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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傳》背後的真相 《江澤民傳》作者打破沉默與葉永烈筆戰 圖

(2013-01-20 05:50:27) 下一個


《江澤民傳》背後的真相 圖
—— 真實的江澤民(11)

阿波羅新聞網2012-11-30訊】

編寫了《江澤民傳》的庫恩

《亞洲周刊》刊載了傳記作家葉永烈寫的“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一文,披露了其中的內情和寫作的前後經過。葉永烈說,2001年3月12日,他接到北京的長途電話,自稱是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某辦公室Y先生,有要事相談。葉即趕往北京,被告知將與美國人庫恩一道共同寫作《江澤民傳》,由於這是一個很敏感的任務,以“001工程”作為代號。現在庫恩想找一位中國作家合作,葉被當局物色為第一人選。

葉文中說,Y先生談了寫作《江澤民傳》的緣起,說目前海外出版的各種各樣的《江澤民傳》很多,但內容不是東拚西湊,就是反華反共,影響很壞。必須在海外出版一部觀點正確、史實準確的《江澤民傳》。他們辦公室負有對外宣傳的責任,但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麵組織寫作《江澤民傳》。正好庫恩作為美國的友好人士,主動提出寫一部英文的《江澤民傳》,由美國出版社出版。於是某辦公室便挑選葉永烈作為合作者,以便使書具有民間色彩。

從Y先生的談話中,葉永烈以為寫作《江澤民傳》的始作俑者,並非江澤民本人,而是中共中央直屬的這一對外宣傳機構。他們“自下而上”進行操作,希望能夠得到“江辦”的默許。這與當年毛澤東直接與斯諾談話、江青直接接受維特克夫人采訪全然不同。

葉永烈隨即花了兩天時間和庫恩及其助手討論了《江澤民傳》寫作計劃和采訪名單。隨後,葉返回上海又起草了有關《江澤民傳》的設想、3000字提綱和15頁年譜,大量參考書目及百餘人的采訪名單。庫恩對此表示滿意。雙方的合作最初是很順利的,不過在起草計劃書的過程中產生了分歧,上麵寫明“庫恩是單獨的作者”,而葉永烈隻是“首席采訪者兼首席研究員”。

葉永烈認為他是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應該堅持中國作家的尊嚴,他和庫恩是對等的合作者,而不是“雇主”和“槍手”的關係,所以無法在《江澤民傳》的計劃書上簽字,雙方的合作也就此中止。事後有關人士告訴葉永烈,其實這不是庫恩的意思,而是“上麵的意見”,因為上麵認為由一個外國人出麵寫《江澤民傳》比較合適,希望葉不要再堅持兩人共同署名。

據葉永烈透露,庫恩曾跟他有過這樣一段談話:“‘你的談話,你提供的《江澤民年譜》以及其他許多資料,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不過,後來我們沒有合作下去,原因錯綜複雜,並不都是他所能左右。”“說到這裏,庫恩歎了一口氣,說了句真話:‘中國是一個黑箱子!’他對於‘黑箱操作’,無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個‘黑箱子’。”

庫恩的上述言詞,無疑在告訴葉永烈,整個傳記的寫作過程就是一場黑箱作業──欺騙世界的。那麽一個喝著民主自由奶水長大的人,這位國際知名的投資銀行家、企業戰略家突然對寫作傳記發生了興趣,而且要通過該傳記頌揚一個在中國上下人人皆罵的東西,明知是黑箱作業卻還要違心地與中共繼續合作下去,其中內由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寫《江澤民傳》是無法回避趙紫陽的,按理說作者就該采訪采訪趙紫陽。趙紫陽“去職賦閑”,就住在北京市富強胡同六號,很好找,又有的是時間和你聊,可是庫恩就是不去惹那個麻煩。庫恩也決不去采訪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不去采訪異議人士和維權活動的代表人物。鎮壓法輪功是江澤民在任內幹的一件大事,但作者也不去采訪采訪受迫害的法輪功。作者的“覺悟”高到這個份上,這本書還能有多少價值,有的是什麽樣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北京政界權威人士透露,葉永烈文章模糊提到的“中央某部門”係國務院新聞辦(對外叫中共中央對外宣傳局,一套班子兩塊招牌),Y先生的真名是新聞辦轄下的局長楊揚。楊揚是高幹子弟,曾留學美國。

據一位公檢法要人披露,《亞洲周刊》葉永烈文章引起一場政壇風波,上麵“龍顏大怒”,葉永烈旋即被列入“內控”名單。

能騙一時算一時

《九評共產黨》裏有句名言說中共“以謊言為暴力的潤滑劑”。今天中共統治的合法性需要從西方來證實。一方麵用定單,公關手段討好西方;一方麵要玩起“出口轉內銷”的宣傳手段。這比傳統意義上的原教旨主義的中共更狡猾,更與利益相關。

江無疑嫻熟“出口轉內銷”的宣傳手段。2005年初由庫恩(RobertLawrenceKuhn)撰寫的《江澤民傳》中英文版同時在海內外推出。果然,大陸媒體廣為宣傳,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用一個整版摘載《江澤民傳》,稱庫恩為“新時期的斯諾”,一語道出了大陸媒體炒作的玄機。庫恩用充滿人情味的描述把江的曆史功績與鄧相提並論,然後說“他有時會作出過度的反應,就像在對待‘法輪功’問題上。有時他的反應又力度不夠,就像剛開始對待‘非典’時那樣”。好像輕輕一句話就可以把一場文革式的迫害帶過,幾萬活摘器官的罪惡就可以“忽略"了。

當然中文版對英文原作有許多刪節,應該把這兩個版本叫做國內版和海外版,一個是騙中國老百姓的,一個是哄騙老外的。

現在是互聯網時代,這種掩耳盜鈴的小把戲有什麽用?這點江當然明白,反正是能騙一時算一時,能騙幾個算幾個吧。

由前所述,中國二戰史學者呂加平自2003年起揭露江澤民的生父是日本侵華期間的漢 奸,江澤民本人也做過日 偽 漢 奸;五十年代留學蘇聯期間,江澤民還被克格勃發展成線人。

2003年3月12日,出席中共人大會議的江澤民參加了湖北省代表團的討論。江澤民說:“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漢鍋爐研究所當所長,當時正值文革,……,造反派把我的檔案查了個底朝天。也好,證明了我曆史清白。”身為總書記,他有必要表白自己“曆史清白”嗎?這是在說自己曆史清白還是不清白呢?

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報導,江澤民同葉利欽在北京簽署了中俄邊界議定書。庫恩寫的傳記中卻找不到這次會晤的一絲蹤影。大家知道,江澤民是連何時何地給誰唱了一首什麽歌兒這些雞毛蒜皮的事都要在傳記中隆重寫下一筆的,他跟其他國家領導人的會麵更是一個不落了,為何偏偏漏掉了同葉利欽簽署領土邊界這樣有關民族社稷的大事呢?

流亡在美國的民主運動人士伍凡先生說:“怎麽可以證明這一點呢?我們看,到了中國和俄國簽訂邊界條約的時候,他和俄國總統葉利欽簽訂了條約,把中國北方的領土,大麵積的150萬平方公裏,拱手出賣給俄國。他是最大的賣國賊,並且這件事情他沒有向全國公布,也沒有向中共黨內廣為傳達。”

江澤民在傳記中為自己貼金的詞匯裏,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是充斥滿書的“愛國”二字了,甚至他上日偽大學的那一段曆史的題目就叫“我是一個愛國者”。一個基本事實是,江的生父是替侵華日軍做事的漢 奸。在江澤民參加工作後的一生中,甚至他讓人寫的傳記裏麵,都對他的生父唯恐避之不及,隻有寥寥一句“生父於1973年去世”。

前麵提到江澤民在13歲時被過繼給了已經死去的共產黨員叔父江上青。江澤民21歲大學畢業,13歲到21歲這“被過繼”的8年間,是誰供養著江澤民呢?按江上青女兒江澤慧對庫恩所說,江澤慧一家是“無盡的貧窮饑餓”,那麽是誰替江澤民交納高昂的學費去讀貴族中學和南京中央大學,是誰讓他在兵荒馬亂物價飛漲的年代能夠去學琴棋書畫,是誰讓他在離開校門不久,就可以在上海灘開著美式吉普車狂兜(庫恩書中所言)?在這二十多年中養育他的,難道不是他的漢 奸生父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希望之聲

本文網址:http://www.aboluowang.com/2012/1130/2712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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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江澤民傳》的秘密
 
葉永烈   2005-3-14
 
美國金融家庫恩僅在三次公開場合見過江澤民,沒交談過一句話,卻寫出約五十萬字的《江澤民傳》。其實從二零零一年開始,我就被中央部門請到北京與庫恩合作,為當時命名為“零零一工程”的《江澤民傳》寫作進行全麵策劃。我寫出三千字提綱、長達十五頁的年譜、大量參考書目以及百餘人采訪名單。我提議聯合署名,被北京有關部門堅拒,合作中斷;如今書中長達四頁的“鳴謝”,對我的貢獻卻隻字不提。他與庫恩商議之後,將在書中加入這麽一行字:
 

亞洲周刊編者按:《江澤民傳》中英文版最近同時在海內外推出,媒體廣為宣傳,中文版在中國各大城市反響熱烈。《江澤民傳》作者庫恩是金融專家,而非為毛澤東、鄧小平立傳的斯諾和索爾茲伯裏那樣的記者、作家,他究竟憑怎樣的“實力”寫出洋洋灑灑五十萬言的“大傳”?其實,《江澤民傳》一書的奠基者是中國傳記作家葉永烈,以他為此書付出的勞動、投入的心血之多來看,完全是對等的合作者。他曾建議:該傳記的英文版署名“庫恩、葉永烈”,中文版署名“葉永烈、庫恩”。葉永烈堅持作家的尊嚴、拒絕當“槍手”,與庫恩的合作因而中止。葉永烈做了大量工作,沒得到一分錢報酬,而書中長達四頁的“鳴謝”向六十九人、十三個機構致意,當中竟沒有“葉永烈”的名字!經葉永烈指出這一點後,庫恩表示歉意,並贈送大字版精裝本,扉頁上堆砌許多致敬的好話。中方聯係人朱亞當也告訴葉永烈,該傳記再版時會加入一行字:“對於知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先生在本書初期提供的設想與資料,表示感謝。”以下是葉永烈關於策劃《江澤民傳》內情的披露,由本刊獨家發表。
 
一本名叫《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以下簡稱《江澤民傳》)的新書,正在中國暢銷。據說印數突破一百萬冊。
 
《他改變了中國》,原本是五十多年前,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所寫的關於孫中山的書的書名,如今被借來作為江澤民傳記的書名。
 
這本書的作者,一個美國猶太人,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也成為中國官方媒體追捧的明星。光是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他在上海舉行《江澤民傳》新書發布會的翌日,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都在顯著地位發表記者對他的專訪,都用一個整版摘載《江澤民傳》。其中一篇報道稱他為“新時期的斯諾”,一語道出了內中的玄機:當年毛澤東借助美國記者斯諾的筆,在《西行漫記》中記述了毛澤東自傳;江青也一脈相承,借助於美國維特克夫人的筆,出版了傳記《江青同誌》;庫恩則成了“新時期的斯諾”。
 
不過,斯諾曾經在陝北保安的?洞裏,一次又一次與毛澤東徹夜長談;維特克夫人也對江青有過多次采訪;然而,庫恩隻在三次公開場合見過江澤民,沒有與江澤民談過一句話,所以這位“新時期的斯諾”其實根本不能與斯諾相提並論。就連庫恩本人也對筆者說,他的《江澤民傳》“太淺了”!

庫恩是美國的企業家,並非文史類作家。他也不懂漢語,不識中文。他究竟是怎樣寫出《江澤民傳》的呢?為什麽要由這麽一個人出麵寫《江澤民傳》?
 
我在中國大陸是一個有著多次“神秘”經曆的人:在毛澤東晚年,我曾經擔任一個有五十多人的攝製組的導演,專為毛澤東拍攝“內片”;在一九七九年,我居然能夠深入“絕密”的中國宇航員訓練基地拍攝影片《載人航天》;在一九八零年,我奉命深入國防重地——新疆羅布泊,尋找失蹤了的上海科學家彭加木……這些“絕密”的經曆隨著時間的推移,終於可以公之於眾。四年前,我又有幸成為庫恩的合作者,秘密從事“零零一號工程”(即《江澤民傳》)的寫作,深知其中內情。現在,《江澤民傳》已經問世,當時神秘的“零零一號工程”公開曝光,也到了“現在可以說了”的時候。本文是我以自己的親曆,記述當年與庫恩的合作經過。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一,上午九時光景,我正在書房用電腦寫作。突然,從北京打來電話,對方自稱是北京方麵某辦公室,Y先生(很抱歉,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這裏我隻能用“某”與“Y”代替,敬請讀者原諒)。他問我最近有空否,能不能去北京?如果我沒有時間,他可以飛上海。我問什麽事?他說,關於寫傳記。我再問,他說見麵再談。
 
作為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這一辦公室與我素無交往。我問他怎麽知道我的電話?他說是從你的朋友那裏打聽到的。他問我地址,說是給我買好飛京機票,派人送來。
 
中午,中央電視台上海辦事處莊先生給我來電,告知受北京方麵Y局長(這時我才知道上午來電者是局長)委托,買明天下午上海航空公司十五點二十分飛北京的機票,頭等艙。他說,下午會派人送來。
 
以為要寫華國鋒傳記
 
下午五時,莊先生派弟弟給我送票來。我的老朋友、劇作家孫雄飛跟他一起來。孫並不知道北京來電何意。
 
十三日上午八時一刻,Y先生來電。他說,下午他在機場接我。他在書上看過我的照片,會認出我。他說,他五十來歲,手中舉一個“葉”字。我問寫什麽傳記?他說,來了再說,是一個敏感的人物,是你一定有興趣的。他說,晚上一起吃飯,談一下,安排你與一個人見麵。在北京大約需要兩天時間。接下去的工作,另外安排。
 
當時我估計,這“敏感人物”很可能是華國鋒。過去,我與華國鋒的秘書有過多次聯係。華國鋒知道我。另外,也有可能是趙紫陽。但是采訪趙,似乎不會由官方出麵。當然,張玉鳳也可能。但是也不會由官方這樣專程請我去。
 
究竟是誰?這謎底要到去北京之後才明白。我作了準備,帶上我過去寫的《華國鋒年譜》以及關於華國鋒的諸多書麵資料。
 
四十八小時閃電會談
 
十三日下午,我在上海虹橋機場乘上海航空公司一零五航班於三時二十分起飛。五時多到達北京機場。飛機還在滑行,我剛打開手機,就接到Y先生電話,說是在出口處等候,手中舉著「葉先生”三個字。
 
一出機場,就見到Y先生和朱亞當。Y先生五十多歲,朱亞當三十幾歲。在車上,Y先生告訴我,他是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一九九零年回國。他說起讀過我的許多作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陳伯達傳》,因為他當時就住在陳伯達家相鄰的一幢樓裏。一路上閑聊,仍未談及邀我到北京的目的。
 
路上車子開了近一小時,到達紫竹院,住入北京香格裏拉飯店二一零六房。那裏從二十一層起,屬於“豪華閣”。剛剛到達,在二十一樓的會客廳裏,Y先生才告知,邀請我來京,是與美國庫恩博士一起,共同寫作《江澤民傳》!
 
這消息當然很出乎我的意外,但是也正中下懷:我在多年前就已經著手《江澤民傳》的寫作準備,因為在我看來,作為中國大陸的紀實文學“主力隊員”之一的我,應當寫出一部紮紮實實的《江澤民傳》。對於江澤民來說,上海是與他休戚相關的城市:他在上海交通大學上大學、做地下工作、入黨、擔任基層領導,度過漫長的時間。粉碎“四人幫”之後,他作為中央工作組成員派往上海。後來他出任上海市市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作為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我理所當然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江澤民。我曾經到江澤民家鄉江西婺源、江都、揚州作了采訪,上海有關部門也作了許多采訪。我曾經在海外發表了關於江澤民身世考證的長篇文章以及有關江澤民生平的文章。那篇關於江澤民身世的文章,甚至引起中共婺源縣委書記的注意,特地從婺源來上海要我介紹有關依據。我收集了海外關於江澤民的七、八本專著,也收集了大量關於江澤民的報道。隻是考慮到那時候江澤民正在“台上”,而我又是他屬下的作家,不便於著手寫……
 
Y先生才跟我說了幾句,庫恩博士就在他的助手朱亞當陪同下來了。於是,從晚上六時多開始,我與庫恩、Y先生、朱亞當討論《江澤民傳》寫作計劃,直到十時半。我們還一起合影。庫恩博士五十八歲,是一位爽朗、健談的人,興趣、知識廣泛,很快就成了我的朋友。
 
翌日即十四日上午,繼續與庫恩、朱亞當討論《江澤民傳》的計劃。下午休息,我草擬《江澤民傳》寫作提綱以及采訪名單。
 
十五日上午,第三次與庫恩、Y先生、朱亞當討論《江澤民傳》寫作計劃,達成諸多共識,擬定了初步計劃。十五日下午,我乘上海航空公司一零二航班,在十六時二十分飛往上海。
 
在北京的四十八小時閃電式會談之中,庫恩博士表示非常滿意。他再三地說,“葉先生是我最理想的合作者”!
 
要打擊反共反華逆流
 
Y先生跟我說起了寫作《江澤民傳》的起因,是隨著江澤民的政治影響的日益擴大,海外出版的各種各樣的《江澤民傳》越來越多。在中共官方看來,這些《江澤民傳》大都有兩大“特色”:一是內容東拚西湊,胡說八道甚多;二是反華反共。目前,這些《江澤民傳》在海外占領了市場,起著極壞的政治影響。為了反擊這股反華反共的逆流,必須在海外出版觀點正確、史實準確的一部《江澤民傳》。
 
北京方麵的這一辦公室負有對外宣傳的責任,但是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麵組織寫作《江澤民傳》,也不能向海外推出官方色彩的《江澤民傳》。正好,美國庫恩作為中國的友好人士,主動提出寫一部英文的《江澤民傳》,由美國的出版社出版。庫恩博士在美國出版過二十多部經濟著作。由他來寫《江澤民傳》,是一部非官方的書,非常適合海外圖書市場。但是,庫恩畢竟是美國人,他又不懂中文,所以他提出要與一位中國傳記作家合作。Y先生對我說,他在考慮庫恩的這一問題時,“第一人選就是你”!
 
他說明了原因:作為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博士,他當然喜歡讀中國的政治性傳記。最初,他讀了我寫的《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非常喜歡,以為不僅文筆流暢,而且史實準確,非常嚴謹。他說,也看過中國其他傳記作者的作品,最喜歡的是你的作品。特別是讀了你的《陳伯達傳》,以為寫得很不錯。另外,還考慮到你和你的作品在海外擁有廣泛影響。由你與庫恩博士合作,使書具有很濃厚的民間色彩。正因為這樣,盡管北京有那麽多的作家,他還是確定了我作為庫恩博士的合作者,給我打來電話,邀請我從上海前往北京商談。
 
他告誡說,這是一個很敏感的寫作任務。我建議把這一任務以“零一”為代號。他說,再加一個“零”,以“零零一”為代號。從此,我們之間在電話中、文件、電子郵件(E-mail)中,就用“零零一工程”作為《江澤民傳》的代號。
 
一起商定初步設想
 
盡管我事先毫無準備,但由於我在多年中已經收集了許多江澤民的資料,並進行了一些相關采訪,所以我能夠在北京侃侃而談。庫恩從我的談話中知道我如此熟悉江澤民的情況,非常高興,Y先生也為自己選準了作家而欣喜。
 
我說,曆史是由無數人的傳記所組成,而江澤民的傳記卻折射了中國當代史——這是值得為江澤民寫傳的原因,也是寫作《江澤民傳》的出發點。不是單單寫江澤民的個人經曆,而是從曆史的角度、中國的角度、世界的角度寫江澤民,通過江澤民走過的道路讓海外讀者了解當代中國。
 
我還說,中國有個習慣,不能給在位的領導人寫傳記。這恰恰給海外提供了機會——你不寫,他們就胡編亂造。這次,我們必須寫出有份量、嚴肅、紮實、富有可讀性的《江澤民傳》,以壓倒海外那些胡說八道的關於江澤民的傳記。
 
我提出,重點放在“從上海市長到中共中央總書記”,當然也寫他的家世、家庭以及早年經曆。
 
庫恩完全讚同我的意見。他提出,重點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上,這與我主張的重點放在“從上海市長到中共中央總書記”實際上是一致的。
 
庫恩提出“關節點”的概念。他認為,寫江澤民,要抓住他的人生“關節點”。
 
我說,江澤民的人生“關節點”有四個:
 
第一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他二十歲,經同學王嘉猷的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紅色人生;
 
第二是在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時作為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組十四名成員之一,在上海工作了一年,為他後來成為上海市長作了鋪墊;
 
第三是一九八五年出任上海市市長;
 
第四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庫恩完全同意我的分析。
 
我說,很欣賞美國作家寫的兩本關於中國的書,一本是斯諾所寫的《西行漫記》,一本是索爾茲伯裏所寫的《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我認為,《江澤民傳》應該起著《西行漫記》那樣讓西方了解中國的作用,卻又吸取《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那樣通過大量“花絮”——細節描寫深深打動讀者。庫恩也很讚同我的這一意見。
 
先易後難廣泛采訪
 
庫恩說,他從來沒有寫過傳記,缺少經驗,他知道我是美國傳記研究所的顧問,希望我能夠介紹寫作傳記的方法。
 
我說,寫作傳記,每個作家的習慣都不一樣,我的寫作習慣隻供你參考。我寫作傳記的第一步,就是根據手頭的資料,先排出傳主的年譜,以求理清傳主一生的脈絡。比如,我手頭就有一份《華國鋒年譜》,是我為了寫作《華國鋒傳》作準備的。我寫作《陳雲全傳》之前,也是先寫《陳雲年譜》。後來經過修改,這份《陳雲年譜》收入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的《陳雲全傳》。我寫《江青傳》、《張春橋傳》、《姚文元傳》、《王洪文傳》、《胡喬木傳》,都是這麽做的。
 
庫恩一聽,十分讚同。他希望我盡可能迅速寫出《江澤民年譜》,以便為《江澤民傳》的寫作打下基礎。
 
我又說,我寫作名人傳記,作品必須建立在大量的采訪的基礎上。比如,我寫《陳伯達傳》,直接、多次采訪了陳伯達本人以及陳伯達親屬、多位秘書、警衛員和相關人員,複印了陳伯達在秦城監獄所寫的各種交代的手稿,查閱了有關的檔案資料,收集了陳伯達的各種著作。隻有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才能寫好《江澤民傳》。海外作者所用的,基本上都是第二手、第三手資料,所以他們的書東拚西抄。
 
庫恩希望我開列采訪名單。我開列了初步的采訪名單。我把被采訪者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容易著手的,第二類是要通過一定組織手續的。我提出一個原則,即“先易後難”,庫恩完全讚同。
 
在我看來,陪同庫恩博士去江澤民的故鄉、母校,先有一些感受,這比較容易做到。如揚州瓊觀街田家巷、江都仙女廟、揚州市東關中心小學、揚州育才小學、揚州中學,可以拜訪江都老人杜明甫。也可以走訪江澤民父親江上青在泗洪縣青陽鎮墓地以及江上青工作過的泗洪縣泗蓀鎮。此外還有江澤民母校——南京中央大學(現東南大學)以及上海交通大學。可以參觀江澤民工作過和居住過的地方:上海益民食品一廠、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曹楊新村五村、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等。
 
第一類采訪名單包括江澤民的親友,如江澤仁(江澤民堂弟,上海一所大學的曆史係退休教師)、江澤芬(江澤民胞姐,小學教師,江蘇省泰縣)、曹樹仁(江澤芬丈夫,上海財政局退休幹部)、江澤玲(江澤民妹妹,揚州教師)、江澤慧(江澤民妹妹,林業專家)、彭鎮華(江澤慧丈夫,長女彭紅明)以及王冶坪親屬。還有王嘉猷(江澤民入黨介紹人,上海交通大學地下黨員)、陳元元(江澤民地下工作時戰友陳震東﹝本名厲恩虞﹞的女兒,陳震東後來任南京薩家灣中學校長,一九七八年死於肺癌)、高步洲(即小福保,江澤民姨媽之子)、潘田(中央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地下黨員)、賀崇寅(江澤民的地下黨領導,上海一家出版公司總編輯)、楊峻嶺(原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辦公室主任,曾經在中南海做過十幾年警衛工作)、陳修良(江澤民的老上級)。
 
第二類的采訪名單,包括芮杏文(前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張愛萍、周瑞金(原《解放日報》總編輯、《人民日報》總編輯,“皇甫平”)、陳錦華(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原赴滬工作組成員)、倪誌福(原赴滬工作組成員)、劉振元(前上海市副市長)、劉吉、趙啟正、劉延東、王兆國、薄一波、劉鴻儒(第一任證監會主席)、陳毛弟(新華社上海記者)、江澤民的翻譯、李道豫(原駐美大使)、李肇星、毛毛(鄧小平女兒)、卓琳(鄧小平夫人)、陳希同專案組、江綿恒(江澤民長子,原名江民康)、江綿康(江澤民次子)。
 
當然,也有第三類,即最困難、盡量爭取的采訪人物,即陳至立、黃菊、吳邦國、王冶坪、曾慶紅。
 
還有最後盡量爭取的采訪人物,即胡錦濤、朱鎔基、江澤民。爭取直接采訪江澤民本人,是《江澤民傳》努力的目標。
 
我認為,這隻是初步名單,在采訪過程中,這名單會逐步擴大的。
 
庫恩博士同意我的意見。他說,采訪名單應該在一百人以上!
 
製訂工作計劃
 
當然,進行第二類采訪,是很艱難的。我以為,沒有官方的幫助,是幾乎無法進行的。
 
Y先生充分理解這一點。他提出,分兩步走:
 
第一步是純民間的,即由庫恩博士和我,以作為中美兩位作家的身份進行采訪,這是誰也無法幹涉的。能夠采訪多少,就采訪多少。
 
第二步則是取得官方默許,即進行半官方的采訪。確實,這是很敏感的采訪工作。如果沒有官方的默許以及暗中的幫助,是無法進行第二類采訪的。不管怎麽樣,第一步先做起來。Y先生說,他會通過有關途徑向上報告,以便能進入第二步。
 
從Y先生的談話中,我明白,寫作《江澤民傳》的始作俑者,並非江澤民本人,也非江澤民授意,而是中共中央直屬的這一對外宣傳機構。他們“自下而上”進行操作。當時的最大期望,也隻是企求得到“江辦”的默許。這與當年毛澤東直接與斯諾談話、江青直接接受維特克夫人采訪全然不同。Y先生所謂“通過有關途徑向上報告,以便能夠進入第二步”,清楚表明了這種“自下而上”的操作。
 
按照工作步驟,我把《江澤民傳》的創作分為七個階段:
 
第一階段——“立項”。庫恩、Y先生和我三方的這次見麵,就是“立項”。
 
第二階段——準備。我整理有關資料,寫出《江澤民年譜》、采訪名單以及全書提綱。庫恩寫出工作計劃。Y先生負責上報。另外,組成一個工作班子。
 
第三階段——采訪。廣泛進行采訪,先易後難。
 
第四階段——寫作初稿。我先寫中文稿,庫恩再寫英文稿。
 
第五階段——補充采訪。這時的采訪,著重於“攻堅”,偏重於第二類。
 
第六階段——修改補充。完成定稿。
 
第七階段——出版。選擇合適時機,先在美國出英文版,然後在中國大陸、港台分別出簡體、繁體中文版。
 
庫恩說,他在三月十九日回美國。回去之後半個月內完成計劃書,用特快專遞寄來。然後他安排時間從美國回到中國,和我開展最初的采訪。他預計在兩年內完成《江澤民傳》的寫作。
 
他說,采訪主要由我進行,他將參加一部分重要的采訪。
 
他說,全部費用由他負擔。他會在計劃書中寫明如何支付給我報酬——他強調說,這是按照美國的工作習慣。另外,還要商定雙方的署名方式。他的計劃書,實際上也就是雙方的一種工作契約,即合同。
 
工作班子“小而精”
 
為了進行這一工作,必須建立一個工作班子。我以為班子必須“小而精”,應該以四人為宜,以便外出采訪時正好坐一輛轎車。
 
我和庫恩博士是當然成員。Y先生負責向上聯係,但是不可能參加采訪以及寫作。他又暗示,在工作進行了一個階段之後,會有人幫助你們聯係第二批采訪人物。
 
Y先生問我是否需要黨史專家參加?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說,寫作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可以向他們請教,但是大可不必請一個黨史專家作為小組成員。
 
Y先生和庫恩都以為我應該配備一個助手。翻譯是必不可少的。這位翻譯必須政治可靠。
 
考慮到工作方便,翻譯在上海比較方便。這樣,Y先生又建議由我確定。我答應回滬之後,經過聯係再告知。
 
我握別庫恩、Y先生、朱亞當,在三月十五日下午乘上海航空公司一零二航班,在四時十分離開北京回上海。仍是頭等艙。
 
我在回滬之後,著手完成《江澤民傳》的準備工作:
 
整理了手頭的江澤民資料和已經進行的有關采訪筆記,總共六大本。
 
傳真《〈江澤民傳〉設想》給Y先生,征求他的意見。《〈江澤民傳〉設想》約三千字,分為“起因”、“構想”、“采訪”、“計劃”、“班子”五部分。Y先生說,這一階段,你們屬於民間往來,不必都經過他。你盡可以放開手腳,直接與庫恩聯係。他會在合適的機會、場合、環節上,向上反映,取得同意,以使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
 
根據Y先生的意見,我用電郵把《〈江澤民傳〉設想》發給在美國的朱亞當,由他轉給庫恩。朱亞當從美國來電,說庫恩博士看了《〈江澤民傳〉設想》,很高興。下周他會寫好計劃書,通過電郵寄來。由於彼此用電郵聯絡,所以即便隔著大洋,也很方便。庫恩和朱亞當還不時給我打電話,交換意見。即使我出差青島等地方,我們也通過手機交換意見。
 
我寫出《江澤民傳》提綱,共分六部分,用電郵發出。
 
我寫出《〈江澤民傳〉采訪通訊錄》,開列了一百零九人采訪名單:一,故鄉、母校、工作過的單位;二,親屬;三,入黨介紹人、戰友、老師、同事;四,中央工作組;五,高層;六,最高層。
 
我寫出《〈江澤民傳〉參考文獻目錄》,列出十六本有關江澤民生平的書目。
 
我最為用心的是,趕寫《江澤民年譜》。我寫出長達十五頁的《江澤民年譜》,並請上海外國語學院一位中共幹部譯成英文,用電郵發給庫恩。庫恩對如此詳盡、準確的《江澤民年譜》非常滿意。
 
與庫恩最初的合作是很順利的。他把《江澤民傳》的《“零零一工程”計劃書》用電郵發給我。後來又根據我的意見,作了修改,再度發給我,並期待從美國前來上海與我簽訂這一計劃書。
 
庫恩計劃先出英文版,然後再根據英文版出版中文版。他在計劃書中完全同意我提出的寫作、出版《江澤民傳》的七個階段,按照七個階段安排計劃。
 
精確的出書時間表
 
庫恩在計劃書中要求我先寫出《江澤民傳》中文稿,然後把中文稿譯成英文,他在這一基礎上寫出《江澤民傳》英文版。他計劃用兩年的時間完成《江澤民傳》書稿。至於何時推出《江澤民傳》,則看當時的情況而定。庫恩說,最好選擇在江澤民剛剛辭去一切職務的時候出版。
 
他在計劃書裏除了專門用了一節“讚譽”,高度評價我在傳記寫作方麵的能力之外,還用一節詳細寫明給予我的相當豐厚的報酬,甚至寫明付款方式以及途徑。盡管對於我來說,這並不是重要的。庫恩又一次說,這是美國人的工作習慣。
 
然而,也就在起草計劃書的過程中,我與庫恩之間產生了分歧。
 
庫恩在計劃書初稿中,把我定位為“總采訪”兼“總研究員”。我不明白這“總采訪”和“總研究員”何意?他解釋說,“總采訪”即擔負所有的采訪任務,而他隻參與一小部分最重要的采訪。“總研究員”則是整理采訪資料和有關資料,寫出《江澤民傳》中文稿。
 
庫恩要我當“槍手”
 
我在一開始參加這一工作,就很明確,我與庫恩是對等的合作者。我明白,庫恩的意思是要我做“槍手”,然後給你一筆錢。也就是說,他是“雇主”。我畢竟是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我從來也沒有做過任何人的“槍手”。我向庫恩建議:英文版署“庫恩、葉永烈”,中文版署“葉永烈、庫恩”。
 
然而,庫恩在計劃書的第二稿中,寫明“庫恩是單獨的作者”,“葉永烈是首席采訪者兼首席研究員”。
 
有關人員告訴我,這其實不完全是庫恩的意思,而是“上麵的意見”,因為由一個外國人出麵寫《江澤民傳》比較合適,希望我不要再堅持兩人共同署名。
 
庫恩告訴我,他打算從美國來上海,與我正式簽署《江澤民傳》計劃書(也就是合同)。然後一起在上海作些采訪,並去江澤民故鄉參觀。
 
畢竟我不是那種做“槍手”的人。我堅持中國作家的尊嚴。我無法在《江澤民傳》計劃書上簽字,我們的合作也就此中止。
 
盡管我沒有與庫恩合作完成《江澤民傳》,但是我為這本書做了奠基工作。
 
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庫恩的助手朱亞當從北京給我打來電話,他和庫恩將去上海,約好二月三日晚上在上海與庫恩先生見麵。
 
二月三日,庫恩在上海為《江澤民傳》舉行新書發布會。晚上,我和庫恩、朱亞當在富豪東亞酒店見麵。
 
彼此寒暄之後,他問起我的創作近況。他知道我是中國的“報審專業戶”(我的很多書因為涉及中共高層,都必須報審),很詳細問起中國的審查製度。他還很詳細問及審查時間的長短、修改的幅度大不大。我就此問及《江澤民傳》的審查,把話題轉向《江澤民傳》。
 
中文版刪去約百分之五
 
他說,《江澤民傳》的審查,他作為一個外國人,並不清楚,所以要向你問中國的圖書審查製度。他作為一個美國作家,隻管寫英文版。英文版是在美國出版,不存在審查問題。在美國,隻要出版商願意出版你的書,那就行。怎麽寫,寫什麽,是作家自己的事。《江澤民傳》中文版是根據英文版翻譯的。中文版是在中國出版,必須經過中國有關部門的嚴格審查。據說,中文版刪去的篇幅大約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他說,他不懂中文,不知道刪了什麽。不過,他明白,那是政治性的刪節。至於韓文版、日文版、西班牙文版也要刪,甚至刪去百分之五十,不過,那是出於商業原因,因為太厚的書沒人買。
 
我們談起寫作《江澤民傳》最初的合作。庫恩說,我們那時候的合作是很愉快的,我非常敬佩你,因為你在傳記文學的創作上富有經驗,你的作品在中國廣有影響。你為《江澤民傳》的寫作打下了基礎,你的談話,你提供的《江澤民年譜》以及其他許多資料,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不過,後來我們沒有合作下去,原因錯綜複雜,並不都是他所能左右。
 
說到這裏,庫恩歎了一口氣,說了句真話:“中國是一個黑箱子!”他對於“黑箱操作”,無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個“黑箱子”。
 
歧視中國作家?
 
《江澤民傳》中有長達四頁的《鳴謝》,提到向六十九人、十三個機構致謝,竟然沒有“葉永烈”!本來,我並不在意人家是否向你“鳴謝”,也不計較我為《江澤民傳》所做的大量工作沒有一分錢報酬,但《鳴謝》中對做了一點點事的美國人都要感謝一番,顯然這是歧視一位中國作家!他們對我,“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用得著你的時候,以貴賓相待;用不著你的時候,就一腳踢開。我不客氣地向庫恩指出這一點,問他,難道這也是在“黑箱操作”?
 
庫恩對於在《江澤民傳》中沒有向我致謝,深表歉意。他說,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中文版要印第二版,一定補上。他會通知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另外韓文版、日文版、西班牙文版尚在準備出版之中,可以補上。至於英文版,由於不會在短時間內重印,隻能等以後有機會重印的時候補上。庫恩贈我《江澤民傳》大字版精裝本,並在扉頁上寫了堆砌許多對我致敬之類的好話。
 
庫恩說,他在後天即二月五日回美國,朱亞當將去北京過春節,有事可以與朱亞當聯係。二月六日,朱亞當在電話中告訴我,他與庫恩商議之後,將在書中加入這麽一行字:
 
“對於知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先生在本書初期提供的設想與資料,表示感謝。”
 
誠如庫恩自己所說的,他的《江澤民傳》寫得“太淺了”。這本書的英文版是供外國人了解中國之用的,但英文版的發行數量很有限。然而,中文版的發行數量卻大得驚人。北京官方大張旗鼓地宣傳這樣一本“太淺”的書,不知江澤民本人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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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訊主頁]->[大陸新聞]
    

《江澤民傳》作者打破沉默與葉永烈筆戰

(博訊2005年7月03日)

     《亞洲周刊》/《江澤民傳》作者庫恩打破三個月來的沉默,回應葉永烈的批評,稱一開始就表明自己是唯一作者;葉永烈則指庫恩侵犯了自己的知識產權。文壇盛傳葉永烈的書因這次事件被禁,其實另有內情。
     江澤民的曆史要放在陽光下,關於江澤民的傳記也要放在陽光下。《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出版後,「書內書外的秘密」再度引出話題。亞洲周刊二零零五年第十期,發表了上海作家葉永烈的長文《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披露了不為人所知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一書的策劃過程。此書作者國際投資銀行家和公司戰略家、花旗集團公司執行董事庫恩,對葉永烈的長文幾個月來一直保持緘默,不過,五月二十四日他終於在接受大連《新商報》采訪時,首次對葉永烈的一些說法作出回應。對此,葉永烈再度撰寫長文,對庫恩的談話作出回應。六月七日,剛剛從蘭州回到上海的葉永烈,接受了亞洲周刊的訪問。

     葉永烈發表了長文《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後,香港一些傳媒報道說他的創作和出版,都受到當局刁難。不過,葉永烈對亞洲周刊表示,他的創作和報道都沒有什麽大影響。葉永烈說:「我是光明正大的。其實,國務院新聞辦為《江澤民傳》策劃,本來就是明擺的事,新聞辦的職責之一就是協助外國記者宣傳中國、說明中國。連這樣的事都說假話,那還有多少真話?」 (博訊 boxun.com)
 
 

     庫恩在各大城市馬不停蹄地簽名售書,《江澤民傳》在書市持續走紅。他說:「我準備將一半的中文版稅捐給三個機構:希望工程、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前沿科學研究所。」據庫恩說,《他改變了中國》英文版(蘭登出版社)首印二萬五千冊,在美國銷售得還可以,第二版已經印刷。


采訪名單各說各話

     庫恩接受大連《新商報》采訪時說,「在《江澤民傳》出版之前,我隻與葉永烈見過一次麵,那是二零零一年春天」,「合作很快就中斷了,其主要原因是葉永烈提出要與我作為『共同作者』,當時我十分清楚這本書的價值,而且我希望是用獨立的觀點來創作這本書」,「葉永烈最初提出的寫作框架我沒有采用。他列出了五十多個采訪人的名單,最後這份名單與我實際采訪對象,隻有三個人是重合的:江澤慧(江澤民妹妹)、李肇星、趙啟正,而這三個人也是一般采訪者都會想到的」。

     這是葉永烈在亞洲周刊發表長文後,庫恩首次公開對此作出如此詳細的回應。《新商報》記者馬晴川在接受亞洲周刊查詢時說,那次采訪庫恩,有二十多分鍾,主要是靠庫恩的助手朱亞當翻譯而轉述的。他說,庫恩接受采訪時,言談還算平和,而朱亞當言詞激烈,發表的報道已把許多太激烈的話過濾了。

     今年三月,在北京全國政協會議上,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曾麵對傳媒的追問,作過一次回應。他表示聽說過葉永烈投訴的事,但他不認識葉永烈,不了解葉永烈,也不願談論葉永烈。不過,他不認同葉永烈有關《他改變了中國》一書盜用其知識產權的說法,因為「庫恩在書後引用了六百種參考文獻,嚴格標明出處」。當被問到,為什麽這樣的書不由中國人寫,而由一個不懂中文的外國人寫時,趙說:「誰願意寫都行,你為什麽不寫一本?」

     葉永烈說:「亞洲周刊報道後,我也原本不再想對這一問題寫什麽了。但既然庫恩他們正式作出答覆,我就隻能把上次在亞洲周刊那篇文章中沒有涉及或者沒有詳細說的,如實再寫出來。我希望自己寫的這篇文章是最後一篇,但願我不要再寫了。」

     針對庫恩的助手朱亞當所說,葉永烈接受媒體訪問時,「不敢拿出當時提供給我們的材料來,因為一對照就會真相大白的」,葉永烈回答說:「既然他這麽說,那好,我就全部公開。亞洲周刊報道後,常有記者就此事來采訪我,我有時就將這些材料給來訪的記者看,有的看完說,你完全可以與庫恩打一場官司的,你肯定贏。我說,我不會打這官司,在中國打不贏,在美國打不起(指費用高)。」


年譜譯成英文要保密

     葉永烈說,他寫的江澤民年譜中文版長達十五頁,從江澤民出生到現在。年譜由上海外語學院翻譯成英文,當時為了保密,他們透過外語學院中共黨委組織部聯係的,翻譯的合同寫得很明確,第一條就是保密,第二條就是英文版的翻譯,版權不屬於翻譯者,都寫得很明確。當庫恩拿到年譜英文版時,十分高興。還有他開列的一百零九人名單,並不是庫恩說的五十多人。「好在我當時傳給庫恩的文字資料,全都留了一份保存著」。

     葉永烈說:「尤其是那份出版合同,第一次付我多少錢,第二、第三次付多少,共分多少次付完,清清楚楚寫明,我是總研究員和首席采訪員。當時來電話時,我就作了記錄。庫恩當時不斷給我電話,但這樣的合同,我沒有辦法簽。五月二十三日,庫恩以我沒有簽合同為理由,明確告訴我,這個『零零一工程』就不要我做了。」

     朱亞當說,書出版後,庫恩來上海,是葉永烈主動打電話給庫恩的,還特意問朱亞當「庫恩能否送他一本書」。葉永烈說,那不是事實:「已經幾年沒有聯係了,他的手機新號碼我都不知道,怎麽能主動與他聯係?」

     葉永烈最近在北京等地參加社會活動、簽名售書。五月十八日,第十五屆全國書市在天津舉行。這一回是葉永烈「七進全國書市」,即接連第七次在全國書市開幕第一天,應主辦方邀請簽名售書。他在這屆全國書市簽名售的書,是新版一百四十萬字的「紅色三部曲」,首印兩萬套,由廣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三部曲」包括描寫中共誕生全過程的《紅色的起點》,以一句話描述就是「中國有了共產黨」;以遵義會議為背景的《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以一句話描述就是「中共有了毛澤東」;敘述國民黨和共產黨那麽多年恩怨的《毛澤東與蔣介石》,以一句話描述就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打敗了蔣介石」。

     葉永烈接受亞洲周刊采訪時剛從蘭州回到上海,此行的重要活動就是給西部貧困地區孩子送書,送「精神食糧」。美國健牌公司邀請葉永烈為「作家形象大使」,每年給西部孩子送書。

     文壇盛傳葉永烈因為披露了《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當局將他的作品從書市的書架上撤下了。前不久,葉永烈確實有兩本書遭禁。一是二零零四年出版的《人在旅途》散文集(上海三聯版)。書中有一篇《神秘的西來寺》,是一九九三年的事,他在美國生活了兩個月,一天,星雲大師弟子來接他去西來寺,散文描述的是那些天的見聞。當時在上海《海上文壇》發表過,此文發表後在上海文壇引起「政治風波」。事情過了那麽多年,他以為不再有什麽「政治問題」,於是將此文收入散文集。書出版了快一年了,也沒有什麽問題,不料前不久突然被通知不準再售賣。這時,葉永烈從電視上看到,星雲大師到海南,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會見他。翌日,葉永烈給上海新聞出版局圖書管理處打電話反映,有關官員說此書由上海宗教民族委員會審查的,葉永烈再向他們反映情況,他們再請示全國民委,問題才最終解決,《人在旅途》重新上了書店書架。

     另一本是剛剛出版的《重溫春夢》,同時被下令從書店的架子上撤下。原因是書中有一篇文章,他寫了中國大陸出版物的嚴重盜版問題。葉永烈不僅是蒙受盜版侵害的「重災戶」,而且冒牌的「葉永烈」越來越多。審查部門對書的內容把關甚嚴,對盜版猖獗卻執法不嚴。據說,審查官認為文中的兩三句話表露出作者對審查製度不滿。 (博訊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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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ipode 回複 悄悄話 曾經看過介紹庫恩的介紹,很納悶為什麽要寫江傳記,商人也主持過電視節目, 給人感覺很投機
是改變了中國,上下虛假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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