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離開那家隻工作了三年多的公司已經十幾年了，因為老板大衛幫過我一個大忙，近來我越來越希望能夠與他聯係上，以找機會表示一下。終於，原同事瑪格麗特幫我實現了這個願望，但得到的卻是個很意外的消息，想象中愉快地按通電話，先讓他猜猜我是誰，然後再發過幾張全家福的情景，沒有立刻發生。
原來他出事了，我需要想一想話該怎麽說。
跨入新紀元的那年金秋得到X酒店集團的工作機會，純粹是個事故。當時我因不習慣企業文化從原公司去意漸濃，所以經常上《芝加哥論壇報》瀏覽招聘廣告。那會聯係工作的主要方式是傳真簡曆，豆腐塊大小的地方，一次我看竄了行，給沒想申請的一個號碼發了過去。出人意料的是，幾天後我接到了電話約談。
我無意該職是因為雖然我財會和計算機方麵的資曆足夠應對，但並不具備其擁有兩年國際酒店集團工作經驗的要求。不過既然人家伸來了橄欖枝，我先將錯就錯接下來，因為無所求，反而比較輕鬆。那位甜美的女聲阿斯塔，我後來的頂頭上司，對我離職的理由很讚同，交談的結果，是她邀請我去麵試。
放下電話，我趕緊去查這家公司的信息，直覺告訴我，可能有戲。那是個別致的麵談，主審官是阿斯塔，Director，還有兩位男士，分別為Manager 和 Senior。也許是客服行業的關係，未來的同事都非常和善優雅，直言對我的背景無可挑剔。而對於我，最重要的，是公司願意為我申請綠卡。
最後阿斯塔帶我上了另外一個樓層，去見她口中的大衛 - 部門北美的大區老板。與慣常辦公室的布局截然不同，他居然背衝著門坐，寬大的皮椅上露出半截肩膀，挺括耀眼的白襯衫，以及一頭與年齡極不相稱的貝貝似的淺色金發。他聞聲轉過椅子，欠起高大的身軀，用同樣貝貝藍的眼睛打量了我幾秒，漫不經心地伸出手來握了握。
然後他毫無遮攔地告訴阿斯塔你決定吧，再沒興趣多說什麽。由於公司結構設置關係，CFO位缺，大衛名為Controller，實則集二職於一身。盡管我應聘的隻是個芝麻粒大的小Senior，他還是太傲慢了點，我猶豫了三天才接受，就是對這位大頭沒有好印象，擔心他難伺候。因為一旦遞上綠卡，等於賣給他們，我有期待，也有不安。
上任伊始，當我發現有選擇辦公室的自由，一間在大衛隔壁，一間在下層商務中心，奔兒都沒打就去了後者，想盡量避免跟他抬頭不見低頭見。
說到正事，我麵臨的是個亂攤子。這家總部瑞士、美洲分部剛從紐約遷來、並將與新加坡合並的公司，因為運用不同的會計製度，係統之間尚未聯網，金融財務方麵的活計堆積如山。我的桌上擺了三台電腦，一台連紐約，一台連芝加哥，一台連蘇黎世，腳邊還有一台連新加坡，縱橫交錯的電纜線，就好像《小靈通漫遊未來》裏描述的場景。難怪大家都那麽友好，是為有人來分擔而高興吧。
工作上的事情一筆帶過，總之用披星戴月都不足以形容那份辛勞。因為我每天從公寓門口乘車直抵市中心，紮入樓群後經由地下通道即達辦公室，早晨便開始惦記一天的活計，晚上仍想著還沒完成的任務，星星和月亮即使掛滿天空也沒時間抬一下眼，太陽就更難得一見了。
阿斯塔是位出生於非洲、在美國南方長大的中年女子，上等黑寶石般地美豔。她本人是位基督徒，但嫁了個穆斯林大學同學，男方為回中東接受家產，毫無預兆地不辭而別。大衛與她因工作關係相識多年，協助她離開舊地重新開始。但芝加哥的冬天讓她措手不及，加之工作壓力，造成她比較情緒化，在她手下一度挺難。
有一次她把東西算錯了，影響到一份綜合報表的結果，可她卻要求修改我做的那部分。我小心地提出異議，她非但不聽還指責我不懂合作，最終我忍無可忍跟她吵了起來，揚長而去。事後我難免惴惴，不料她卻向我道了歉，說大衛告訴她：“那中國丫頭敢跟你吵，一定有200%的把握”。
大衛隻在意我們源源不斷地提供出的他需要的數字。
酒店酒店，近水樓台，忙碌之餘，吃吃喝喝成為我們犒勞自己的最好方式。記得第一次是入職不久，在一間出名的西餐廳，大衛很紳士地為我倒上一杯酒，以彌補前日歡迎午餐的簡陋。喝酒是我的死穴，從來碰到酒局我就頭大，加上他一本正經的神色，更讓人緊張。他誤會了，吩咐服務生：“請換一種她喜歡的。”可惜每次他都忘，幸虧有其它酒鬼同事，總手疾眼快接下來，容我以果汁濫竽充數。
第二年初夏，我的綠卡申請如約遞交。盡管仍然忙亂，但心裏一塊石頭終究落了地。可惜好景不常，很快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
9月11日早晨，我像平常一樣來到公司，大衛的秘書、年近六旬的羅娜，情緒激動地衝過來，高聲驚呼紐約世貿大廈被恐怖襲擊了… … 我辦公室幾米遠的外牆上就掛有一台當時還不多見的薄型大屏彩電，腳踏質地柔軟色彩斑斕的地毯，耳邊回蕩著沁人的音樂，目光所及之處滿是橘色的燈光，千裏之外的慘劇讓我毫無概念。
正當我茫然地看著濃煙滾滾的畫麵，後來被反複播放了逾千萬遍的一幕出現了：視野中又鑽出一駕飛機，筆直地飛向雙子塔，桔紅的火球和烏黑的蘑菇雲一瞬間騰空而起，剛剛還亭亭玉立的南樓就像一個破火柴盒一樣被撕扯開了… …晃動的鏡頭、驚呼的記者、和徹底歇斯底裏的羅娜，看得我目瞪口呆。
我這時才了解到，羅娜看似白人，其實生於伊朗，兒時與家人逃到伊拉克，最後以難民身份落腳美國。她熟知戰火與殺戮，對祖國感情複雜，很敏感所為何人，難怪痛徹心扉。表麵看每個人都好好的，原來都挺苦大仇深的。
大衛聽著羅娜的哭訴，臉上沒有了那種捉摸不定的神色，為她端來一杯冰水，待她稍顯平靜後，示意一男同事叫來出租車，送她回家了。
那天之後的世界便不同了。首先美國的旅遊業陷入癱瘓，輻射到歐洲、中東，公司的營業一落千丈。禍不單行，接下來亞洲爆發了SARS，香港、新加坡、韓日、中國… … 集團旗下的生意全線告急，但維護那些龐大的不動產，卻是一分錢也不少花。
我自己的情形也急轉直下。一天下班前，阿斯塔進來關上門，說告訴你個壞消息。由於公司收入滑坡，員工綠卡申請全部被無限期凍結，換句話就是不能辦了，你考慮一下吧。
這簡直是個晴天霹靂，與親睹航班175引爆世貿大廈同樣驚駭，我一籌莫展，惶惶不可終日。更糟糕的是幾天後，人事部經理H不是打電話，而是派人來叫我去一下，我猜鐵定要被裁了，立刻想好晚上必須去女友小劉家吃飯。她隨丈夫來美國，沒下飛機就有綠卡，我都快流落街頭了，不蹭她蹭誰呢。
H麵露難色、擠牙膏般跟我解釋，綠卡停辦，本質就是錢的問題。除此之外凡她能做到的，一定盡力協助。我一下就聽明白了，轉憂為喜，馬不停蹄地聯係到一位華人律師。他收費合理，並安慰我不要上火，可謂峰回路轉。
我又恢複哼著歌的快樂模樣了。讓我意想不到的是，很久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才聽羅娜說起，大衛得知我的麻煩後，親自打電話給人事部門協商。不知對方說了什麽，惹得他大發雷霆，拋出了一句 “I don’t care! Get that Chinese Chick her green card!”， 摔了電話。
原來如此，難怪人事部經理那麽不自然。雖然我工作很勤奮，但也並非不可取代，居然是一直敬而遠之的大衛，為我爭來寶貴的機會，否則我不知還要走多少彎路。當大衛得知我自己付費後，依然不滿，認為隻在員工身上省錢並不公平。後來阿斯塔告訴他我其實因禍得福，私人律師辦得更快，他才哼了一哼。
另外我不知道，大衛背後總叫我The Chinese Chick。其實我早過了小丫頭片子的階段，隻是亞裔人的年齡他們猜不出來吧。
大衛除了身為賬房總管，也是酒店管理和並購方麵的專家，隨著經濟形式的好轉，他跟公司的摩擦也逐漸明顯。比如他反對大規模地兼並擴張，力主對工會態度強硬毫不妥協。在他看來，某些有著濃鬱歐亞背景的高層，對美國社會的理解存在偏差，故常使下麵的工作舉步維艱。
不久，一個意外造成了我不得不主動離職。那是內布拉斯加的移民中心出了錯，把包括我在內的一批本該終審的綠卡申請，作為結案的轉至他處存了檔，糾正的辦法是移交給地方移民機構來完成。這樣，我就有可能要接受一次麵談，屆時須提交在職證明，即無論如何此間我不能失業。
當一波可能裁員的消息傳來時，盡管依依不舍，為保險起見，我仍決定另尋他路。大衛給了我三個月的安全期，實際我隻用了兩星期就覓到下家，有工作許可的甜頭，終於頭一回被我品嚐到了。盡管裁員和麵談最終都未發生，我並不後悔，因為我做了一件彼時彼地最合理的事，與那段經曆就此別過。後來大衛也另謀高就，搬回老家的一所大城市去了。
新的公司屬於高科技類，完全是另外一種氛圍了。
但我與酒店的幾位前同事一直保持著聯絡，市場部的瑪格麗特就是其一。讓我驚訝的是，提到大衛，大家對他的評價都非常之高，認為我碰見這樣的老板運氣很好。而與我同批申請綠卡的人中，不是被迫離境，就是費力地調換工作，留下的也曆經曲折才調整成功。
瑪格麗特的發現是，大衛去年被以瀆職罪起訴了。
原因是，他擔任財務總監的某豪華酒店的資深運營者兼開發商，授意他挪用四十八萬美金公款，支付自己的房產稅。之前總經理因提出反對已被解雇，迫於對方位高權重，大衛違心地劃出了這筆錢。他有一對上大學的龍鳳胎。東窗事發後，他雖因配合檢方作證得到緩刑，但會計師資格被取消，若幹年內不能從事相關工作，對於他的年齡，幾乎就是永遠了。
記得多年前在那所普通的州立大學商學院讀書時，一次教稅法的老先生，因某話題有感而發，說過大致這樣一段話：大家以後當會計，要與金錢和上司打交道，總會看到不想看到的事情，陷入怎麽做都為難的境地。所以你們一要用好判斷力，二要自求多福。
回想起來，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大衛知法犯法，錯得不輕，不過他已經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我就不予評說了。他對幫過我的事一定早已忘記了，但補上當年從沒當麵說出的謝謝，還是唯一我需要去關心的。
2015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