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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的帝國主義

(2011-05-05 11:42:31) 下一個

斯基德爾斯基:再生的帝國主義



本文來源於《財經網》  2011年03月25日



在財富與權力從西方向東方轉移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將伴隨著一些西方文明與其它文明體係的交融與妥協。現在唯一尚存的問題是,這一過程能否和平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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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曆史沒有最終的裁判權。全球性重大事件與權力的轉移帶來的是新的討論課題與新的詮釋。


五十年前,當非殖民化運動風起雲湧之時,沒有任何人會為帝國主義唱讚歌。那時人們認為帝國主義一無是處,無論是以前的帝國主義分子還是獲得解放 的殖民地人民對此都毫無異議。學生們在課堂上被灌輸的是殖民主義的恐怖,帝國主義國家是如何盤剝被其征服的殖民地人民。沒有任何人提到帝國主義所帶來的益 處。


然後,在20世紀80年代,一種修正了的曆史觀出現。這種觀點有很多新穎之處,而並非隻是把以往的任何一種看法改頭換麵後重新抬出而已。在美國 總統羅納德·裏根和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執政期間,西方國家(主要是英國與美國)已經為其殖民主義的曆史部分地恢複了名譽,不再為這段曆史而感到抬不 起頭來。殖民曆史結束後新生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失敗、暴力事件和政治腐敗等等越來越多地證明了這種觀點。


但是,使這些修正主義觀點占上風的決定性事件是蘇聯帝國的崩潰,這不僅使美國成了全球老大,而且從哲學的角度看,似乎證明了西方文明和價值觀要 優越於所有其他文明和價值觀。隨著歐盟擴大其邊界,接納了許多前共產國家的加入。如果可以用一句話來歸結這段曆史的話,就是說西方再次成為普世理性的化 身,有責任和能力來將其價值觀傳播到仍然處於蒙昧中的世界各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所著的《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證 明了這種勝利和曆史責任的感覺。


這種形勢為帝國主義(雖然他們仍然不願意使用這個詞語)掀起新的高潮奠定了基礎。這樣做勢必會影響到對老牌帝國主義的解釋,修正主義者現在頌揚老牌帝國主義向殖民地國家傳播了先進的經濟、法治與科學技術,否則的話,這些殖民地國家永遠不會得到這些益處。


在這些新一代的修正主義曆史學家中,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哈佛大學的尼爾·弗格森。他在其新著《西方文明與其它文明的比較》 (Civilization:TheWestandtheRest)一書的基礎上編輯了電視係列節目,這個節目剛剛開始在英國播出。在這部電視片的首集 中,弗格森出現在中國明代壯觀的古跡之中。明朝時的中國在15世紀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文明,其海軍曾遠征至非洲海岸。在此之後,中國(和“其它文 明”)開始走上了全麵下滑之路,而西方文明蒸蒸日上。


弗格森用“六大法寶”這種時髦的語言總結了這種逆轉的原因,這“六大法寶”分別是:科學技術、個人財產權力、醫藥、消費型社會和工作倫理。麵對 西方文明產生的這些獨門兵器,其它文明想要取勝那是一點機會都沒有。按照這種觀點,無論是新老帝國主義,它們都是在行善。因為帝國主義是將這些“法寶”傳 給世界其它地方的手段,從而使這些地方的人們能夠分享迄今為止隻有少數幾個西方國家獨享的進步果實。


可以理解,這種觀點並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曆史學家亞阿麗克斯·馮·藤澤爾曼(AlexvonTunzelmann)指責弗格森有意刪去了帝國 主義的肮髒一幕:澳大利亞的黑色戰爭;德國在納米比亞實行的種族滅絕政策;比利時在剛果的大屠殺;英國的阿姆利則大屠殺、孟加拉饑荒和愛爾蘭的馬鈴薯饑荒 等等,還有很多很多,無法一一列舉了。


但這種指責也恰恰是最容易招致攻擊之處。愛德華·吉本就曾經將曆史形容為幾乎就是一部“犯罪、罪惡與人類不幸”的記載。帝國主義的曆史肯定也是 這些記載的一部分。但問題是帝國主義是否曾通過黑格爾的“理性的狡計”(Cunningofreason)手段獲得逃避,使它們免於被載入曆史的恥辱簿 上。就連馬克思也以這個理由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的正當性進行了辯解。弗格森當然也可以為這樣一個命題做無害辯護了。


弗格森的表述中最易遭受攻擊之處是其缺乏對非西方文明的同情,將它們統統貶低為“其它文明”。這一點也恰恰是其它修正主義觀點存在重大局限之 處。隨著共產主義在歐洲崩潰而出現的“西方的勝利”顯然不是“曆史的終結”。正如弗格森必須知道的那樣,現今在國際事務中討論的主要議題都涉及到中國的 “崛起”,更廣義的是亞洲的“崛起”,還有伊斯蘭教的活躍。


當然,中國可能更願意用“複興”這個詞,而不是“崛起”,其目標是未來多元文化的“和諧”共處。但大多數人認為中國最近的曆史是一部“崛起” 史,而曆史上某些大國的崛起通常都伴隨著某些國家地位的下降。換句話說,我們可能重新回到曆史學家們在西方文明似乎不可逆轉的崛起之前所認定的,一種具有 公理性質的文明循環模式,他們之後產生了一種文明可以向著理性和自由不斷進步的直線式發展觀念。


歐洲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顯然都在走下坡路,但大多數歐洲人都被他們的高生活水準和無能政治家的自命不凡態度蒙蔽了雙眼,還興衝衝地把這些 當成是文明進步的表現。是中國人的儲蓄在支撐著美國人的大多數文明使命,這些文明推廣行動大受弗格森的讚賞。這種模式似乎已經很清楚了:西方文明正在失去 活力,而其它文明正在蓬勃日起。


本世紀剩下的時間將會向我們展示這種轉變是如何完成的。現今,我們大多數人還迷失在這場曆史陰謀中。例如,我們可能去想象一個擁有弗格森“法寶”的“西方世界”,但實際上西方已不再是主導因素了,美國隻能把接力火炬傳遞給中國,正如過去英國將接力火炬傳給美國一樣。


但在我看來,中國、印度和“其它文明”簡單地全盤接受西方價值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這樣做就等於是放棄了他們自己文明體係下的價值觀。在財富與 權力從前者向後者的轉移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將伴隨著一些西方文明與其它文明體係的交融與妥協。現在唯一尚存的問題是,這一過程能否和平進行。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是英國上議院議員,兼任英國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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