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和新年後，農曆新年也快到了。有國內的友人問起有否回國的計劃，倒讓我開始思考最後一次認認真真地過年是什麽時候。
最早有過年的印象，是很小的時候。那時候住在城中心母親單位照顧分的一間閣樓上。廚房就是門外走道的拐角。樓下就是母親上班的商店。雖然在文革中間，物質生活都不富裕，過年還是很重要的大事。大人們還是會給孩子們置些東西。最常見的是新文具，象印著梅花的鉛筆。如果能力允許，又有多的棉花票布票，爸爸媽媽，爺爺奶奶也會給孩子們做身新衣服，尤其是新棉襖。還記得女孩新衣服最常見的顏色就是紅，而男孩子多是深藍色。衣服上一般沒有什麽圖案，純色的多。
吃，照例是過年的重頭戲。我生長在西南的一個中等城市。由於是省會的緣故，人們的生活稍微好過一些，物資供應也稍微豐富一些。到了臘月裏，人們就開時拿著購物證去菜場買每家定量的木耳，黃花，肉，雞，蛋和豆製品。碰到好年景，還有些凍帶魚。當然肉和雞也多是凍的。新鮮的肉，活雞和新鮮蛋大概都屬於資本主義尾巴給割掉了。買了這些東西，爸爸媽媽會再拿著購糧證去糧店買糯米，或糯米麵。不記得湯圓芯是不是也要憑票供應，隻記得就算不憑票，也隻是很少的幾種。
隱約記得，預備年夜飯多是媽媽和奶奶的事情。她們把省下來的菜油和豬油都拿出來。就著有限的材料，能做上滿滿一桌的，我和妹妹平時吃不上的好菜。
到了晚上，一家三代六口人在飯桌前坐好。爺爺奶奶會高高興興地發壓歲錢，全是兩個老人特地去銀行取的新票子。一角的，二角的，偶爾有五角的。我和妹妹最大的嗜好，就是過完年後數我們放在一個小包裏的新票子。吃飯時，爺爺也會用筷子，蘸一點酒，點在我和妹妹的舌尖上。那酒也是喝散白酒的爺爺平時舍不得的瓶裝酒。
盡管家鄉盛產名酒。那時候有名的酒，家裏的人級別不夠，也買不起。到了過年，多是平壩窖酒，鴨溪窖酒，金沙窖酒。這些酒也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等到我後來長大了，再喝這些酒時，才能品嚐出其香韻。當時我和妹妹都沒這水平。看見大人喝的津津有味的，也要試試。不記得爺爺把酒點在我舌頭上時是什麽感覺，隻記得大人們一陣快活的笑。
電視是沒有的。家裏的半導體播的也都是革命形勢一派大好的消息。不記得過年吃年夜飯的時候，有誰去開收音機，也不記得有鞭炮和煙花。大概是吃完收拾好，爺爺奶奶才打開半導體聽的聲響。不用多久，就會聽到播音員報告全天節目結束的聲音。隨後響起的《國際歌》，就是我和妹妹該去睡覺的信號。
到了大年初一那天，街上的很多孩子們都不再穿釘著補釘的衣服。再困難的孩子們也會穿上平時不舍得的，被媽媽洗得幹幹淨淨的稍微象樣一點的衣褲。腳上也不再是漏出大拇趾的步鞋。換上的有時會是一雙白球鞋。對我們來說，那時的白球鞋，就象今天的耐克一樣，有一雙是很有麵子的事情。
穿戴整齊，吃過湯圓，就該去拜年了。這是我很喜歡幹的事，尤其是去外婆家。象很多人家一樣，過年這幾天，外婆家有幾個盤子是一直放在外麵的。有炒的葵花，瓜子，花生，有各樣的糖果。大人們托去上海出差的同事朋友帶回來的上海糖也在裏麵。和平時不同的是，那幾天我和妹妹可以敞開了吃，而不用擔心母親吃糖長蛀牙的嘮叨。
後來，形勢趨於穩定。通過一係列的熟人關係，從部隊院校轉業的父親不用再去蛋禽站出板報,又回到教書的行當，在當地一所師範學院當上了數學老師。我們家也隨後得到了師院分配的兩間房。
這學院就在山腳下，地方比城中心寬多了。隨著文革的結束，生活在很短的幾年裏有了很大的變化。過年也就熱鬧多了。
印象最深的，是樓裏的孩子們年三十晚上在樓前的平地上放煙花爆竹。那時候在學校裏男女同學不講話的，稱為男女界線。然而這界線也隻限於學校。到了大年夜，孩子們就在一起，把所有的煙花集中在一起，一個一個地放。還記得當時的一些比較常見的煙花，象什麽茶花香，海螺，夜明燈，衝天炮等等。如果哪個小孩有葡萄花，宮燈花這一類少許貴一點的種類，那是很讓人羨慕的。等到心不甘情不願地在大人的催促下回到家裏吃年夜飯時，就會不斷地提起，巴巴的希望明年大人也會給自己買這些東西。
男孩子的遊戲會多一些。因為除了放煙花，還可以放炮仗。膽子小一點的，是把炮仗放好，拿黃紙或蚊香做的火去點點。一旦引信開始冒火花，他們多是扭頭就跑，再躲在牆後，等著聽那一聲響。膽子大的，會把炮拿在手上。點好火後，丟到天上上去。聽到的是一聲爆響，看到的是一刹那的火光，聞到的是炮仗爆後的硝煙味道。如果問起來，那時候的男孩子，大概都幹過甩炮仗和用炮仗炸土塊，炸稀泥這樣的事。
那時候，要如果讓孩子們放鞭炮，那是舍不得的。放炮的樂趣，就在於一顆一顆慢慢地放。一下全放光，對大人來說，可以是氣派。對孩子們而言，除了耳朵生疼，實在是沒有任何意義。記得父親第一次給我買炮仗，是一小版二十響的紅炮。當時我正在做作業。從外麵回來的父親不聲不響地把炮放在我的麵前。我趕緊做完作業，連謝都沒有說，就跑到外麵去樂了。可是，等到我小心翼翼，一顆一顆地把炮放完以後，心裏卻有一點可惜的感覺。真地希望那不是二十響，而是一百響，兩百響。
憑心而論，進入八十年代後，中國人的生活是越來越好。桌上的食物變化最快。市麵上有新鮮肉，蛋，雞，鴨供應了。糧食不再定量了。那山城過年甚至有活魚了。八十年代初調回軍校教書的父親也不用從安徽往回帶醃過的魚了。我從上海帶的鬆糕也有賣的。逛年市也開始讓我頭暈了。比方說，除了服裝玩具外，賣各樣的食物的攤販就是一家挨著一家。光是湯圓芯就有好幾家，每家又是好幾種，每種又是幾大盆。那時候，除了靖江假藥外，人們也不擔心買到是人造食品。
年夜飯開始豐富，年夜的節目也多了。到了年三十，家家戶戶急急忙忙吃完年夜飯後，除了父親和母親要收拾杯盤碗筷，大家都會坐在高高低低的板凳上，看著9吋或12吋的黑白電視機，等著中央台自1984年就開始主辦的春節聯歡晚會，等著李穀一，侯寶林，薑昆，袁世海。在歌聲，笑聲，喝彩聲中，聽著外麵時不時響的炮響，等著全國人民一起喊：“十，九。。。。。三，二，一，新年好。”
與日漸豐富的年夜飯，年夜節目相比，大年夜在外麵玩的孩子們是越來越少。等到我上了大學，家裏搬到了獨門獨戶的房子，門上加了幾把鎖，門外又加了鐵門後，年夜能聽到的，就隻剩下震耳欲聾的鞭炮，和電視裏聲嘶力竭叫喊的春節晚會主持人的聲音了。
等到二十七歲去國，過年就隻是電話，網絡以及和一群同在異鄉為異客的遊子小聚而已。盡管在教會，在團契裏每年都有春節的聚餐，中國年卻好象不能挽留的歲月，漸漸遠去。
雖然在春節期間，法盛的商家都會披紅掛綠，讓我們多多少少感受到節日的氣氛。在唐人街還有傳統的遊行，舞龍，舞獅，一些機構也會借機搞些團拜的活動。近年來，隨著華人和華人文化影響力的發展，政客們也開始利用春節爭取華人的好印象，以得到更多的選票。春節也就越來越熱鬧了。
然而，再怎麽熱鬧，也還是少了過去那種淳樸的，原汁原味的，年的感覺。過年也就隻能是遙遠夢中的事。就連最後一次認認真真過年是什麽時候，也想不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