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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恩博士是著名的國際投資銀行家和公司戰略家。他還是作家、編輯、學者、科學家、私人投資家和慈善家。庫恩博士現任花旗集團執行董事，專職負責並購、公司重組、財務戰略和資本運作。另外他還擔任庫恩基金會董事長，該基金會動作文化、教育、科技和人文項目。>>詳細內容 |
連載：江澤民傳 出版社：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作者：羅伯特·勞倫斯·庫恩
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1)
1926--1943年 “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
1926年，農曆虎年，此時的中國處於一片風雨飄搖之中。雖然距清王朝被推翻和民國建立已有15個年頭了，但是各派軍閥及一些政治派別仍在和國民黨政府爭奪主導權。與此同時，東麵的日本正在磨刀霍霍，令人擔憂。就在這一年，在上海西北方150英裏以外的大運河邊的古城揚州，一個男嬰降生了，他是一對名叫江世俊和吳月卿的年輕夫婦的第三個孩子。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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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位領導人靠的不僅僅是他本人，”江澤慧，江的妹妹，後來回憶道，“它還涉及一個家庭的曆史與文化背景。如果不理解有關江主席的三件事，你就無法理解江主席：他的家庭傳統、他的文化根基以及他的革命背景。‘三哥’（我一直這麽稱呼江澤民主席）成為國家領導人並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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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7歲以前，江澤民隨家人一起住在揚州田家巷的一座大宅子裏。田家巷位於非常富裕的東關區內，毗鄰大運河。田家巷得名於明朝後期，當時此地一戶姓田的人家有一名才貌雙全的少女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做了皇貴妃（據說她精於圍棋）。
江家的宅第是一座中間帶有天井的傳統中式大院，房子上麵有著精美的石刻，房子裏麵擺滿了書籍和藝術品。這樣的一座宅子甚合江澤民的祖父江石溪的心意，他是一位學者和生意有成的商人。此外，他又是一名中醫、詩人、音樂家、政治激進派和熱誠的民族主義者。盡管在江澤民隻有7歲的時候，江石溪就去世了，但他的價值觀和信念對他的家人卻有著深遠的影響。江澤慧評述說：“我們家可以說是書香門第，一貫致力於學習求知，並酷愛文學藝術。我們家在讀書做人方麵的良好家風，一直是代代相傳的。”
江的祖父在住所裏收藏了豐富但並不昂貴的古籍字畫。他能演奏許多種樂器，包括琵琶，他還喜歡唱歌；他愛好中國象棋，也經常在揮毫潑墨中自得其樂。但他最喜歡的還是做詩。“我們的爺爺是一位了不起的詩人，”江澤慧說，她和她那位著名的兄長長得非常像，“我有一本爺爺的詩集，裏麵的詩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令人難過的是，原來的墨跡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風暴中被毀掉了。”
江的祖父的生活也不時過得很艱難。在清朝末年發生的一次饑荒中，他的兩個兒子夭折了。雖然他行醫深受尊敬，但並不足以養家糊口。1919年，他在49歲那年棄醫從商，進入了一個他還十分陌生的天地。他當時的行為就像中國人時下所說的“下海”。他加入了大達（或叫做大運河）航運公司，不久便成為該公司駐揚州的代表。在這期間，他把家搬到了江澤民後來出生的那座舒適的宅子。
“我的祖父不是地主，也不是資本家，”江主席在時隔80多年後解釋說，“但是他受過教育，有文化，而且非常有才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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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家的宅子裏不乏書香、音樂、藝術和有關政治的討論，江澤民正是在這裏逐漸培養起一生對這些事物的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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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7歲那年，祖父去世了，終年63歲。經濟上的窘迫使江家搬到一個較為破落的地區，但是對他們來說，精神上的損失要遠遠大於物質上的損失。祖父一直是一個精力充沛、很有影響的人。盡管他後來從商，但他不曾放棄對文學藝術的興趣———他在藝術界和學術界有很多朋友———並始終以不斷磨礪自己的書法技巧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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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要力爭上遊，但同時要謙虛謹慎。到他祖父去世的時候，他已經在遠近聞名的瓊花觀小學上學了，這所小學離他家隻有20分鍾的步行路程。學校的課程設置兼顧了現代和傳統兩方麵。其中，傳統課程部分圍繞四藝———文學、音樂、書法和中國象棋———開設，這些都成為江澤民為之鍾情一生的愛好。——————
也正是在這裏，他養成了對音樂經久不衰的熱情，學會了演奏各種各樣的樂器，包括竹笛、鋼琴和二胡。後者是一種起源於一千多年前的隻有兩根弦的中國樂器。幾十年後，當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因腦力不濟而無法演奏時，坐在聽眾席上的江主席突然起立走上舞台，他要過了二胡，在一把椅子上坐定，拉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曲目
中國的古典文學構成了江澤民所受啟蒙教育的核心。每天———甚至在江還不到上學年齡之前———他父親就要他背誦唐宋名家的經典詩句，這當中充滿了睿智的雋言和實用的忠告。
此外，江澤民還接受了大量的書法訓練，與他所受的古典文學教育可謂相得益彰，這種書寫中國繁體字的藝術，把語言概念和視覺概念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雖然中國台灣和香港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繁體字，但中國大陸在1949年以後已經改用一種簡體字。不過，時至今日，江仍在使用繁體字，並經常用繁體字為一些他所支持的機構或活動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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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學入學考試的一部分，10歲的江澤民寫了一篇文章支持張的行動。江家是一個頗有政治覺悟的家庭，江澤民從孩提時代起，就已經明白他應該站在哪一邊。他考進江都縣立初級中學時，入學考試成績位列前10%的學生中。1937年夏天，他轉入揚州中學就讀，該校當年在江蘇全省1800名考生中隻錄取了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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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時，江背誦了許多中國古典詩詞，其中不少他到老還能倒背如流。他很欣賞生活於8世紀的唐朝詩人杜甫所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江曾引用過這首詩的最後一節，這也是中國詩歌中最為人稱道的詩作之一：“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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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直很喜歡愛國主義詩文。在公開場合和會議中，他都曾提到明末學者顧炎武的名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還經常講述宋朝丞相文天祥的故事，文拒絕向外敵投降並寫下了下麵兩句膾炙人口的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江還曾講起宋朝名將嶽飛，他那首動人心魄的民族主義詩歌———《滿江紅》，使他的英名永垂不朽：“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後
江還漸漸愛上了俄羅斯文學和西方文學。他閱讀了許多譯著，包括《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悲慘世界》。後來，擔任國家主席後，他在出訪途中常去向他心目中的文學大師致敬。在俄羅斯，他參觀了托爾斯泰的故居；在法國，他專程前往馬賽，參觀了大仲馬當年創作《基度山伯爵》的地方。在揚州中學時，江還涉獵了美國文化。他研讀了托馬斯·傑弗遜和亞伯拉罕·林肯的演說詞。時至今日，他依然能背誦出《葛底斯堡演說》，這在1986年他擔任上海市長時曾令四座皆驚。
“我受過三種教育，”江有一次曾總結說，“第一種是中國哲學，尤其是孔孟之道。從上小學起，我就開始背《三字經》。我所受的第二種教育是資產階級教育，特別是西方科學。我所受的第三種教育是馬克思主義教育。”
“我們江家有一大家子人，”主席的妹妹江澤慧回憶說，“我們所有人———祖父母、他們的四個兒子兒媳、一個女兒女婿以及他們的孫子女———都住在一起。沒有人分家單過。”
像這樣一家人住在一起，會使人想到中國人常說的“大家庭”。在這樣的大家庭中，親情紐帶關係往往是既複雜又深厚的。江澤民雖然是這個家中的長子江世俊和他的妻子吳月卿所生，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卻屬於整個家族。
“當然，這樣會顯得有點擠，但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有很多好處，”江澤慧說，“爺爺把自己對文化的熱愛傳給了自己的子女，甚至也傳給了三哥和我這一代，就好像對文學藝術的愛好已經被植入了我們的基因。在爺爺的子女當中，像我父親、我大伯和我七叔都在古典文學和詩歌方麵造詣很深。我父親是第六個兒子，而我的大伯是長子，也就是江澤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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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38年，也是虎年，”她開始講述道，“江澤民那年12歲，也就是說三哥比我整整大一輪，我們都屬虎。我出生在奶奶家裏，在長江的一個小島上。那時，日本人已經打進來了，整個中國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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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新四軍一個師的師長、後來做過中國國防部長的張愛萍統率的兩支部隊對盛子瑾管轄的國民黨統治區形成夾擊之勢。江上青建議盛與共產黨人組成抗日聯合陣線。
初次見麵，張愛萍和江上青就一見如故。張一眼就認出了戴著墨鏡的江，但他還沒來得及叫“上青”，江已經招呼他“愛萍”了。在場的其他人還以為他們是老朋友。張愛萍隻比江上青大一歲，而且他們有相似的興趣和經曆。他們的口音不同，但有著同樣的抱負。他們討論了爭取盛子瑾的策略，是否要一個扮紅臉一個扮白臉，還是兩個都扮紅臉。最後，由於實際上已處於包圍之中，盛子瑾無法拒絕他們的“提議”。
同年6月，江上青中了一夥國民黨士兵的埋伏並被抓住。這夥士兵的頭目朱世林，以前是土匪，他對盛子瑾懷恨在心，因為此前在盛發起的一場剿匪戰鬥中，朱的兄弟被打死了。當朱發現江上青是盛的政務秘書後，便命令手下處死他。然而，他的上司及時插手阻止了他，並下令釋放了江；前者隨後與江上青握手告別。
當他的下屬脫險而歸之後，盛子瑾大大鬆了一口氣，並擺開宴席以慶祝。在宴席上，江上青發表了講話，他發誓將為抗日大業戰鬥到底，甚至不惜流盡身上的最後一滴血。7月29日，盛子瑾一行在開會的歸途中再次遭到伏擊，這次伏擊他們的是一股地方民團。這時太陽剛下山，江上青在前麵帶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一陣彈雨從所騎的白馬上擊中倒地，壯烈犧牲，年僅2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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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他的大哥江世俊（也就是江澤民的父親） 給予了他最重要的榮譽。江上青身後留下了兩個幼女，但卻沒有兒子。中國傳統文化非常講究孝道，而延續家族血脈與祖先崇拜則是其核心。由於女兒將加入丈夫的家族，這些義務就必須由兒子來完成。江上青這一房的香火眼看著要就此斷絕了。
在傳統中國文化中，沒有兒子是讓人無法接受的，以至於人們找到了一種變通之道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一個人有幾個兒子，而他的兄弟又死後無嗣，他便會把自己的一個兒子過繼給他的兄弟家。江世俊沒有猶豫。他和他的妻子吳月卿，把他們的兒子江澤民過繼給了江上青的遺孀王者蘭。“我希望這個孩子能夠繼承他父親的遺誌，”江世俊在過繼儀式上說道，“向萬惡的敵人複仇。”那年，江澤民1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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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11歲之前，我唯一記得的就是無盡的貧窮饑餓，”江澤慧回憶道，“家裏沒有多少糧食，有時根本連一點兒吃的都沒有。但我們是個有骨氣的知識分子家庭，不管我們有多窮，家裏始終重視學問和文化。不管是學校教育還是家庭教育，我們都非常重視。我們都因此才能夠健康成長。”
隨著抗戰進入白熱化，大家庭中的生活變得日益艱難。江澤民的學業被迫中斷，江家的男人們都去打仗了，家裏的生活十分拮據。每個人都被迫外出找工作，甚至連婦女都必須出去打工。江澤民的養母來自一個相對富有的家庭，以前從未工作過，但是，像家裏的其他人一樣，她也竭盡全力地幫助養家。
婦女們很快學會了適應她們的新角色。作為最年長者，江澤民的生母吳月卿當起了一家之主。雖然出身農家，她卻受過良好教育，熟知古典文學、詩歌、現代小說和曆史。另外，她在和外界打交道的時候還十分沉著幹練，這在當時還被看作是“男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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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全家都是革命者，”江澤慧指出，“我的父親、叔伯，甚至還有江澤民的大哥江澤君，他們全都出去參加了革命，既打日本侵略者，也打國民黨。”
當學校在1939年底複課時，戰爭已在江澤民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根據日本殖民當局的規定，日語成為學校的必修課。盡管江每天都上日語課，但他卻總是勉強及格，對像他這樣一個具有良好語感的孩子，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反常。多年以後，他為自己成年後未能學好日語而感到遺憾，卻從未後悔過少年時代的倔強。江主席說：“要不是那時我是被迫學習日語的，今天我的日語就會講得好一些。”但那時，他卻從英語學習中找到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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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負有心人。江在中學裏出類拔萃，幾乎各科成績都是優秀，盡管他最喜歡的還是理科。受到家庭傳統的熏陶以及叔伯們的訓導，江繼續下象棋、練書法、作畫和唱歌。他在樂器演奏方麵很有天賦，演奏鋼琴、吉他、笛子和二胡的技巧日益進步。
1943年春，江澤民從揚州中學畢業，準備離家求學，此時距離他17歲生日還有兩個月。在江蘇最負盛名的高等學府———南京中央大學，有一個空缺正在等待著他。在那裏，江將養成自己的兩大愛好：科學知識與政治活動。此時，抗日戰爭即將進入尾聲，一個新的時代即將拉開它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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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1947年 “我是一個愛國者”
江澤民是南京中央大學機械電子係當年錄取的8名學生之一。他與該係的其他3名新生合住一個寢室，他是他們中間年齡最小的一個。“我對江澤民的第一印象是，他還隻是一個少年，他真的非常年輕，比一個孩子大不了多少。”他當年的室友童宗海回憶說。童當時19歲，是4個人中年齡最大的一個。“但是我們很快發現，他絕對不是我們的‘小弟弟’。”
“我們的初次交談是關於我們的家鄉和家庭，”童宗海說，“他讓我覺得很自在。我感到我能夠信任他。”
大學生活使他們部分地遠離了戰爭所造成的混亂。6年前，日軍侵入並強占了這裏的大片校區，將它改建成一個軍營。“這裏所受的屈辱實在是太多了。”童若有所思地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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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軍投降，這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終於宣告結束。中國學生個個興高采烈。他們盼望著一個光明的未來，但是當國民黨政府對久受忽視的高等教育開始予以關注時，結果卻是災難性的。9月26日，國民黨發布一項政令，名為《淪陷區大學學生重考程序》。在日本統治下存在過的所有東西都被貼上“漢奸”和“非法”的標簽，包括所有位於敵占區的教育機構。
教育部宣布，抗戰期間，在這些學校修得的所有學分一律作廢。所有的大學生都必須重新參加考試，都必須上“政訓”課，在課上，學生必須研讀蔣介石的文章———《中國之命運》，並要在此基礎上寫出一篇2萬字的心得。如果他們不去上課，就畢不了業。更有甚者，他們都必須參加一次“甄別考試”，當局將根據考試成績決定他們夠不夠格繼續學業。就算他們通過了這一考試，他們還得分別參加所學各科的考試，以證明自己是否有資格拿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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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童的主意，江還指出了另外一個問題。“這種‘偽學生’的身份，”他繼續說道，“不僅僅是我們幾個才有，還有很多學生也跟我們一樣。我們必須為所有人找到一個解決方法。”
“至於我們所受的教育，”江澤民分析說，“把我們所學的知識說成是‘非法的’毫無道理。‘合法的’和‘非法的’知識到底有什麽區別？知識根本就不能被分成‘合法’或‘非法’。知識要麽是對的，要麽就是錯的。科學就是科學，這沒有什麽可說的！我們沒有做錯什麽。”盡管還不到20歲，江沒有向壓力低頭。他能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麵進行抽象思維。直到這個漫長的世紀結束，這種才能一直都讓他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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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南京淪陷時期的中央大學被拆散。江澤民和童宗海都進入了上海交通大學（據說該校擁有全中國最好的工學院），但當他們初來上海交大時，隻能住在臨時宿舍內。
“他們不知道該拿我們怎麽辦，”童說道，臉上露出心滿意足的微笑，“因為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在搞學生運動時積累了許多與政府談判的寶貴經驗，我們讓南京的教育部很是頭痛。也許，這就是為什麽他們要把我們轉送到上海的原因。”
戰後上海的生活比在南京還要艱難。由於貨幣管理不善、貪汙受賄、政府內部派係鬥爭以及內戰再度爆發等，物價飛漲。而在沒收敵產的幌子下，腐敗官員為自己大肆搜刮錢財。他們利用已經垮台的偽政府中的賣國賊為自己謀取私利。抗戰勝利後，中國人民曾希望國民黨能重建一個廉潔的政府，但事與願違，許多國民黨官員的貪婪嘴臉在人們麵前暴露無遺。他們追求所謂的“五子登科”———房子、車子、票子、女子和（金）條子。
為了養活自己，江澤民利用少得可憐的課餘時間到上海青年會開辦的夜校去教代數和三角學。他還給富家子弟做家教。當時，聯合國一家救濟機構向特定人群發放救濟品，大學生也符合申領的條件。依靠領來的奶粉、麵包和舊衣服，再加上自己的教書所得，江勉強維持了生計。
在整個抗戰期間，學生們對國民黨政府的厭惡日益加深。江澤民從大學時代就結識的摯友王慧炯還記得當時的反感。“我和江澤民都是在同一個背景下成長起來的。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壓迫國家。國民黨政府把中國共產黨當作他們的頭號敵人，而把我們的真正敵人，日本人，當成了次要敵人。這一政策激怒了許多愛國群眾。”
在一次訪問上海時，蔣介石遇到了一大群學生，抗議政府宣布他們的學分無效。許多參加示威活動的學生，包括江在內，都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盡管他們的學分已經得到恢複，但他們卻仍然為那些沒有如此幸運的其他大學的學生進行抗議。1946年3月，請願學生取得了勝利。由於意識到學生的示威活動不會減退，國民黨政府命令教育部改變了它的重考政策。
這次鬥爭是江澤民第一次參加由共產黨公開領導的抗議活動。從那時起，他就成為學生運動的中堅力量。1945年12月，當1名教師和3名學生在昆明因為反內戰而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後，江協助組織了一場示威活動。雖然參加示威的群眾大多是工人，但學生們卻最為鬥誌昂揚，他們不停地呼喊口號直到嗓子沙啞。在追悼大會上，一個接一個的學生走上講台，許多人眼裏噙滿淚水，憤怒批判國民黨發動內戰和野蠻鎮壓學生運動。國民黨秘密警察一直監視著示威活動，當他們開始抓人的時候，學生們四散而去。
“江澤民邀我參加了這次示威，”童宗海回憶說，“因此，他覺得應該為我的安全負責。當警察撲過來的時候，他把我拉到一邊說，‘你自己先走，或者和兩三個人一起走。不要再跟著大隊了。直接回學校去。我們不要再見麵。’因為我們是朝不同的方向跑的，秘密警察無法去跟蹤所有的人。江澤民不僅是個出色的組織者，他還非常關心同學的安危，同時他很懂得怎樣去進行街頭鬥爭。”
1個月後，江成為一場示威活動中的學生領袖，這場示威足以顯示當時的形勢有多複雜。這場所謂的“反蘇”示威運動，表麵上看起來僅僅是要表達中國人的愛國熱情，但實際上卻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所進行的政治角力的一部分。為了拉攏民眾，國民黨試圖借煽動反蘇情緒來挖中國共產黨的牆腳。國民黨大打“愛國牌”。他們說，蘇聯隻不過是列強之一，試圖控製中國、掠奪中國的土地並竊取中國的財富。
這場運動的導火索是一個叫張莘夫的政府官員，他在和一群蘇聯工程師爭奪中國東北一家工廠的控製權時被殺。這家工廠原為日本人所建，廠裏的先進設備也是日本人安裝的，日本戰敗以後，工廠被遺棄。在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蘇聯軍隊進軍中國東北，隨後開始和中國人搶奪戰利品。張莘夫就是在試圖阻止蘇聯人運走工廠裏的機器時被殺的。
國民黨把蘇聯人描繪成與中國共產黨人有瓜葛的外國入侵者，企圖為鎮壓共產黨製造一個口實。對於共產黨員和他們的同情者來說，這隻是一個拙劣的花招，但隨後發生了不祥的變化。他們得知，國民黨組織者計劃煽動群眾去破壞俄羅斯人擁有的《時代日報》所在的大樓，並洗劫附近的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大多數人並沒有看出國民黨的幕後動機，”童說，“他們出於愛國熱情參加了示威。”
包括江澤民在內的一群支持共產黨的學生，明智地決定與其阻止這場反蘇抗議活動，不如加入其中，再設法改變它的進程，因為中國老百姓已經被“張莘夫事件”刺激起來了，強加阻止是不可能的。這樣，他們在表麵上是在支持國民黨政府，但實際上保護了共產黨的主要盟友蘇聯，使其免受損失。
大約3萬名學生和其他群眾參加了張莘夫的追悼大會。隨後，龐大的遊行隊伍通過了上海鬧市區，向外界展示他們高昂的愛國熱情。但是在抗議者抵達《時代日報》辦事處和蘇聯領事館之前，兩大群看上去十分忘我的學生出現在兩棟建築物所在的街道兩頭，阻塞了交通。後麵蜂擁而至的示威者實際上無法靠近報館和領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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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頭的國民黨人被搞迷糊了。他們根本擠不過去，而擋住他們去路的學生似乎又是支持這場示威的（其實這些學生的真實意圖是要保護蘇聯的機構）。人群越來越擁擠，後麵的抗議者不知道前麵的情形，隻能不停地叫喚，“走啊！走啊！出什麽事了？”但在呼喊了一些口號之後，大多數示威者失去了耐心，紛紛湧向旁邊的小巷。蘇聯的設施保住了。
“表麵上，”童宗海在回憶起這一事件時評述說，“我們學生響應政府的號召，支持了
這種策略後來為江澤民終身依賴。這一計劃就像中國功夫裏的一個妙招，一下子化解了巨大的力量，而不是去硬碰硬。50多年後，江澤民又一次以這種方式化解了中國民眾對外國人的怒火———但這一次的外國佬是美國人，而江已是中國國家主席。
1946年春，當教堂的鍾聲響徹校園時，江澤民正與張公緯在散步———張是江3年前在南京參加“清毒運動”時認識的。在江的同學中，張公緯是他的密友之一。作為江的同鄉，張早在揚州時就聽說過書香門第的江家，聽說過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壯烈犧牲的事。張是受中共地下黨支持的學生會的副主席，頗有職業革命家的風範。
盡管談笑風生，看上去無憂無慮，但他們對他們所戲稱的“偽學生運動”卻久久不能釋懷。在那場運動中，張是“總指揮”，帶領著3000名學生和教授衝進火車站，強征了一列火車到南京向國民黨政府遞交他們的請願書。他們清楚地記得他們是如何呼喊口號的，“科學不偽！”“求學不偽！”他們還記得早前在南京舉行的清毒示威遊行中，他們如何在孫中山的銅像前肅穆地佇立，哀悼這位中華民國的締造者。
1946年4月，江加入了共產黨，此時距他20歲生日還有4個月。他的入黨介紹人是王嘉猷，從南京到上海，他們一直是同班同學。上海處於地下的中共黨組織的力量和人數正不斷壯大，吸引了不少學生加入進來，其中幾位後來成為中國政壇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高級領導群體中的顯赫人物。
同年6月23日，大約5萬名來自超過300家單位的學生、教師、職員和勞工在上海北火車站集合，從這裏出發舉行反內戰、要和平的遊行。共產黨組織的這次集會遊行，標誌著從4月以來所發生的一係列日益激烈的政治活動達到了高潮，盡管這些活動的公開目的是爭取和平，但共產黨的真實用意是要在與國民黨爭奪民心的鬥爭中贏得優勢。到6月底，反戰抗議活動開始把矛頭指向國民黨，指向二戰以來一直是國民黨盟友的美國。
然而，對江澤民的兩個妹妹來說，這位年輕的革命者始終是一個玩伴。江澤慧對她哥哥的最初一些記憶也始自這一時期。1946年夏，江返回揚州老家過暑假，兩個小妹妹便吵吵鬧鬧地吸引他的注意，要他展示一下力量。
“他伸開兩臂，與地麵約成45度，”江澤慧回憶說，“然後讓我和姐姐一人抱住他的一隻胳膊。我哥然後把我們兩人吊了起來，直到他的手臂與地麵平行。”
兩個興高采烈的孩子就像樹上的猴子一樣掛在他的手臂上。江澤民一直保持著這一姿勢，“像個體操運動員那樣，”江澤慧回憶說，“他真的對自己的膂力感到很自豪。”
江澤民也在政治上增強自己的力量。他已經深深地涉足政治，甚至開始讓自己的家人也卷入了在當時是非法的活動。王嘉猷代表南京的共產黨組織，詢問江是否願意幫助他們的老友厲恩虞（他曾領導過“清毒運動”）。作為組織過多次運動的共產黨員，國民黨正在通緝厲，他需要轉入地下並找到一個安全的落腳點。江澤民毫不猶豫地提出讓他躲到自己的姨媽家去。
厲恩虞以江澤民表弟的家庭教師的身份搬了進來。江和厲已經3年沒有見麵了，但兩人在共同事業中所結成的友誼卻絲毫未減。厲向江介紹了許多進步的革命著作，兩人經常交流讀書心得。他們尤其喜歡看的一本書是1934年出版的艾思奇寫的《大眾哲學》，毛澤東在撰寫他的名篇———《實踐論》和《矛盾論》時就曾參考過這本書。厲恩虞是江澤民眼中的“老大哥”，對共產主義的思想體係有廣博的認識，他幫助江提高了在政治理論方麵的修養。
江澤民還幫助厲恩虞維持生計。當時整個國家正麵臨著經濟災難，而厲又不能拋頭露麵，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有時，兩人會和江的姨媽一起吃飯；另一些時候，江會分給厲一些他從聯合國機構領來的救濟品，或者用自己的教書所得買的一些簡單的食物。厲恩虞在江的照顧和保護下生活，直到1948年11月共產黨即將取得全國控製權時為止。
在以後的歲月裏，厲恩虞成為南京中學的校長；“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受盡折磨，直到1975年才獲得平反。1978年，他死於癌症。非常令人遺憾的是，他沒能親眼看到他曾經向之傳授共產主義理論的年輕人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的總書記。1998年7月，厲逝世20周年之際，江主席專門撰寫了一篇文章《憶厲恩虞同誌》。
“江澤民請我到他姨媽家去見厲恩虞，”童宗海說，“因為他想幫助我進步。江澤民總是鼓勵他的朋友求知上進。這是非常機密的事情，如果我不是非常值得信任的話，江澤民是決不會邀請我的。通過江澤民的介紹，我也和厲恩虞成為朋友。我們3人時常談論人生、信仰和道德，有時也討論共產主義理論。在這個方麵，我把江澤民看作是我在思想上的良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