嗬嗬
嗬嗬
1965年6月，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文物》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從王謝墓誌出土論〈蘭亭序〉的真偽》一文，之後《光明日報》做了轉載。
該文認為，從當時南京出土的王謝墓誌（晉代）來看，《蘭亭序》失去了晉人慣用的帶有隸書筆意的筆法，因此斷定它不是晉代遺留下來的作品。
其次，從文章的內容來看，其作者是在王羲之所作《臨河序》的基礎上加工而寫成的。
因為文章前半部描寫歡快之情，寫得很流暢，後半部突然悲痛起來，這與晉人達觀以及王羲之本人性格大相徑庭，故值得懷疑。
再者《蘭亭序》的開頭，“歲在癸醜”的“癸醜”兩字，也有問題，郭認為是後人加上去的。
根據以上情由，郭推斷《蘭亭序》乃是一贗品，並非王羲之的作品。
郭文發表後，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高二適看了，不以為然，於是寫了一篇《〈蘭亭序〉的真偽駁議》要與郭沫若爭論。
該文的觀點認為，唐初各大書法家如歐陽詢、虞世南等都在學王帖，而唐太宗也酷愛王之書法，我們沒有理由否定唐初書法家的鑒別能力。
其次，若以東晉書法當接近於隸書，而《蘭亭序》卻是行書，因此就懷疑《蘭亭序》非晉人之作，這是方法論的錯誤。
王字本身有發展過程，它脫胎於舊時代而又高於舊時代，向行書方麵發展，故能稱之為“書聖”，其理由即在此也。
再者，從美學的觀點上看，《蘭亭序》書法、文思之瀟灑、飄逸，與東晉士族的風貌也相吻合。
綜上所述，高文堅持《蘭亭序》仍為晉代王羲之手筆，並非後人之偽作，其論點與郭文針鋒相對。
高文寫好，寄出被退回，沒有哪家報刊敢於登載。
原因是當時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年代，所反對者又是學術界之泰鬥，且郭文中又援引當時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的觀點為同調，這更是令人談虎色變了！
高在一籌莫展之時，想起了在重慶時的詩友、老前輩章士釗，而眼下又是他們文史館係統的中央文史館的館長，於是向他求教，把文稿寄給了章士釗。
章看了高文，深表同情，並在來稿上略有改動，退回表示願意為之幫忙。
第二次高二適將文章改好後，直寄章士釗並請他推薦給毛澤東“評鑒”，求之“得以公表”。
章再次收到高文後，即於7月16日寫信給毛澤東，向他推薦高文，並介紹了高二適的情況，希望能夠得到發表，章函雲：
潤公主席座右。茲有讀者江南高生二適，巍然一碩書也（按碩書字出《柳集》）。專攻章草，頗有發明，自作草也見功力。興酣時並窺得我公筆意，想公將自瀏覽而喜。此釗三十前論文小友，入此歲來已白發盈顛，年逾甲子矣。然猶篤誌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誌主帖學革命，該生翼翼著文駁之。釗兩度細核，覺論據都有來曆、非同隨言塗抹。郭公扛此大旗，想樂得天下勁敵而周旋之。（此論學也，百花齊放，知者皆應有言，郭公雅懷，定會體會國家政策。）文中涉及康生同誌，惺惺相惜，此於章草內為同道。該生來書，欲得我公評鑒，得以公表，自承報國之具在此，其望雖奢，求卻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權下文治昌明之效，釗乃敢冒嚴威，遽行推薦。我公弘獎為懷，惟望酌量賜予處理，感逾身受。端此藉叩
政綏
章士釗 謹狀
七月十六日
該生致釗書附呈，不須賜還。
毛澤東看過章的來信和所附高二適的文章後，次日即複函給章士釗說：
“……又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誌讚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柳文》上部，盼望寄來。”
同日，毛澤東也給郭沫若發去了一信，內雲：
郭老：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複章行嚴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頌安吉！並問立群同誌好。毛澤東1965年7月18日
章信、高文留你處。我複章信，請閱後退回。
關於《蘭亭序》的真偽，因論辯雙方都拿不出足以駁倒對方的充足證據，故沒有最後結論。
在毛澤東的親自關懷和支持下，《光明日報》和《文物》雜誌均先後刊載了高二適《〈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一文和影印的手稿。郭沫若針對高文發表了《駁議的商討》和《〈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兩文，與之辯論。
爾後，高二適也再次寫了《〈蘭亭序〉真偽之再駁議》一文，回敬郭沫若。
由於領導上的重視和鼓勵，在全國學術界很快呈現出了一片“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一霎時從中央到地方的報刊均刊登了有關《蘭亭序》真偽的論文。
當時參加爭論的學者，除郭、高二位外，有龍潛、啟功、於碩、徐玉森、趙萬裏、史樹青、沈尹默、高承祚、嚴北溟等人。
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流傳至今的晉代王羲之所寫的《蘭亭序》是真的還是後人之偽作。
前者為肯定派，以高為首；後者為否定派，以郭為首。
兩派爭論不休，因雙方都沒有充足證據，故此爭論，最後也沒有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