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您簡短地告訴我一些你童年的事情。”這是我問過很多客戶的一個問題。我並不需要知道所有細節,我隻是想要了解那些模式從何而來。如果他們有現在的問題,那是因為造成這些問題的思想模式,在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控製他們了。
在我1歲半時,我的父母離婚了。我並不記得情況有多糟糕。我惟一還記得的可怕的事情是,一直在家操持家務的母親必須出去工作了,她把我寄放在別人家。我一刻不停地哭了三個星期。照看我的人對我的哭泣不知所措,我母親不得不把我領回家另做安排。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敬佩她,作為單身母親,她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可是後來,我得到的關愛不像以前那樣多了。
我的母親又結婚了。我一直不能確定,母親是因為愛我的繼父而再婚的,還是因為想給我們母女倆找一個家。這個男人在歐洲長大,在一個德國大家庭。他生性殘忍,沒有學過任何關於如何處理家庭關係的知識。我母親懷上了妹妹,這時,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突然襲擊了我們,我們發現我們的家陷入了暴虐的沼澤。那時我剛剛5歲。
雪上加霜的事情又發生了。就在那時,一個鄰居,我記得他是一個老酒鬼,強奸了我。我清晰地記得醫生的檢查過程,以及我作為主要證人參加的法庭審判。那人被判有期徒刑15年。我總是聽見別人在說:“都是你的錯。”所以在很多年裏,我都害怕那人被釋放以後會來報複我,因為是我把他送進了監獄。
我童年的大部分時期,都在忍受身體上和性方麵的虐待,外加繁重的體力勞動。我的自我形象越來越差,好像對我來說什麽事都不對勁。我開始在我的外部世界表達這種模式。在我四年級時,發生了一件能夠代表我那時的生活的典型事件。有一次學校舉行晚會,有好幾個蛋糕供大家分享。除了我以外,這個學校的大多數學生都來自舒適的中產階級家庭。我的衣著破舊,發型也很可笑,還穿著一雙拖遝的黑色鞋子,身上散發著每天吃的用於驅蟲的生蒜味兒。我們家永遠沒有蛋糕,我們買不起。我的一個鄰居大嬸每周給我10美分,在我過生日和聖誕節的時候可以得到1美元。那10美分被列入了家庭預算,而那1美元用於在“一角錢商店”裏買我的內衣。
因此,在學校舉行晚會的那一天,那裏有這麽多蛋糕,他們都在切它,他們之中的某些人幾乎每天都能得到兩三塊蛋糕。當老師最後走到我身邊時(我當然是最後一個),蛋糕已經沒有了。一塊兒也沒有了。
我現在能夠清楚地看到,我當時“已經深信不疑的信條”——我是沒有價值的、我不應當得到任何東西——驅使我站在了最後並且得不到蛋糕。這是我的模式。他們隻是我的信念的映射。
在我15歲的時候,我無法繼續忍受性騷擾,從家裏和學校逃了出來。我找到了一個宴會服務員的工作,這比在家裏時做繁重的體力勞動輕鬆多了。
由於對愛的極度饑渴和卑微的自我認知,我願意把自己奉獻給任何一個對我好的人;就在我剛剛過完16歲生日不久,我生下了一個小女嬰。懷孕的時候我就已經感到無力撫養她,但是,我能夠給她找一個良好的、愛她的家庭。我找到了一個沒有孩子又渴望擁有孩子的夫婦。我產前最後4個星期一直住在他們家裏。在我住院期間,我給新生兒起了他們家的名字。
在這種情況下,我沒有體驗到任何做母親的喜悅,隻有失落、罪惡感和羞恥。那段經曆成為我必須盡快克服的心理障礙。我隻記得嬰兒那不同尋常的大腳趾,就和我的一樣。如果我還能見到她,根據腳趾我就能夠確認是不是她。嬰兒剛剛出生5天我就離開了她。
我立刻回到家裏,並且告訴母親誰成為了下一個犧牲品。“你不會再這樣下去了,我要帶你離開這兒。”她跟著我,離開了10歲的妹妹和她的父親。妹妹一直是繼父寵愛的小寶貝。
我幫助母親找到了一份小旅館服務員的工作,之後為她安排了自由舒適的公寓,我感覺我已盡了自己的義務。我和一個女友一起去了芝加哥——三十多年裏再也沒有回故鄉。
在很久以前的那些日子裏,我作為一個孩子所體驗的暴力,在很長時間裏都讓我感到自己是多麽沒有價值,我所吸引的男人都是虐待我、經常打我的人。如果我將我的餘生用於斥責男人,那麽我可能還會得到相同的經曆。然而,通過積極的工作體驗,我的自尊心逐漸成長起來,那些男人也漸漸離開了我的生活。他們與我的舊模式相適應,即“我隻有被虐待的價值”。我不是在為他們的行為開脫,假如我沒有那樣的思維模式,他們就不會被我所吸引。現在,一個經常打女人的男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還有我這個人存在。我們的模式不再互相吸引。
在芝加哥做了幾年服務工作以後,我去了紐約,很幸運地成為一名高級時裝模特。即使是為著名時裝設計師做模特,我還是無法建立起自我價值感。這些工作隻是讓我更多地發現自己身上的缺點。我拒絕認識自己的美麗。
我在時裝界幹了很多年。我遇到了一位富有魅力的、受過良好教育的英國紳士,和他結了婚。我們去世界各地旅遊,遇到過皇室成員,甚至被邀請參加在白宮舉行的晚宴。盡管我是一名模特,並且有一個足以讓我自豪的丈夫,但是我的自尊程度仍然很低,這種情況一直到我從事心理研究之後才開始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