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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自倫敦——
對埃及還有什麽好說的?犧牲了一個胡斯尼•穆巴拉克,卻保全了整個軍人政權。一個無力維持街頭秩序的“強人”早就沒什麽利用價值了。接著能否實現“民主”也還是未知之數。照巴基斯坦以及大多數穆斯林國家的情況判斷,“廉潔”的軍政府將取代腐敗的文官統治。
我懷疑大部分埃及人根本沒把西方所謂的民主放在政治議程的首位。甚至連那些大談民主的記者們也算不上其中的代表(即便是在西方國家)。他們就是 一群焦躁不安的蚊蟲,拿著紙筆和相機圍著全世界的危機地區嗡嗡亂飛。言論自由就是他們的骨髓,大規模抗議就是他們的命根子。這些人想要真實地報道這個世 界,隻可惜他們眼中的世界卻與普通人風馬牛不相及——記者們的生計要靠打亂“正常”生活來維係,因此他們常常刻意低估人們對法律和秩序(或者僅僅是秩序) 的渴望。
其實大多數人都能忍受相當程度的政治壓迫,比如秘密警察、嚴刑拷打和貪汙腐敗,隻要這個政府能提供安全和一點點的繁榮和公平就行了。否則無法解 釋穆巴拉克的獨裁統治為何能堅持30年之久。同理,在終結了智利軍事強人奧古斯托•皮諾切特16年統治的1990年公投中,即便皮氏手中握著數千條慘遭折 磨和殺害的冤魂,卻依然憑著一套鼓吹法律與秩序的綱領贏得了44%的讚成票。
大多數西方領導人想當然地認為這場革命是“向民主過渡”,他們希望在埃及看到這一幕,同時也寄望民主製度不會危及到埃及與以色列的和平協議。但西方民主中自由與秩序的結合——西方獻給世界的最珍貴禮物——是漫長曆史演變的產物,也是無法在短期內輕易複製的。
非西方的政治係統其實還是老一套:好的統治者可以高枕無憂,而壞統治者卻隨時可能被軍隊或民眾推翻。大多數非西方民眾都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統治者的個人品質上,而不是用製度來限製他的權力。我們所謂的民主抗爭其實隻不過是他們更換壞統治者的傳統方式而已。
但這一切畢竟帶來了變革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美國這個世界混局者的影響下變革的可能性。國際關係專家那種認為美國是個強權國家的見解根本就是個謬論。當然在短期內美國就跟其他強權國家一樣,它需要維護自身利益,也常常要支持某些臭名昭著的政權,但美國的長期目標則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重塑這個世界。
隻要是美國能插手的地方,它都會朝著自身願景而努力。而盡管麵對著中國崛起和越來越“多元”的國際體製,美國依然有能力去改變世界大多數地區的“現狀”,尤其是中東地區。
專家們經常會低估美國外交政策的擴張特性,因為他們慣於用舊世界的過時詞匯——征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來理解擴張這個詞。事實上美國並未試圖建立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帝國:美國是想將它所珍視的價值觀強加給全世界。
如果所有國家都擁有相同的價值觀,傳統的帝國主義就不合時宜了。雖然美國缺乏足夠的武力去將這種價值觀強加於人,但它顯然有能力去打破那些已經固化的狀況,一方麵利用“軟實力”(美式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另一方麵也通過對武力的傑出運用。
當年我是反對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那群人之一。如今我懷疑自己是否錯了。一部分入侵和占領行動顯然被美國搞砸了,並因此導致了過多的傷亡。但長遠來看,誰能否認這場入侵其實動搖了中東而不僅僅是伊拉克這塊大棋盤?
這也是我如此懷疑埃及這場發端於突尼斯,如今又擴散到其他穆斯林國家的街頭起義是否能簡單地被解讀為反對壞統治者的傳統示威形式。整個穆斯林世界都充斥著某種感覺,認為事態還有繼續擴大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那些年輕人當中(埃及8000萬人口中的大半數都在25歲以下)。當然這種感覺的來源可以追溯到美國入侵並暴力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往事。
在著名戲劇《浮士德》中,歌德讓神將惡魔(墨菲斯托,意為誘惑者)派往人間,振奮精神。他的意圖相當明確:“人們的精神總是易於弛靡,動輒貪愛著絕對的安靜;我因此創造出惡魔,以激發人們的努力為能。”
因此墨菲斯托更像是個小醜,美國也一樣,經常把那些昏昏欲睡的社會撩撥起來——這一角色從艦隊司令馬修•佩裏(Matthew Perry)於1854年打開日本門戶時就開始扮演了。如果我們依然抱有任何追求進步的夢想,這就是個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當今世界隻有美國能扮演之。中國人隻願意和那些持有相同觀點的勢力對話,但美國卻喜歡接近那些不同意它的人,並用自身的活力去感染之。
沒錯,美國對中東地區的幹涉同時也助長了伊斯蘭極端勢力,因為他們借著民眾對美國存在的不滿而不斷發展壯大。但長遠看來,未來是不會眷顧穆斯林兄弟會這些組織的。宗教這個魔鬼比山姆大叔的吸引力要小得多。而這些“兄弟們”遲早會麵對和所有惡魔同樣的命運。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為英國上議院議員,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