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獻身辛亥革命的日本人 ——讀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

 原創：軒轅春秋 （絕世天驕）

那個獻身辛亥革命的日本人

                            ——讀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

                    楊津濤（啟風）

         刊於4月3日《南方日報》，原題《那個為中國革命奮鬥終身的日本人》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以天朝自居的中國敗在了蕞爾東鄰之手，從此時勢遷移，老師成了學生。也是在那一年，興中會領導的廣州起義夭折，孫中山 開始了長期的流亡生涯，日本成了他的“第二故鄉”。在孫中山那些鼎鼎大名的日本友人中，以宮崎滔天最為國人所熟知。宮崎滔天，本名宮崎寅藏，號白浪庵滔 天。1897年，宮崎與孫中山初次相會，即為對方的氣度與言談所折服，“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見識何其卓越！他的抱負何其遠大！而他的情感又何其懇切！ 在我國人士中，像他這樣的人究竟能有幾人？他實在是東洋的珍寶。”

        毀家紓難幫助辛亥革命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泛亞洲主義盛行日本的時候《三十三年之夢》中作者就記錄下了他二哥(宮崎彌藏)複興亞洲的“隆中對”，“願我們能為共同的事業 貢獻此生，深入中國內地，一心以中國人為念，思想當謀及萬世，收攬英雄，以奠定‘秉天意，樹正道’的基礎。倘若中國得以複興，伸大義於天下，則印度可行， 暹羅、安南可以奮起，菲律賓、埃及也可以得救。”這成為宮崎滔天後來在中國革命的“根本方針”。初看宮崎滔天所信奉的泛亞洲主義理念，很容易讓人想起日本 侵略者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其實兩者的區別是極為鮮明的：前者是真心要為亞洲謀自由，後者則是要變亞洲為日本的盤中肉。孫中山當時的想法也與此相契 合，他希望亞洲各地區能團結在一起，改變被西方奴役的命運，實現黃種人的共同解放。

       因此在1900年，興中會決定發動惠州起義時，他們除了獲得日本政界在資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外，更有日本人親身參與其中，留下姓名的即包括宮崎滔天、平山周、福本誠、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餘人。

       惠州起義之初還比較順利，革命軍四戰四捷。但好景不長，先是日本內閣易主，新上台的伊藤博文反對援助孫中山；然後革命黨人又發現，自己上了人家的當，在菲 律賓購置的一批軍械竟全是廢品。沒辦法，隻得臨時改變計劃，結束起義。在撤退途中，山田良政因迷路被清軍捕殺，孫中山讚之以“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之 第一人”。

       被寄予厚望的惠州起義竟以失敗告終，宮崎滔天備受打擊。他此前為了辛亥革命，幾乎是毀家紓難，甚至曾對妻子說，“為革命用的錢，我能弄到，可養活妻兒的錢 卻弄不到。你該自己想想法子。”惠州起義後，宮崎滔天一度想出家遁世，但最終為了養活妻兒，還是選擇做了一名浪花節作家。此時的他“處於悲憤和貧困的絕境 中，可能是為了發泄鬱憤，也可能是為了想得到幾許稿費”(其子宮崎龍介所述)，於是開始在報刊上撰寫回憶錄《三十三年之夢》。

       此書在1902年出版發行，章士釗隨即摘譯了其中有關孫中山的部分，以《孫逸仙》的書名刊行於世。章士釗翻譯的內容隻有全書的五分之一，但卻產生了極大的 影響，因為他“發明”了“孫中山”三個字。原來1897年孫文在日本流亡時，曾化名“中山樵”，“中山”是姓、“樵”是名。隻學得半吊子日語的章士釗，竟 “貿貿然以‘中山’綴於‘孫’下，而牽連讀之曰‘孫中山’”。《孫逸仙》在當年與鄒容的《革命軍》同時風行天下，國人從此才知道有一個鬧革命的“孫中 山”。章士釗之後，革命詩人金天羽又出版了此書的全譯本，易名為《三十三年落花夢》。但是金譯本的質量依舊不高，錯譯的地方很多。因此，林啟彥在上世紀 80年代重譯了《三十三年之夢》，成為至今最好的中譯本。宮崎滔天本身即文采出眾，兼之林先生流暢的譯筆，使這本書無論是在故事，還是行文上，都很是好 看。

       成為同盟會早期會員

       孫中山在《三十三年之夢》的序中將這位友人比作大俠虯髯客“宮崎寅藏君者，今之俠客也。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誌……聞吾人有 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裏，來相訂交，期許甚深，勖勵極摯，方之虯髯，誠有過之。”在此書的前半部分，宮崎滔天敘述了自己的家世與早年經曆； 後半部分則以曆史親曆者的身份，回顧了他同中國革命的不解之緣。戊戌政變失敗時，宮崎滔天親身犯險，參與營救維新黨；康有為與梁啟超寄居日本期間，他又極 力撮合維新、革命兩黨，希望中國革新勢力能夠團結一致；兩黨聯合無望後，宮崎則與革命黨人精誠合作，直到惠州起義功敗垂成。正所謂“回顧半生，隻是一夢， 而且完全是失敗的夢。追懷夢跡，痛恨難堪，惠州事件又失敗如此。”

       從一部《三十三年之夢》，能讀出來的不僅是中國革命的步履維艱，更有那早已湮滅無聞的革命情懷。悲觀之情縱然是溢於言表，但革命的念頭卻始終縈繞在宮崎滔 天的心中，理想的火花從未熄滅。後來如果沒有宮崎滔天，或許就不會有1905年中國革命勢力的大聯合。據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的記載，正是在他的引見 下，興中會的孫中山與華興會的黃興、宋教仁才得以相識，幾十天後即合力組建了中國同盟會。宮崎滔天也成為最早的會員。

       1911年12月30日，宮崎滔天出席了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祝賀宴會，親眼見證了中國革命的短暫成功。1921年，宮崎滔天最後一次來華，意圖協助孫 中山謀劃北伐，回國後於次年去世。孫中山聞訊後至為悲切，痛呼“中國人民失去一良友”。在中日兩國近世百年的恩怨糾葛中，能有宮崎滔天這樣一個日本友人， 為中國革命殫精竭慮，前後奔走數十年，真可謂是一段世界史上的傳奇佳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