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場的墜落》
何帆 朱振鑫 / 文
在當今的經濟學界,最兼具實力派與偶像派氣質的經濟學家非斯蒂格利茨莫屬。他24歲即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26歲成為耶魯大學最年輕的正 教授,後來又轉戰芝加哥、哥倫比亞等頂尖名校。翻看近二十年經濟學的演進史,幾乎所有的重要突破都有斯蒂格利茨的身影。特別是他在80年代初關於不完全信 息和風險的一係列研究,為他贏得了經濟學界最權威的克拉克獎和諾貝爾獎。在象牙塔之外,斯蒂格利茨也是獨當一麵的風雲人物。從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到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再到聯合國貨幣重建委員會主席,他的經濟學有了更多“經世濟民”的機會。
一個時代的終結必定會成就這個時代的批判者。大蕭條成就了凱恩斯,“滯脹”成就了弗裏德曼,全球金融危機也必將成就斯蒂格利茨。作為一個凱恩斯 主義的忠實信徒,他注定是一個非理性繁榮時代的批判者。他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對金融危機的準確預言,直指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命門。斯蒂格利茨教授的這本新書 《自由市場的墜落》,既是他為上一個時代所撰寫的祭文,又是他送給下一個時代的序言和寄語。
本書的上半部分,主要分析了自由市場走向覆滅的過程和原因。斯蒂格利茨認為,雷曼兄弟隻是壓垮全球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自由市場的墜落絕不是任何一個時間點上的單個事件所能解釋的,最終的自由落體必須從踏上懸崖說起。
他認為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麵來理解這場危機的來龍去脈。
首先,傳統經濟學指導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出現了根本性偏差。1987年是自由放任主義失控的起點。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在任內表現完美,成功將 美國的通脹率由11%降到了4%,但裏根總統卻因為沃爾克過於保守而炒掉了他,轉而由格林斯潘接任。格林斯潘在任內一邊大開流動性閥門,一邊大肆放鬆監 管,為後來的互聯網泡沫和房地產泡沫埋下了隱患。當然,貨幣政策不足以唱完全球危機的獨角戲,財政政策也難辭其咎。布什政府錯誤的認為減稅是刺激經濟的萬 靈藥,但斯蒂格利茨認為,減稅隻會使錢更多的流入消費意願較低的富人手中,不會起到任何刺激需求的作用。再加上美國居民大肆借貸來支撐消費,這種建立在巨 額債務之上的過度消費無疑是一顆定時炸彈。
其次,微觀層麵上的監管和激勵機製偏失為危機創造了條件。越玩越興起的政客齊心協力推倒了金融市場最重要的防火牆-《格拉斯-斯蒂格勒法案》, 使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公司陷入了近親繁殖,市場的基因開始變異。上市公司長期以業績、股價來衡量的薪酬激勵機製,越來越忽視風險的管控,CEO們和 評級機構勾結在一起,不擇手段的擴張規模、偽造利好消息,資本市場不僅沒能藏富於民,反而使居民的財富隨著泡沫的破裂化為烏有。
在本書的下半部分,斯蒂格利茨的批判並沒有僅僅停留在政策層麵,而是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導致政策扭曲的現代經濟學。他認為,政策的出軌必定源自信 仰的錯位。經濟學家用錯誤的假設、僵化的方法建立起完全不切實際的經濟模型,盡管數理的演進讓其外表越來越華麗,但在時間麵前,“紙老虎”終會露出馬腳。
早在年輕時代,斯蒂格利茨就發現了由瓦爾拉斯所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存在致命缺陷,阿羅和德布魯在運用瓦爾拉斯模型證明“看不見的手”的有效性 時,依靠的是過於嚴格的前提假設,如市場參與者必須具備完全信息、市場上的商品和廠商必須同質等等。在現實中,我們無法實現如此完美的假設,因此“逆向選 擇”、“道德風險”等市場失靈問題層出不窮。
自由市場的墜落已經證明,市場並非總是有效的。一切建立在市場有效性之上的經濟學理論都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現實意義,相應的政府角色也應當重新 定位。如何界定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將是未來經濟學最大的挑戰。斯蒂格利茨還強調,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對於危機的管理和預防都必須建立在全球協作的基 礎之上,否則就會發生套利。羅格夫在《這次不一樣》中提到,“曆史不會重複,但卻總是驚人的相似。”全球經濟正暗流湧動。經濟學家能不能將經濟學的革命進 行到底?全球經濟會不會重新走上自由市場的懸崖峭壁?一切仍然未知,但唯一可知的是,斯蒂格利茨將會一如既往的站在峭壁邊緣,把迷失的孩子一個一個領回 來,做一個安靜的守望者。
作者分別為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