並沒有真正實現。而隨著時間的發展，太平日久，精簡後的兵員素質也呈下降的趨勢，這直接導致了北宋末年內外俱輕的局麵，以至於金兵南侵，京師無禦敵之軍，州縣也莫不潰散。所以說，宋朝推行的以“將兵法”為核心的軍事改革，其實是功敗垂成，其“強兵”的“軍事目的”並沒有真正實現，而淘汰“冗兵”的“經濟目的”基本上達成了。但是一旦軍事改革被經濟利益所左右，那麽這種軍事改革其成功的幾率注定是非常渺茫的。

以前有人說王安石變法是“唱著舊調子亡的國”還有人說：“唱著新調子亡的國”這兩種意見截然相反，其實都未必貼切。準確地說王安石變法其實是“唱著半調子亡的國。”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王安石變法轟轟烈烈前後五十多年，涉及到了經濟改革，涉及到了軍事改革，涉及到了科舉改革，觸及到了軍民萬姓的利益，但是唯獨沒有觸及到宋朝政治體製問題，沒有觸及到北宋官僚集團的整體利益。官僚體製這是變法的禁區，無論是王安石還是蔡京誰也不敢真正觸及。王安石嘴上發狠，其實不敢趟雷區，蔡京不僅不去觸及，在打擊元佑黨人與清流物議的同時，反而用“豐亨豫大”的“利益均沾”的福利政策，廣泛的籠絡士大夫官僚階層，擴大既得利益集團以堵悠悠之口。在這種收買政策下，趙宋的“冗員現象”與“機構重疊”“事權不一”“人浮於事”“相互製肘”“效率低下”的諸多政治弊端，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整個官僚集團也日趨腐化奢侈墮落，黨爭營私逐漸呈現蔓延的趨勢。這在客觀上起到了瓦解北宋統治基礎的作用。以前有一種觀點說：北宋實亡於“胡該亂改”，這個結論未必正確。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講，王安石變法並沒有多少涉及到政治體製的內容。北宋變法是一場有選擇性的改良，凡是有關趙宋國體與政體的根本性領域一律不作改動，北宋政治機構改革基本屬於疊加式的，舊的不去，新的就來，正所謂：有所改有所不改。怎莫能說是“胡改亂改”呢？但是這種不涉及，不觸動是在政治體製與官僚體製滯後的基礎上的，所起到的效果並不比涉及與觸動更好。新舊兩黨，貌似水火不容，其實也是隻爭枝葉，在維護舊體製上是一致的。新黨以“適當改良”來維護舊體製，舊黨以“一成不變”來維護舊體製，誰也不比誰更好高明一些，無論哪派掌權，天水一朝都不可能真正的脫胎換骨。所以從這層意義上講，王安石變法雖然隻是一場財經改革，半場軍事改革，但是它投射到政治領域中，其實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有人說北宋亡於“政治腐敗”，其實這隻是表象罷了，腐敗雖然很糟糕，但並不足以亡國，北宋其實是亡於改革不徹底以及黨爭內訌而演變出來的“政治無能”。無能促使腐敗，腐敗又加速無能，腐敗與無能相長，腐敗為肘腋之患，無能是心腹之疾，最終動搖了北宋的根基，這個也就是我說的“唱著半調子亡的國”了。


王安石變法與北宋亡國之間是否有必然的聯係？關於這個問題，以前的觀點大多持肯定態度。其實客觀公正的說，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係。換句話說王安石變法的成敗，並不是北宋亡國的主因。宋朝“靖康之難”，其禍源在外不在內。將北宋亡國完全歸罪於變法，難免有失公允！但是並不是說，王安石變法對北宋的滅亡，沒有絲毫影響。王安石所倡導的改革事業，從某種意義上說，為北宋的政治墮落與道德淪喪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竹西花草弄春柔”“一鳥不鳴山更幽。”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江寧，他博學逸才，風格高雅，文章恢宏，詩詞佳美而意境恬淡，但其“位高權重”之時，又多有急躁近利之舉，不知是政治扭曲人性？還是人性扭曲政治？不知是文如其人，還是文不如其人？真是可歎！也更是可悲！也許，真如安石詩中所說的那樣：“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但是他又如何不會成為東坡居士筆下的“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呢？記得，安石下野居住於金陵時，感懷南朝舊事，曾作《桂枝香》一首，其中有：“歎門外樓頭， 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 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的句子，他登高懷古，看故國晚秋，澄江似練，翠峰如簇，畫圖難足的無限風光，感念繁華競逐，傷心六朝舊事隨流水，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他所期望的北宋王朝，在他去世之後，僅僅三十年就覆亡了。有人說，安石的這首《金陵懷古》透著一股亡國之音，若讓我看來這難免不是附會之詞了，不過這世上事，流水落花，也未嚐隨人願～～～！　　

記得，有人總結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時說：王荊公既有政策上的失誤，也有性格上的悲劇。我想政策麵的失誤，就不去談了，所謂性格上的悲劇，無疑是指王安石“剛愎自用”而已。也就是王安石缺乏一種與不同政見者溝通的能力。“當世之人不解我，後世之人當謝我。”自負的王安石也不屑同別人去溝通。“牆角數枝梅，淩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唯有暗香來”從這首詩中，我們似乎可以品味出王江寧的清高與傲骨。王安石將自己比作孤梅，無非是孤芳自賞罷了。但是“孤芳自賞”的人，不得誌則已，一旦得誌，這種“孤芳自賞”往往會轉化為一種讓別人難以忍受的“剛愎自用”。應該承認，王安石誌高存遠非苟且之人，但為人處事多自相矛盾，他“急功近利”卻“不謀私利”；他“不恤人言”而又“求萬世名”！

總體來看，王安石是一個實幹家，與大多數改革家一樣，王江寧不喜歡辯論，也沒時間辯論。不要辯論，不要爭論，而要實幹。王安石認為“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他堅信隻要實幹就會出成效的，隻要苟力於國家，士大夫終究會理解的。在《答司馬諫議書》中王安石坦然言道：“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同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王安石的用詞“不量敵之眾寡”一句，顯示了所謂的變法一開始就是一場實力懸殊且涇渭分明的政治鬥爭，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也許這段時間王安石表現出的“剛愎自用”恰恰是出於孤立弱勢的一種本能的反應。剛愎的背後其實是一種脆弱，而剛愎恰恰是一種掩飾罷了。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王安石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局麵，很焦急！對官僚士大夫階層不思進取，苟且偷安，享受著朝廷優厚的待遇，而碌碌無為，很憤恨！這種焦急與憤恨是真實的，更是發自內心的。正如他在《答司馬諫議書》中所言“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正如斯言，他要輔佐神宗當“大有為之君”，自己要成為“大有為之臣”，這是王安石終身為之奮鬥的政治理想。為了這個理想，他殫精竭慮，夙夜憂歎；為了這個理想，他不惜得罪朋友，得罪同僚，得罪天下之人，大有舍我其誰之慨！有人說，王江寧對待反對派打壓，隻能使政見之爭，最終演變為意氣之爭。安石的門徒蔡京繼承變法遺誌，更使君子之爭，演變為小人之爭。這話看上去頗有道理，但是這場改革從一開始的時候，就演變成一場變法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政治鬥爭。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這場圍繞變法的軒然大波，一開始就是既“不合”也“不同”。既然是無法調和，無法妥協，無法苟同的政治鬥爭，政見之爭與意氣之爭，君子之爭與小人之爭，又有什麽區別呢？政見之爭、意氣之爭、君子之爭、小人之爭，相互交錯，錯綜複雜，又怎能完全區分得清楚呢？王安石與司馬光誰又能獨善其身呢？

在很多時候，中國人喜歡把政治道德化，或者把道德政治化，如果真要把政治道德化的話，這場元豐黨人與元佑黨人的政治鬥爭，表麵上的旗號一個是“為天下理財”另一個是“為天下請命”，要論其實質，一派是不擇手段想“大有為”，另一派抱定決心想“不作為”。一派是急功近利，另一派是抱守殘缺。新黨實為“投機”舊黨多為“無用”。“元豐小人”與“元佑鄉願”之間，誰比誰會更高明一些呢？而真正的“君子之爭”又在哪裏呢？在這樣的爭鬥中，除了政治勝利外，在道德領域裏，無論那派都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贏家。北宋變法在道德上的悲劇大抵如此！這種悲劇導致了北宋官僚士大夫階層的分裂與對立，兩派政治上的怨恨往往轉化為道德上的鄙視，最終加速了黨見之爭與政見迫害的不正常政治風氣的形成，新舊兩黨政治傾軋所帶來的心態上的扭曲與主觀上的成見又充斥其間，這從內部瓦解了北宋統治集團的元氣，促成了一種政治墮落思潮的蔓延。

記得王江寧在變法之初，說過“國之要者,理財為先,人才為本。”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理財為先”是被不折不扣執行的，至於“人才為本”無非是“用人唯黨”的幌子罷了，麵對這種情況，當時之人也曾一針見血的指出：“有才不用用不才”。變法者隻求“先”不求“本”其急功近利，可見一斑！商鞅變法獎勵耕戰，以利惠民，舉國一致，開疆拓土，變法終成強國之基；北宋變法求利為先，斂財富官，天下攘攘、舍本逐末，變法猶如無本之木。由於缺乏社會支持度，其根基非常脆弱。由於趙宋統治者在變法過程中，片麵追求“理財為先”，“籠地利，窮地寶，取利太甚”“上有其好，下必順焉。”這直接導致了官府爭利，士大夫言利，老百姓趨利。北宋變法反反複複，翻雲覆雨六十年間，主流知識分子禮儀廉恥之心日趨淡薄，以討巧取媚為榮，原有社會道德與是非標準受到了嚴重的衝擊。與其說北宋在變法中喪失人心，還不如說在變法中搞亂人心，更為恰當！王安石變法給北宋社會帶來的最大的弊端，也莫過如此。對此我們能否下這樣一個結論呢：北宋最後的五十年，之所以沒有在“經濟”與“財政”上破產，這要得力於變法之功;北宋最後的五十年，之所以在“道德”與“政治”上破產，這是受害於變法之過！

如果，沒有突然來臨的“靖康之難”，那麽這個擁有一億人口的大國也許不會滅亡，但是一定會在物欲橫流的陷阱中繼續沉淪下去。或許一個王朝的式微，往往從“禮崩樂壞”開始！我想這句話應該是對“王安石變法”的最好的一種詮釋。

往事越千年，蕭瑟秋風，換了人間，昔時“功過是非”早已煙消雲散。但是麵對曆史的這份積澱，今人的智慧不一定能超越先人。讀罷青史，掩卷沉思，一聲長歎，往日不可追，今日如一夢，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