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防美國用隱蔽經濟戰襲擊中國

謹防美國用隱蔽經濟戰襲擊中國

 楊斌著作《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節選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點擊數：4412    更新時間：2011-5-17  

中國必須“防人之心不可無”

盡 管美國隱蔽經濟戰的淩厲攻勢，已橫掃全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但是，仍然沒有引起善良中國人的足夠警覺，許多人茫然不知美國謀求霸權的威脅，甚至盲目輕信西 方新聞媒介的誤導，將前蘇聯東歐和亞洲國家的不幸遭遇，統統歸罪於這些國家自身管理不善。人們閱覽廣為流傳的中國報紙雜誌，經常可以看到為美國辯護的論 調，例如，東南亞經濟危機根源是自身的弊病，在於政府過度幹預和“裙帶資本主義”，索羅斯為賺錢投機是天經地義的，“將經濟泡沫早日挑破”有何不好？更何 況“蒼蠅不叮有孔的蛋嗎”？“毛病出在雞蛋自身有孔，愛聞腥的蒼蠅何罪有之？”但是，按照“雞蛋有罪論”的邏輯推演下去，豈不是謀殺應該責怪被害人粗心大意，而謀財害命的狡猾凶手反而無罪了嗎？殊不知為索羅斯辯護的那些中國人，正是粗心大意、缺少心計的善良人，很容易成為狡猾凶手暗中謀算的目標。善良的中國人不相信“陰謀論”，他們惟恐這樣會重犯左的錯誤，憑白冤枉無辜的西方金融資本，不然國際貨幣基金為何提供巨額援助，幫助俄羅斯和東南亞國家呢？

 我 們不妨聽一聽知情美國專家們的看法。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薩克斯，曾經是國際貨幣基金委派的經濟顧問，前往俄羅斯東歐國家指導經濟改革。由於“休克療法”造 成了巨大災難，薩克斯也名譽掃地受到人們廣泛指責。亞洲危機爆發之後，薩克斯不再甘心繼續充當“馬前卒”，反戈一擊尖銳地批評了國際貨幣基金，他說“國際 貨幣基金精心粉飾自己在公眾麵前的模糊形象，打扮地像個超人向地球俯衝下來，撲滅金融危機的火焰。然而，仔細考察一下它的所作所為就會看到，這 個忠於正統金融理論的國際貨幣基金，隻關心西方債權人的利益，而無視債務國的利益，實際上經常是火上澆油。國際貨幣基金加劇了恐慌感，不僅由於它的可怕公 開宣告，還因為它開出的藥方――提高利率、縮減預算、關閉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不是迅速滅火，而是在劇院中喊起火製造恐慌”。［２２］

 查 默·約翰遜是美國加州大學的著名教授，他長期研究亞洲及日本經濟問題。當前在亞洲金融危機問題上，他對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持強烈批評態度，特別批評西方新 聞媒介歪曲亞洲危機起因，將其歸咎於政府幹預和所謂“裙帶資本主義”。查默深刻地指出，美國政府稱不應幹預市場寵愛企業，但為了維護美國金融資本集團的利 益，１９９８年美國聯邦銀行卻幹預市場注入巨額資金，挽救投機失誤瀕臨破產的長期資本管理基金，體現了美國式“裙帶資本主義的”虛偽性，導致美國提倡的新 自由主義在亞洲信譽掃地。他還指出，日本、韓國和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的真實原因，是誤入了西方脅迫推行的金融自由化陷阱，當前從日本、韓國到東南亞各國， 都在重新對金融危機的原因進行反思，醞釀采取同“華盛頓共識”相反的政策，恢複以前政府幹預經濟的成功經驗，包括恢複政府計劃部門和產業管製政策，對過度 投機瀕臨破產的私營銀行進行國有化，等等。［２３］

俄 羅斯改革失敗的慘痛教訓，也未引起中國人的應有警惕。早在前蘇聯發生社會劇變之時，許多中國人甚至還認為，俄羅斯的實力遠遠超過中國，現在又解放思想大膽 改革，必然將中國遠遠拋在後邊，倘若中國再不奮起改革追趕上，中國將會被俄羅斯消滅掉。盡管俄羅斯推行激進改革陷入困境，中國人仍然沒有察覺出其中奧妙， 絲毫沒有懷疑西方推薦的藥方存在問題，而歸罪於計劃體製頑固和改革不徹底。直到俄羅斯忍受近十年“短期陣痛”，不僅沒有複蘇反而爆發了金融危機，許多中國 人仍然主張類似規範化改革，絲毫沒有從前車之鑒中吸取教訓。即使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彼得·施瓦茨，公開撰著透露美國瓦解前蘇聯內幕，善良的中國人仍然 沒有懷疑美國陰謀，不少人反而積極貶低否定“陰謀說”，開脫甚至美國人自己也公開承認，已變成了“公開秘密”的“陽謀”。大概擔心人們心地過於善良不願懷 疑罪犯，彼得·施瓦茨在書中居然露骨地說，人們議論前蘇聯的突然全麵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仿佛調查一個人突然神秘死亡了，而粗心大意絲毫 不考慮謀殺，不懷疑存在預謀和病人吃錯了藥方。彼得·施瓦茨的洋洋得意、絲毫不加掩飾的言辭，仿佛是嘲笑那些仍在為凶手申辯的善良被害者，譏諷那些仍在為 有意開錯藥方的醫生辯護的倒黴病人。

法國《費加羅雜誌》於１９９９年７月份，刊登了一位前蘇聯的不同政見者的談話。２０年前這位前蘇聯作家季諾維也夫，曾因反對當局而被驅逐出境流亡西方。令季諾維也夫感到悲傷的是，盡管他反對共產主義的目標實現了，但是他看到俄羅斯也隨之被毀滅了。季 諾維也夫回答法國記者說，“我過去離開的是一個受人尊重的、強大的大國，現在重新見到的卻是一個被打敗了的、破敗的國家。蘇聯共產黨政權的崩潰並不是由於 國內的原因，這乃是西方曆史上取得的最大的勝利”。他還說，“俄羅斯的災難是西方所希望的，也是西方策劃的。我之所以這樣說，是由於我知道內情。我看過一 些文件和材料，參與過一些準備引導俄羅斯走向死亡的研究活動。我對此感到受不了，以至我再也無法生活在那個要消滅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的陣營裏了”。 ［２４］

中 國人曾經熟悉西方列強的“硬戰爭”，激蕩百年中“火與血”的洗禮，鍛造了中國人剛強不屈的性格，但是，他們還不熟悉西方“軟戰爭”的詭計，因為西方列強對 弱者從來刀兵相見，不懈於采用迂回曲折的權謀之術。今天，無數先烈英勇抗爭換來了勝利果實，成功建立強大工業擊敗了美國冷戰遏製，已迫使昔日強敵改弦更張 變換手腕，放棄冷戰遏製轉而采取緩和戰略。中國人缺乏攻擊性的善良天性，使他們容易寬恕原諒昔日的敵人，向往和諧國際關係而放棄應有戒心，將西方倡導的 “國際緩和戰略”，誤以為是“和平與發展的潮流”。殊不知，“緩和戰略”雖然是曆史的進步，標誌著美國“冷戰戰略”的失敗，為中國對外開放提供了機遇，但 是，正常交往背後仍然暗藏殺機，美國軟戰爭暗器的殺傷威力，並不亞昔日硬戰爭的真槍實彈。

美 國處理國際關係中的一貫作風，是尊重有實力和智謀的對手，而玩弄容易受騙上當的朋友。中國人天性善良“不存害人之心”，但是，也必須“防人之心不可無”， 因為，中國作為一個有國際影響的大國，必然威脅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圖謀，無法置身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無論憑借堅船利炮或“糖衣炮彈”，具有全球擴張 野心的美國都會找上門來。新 中國曾同美國爆發過兩次戰爭，反複交手不斷令美國遭到失敗。美國政府主動接近中國，恰逢越南戰爭遭到慘敗，中國持強硬反美立場之時，充分體現了美國的全球 戰略，從實用主義出發靈活善變，深謀遠慮而不計一時得失。但同時也說明，對於具有謀求全球霸權野心，如此精通權謀之術的美國，中國人實在是不可不防。

前蘇聯從未同美國發生過戰爭衝突，赫魯曉夫還曾高喊“和平口號”， 對美國百般討好大獻殷勤，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等人，更是崇拜美國的政治經濟模式，掏心至腹尊美國為良師益友，對美國可謂言聽計從並不斷退讓，但是，美國不 但沒有領俄羅斯領導人的情，反而利用其天真解除戒心之機，發動了凶猛的隱蔽經濟戰攻勢，仿佛長驅直入無人設防之地，盡情地摧毀其龐大工業軍事體係，轉眼間 將威風凜凜的前超級大國，破壞到滿目瘡痍慘不忍睹的地步。美 國對曾賣身投靠自己的朋友，一旦喪失利用價值也毫不留情，智利和巴拿馬的前獨裁政府總統，曾同中央情報局進行密切合作，今日也都鋃鐺入獄淪為階下囚，葉利 欽和丘拜斯大力推進私有化，曾指望將資產轉移海外以防不測，今天卻成為美國大肆宣揚的把柄，真是“狡兔死、走狗烹”。人們常說“落後就要挨打”，殊不知 “缺少心眼也要挨打”。

 

 

值得警惕的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所謂規範經濟理論和改革藥方，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也在開始在中國逐漸廣泛流傳開來。其實，舊 中國也流行過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但是，那時中國正飽受西方列強的掠奪壓榨，人們根本不相信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的神話，甘願冒生命危險閱讀違禁的馬克思著 作。解放後，人們對西方經濟學進行批判較多，忽略了辯證地借鑒其中的合理內容。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同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西方邀請了大批中國官員 學者進行訪問，美國操縱的各種權威國際經濟組織，向中國大力宣揚所謂規範化改革藥方，正常經濟文化交往的掩蓋煙幕背後，美國的隱蔽經濟戰對中國也構成了威 脅。

中 國人看不透美國的隱蔽經濟戰暗器，因為，他們熟悉的是西方列強的真槍真炮，以及美國冷戰的經濟軍事封鎖遏製，而這些戰略暗器是在美國冷戰失敗後，才被主張 緩和戰略的智囊謀士設計出來，同昔日真槍真炮的差別實在太大了。美國隱蔽經濟戰暗器的設計非常巧妙，用貸款、貿易、投資等經濟利益為誘餌，掩蓋著殺傷力巨 大的咄咄逼人鋒芒。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起步之時，人們不熟悉市場經濟和西方經濟理論，因此，采取了“摸著石頭過河”的謹慎辦法，重視在繼承原來體製優點的 基礎上，逐步引進市場調節和擴大開放，因此，美國的所謂規範化改革藥方影響不大。但後來隨著改革獲得了巨大成功，許多人采取了簡單的直線思維方式，將成功 完全歸於市場和開放，誤認為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方向，就是效仿西方的規範市場經濟模式，推行國際組織倡導的規範化改革藥方，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廣泛流 行敞開了大門。

 

１９９２年泡沫經濟的教訓。

善 良的中國人天性坦率真誠，不熟悉美國國際戰略的權謀之術，因此，受到“華盛頓共識”影響情有可原，的確，這一套規範經濟理論和改革藥方，不是由國際權威機 構所竭力推薦的嗎？我們深入考察中國改革開放的曆程，不難發現“華盛頓共識”產生的影響。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國選擇了堅持社會主義的漸進改革道路，實行 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有條不紊地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範圍，同時保持了重大比例關係的計劃調節，國民經濟實現了協調的順利發展，從宏觀上保證了企業的經 濟效益良好，國有、集體企業仍是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公有製企業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督和指導，因此，政府比較容易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及時調整經濟結構 並且糾正經濟失衡，協調企業利益矛盾和分工合作。但是，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的經濟過熱中，由於沒有正確總結中國的改革成功經驗，放棄了計劃與市場相結合 的原則，以及“摸著石頭過河”的謹慎態度，片麵地強調了市場和開放的作用，甚至把市場的盲目性弊端也美化為活力。從改革的指導思想上，某些經濟學家完全忘 記了馬克思的論述，甚至認為凱恩斯幹預政策也過時了，反而將西方時髦的新自由主義，當做了最新的規範化經濟理論，用來設計各種市場經濟轉軌的方案。

一 片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盲目熱情中，我國經曆了較大的宏觀經濟波動，出現了泡沫經濟的投機過熱現象。１９９２年開發區、股票和房地產熱中，占用和消耗了大量寶 貴資金，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占壓了數千億元資金，投機漲價還誤導了大量的盲目重複建設，各種經濟損失累計起來接近上萬億元。由於國有企業的資產總值不過 數萬億元，流動資產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經濟的損失仿佛‘人體失血幾分之一’，必然引起一係列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包括大麵積企業虧損和三角債危 機。私營、外資企業所占比重急劇增長，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削弱了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一 些著名經濟學家認為，１９９２年出現的不是“泡沫經濟”，而是“經濟泡沫”問題不大，但是，“經濟泡沫”的損失究竟有多大呢？，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國有企業 的全部虧損額為五百多億元，而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的“經濟泡沫”，兩年中就造成了數千億元的損失，比較國有企業十年的全部虧損，還要高出令人驚訝的十倍 以上！有些經濟學家認為，房地產是新興市場不屬於泡沫經濟，當前應炒作房地產、股市以刺激經濟，但是，正是這類新興市場的泡沫投機，誘發了東南亞國家的金融危機，造成了萬億美元的巨大的損失，由此可見，鼓勵炒作投機隻能暫時刺激經濟，而最終扼殺新興產業並導致經濟危機。

無 論是任何市場經濟國家，泡沫經濟過熱都會造成巨大損失，美國１９２９年的股票市場泡沫崩潰，不僅導致了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的大蕭條，而且社會動蕩還觸發了世 界大戰。美國大肆鼓吹新自由主義，脅迫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放棄了政府計劃幹預的成功經驗，結果泡沫投機泛濫爆發了金融危機，充分說明市場經濟弊端不 容忽視。人們常說中國的市場經濟不規範，但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規範市場經濟，仍然難以避免周期性爆發經濟危機，難道中國尚不成熟的不規範市場經濟，就具有防範經濟危機的特殊免疫力嗎？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泡沫投機造成數千億元損失後，仍然能夠安然無恙不出現連鎖反應嗎？

１９９３ 年，我國政府采取了正確的宏觀調控措施，及時遏製了泡沫經濟的繼續膨脹，但是，由於對市場經濟弊病的認識不足，沒有采取強有力的政府幹預措施，來矯正泡沫 經濟後遺症的連鎖反應。當前，中國麵臨的各種嚴重經濟困難，包括通貨緊縮和生產過剩，大麵積企業虧損和三角債，職工下崗和社會失業增加，同美國、東南亞泡 沫經濟破滅之後，呈現的各種病症如此相似決非偶然。中國人必須認識到，國際經濟組織倡導的新自由主義，以及自由市場經濟的神話，乃是殺傷力巨大的經濟戰暗 器，已經給拉美、俄羅斯和亞洲各國，造成了巨大的社會經濟災難，因此，中國今後設計經濟改革的方向，必須堅持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成功經驗，認真肅清西方宣 揚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充分重視市場經濟不容忽視的內在弊端，特別是泡沫經濟過熱的巨大破壞性，采取堅決措施糾正泡沫經濟的後遺症，避免市場經濟再次爆發周 期性危機，這樣才能防範美國隱蔽經濟戰暗器攻擊。

 

“價格改革闖關”的教訓。

如 前所述，西方倡導的“放開價格、管緊貨幣”，曾給俄羅斯經濟改革造成了巨大的災難。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國進行謹慎的價格改革獲得了成功，但是，後來西方 宣揚的價格改革藥方，也曾在中國廣泛流傳造成相當影響，如１９８８年的“價格改革闖關”，１９９２年的“悄悄的價格革命”，都產生了很大的負麵效果。改革 初期，由於“文革”的後遺症影響，中國麵臨著嚴重的物資匱乏，數千萬知青返城沒有工作，形勢遠比前蘇聯改革初期嚴峻。中國采取同西方規範藥方相反的辦法， 一方麵進行謹慎、漸進的價格改革，一方麵增加銀行貸款支持輕紡工業，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造，既增加供給抑製了通貨膨脹，又解決了數千萬知青的就業問 題。但後來，受到西方倡導的規範改革影響，我國一些經濟學家包括著名學者，也主張“放開價格、管緊貨幣”，全麵放開價格“一步到位”，１９８８年提出了 “價格改革闖關”口號，結果當年的投資規模雖然並不大，價格上漲預期卻導致了搶購風潮，人們紛紛提取存款銀行資金大量流失，群眾不滿也是誘發“六四”原因 之一。１９８９年政府被迫實行嚴厲的緊縮政策，壓縮基建投資規模以抑製通貨膨脹，市場疲軟導致產品大量積壓，國有企業虧損麵急劇擴大了兩倍多，引起了大規 模的三角債連環拖欠，幸虧政府及時全麵清理三角債，注入資金有效緩解企業資金困難，才避免出現類似俄羅斯的災難局勢。

 由 於受西方倡導規範價格改革的影響，人們沒有繼承漸進價格改革的成功經驗，吸取１９８８年“價格改革闖關”的教訓，１９９２年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熱潮中， 又再次搞了一場“悄悄的價格革命”，推出了以前爭議頗多的價格改革措施，一下放開了鋼材、建材等生產資料價格和房地產價格，價格盲目飛漲誤導了市場供求， 出現了全國炒鋼材、炒房地產熱潮，形成了“泡沫經濟”的膨脹，消耗和浪費了正常工業部門大量資源，僅鋼材的盲目進口就耗費了一百多億美元，國內冶金企業的 生產和效益均遭受了巨大損失，機械、建材、建築工業也陷入市場疲軟，房地產價格飛漲超出了社會承受能力，尚未充分起步就出現大量積壓，數千億元資金陷入了 呆滯狀態，誘發了泡沫經濟後遺症的連鎖反應。

 這 種形勢下，本來應該優先治理泡沫經濟的後遺症，政府應一方麵嚴格抑製泡沫投機，一方麵應大力扶植實質經濟部門，以補充泡沫造成的資源損失。但是，由於缺乏 經驗輕視了市場經濟弊端，人們沒有認識到泡沫經濟後遺症的嚴重性，反而推行了加重連鎖反應的市場改革。１９９４年的全麵放開糧價改革，加上１９９２年價格 改革的滯後效應，觸發了改革以來最高的通貨膨脹，政府被迫采取了嚴厲的緊縮政策，壓縮基礎建設投資和銀行貸款，為遏製通貨膨脹付出很高的代價，國有企業蒙 受了泡沫經濟損失後，又因物價上漲加重了生產成本，壓縮基建導致需求疲軟產品滯銷，緊縮銀行信貸加劇了資金周轉困難，再次爆發了大規模的三角債托欠，國有 企業陷入了嚴重的經營困難，效益急劇滑坡而虧損卻大幅度上升。兩、三年後好不容易控製了通貨膨脹，人們卻發現並未真正實現物價穩定，而是又陷入了通貨緊縮 的困難局麵，至今物價已經連續３０個月下降，出現了市場疲軟和普遍生產過剩，職工紛紛下崗社會失業迅猛增長。

 我 國價格改革正反兩方麵的教訓，值得我們進行深刻的反思。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我國采取了謹慎、漸進的價格改革，以及增加供給的相對寬鬆貨幣政策，既消除了物 資短缺的通貨膨脹壓力，又解決了數千萬知青的就業難題。但後來，受西方“放開價格、管緊貨幣”的影響，我國為“價格改革闖關”付出很大代價，蒙受了泡沫經 濟膨脹的巨大損失，經曆了從通貨膨脹到通貨緊縮的劇烈波動。當前，人們往往將我國麵臨的嚴重困難，歸罪於國有企業的產權製度不明晰，殊不知，這同西方改革 藥方的誤導有很大關係，難怪許多經濟病症同俄羅斯很相似，如三角債、企業普遍虧損和社會失業等。無論是俄羅斯或我國的經驗都證明，倉促放開價格容易造成物 價猛漲，單純緊縮貨幣存在較長滯後效應，不僅難以有效控製物價的上漲，而且還會嚴重打擊供給和需求，誘發大規模三角債和企業虧損，最終還可能矯枉過正導致 通貨緊縮。倘若改革初期，中國采取西方的價格改革藥方，不僅必然會出現惡性的通貨膨脹，嚴重威脅人民生活和存款安全，扼殺新興輕紡家電工業的發展機遇，還 會加劇當時嚴重的失業矛盾，遭到比俄羅斯更為悲慘的命運。

 如前所述，西 方推薦的“放開價格、管緊貨幣”，同德國戰後的成功經驗恰恰是相反的。事實上，幾乎所有國家的曆史經驗都證明，當國民經濟麵臨著重大困難的時期，無論是經 濟危機、戰爭和自然災害，還是經濟轉軌或結構急需調整的特殊時期，麵臨物資短缺或過剩的嚴重供求失衡，政府都應保持比較嚴格的價格控製，同時采取比較寬鬆 的貨幣信貸政策，一方麵遏製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危害，一方麵支持國民經濟迅速調整結構，擴大有效需求並且增加有效供給，消除嚴重的生產過剩或物資短缺， 增加就業機會並維護社會穩定。一 次大戰時期，西方麵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缺乏經驗沒有實行價格管製，物價上漲嚴重損害了廣大民眾，也給政府大大增加了財政負擔。二次大戰時期，羅斯福實 行動員經濟之後，聯邦銀行大大增加了貨幣發行量，但由於政府成立了物價管理局，物價穩定上漲遠遠小於一戰期間，不僅擺脫了長達十年的嚴重蕭條，消除了嚴重 的通貨緊縮和社會失業，而且工業企業獲得了充分資金，迅速調整結構實現了生產高速增長，保證了戰時旺盛物資需求和物價穩定。解放初期，我國麵臨著惡性通貨 膨脹和社會失業，政府加強價格管理打擊投機哄抬物價，實行了“三緊三鬆”的靈活貨幣政策，即消除了舊中國遺留的惡性通貨膨脹，還促進了國民經濟恢複時期的 高速增長，支援了“抗美援朝”戰爭的順利進行，通過迅速擴大生產消除了嚴重社會失業。鑒於俄羅斯價格改革造成的災難，西方蓄意歪曲真正的成功經驗，我們必 須保持戒心提高警惕，防範美國隱蔽經濟戰暗器的攻擊。

 

“科斯產權神話”的誤導。

如 前所述，西方宣揚的科斯產權理論神話，在俄羅斯付諸實踐已有近十個年頭了，不僅沒有促進企業改善經營提高效率，反而將俄羅斯變成了“強盜掠奪”的國家。美 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經說，“經濟學中沒有一個神話像‘產權神話’那樣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確，西方大肆宣揚的“科斯產權定律”，改革開放以 來在我國也獲得廣泛流傳，我國許多經濟學家形成了“產權崇拜”，他們認為“公有產權不明晰是根本矛盾”，認為“產權是繞不過去的關鍵性改革”。令人遺憾的 是，中國許多主張產權改革的經濟學家們，不願意正視“科斯產權理論”的神話，在俄羅斯改革中遭到慘痛失敗的現實，也不願意了解俄羅斯依照產權明晰思路，推行各種形式私有化改革的豐富實踐，完全不知道他們仍在主張的許多產權改革，已在俄羅斯充分實踐並且造成了災難性惡果。

有 些著名的經濟學家認為，當前改革應大力引進民間資本，股份製改造出售國有資產，不同於俄羅斯推行的私有化，後者是采取了“分”和“送”的形式，股份公司應 將國有股比重降低到３０％。有些經濟學家積極主張“產權改革”，但是，竟然不了解俄羅斯產權改革的基本情況。事實上，俄羅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對小型 國有企業出售拍賣，對大中型國有企業股份化。俄羅斯股份製改造的初期階段，曾以憑證形式“分和送”國有資產，後來則采取了各種形式出售國有股權，因此被廣 泛稱之為“貨幣私有化”。但是，事實證明，後來各種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惡果，甚至遠遠大於初期的私有化憑證分配，出現了政府和企業的腐敗領導人，紛紛利用手 中職權進行私有化尋租，以更加模糊複雜的產權重組形式，大肆野蠻掠奪將國有資產竊為己有，斯蒂格利茨稱之為“貴族強盜式掠奪”。

值 得指出，中國經濟學家主張的各種產權改革形式，俄羅斯推行私有化過程中都曾廣泛嚐試，包括出售國有股權和法人收購股權，銀行直接貸款給企業家購買股份，用 政府提供的企業抵押貸款購買股權，向國內外私人資本出售國有企業，破產兼並和各種產權重組，通過股市並購和多層次間接並購，各種持股基金會購買國有企業股 權，向企業經理廉價出售或贈送國有股權，等等。倘若按許多中國經濟學家的說法，俄羅斯也根本沒有推行私有化，因為，出售的國有資產變成了貨幣形態。但是， 這種產權改革造成了災難性的惡果，企業經理不關心改善經營提高效率，他們更關心通過複雜的產權重組交易，將資金轉移到完全屬於自己的賬戶，特別是更加安全 的海外私人賬戶上。由於種種原因俄羅斯的私有化企業，往往仍有３０％左右國有股尚未出售，但是，根本無法製止腐敗官員經理肆意掠奪。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我國的企業產權改革實踐中，也廣泛采取了上述出售拍賣和產權重組形式，各地推行股份合作製普遍強迫職工購股，還紛紛廉價出售或直接贈送國有企業，河南、山東等地為了“賣光國有企業”， 要求銀行貸款給企業領導購買產權，許多地方借公司改製和破產兼並之機，暗中侵吞國有資產和蓄意逃避銀行債務，也出現了種種“化公為私”的掠奪現象，造成了 國有資產和銀行貸款的重大損失，少數經理掌握了企業的控製權之後，嚴重侵犯廣大職工的各種合法權利，剝奪職工的工作、醫療和養老保障權益，造成了社會財產 和收入的兩極分化。正 如江澤民同誌在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講話中批評指出，“我們有的同誌也產生了錯誤認識，結果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現了某些偏差。我們的國有資產已達八萬多 億，這是屬於全國人民的財產。如果頭腦不清醒，隨意地加以處理，比如不加區分、不加限製地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並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 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

 盡 管出售國有股權不是直接“分或送”，但是，這種產權交易和重組的過程中，能夠為掌握權力的政府和企業領導人，提供大量暗中謀求私利的合法機會，創造出名目 繁多的“化公為私”形式，打著改革的高尚幌子進行強盜般的掠奪。斯茨格利茨總結俄羅斯的教訓時指出，各種形式的出售國有股權和產權重組，“表麵上雖然腐敗 也不那麽直接，程序比將國有資產直接送給朋友還要不透明，但實際上這兩者之間幾乎沒有什麽兩樣。由於整個程序被廣泛地認為是不合法的，這種“強盜貴族”式 的私有化使市場資本主義更加名譽掃地”。中國和俄羅斯的改革實踐都證明，產權改革非常複雜尚無成熟經驗，搞不好會產生不可逆轉的負效應，特殊利益集團特別 是腐敗官員經理，會有強大的謀私動力推動這項改革，國家和職工利益卻可能遭到嚴重侵犯，因此，我們不應輕信各種官冕堂皇的產權改革理論，而必須長期謹慎試 點反複觀察正負效果。

 值 得警惕的是，早在改革初期，美國就非常重視向中國推薦私有化改革，遭到中國領導人的拒絕之後，就采取各種形式包裝私有化，如將私有化改稱為社會化，主張通 過股份化和產權多元化，來隱蔽地、漸進地實現私有化。中央情報局曾積極讚助專家學者，研究如何在中國推行隱蔽的私有化。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一開始也 是主張國有企業股份化，但後來卻急劇地滑向了全麵私有化，其原因在於依據的“科斯產權理論”，從根本上動搖了人們對公有製的信心，的確，既然公有產權不明 晰而且效率低下，為何還要保留而不幹脆推行私有化呢？由此可見，科斯產權理論乃是美國攻心戰的利器，其厲害之處在於能夠“四兩撥千斤”，先從根本上動搖公 有製的經濟基礎，進而摧毀整個社會主義製度的大廈。

 我 國推行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必須以馬克思的產權理論為依據，徹底肅清西方“科斯產權神話”的影響。近代史上，舊中國早就有股份製、公司製企業，私營、外商 企業也遍布中國大地，但是，卻始終未能實現工業化挽救中國。正是所謂產權模糊的國有、集體企業，發揮公有產權的一係列獨特優勢，創立之初就向人民提供完善 的社會保障，迅速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完整工業體係。事實說明，國有、集體企業等公有製企業，正是挽救中國的“現代企業製度”。公有產權歸全體人民所有是非常 明晰的，新中國正是憑借這一獨特的優勢，才能形成團結全體人民的凝聚力，動員全社會資源投入關鍵性產業，建立強大的民用和國防工業體係，實現振興中國的艱 巨時代使命。

 事 實證明，全體人民所有的公有產權不僅能管理好，而且已創造了比私有產權更高的效率，正因如此，中國才擺脫了解放前的悲慘命運。至於進一步改善公有產權的管 理製度，應該是“明晰責任”而不是“明晰產權”，下放經營權的同時創新協調監督機製，這樣才能避免美國利用科斯產權理論，作為隱蔽經濟戰的厲害暗器，從根 本上動搖人們對公有製的信心，誤導產權改革滑向隱蔽的私有化。因此，我 國推行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中，必須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理論，而不是西方大肆宣揚的科斯產權理論，明確公有產權乃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優越於私有產權的明 晰產權製度，進行股份製、公司製改造的目的，乃是進一步發揮公有產權優勢，通過廣泛籌集資金促進社會化，鞏固和加快公有製企業的發展。《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一書還從企業動態演化角度，論述了公有製企業應遵循不同於西方企業的進化規律，這樣完全能揚長避短發揮自身獨特優勢，形成優越於西方股份製公司的嶄新企業製度。

股 份製、公司製改革的產權多元化，目的是吸收社會資金補充公有產權，而不是代替公有產權來搞私有化，這樣才能保證股份製、公司製改造，不滑向用多元化包裝私 有化的錯誤道路。因此，國有企業進行股份製改造過程中，絕不應該出售國有產權搞私有化，國有股權一般應保持絕對控股的地位，集權分權矛盾應通過完善經營責 任製，明晰政府與企業的責、權、利關係來解決，這樣既能保持政府計劃協調的優勢，又能調動企業靈活利用市場的積極性。相對控股的界限模糊、操作彈性很大， 很難保證有效的控製、協調和監督，製止股東、經理相互勾結掠奪資產，先通過各種複雜交易“化公為私”，然後再進一步“化大私為小私”，隱蔽地轉移到完全屬 於個人的腰包，俄羅斯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我 國的公司製改造試點仍然不理想，現在尚不具備大規模推廣的條件，強迫推行隻能用行政辦法“拉郎配”，違反經濟規律幹擾正常經營秩序。各種持股基金會難以形 成有效監督主體，正如俄羅斯、捷克的實踐所證明，各種投資基金比它們所擁有公司，本身還存在著更大的‘公司管理’問題，投資基金不僅難以完成監督的任務， 而且本身也是高度權力濫用的工具。由此可見，產 權多元化雖然有一定監督作用，但本身也會產生眾多複雜的問題，如暗中相互勾結掠奪企業資產，容易造成矛盾摩擦幹擾經營秩序，還有各種腐敗和濫用權利的問 題，因此，產權多元化吸收法人資金入股，隻能作為國有控股監督的必要補充，而不能代替國有股的協調監督作用，否則可能失去控製出現腐敗泛濫成災，重蹈俄羅 斯誤中美國的隱蔽經濟戰暗器，企業產權改革遭到慘痛失敗的覆轍。

 

各種宏、微觀配套改革的誤區。

美國倡導的“華盛頓共識”有 一整套改革藥方，除了全麵放開價格和產權改革以外，還涉及到財政、金融、外貿等等方麵。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文化和學術交流的日益擴大，美國也積極向 中國推薦、宣揚這些改革藥方。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我國出現了泡沫經濟的過熱，炒鋼材、股票、房地產熱浪費了大量資源，眾多國有、集體、三資和私營企業， 都因卷入了泡沫投機而蒙受巨大損失。這種形勢下，應該一方麵抑製泡沫經濟投機活動，一方麵采取相對寬鬆的財稅金融政策，以扶植遭到牽連的正常生產企業，彌 補其資源損失以防止出現負連鎖反應。美國１９２９年泡沫經濟崩潰後，胡佛總統曾采取緊縮的財政金融政策，結果打擊社會需求加深了經濟大蕭條，後來美國吸取 教訓采取減稅增支的辦法，來防止泡沫經濟後遺症的連鎖反應。但是，１９９７年東南亞爆發經濟危機之後，美國卻向東南亞提出相反的政策建議，實行緊縮征收高 額增值稅和所得稅，目的是打擊這些國家工業金融命脈，確保政府財稅來源償還欠西方的債務。１９９４年我國缺乏處理泡沫後遺症的經驗，也采取了嚴格的緊縮財 政金融政策，征收增值稅加重了國有、集體企業負擔，蒙受泡沫損失的眾多企業再次雪上加霜。政府實行財稅政策應考慮時機選擇，企業蓬勃發展時適當提高征收稅 賦，而企業困難時則應適當降低稅賦。國際貨幣基金稱積極向中國提供經濟建議，包括宏觀經濟和財政金融改革等等，我們必須對此采取謹慎對待的態度。

許 多經濟學家認為金融改革的方向，是將國有銀行改造成為商業銀行，大力發展股票證券金融市場，逐步推行金融自由化並與國際接軌。國有銀行經營應該更多麵向市 場，但是，銀行金融體係不同於一般產業部門，具有國民經濟的神經中樞的重要地位，能夠影響宏觀經濟形勢和產業結構，集聚廣大人民存款具有很高社會風險性。 因此，國有銀行改造成隻顧賺錢的商業銀行，將會喪失重要功能和增加社會風險，特別在國民經濟麵臨較多困難的時期，政府難以利用金融杠杆調節宏觀經濟，新建 政策性銀行設立的分支機構少，不具備充足信息和調節經濟的實力，將政策性業務同商業性業務截然分開，從理論上說可行而實踐中很困難。曆史上美國經濟呈現高 速增長的時期，往往是麵臨爆發戰爭威脅的時期，政府直接監督和調控銀行金融體係，提供大量長期低息貸款扶植工業發展，如南北戰爭時期和二次大戰時期，美國 經濟增長比平時快數倍之多，而沒有戰爭威脅的和平時期，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強調謀私的自由，銀行體係經常出現輕視實業的泡沫化傾向，一般每隔十年就會爆發周 期性經濟危機，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改善緩慢，由此可見，我們應該借鑒美國真正的成功經驗，而不是壟斷資本倡導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我國轉軌時期過早發育股 票證券市場，容易誘發類似１９９２年的泡沫投機熱潮，鼓勵商業銀行和眾多企業沉溺於投機，俄羅斯推行了銀行的私有化和商業化改革，大力培育股票市場並且開 放資本賬戶，大量資金流入泡沫投機加劇了工農業危機，改革以來沒有建立一家新工廠企業，令戈爾巴喬夫損失全部存款的大私有銀行，將全部資金都投入了股票、 房地產投機，金融全球化接軌加劇了掠奪資金外逃，仿佛是形成了經濟動脈的大出血，中國應該充分吸取俄羅斯推行銀行體係改革，以及金融國際化接軌的失敗教 訓。

１９９３ 年我國發生的泡沫經濟過熱，給眾多企業和銀行造成了重大損失，再次出現了數額巨大的三角債拖欠。但是，由於受到西方規範經濟理論的影響，許多經濟學家認為 政府不必進行幹預，應該由市場機製進行自發的調節，結果泡沫經濟損失產生了連鎖反應，通過經濟聯係形成了乘數擴大效應，三角債的蔓延使企業銀行背上沉重包 袱。東南亞泡沫經濟破滅後，國際貨幣基金提供貸款時附加了苛刻條件，規定必須放棄政府幹預的裙帶資本主義，任憑市場自發調節擴大惡性循環，三角債蔓延沉重 打擊了工業金融命脈，但是，美國卻對本國債務危機采取了相反態度，１９９８年長期資本管理資金瀕臨破產，１９９９年老虎基金投機失誤陷入困境，美國聯邦銀 行都動員巨額資金搶救，以免債務危機出現蔓延擴散趨勢，形成連鎖反應觸發金融體係崩潰，美國教 授查默將這種言行不一的行為，譏諷為“美國式裙帶資本主義”。１９９１年我國政府曾全麵治理三角債危機，將其列為當時的首要經濟任務，注入一定資金解開了 數倍的連環債務，迅速緩解了企業麵臨的嚴重資金困難，避免了出現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問題。一家破產的中型股份製企業經理說，１９９１年治理三角債曾幫助企 業度過難關，但１９９４年企業再次被三角債纏住，政府卻沒有出麵幫助解決困難，盡管１９９３年股份製改造籌集了資金，長期三角債拖欠令企業苦不堪言，勉強 支撐最終於１９９６年宣布破產。當 前，我們應繼承１９９１年治理三角債的成功經驗，采取果斷措施全麵治理三角債問題。市場經濟調節具有盲目性的弊病，經濟失衡積累必然反複引起三角債，盡管 每次誘發三角債的原因不同，政府都應采取果斷措施進行治理，及時防止出現乘數擴大的連鎖反應。即使是金融投機領域的三角債危機，美國政府尚且采取積極治理 的態度，更何況我國現在麵臨的三角債拖欠，很大部分牽涉到眾多正常生產企業。當前我國麵臨著通貨緊縮困難，單純增加貨幣供給不易見效，因為實質經濟的鏈條 受到了梗阻，清理三角債仿佛將資金注入“穴位”，實質經濟的鏈條重新獲得修複，注入資金成倍擴大促進“活血化瘀”，才能有效緩解通貨緊縮和企業困難。《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還更深入討論了企業債務問題，並提出了幫助減輕企業負擔的政策措施。

由 於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大蕭條造成失業危機，曾經觸發了社會動蕩和二次大戰浩劫，西方二戰後重建時期特別重視社會就業。但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美國為了推行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人為製造金融經濟危機破壞別國經濟，打擊維護社會中下層利益的工會組織，重新拾起了自由放任時代的陳詞濫調，鼓吹社會失業是不可避免 的無害現象，低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是不可兼得的，工會維護工人就業導致了效率低下，等等。隨著美國鼓吹的規範經濟理論的流傳，我國的社會就業政策也受到某 些誤導。近年來，我國對於就業問題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認為應不惜以失業為代價治理通貨膨脹，一種認為失業問題比通貨膨脹更為可怕，兩種觀點都受到西方不 可兼得論的影響，忘記了中國曾發揮社會主義製度優勢，成功地同時克服了通貨膨脹和社會失業。實際上，無論是通貨膨脹還是社會失業，都對人民利益構成了嚴重 威脅。解放初期陳雲同誌領導財經工作時期，曾采取“三緊三鬆”的靈活貨幣政策，一舉戰勝了惡性通貨膨脹和嚴重失業，改革初期我國曾采取增加有效供給的靈活 貨幣政策，再次成功克服了通貨膨脹和失業壓力。由於受到西方“放開價格、管緊貨幣”政策的影響，我國放開價格改革誘發了嚴重物價上漲，嚴厲緊縮政策又忽視 了社會就業問題，致使市場需求萎縮和企業開工不足，出現了生產設備和人員大量閑置現象，但是，經濟學界將此歸罪於國企產權不明晰，認為應該“減員增效”和削減社會負擔。近年來，一些企業大量減員暫時緩解了困難，但實際上卻將困難轉嫁給整個社會，社會需求萎縮加劇了生產過剩現象，通貨緊縮和企業效益滑坡也日趨嚴重。正如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所說，“單純地將工人從低生產率的就業，變成公開失業不能夠提高生產率。事實上，生產率會更低，因為有些生產率畢竟比沒有強。失業公開化是成本高、而無效率的過程，常常會展現出殘酷的薩伊法則，大量閑置工人造成的就業需求，形成資方強迫降低工資的壓力”。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時代，薩伊曾主張由市場調節自發解決失業，當時曾遭到了馬克思的嚴厲批判。這種旨在維護資本最大利益的主張，曾導致了社會動蕩和二次大戰的悲劇，現在再次成為美國壟斷資本的法寶，用來人為製造打擊別國的經濟危機， 東南亞和韓國的嚴重社會失業，大大加深了金融危機的危害程度。中國應繼承本國解決失業的成功經驗，絕不應轉而信奉西方的薩依法則，因為，這乃是自由放任資 本主義的野蠻政策，現在則是美國破壞別國經濟的戰略暗器。《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一書還以較多的篇幅，論述了我國應如何疏通國民經濟的“堵塞穴位”，有效 地解決職工下崗困難維護社會穩定。

 ２０ 世紀８０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保守思潮泛濫以來，美英鼓吹凱恩斯時代的大政府過時了，現在應推行“大社會、小政府”的政策，這種主張不是改革創新而是複古 倒退，不應成為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依據。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時代，西方國家的政府所占比重很小，政府既不承擔宏觀調控的責任，也不提供社會保障和福利服 務，但是，那時經濟頻繁爆發周期性危機，社會貧困和兩極分化現象嚴重，壟斷財團口頭上主張“政府不幹預”，卻毫不猶豫地操縱政府謀求私利，甚至不惜進行赤裸裸的軍事侵略，其鼓吹的所謂“大社會、小政府”，真實含義乃是“大資本、小社會”。二 戰後，政府承擔的社會責任大大增加，所占經濟比重也大幅度提高，恰恰是曆史罕見的“黃金時期”。有人認為，現在我國政府所占的經濟比重，達到了不合理的曆 史最高水平，但是，不應將現代工業社會的政府機構，同舊中國甚至封建朝代的政府相比，其依賴和服務的經濟基礎根本不同。解放初期和改革初期，我國的政府機 構發展非常迅速，有力地推動了當時的經濟發展，以及科學研究和文化教育事業。當然，我們應該注意控製政府機構膨脹，防止比例失衡和財政負擔過重，但從整體 上看，政府機構和服務範圍的不斷擴大，乃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需要，應該側重控製其適當比例和增長速度，而不應依據壟斷資本鼓吹的“小政府”主 張，大規模地削減政府機構和社會職能。英國撒切爾夫人大幅度削減政府，結果導致社會貧困人口大大增加，成為歐洲貧富懸殊程度最高的國家。一位西方學者曾指 出，即使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今天，西方國家的政府機構規模之龐大，也遠遠超過了前蘇聯的計劃經濟時代，美國公務員占勞動人口比重約為２０％，而前蘇聯的黨 政機構人員比重僅為１２％，中國大約有三千萬吃皇糧的幹部，占全體勞動人口的比重不到５％，占非農業人口的比重也不足１０％。當前我國麵臨通貨緊縮和市場 疲軟，削減政府機構必然導致需求萎縮，加劇已經非常嚴重的社會失業矛盾，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的時期，就曾大幅度地擴大公共部門的就業，因此，我國政府 也應采取“反周期”行為，在經濟不景氣時期增加政府就業，而在經濟過熱時期再適當進行精簡。我 國政府機構改革應采取增量調整辦法，而避免采取代價大的壓縮存量辦法，一方麵大力推動實質經濟領域發展，一方麵控製政府機構的不必要膨脹，促使政府改變監 督方式和服務方向，加強高層次社會服務和科研開發功能，適當降低政府的相對比例而不是絕對規模，這樣有利於緩和失業和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和防止寶 貴人才流失。我們應該吸取俄羅斯政府機構改革的教訓，俄羅斯驟然撤消了政府所有行業管理部門，缺乏監督加劇了經濟混亂和腐敗猖獗，由於俄羅斯社會混亂和貧 困人口劇增，私有化企業存在著嚴重的逃避稅收現象，俄羅斯的政府公務員數量反而大量增加，如增設救濟窮人的大量社會機構，維持社會治安的警察和稅務稽查人 員，等等。

 美 英右翼政府為了推行“世界保守革命”，扭轉二戰後爭取社會利益的潮流，還竭力貶低和攻擊社會保障製度，誣蔑其造成了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經濟滯脹，加重財稅 負擔超過了社會承受能力。西方攻擊社會福利和政府職能的宣傳，也對我國經濟學界造成了很大影響。許多學者認為國有企業麵臨的困難，也是提供社會保障和各種 福利造成的，認為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須甩掉社會包袱，他們沒有深入地考察西方國家的曆史，盲目相信了西方媒介攻擊社會福利的宣傳。實際上，正是二戰後冷戰壓 力下的社會改良，改善社會保障製度和收入再分配，才緩解了貧富差距增加了有效需求，出現了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德 國著名記者漢斯在《全球化陷阱》中指出，所謂社會保障製度造成負擔過重純係謊言，“德國的社會福利負擔絕對沒有爆炸性增長，１９９５年它在全部社會生產中 所占的比例比２０年前還要低”，統治階層貶低社會保障製度的目的，是為了恢複像以前一樣追求資本利益，“削減國家開支、降低工資、取消社會福利，這個綱領 到處成為歐洲各國政府政策的核心”。許 多中國學者認為，中國應效仿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模式，國有企業應將承擔的保障義務推向社會，但是，他們忽略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根本缺乏財力建立社會保障 製度，即使是西方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一旦放棄了政府幹預和計劃調節，不受約束的資本謀利的盲目競爭，必然導致經濟失衡和逃避稅收，這正是西方的社會福利 國家，因財稅來源短缺瀕臨崩潰的原因；中國解放初就能建立社會保障製度，正是依靠公有製的“船大抗風浪”的優勢，依靠計劃協調減少企業破產風險，倘若放棄 自身優勢盲目效仿西方模式，必然也麵臨發展中國家缺少社會保障的困境，重蹈西方社會福利國家瀕臨崩潰的覆轍。當前中國正麵臨通貨緊縮和生產過剩，企業單純 追求產權利益的改革措施，包括“減員增效”和“削減社會義務”，“破產廢債”和“產權重組”，從一個企業來看確實有利於擺脫困難，但從整個經濟來看卻會加 劇市場萎縮，甚至形成經濟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正如漢斯先生指出，“國際經濟組織捍衛資本自由的鬥爭，．．．．，盲目地適應世界市場的競爭壓力，必將把迄 今為止的福利社會，引入無法無天的社會反常狀態，摧毀其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從而導致社會福利製度瀕臨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