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在反對聲中進步

主流的聲音不總是對的 曆史在反對聲中進步 [日期：2004-12-18] 來源：新周刊 作者：新周刊 [字體：大 中 小] 　　主流的聲音不總是對的，曆史在反對聲中進步。 　　在公共利益麵前，多一種反對的聲音，就是多一分理性。 　　反對者往往屬於少數派。少數派越來越沉默的現象被稱作“沉默的螺旋”。 　　如何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數派，聆聽反對者的聲音。 　　反對立場的確立，必須是基於不犧牲幸福求發展，不犧牲個體求公益，不犧牲人性求原則。 　　反對混合著敏銳的洞察力和孤傲的人格優越感，使新事物從僵硬的思想凍土中破冰而出。 　　因此，反對總是能讓事情變得更好。 　　今天的主流思想，許多出自以前的反對者之口；而他們，無一不是逆流而進的尖兵。 　　在這裏，反對成為日常，成為社會的潮流、時尚和文明指標之一。 　　在這裏，基於公眾長遠利益的福祉，我們捕捉、聆聽這個時代值得關注的反對聲音。 　　文/肖鋒 　　房龍說，寬容是一件奢侈品，購 買它的人隻會是智力非常發 達的人。不寬容者堅信多數即 正確，然而他們往往錯了。少數派成為我們時代的稀缺資源，所以要加以保護。 　　有智囊團提交企業改革報告，引經據典，頭頭是道。最後主管官員說：“你們說的道理我都明白，可你怎麽解決這麽些人的出路？”中國人太多了，需解決出路的人太多了。早在“人多力量大”那排山倒海式的口號聲中，人口學家馬寅初就提出“我反對”，可少數派聲音如此微弱，隻能用時間來證明一切。 　　50年前，梁思成們保護古城、另建新城的提議沒人理睬。現在北京人被封堵在以紫禁城為圓心的環線上，在高峰時段這座新舊格局混雜的城市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停車場。多少年後我們總結出一個道理，叫“決策的失誤是最大的失誤”。但集體為失誤買單之後我們仍未習慣傾聽少數派的聲音。 　　假如他們是對的 　　茅於軾反對濫發彩票。買彩票帶有賭博性，容易鼓勵人的不勞而獲思想，相對於慈善、教育等公益貢獻，濫發彩票的負麵效應也同樣大。 　　作家葉兆言反對煙花爆竹解禁。不要把放鞭炮和文化攪在一起，這種“泛文化”的思考方式很可笑，相對於每年被炸死、炸傷的人，這種“泛文化”不值得。 　　詩人於堅幹脆反對現代科技。認為西方的所有現代器皿都可理解成凶器，9·11的飛機就是例證。他認為東方樸素宇宙觀仍然是現代人的生存智慧。 　　有學者更提醒，假如沙漠化得不到遏製，假如黃河長江斷了流，那麽“引黃入京”還有什麽用？那時唯一能考慮的方案恐怕隻有遷都了。 　　任何疾病都是一種文明的隱喻。SARS的隱喻就是大自然以“震懾與敬畏”的方式向人類發出警告，“你們犯規了！”對同為自然之子的動物的濫捕、濫殺、濫吃，密不透風的人居環境，封閉的溝通方式。病毒們常常在人過得好好的時候突然發難。SARS期間網上傳文“什麽什麽治不了，非典治了”，比如大吃大喝，比如公款旅遊。也有人著文“其實非典改變不了我們什麽”。 　　在預兆2054年的電影《少數派報告》中，湯姆·克魯斯的清白要靠“少數派報告”來證明。係統編程者說，為了保障係統正常運行，少數派報告一律被“抹掉”。“在瞎子王國裏，獨眼龍就是王”，這樣就賦予係統操縱者至高無上的權力，當他成為專橫跋扈的君王時，隻有恢複少數派報告才能更正係統錯誤。 　　人都是健忘的。難道改變人類陋習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災變？難道事先沒人發出過警告嗎？應該不是。提醒者的聲音顯然被“抹掉”了。 　　誰妨礙了我們反對 　　對公眾意見，人人都有自我保護的本能，學者告訴我們這種本能可能會導致集體沉默。 　　傳播學家諾利·紐曼創立了沉默的螺旋理論（spiral of silence），認為公眾在接受一個公眾議題時一般會判斷：自己的意見是否與大多數人站在一邊（學者稱之為人的“準統計學感覺官能”）？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站在少數派一邊，他們傾向保持沉默；如果他們覺得與輿論主導相去漸遠，就越會保持沉默。這種使優勢意見越來越占優，少數派越來越沉默的現象就被稱作“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理論強調大眾媒介在影響公眾意見方麵確有強大的效果。報紙、雜誌、電視對某一議題的宣揚在大眾中產生所謂“共鳴”效應，這種共鳴是排他性的，從而使“優勢意見”越來越成為壓倒性意見。 　　問題是，曆史常常表明，優勢意見並非總是對的和符合大眾利益的，可能符合了當前利益卻犧牲了長遠利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經濟增長與環保、新城規劃與舊城保護之間的矛盾。 　　人們如何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數派。突變論認為，少數派如果不想被多數派壓倒，一是個體足夠強大、堅定，二是堅持的時間足夠久。一群狼不能容忍一隻與眾不同的狼，總會除掉這個不受歡迎的夥伴。這隻是自然界法則。 　　人類社會法則應更有能動性。就是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改變表達意見的環境。長期以來，家長式管製、背書式教育一直塑造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如今的變化是，雞毛撣子換成了軟磨硬泡。家長告誡兒童，如果你不怎麽怎麽你就會被社會淘汰。方式變了但結果沒變，就是把你變成適合時代潮流的一葉浮萍，建設時代大廈的一塊磚頭。 　　保護少數派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如果將社會當作一個生命有機體，那麽“我反對”就是它必不可少的免疫係統。過去一直無知以為，人身體上的淋巴、腮腺、盲腸等是隻會惹麻煩的可有可無的器官，屬造物的敗筆。生命科學家說它們是人體免疫係統的一部分，除掉它們整個機體將降低人體對病毒侵害的抵禦能力。 　　少數派就是這樣一種係統，讓社會在行動時保持一種提醒狀態。長久以來，我們不習慣在爭論中前行，什麽都要統一思想後才放心齊步走。中華民族一向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傳統美德”，缺失的是對少數派的尊重和保護。 　　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趙本山坦言：誰能在中國得到真正的快樂？我可以感受到我周圍的人，他們都不是很快樂。學者用理論證明，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後，快樂效應就開始遞減。現代化、全球化、城市化，社會運動正如火如荼，當人們都朝一個方向行進時，總有一些人跳出來說“走錯路了”。 　　其實，保護少數派就是保護我們自己。我們珍視“少數派報告”的價值。珍視並保護少數派提出異議的權力，就是珍視並保護我們的未來，使社會擁有擺脫陷入謬誤的康複能力。你說得對，我們就照你的辦；你說得不對，我們也會耐心聽。我們會不斷提醒自己：萬一你說的是對的呢？萬一你是個馬寅初呢？ 茅於軾 我堅決反對濫發彩票 　　文/胡赳赳 圖—馬嶺/新周刊 　　茅於軾早在2002年6月16日就 “炮轟”了彩票的負麵效應，他 所“祭”出的反對彩票的“法 寶”是一篇2212字的文章：《彩票熱引起的思考》。其時距今恰好兩周年。兩年過去了，與那個反對聲音可資對比的是，人們生活在西安寶馬彩票案連曝“調包案中案”的尾聲裏。 　　兩年來，先後經曆了湖北體彩醜聞、福彩雙色球事件、西安寶馬彩票案的人們，忽然發現經濟學家茅於軾的那個聲音扮演了先知的角色：反對彩票還是不反對彩票，這是一個問題。 　　兩年後，75歲高齡的茅於軾先生再次向《新周刊》重申了他的立場：“我仍然堅決反對濫發彩票。” 　　“你自己買過彩票嗎？” 　　“沒有。” 　　“你周圍的朋友或熟人買過彩票嗎？” 　　茅於軾把頭偏向左側，用目光向家人詢問了一下，搖頭說道：“沒有。” 　　這位對彩票玩法“無知”的老人兩年前用清華中英文輸入法，在PC機的WIN98操作平台上，以1分鍾30字的打字速度，完成了反對彩票的“檄文”。此後，文章在平麵媒體和網絡媒體上廣為轉載，成為第一個反對彩票的理性聲音。 　　“買彩票帶有賭博性，容易鼓勵人的不勞而獲思想。一些老百姓懷著僥幸心理，以為花幾元錢就可以賺上百萬，至於中獎概率是多少則不太清楚，甚至是稀裏糊塗的。濫發彩票太危險了，我非常反對。” 　　茅於軾認為他的反對聲音是孤響，他既沒有與同事和朋友交換過對彩票的看法，也無暇顧及他的反對聲音取得的效應。兩年來他堅持認為：“這個社會，支持也好反對也好，要讓大家說話，讓大家來判斷，隻有一種人聲音是容易被誤導的。” 　　茅於軾從經濟學領域裏抽身出來，冒著“外行”和“無知”的危險，對彩票業這個他並不熟悉的領域予以迎頭痛擊，他的想法至今看來仍不失樸素：“總的情況看，社會上對彩票業是支持的，需要一個反對的聲音來平衡一下。但是我所反對的東西並不是我不了解的東西。” 　　茅於軾表示，在轉型期間，濫發彩票是個經濟問題，同時還是一個道德問題，而這兩個問題正是他所關心的範疇。正是基於這樣一種“社會正義”，茅於軾先後在山西龍水頭村進行了“民間小額信貸”的實驗，在北京開辦了保姆培訓學校。無論從經濟的尺度還是道德的尺度來看，濫發彩票都不符合他所倡導的社會正義。 　　兩年來層出不窮的彩票造假案印證了茅於軾的擔心，這位學術老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在先知先覺之外，他同樣看到了濫發彩票的“惡之花”的後果。 　　這個後果表現在兩個方麵：一個是彩票形式的濫發，比如說有人鼓噪發行“西部大開發彩票”、“南水北調彩票”、“高速公路彩票”等等，將需要建立在經濟學的可行性分析上的建設項目搞發行彩票來獲得建設資金，用非經濟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彩票是不可以用於建設項目的。因為一個建設項目該不該上，要從供應和需求方麵去判斷，這就是經濟可行性研究。如果靠發彩票來集資，就可能有些該上的項目籌不到資，又有些不該上的項目卻有錢去搞，經濟將陷入混亂。” 　　茅於軾預見到了濫發各種形式的彩票的終極後果—國家越來越窮。 　　因為彩票募集來的資金的使用經常會是產出小於投入的。它對社會不是增加財富而是減少了財富，所以會將國家越搞越窮。“現在有好多項目未經過認真的核算就上了馬，什麽形象工程、好多沒有車跑的高速公路等等，你要是用彩票搞，那就是災難性的。” 　　第二個方麵是彩票管理銷售環節上的“濫發”。麵對西安寶馬彩票案，茅於軾說：“國外很多地方發彩票都要有法律管著，而且有專門的公司。現在社會有些人是不負責任的人，該公證的不公證。”西安寶馬彩票案曝出的案中案是：寶馬車在公證時被偷換成了奇瑞。 　　與他“檄文”中聲稱的一樣，茅於軾認為彩票該不該發是一個事情，怎麽發是另一個事情。在他看來，福利彩票是應該發的、足球彩票是不應該發的。發行足球彩票的原始背景是，十幾年前，發展足球事業但國家沒有錢，所以發行彩票。而現在足球本身已經市場化了，已經賺到錢了，再發彩票就毫無道理可言。 　　茅的觀點很旗幟鮮明，在市場上能賺到錢的行業不能發彩票，不能在市場上賺到錢的行業如福利事業則可以考慮發行彩票。 　　對於可以發行的彩票，茅於軾仍然持謹慎態度，原因在於彩票的負作用是緩慢的、不易為人覺察的。“它主要鼓勵一種不勞而獲的思想，這個很不好。”茅於軾分析了“博彩”的二重性：賭博和娛樂的雙重功能。如何發揮彩票的娛樂功能而將賭博的特性降到最低？這位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眼睛輕度老花，兩年來耳朵漸“背”，同時患有脂肪肝和冠心病的老人，以一廂情願的赤子之心說出了他的另一種反對之聲：“彩票一買就買幾百張、幾千張，那他是想發財，這個是有危害的，所以彩票要規定不許買很多張，你可以買兩張三張。” 　　在茅於軾之前，很少有人提到彩票的有害性。反而是某某買彩票發財的報道屢屢見諸報端。故此，彩票的負麵效應普通老百姓感覺不到，彩票的弊病很間接。茅於軾倡導要有人來研究彩票的利弊。 　　他說，在美國，三五年就有人研究一次，隨著時間的變化它的社會後果會怎樣變。茅於軾準確說出了一本叫《美國大西洋城開放賭博的變化》（The Atlantic City Gamble）的書，作為他認為彩票研究也要如此做學問、深入分析的例子。他先驗性地反對彩票，而不是在有人對彩票利弊得出結論後再反對。 　　實際上，茅於軾並不孤獨，在他發表反對“檄文”兩個月後，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就成立了公益彩票研究所，擔任所長的趙明明因此成為第一個站出來以行動聲援茅於軾的人。並且，媒體是他天然的盟友，他撰寫文章交給媒體發表，成為一種效率最高的方式。 　　兩年來，反對彩票的聲音終歸還是引起了人們的警惕。一些叫嚷著要發行西部開發彩票、發行南水北調彩票、發行高速公路彩票的聲音逐漸弱化和消失，妄圖將一切需要政府投資的項目都用彩票解決的念頭，也被打破。 梁從誡 破壞生態就是我們的敵人 　　文/寧二 圖/王旭華 　　2004年2月，僵持數月的“怒江 水壩建設項目”終於得到了 來自高層的指示，但是，當 溫家寶總理親自批示“暫緩怒江水壩項目”的消息傳來時，“自然之友”會長梁從誡並沒有像多數關心怒江、生態保護的人那樣痛快地鬆了口氣。在他看來，怒江大壩被暫時擱置，是因為溫家寶總理的批示，但這並不是最後的決定，各方力量仍在博弈。梁從誡很懷疑怒江大壩最後還是要上馬。“因為我們這個政府對於來自民間的聲音能聽到的不多。沒有一個製度化的渠道來反映，趕上了，哪位高層領導人關注這個事情，作一個批示，但是如果這個領導沒有聽到這個聲音又能如何？”梁從誡看重的是，“民間的聲音什麽時候才能通過製度化的渠道傳到上級。” 　　多年來，阻止怒江建壩幾乎成了許多民間環保組織的使命。在推動中央重新考慮開發怒江水電的各方力量中，北京汪永晨的“綠家園”和於曉剛的“雲南大眾流域” 兩個民間環保組織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發源自青藏高原，沿雲南西部奔馳而下，縱貫東南亞的怒江是目前中國僅有的兩條沒有水壩的大江之一。華電集團計劃在此修建水電站，這意味著怒江現在的自然風貌將徹底改變。“為子孫保留一條生態江”是當時環保人士提出的口號，何況怒江、金沙江、瀾滄江三江並流的自然奇觀已經在去年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的世界自然遺產。盡管這是中國民間環保組織第一次在與一個大壩的鬥爭中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也有人認為：“這在中國環保史上，中國環保NGO（非政府組織）史上，都是第一次，都值得濃墨重彩地寫一筆。”但梁從誡對此有所保留，他說：“怒江這個事情我不認為有多麽大的意義。”“1995年‘自然之友’發起保護滇金絲猴，以及現在國內環保組織聯合起來反對怒江大壩能夠有所成績都隻是偶然事件。” 　　梁從誡在評價怒江十三級水壩項目因中央領導人的批示而暫時擱置時仍然心懷疑慮，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他看重的不是一兩次環保行為的勝利與失敗，而是致力於整個過程中一種“製度化渠道”的建立。“製度化渠道”的一種形式是聽證製度，梁從誡認為在規劃關係到生態環保的重大項目時必須舉行有當事各方都參加的聽證會，保證各方都有充分的知情權，目前很多當地人因為文化水平不高，不了解實際情況，容易被開發方短期的利益所欺騙。——事實上，這種製度目前並不存在，環保人士向上級表達自己反對聲音的方式便隻有通過“上書”。“我是全國政協委員，我上書可能還有人關注，要是別人呢？全國政協委員並不是終身製的，如果我不當了，渠道就沒有了。那個時候寫信會不會有人去看，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們國家如果沒有一個真正健全的民主製度的話，NGO所能發揮的作用始終是有限的。” 　　“NGO本質上是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製社會的產物。因此，NGO在中國還是一個外來物，在政府的觀念中，把NGO的聲音作為來自民間的聲音來聽取，還沒有養成這個習慣。國外是民選製度，NGO的影響大了之後就會影響某一位官員和政黨，NGO很可能使你不能當政，但是在我們國家這都不可能。政府沒有聽取來自民間聲音的習慣，也沒有這樣的選民製度。所以不會對執政者構成什麽壓力，他偶爾體察民情，老百姓包括NGO在內就感恩戴德了，就覺得這是個大勝利。要是不聽呢，你又怎麽辦？” 　　“如何才能使環保團體更有力量？”在“自然之友”網站的論壇裏，有會員在熱烈地討論著這個問題。“綠色和平組織在西方的作法在中國這樣的政治環境中肯定是行不通的，你上街遊行你在汙染企業的門口手拉手不讓汽車出入試試？可能嗎？‘自然之友’並不是一個以抗爭為主要方向的團體。”梁從誡說。 　　盡管如此，在“自然之友”10年的曆史中，抗爭成功的例子並不少見。1995年，數量極其稀少的國家一級珍稀保護動物滇金絲猴的棲息地告急，雲南德欽縣為解決財政困難決定砍伐100多平方公裏的原始森林。在保護滇金絲猴的行動中，梁從誡直接向中央有關領導寫信呼籲，獲得了一位副總理的正式批示，繼而另一位領導也作了批示。有了兩位中央領導人的明確批示，雲南德欽縣對天然原始森林的砍伐才算告一段落。然而在1998年，環保人士們又發現德欽縣砍伐天然林的行為並沒有真正地終止。最終這件事是通過《焦點訪談》等媒體強有力的曝光才迫使當地政府部門切實禁止了砍伐破壞。滇金絲猴最後的棲息地也才終於得以保存。 　　“‘自然之友’最重要的方向是開展環境教育，教育更多的人反對那些破壞生態的行為。”在梁從誡看來，做環保事業，“隻有當地的人，基層的老百姓，認識到保護他們的家園對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是至關重要的，他們才會積極行動起來，沒有當地的老百姓自己站出來環保，光靠幾個人先知先覺，是沒有用的。” 一個人有環保意識和沒有環保意識大不相同，梁從誡常常舉自己在“五七幹校”打麻雀的例子為證。那時沒有環保意識的他，覺得打麻雀並沒有什麽不妥。而“凡是做過‘自然之友’會員的人，我相信，他可以很長時間不和我們聯係，但他的環保理念是不會消失的。” 　　做環保事業，梁從誡從未覺得孤單。最初“自然之友”成立時隻有4個成員，現在會員則有幾千個。“自然之友”成立時是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而現在此類型的NGO組織全國也已近千個。今年是“自然之友”成立10周年，“自然之友”並沒有舉行紀念活動。梁從誡說“我們覺得10年來我們對於中國環境保護所作出的貢獻實在是很有限，不值得舉辦什麽紀念活動，如果將來，比如20周年的時候，我們有比較大的貢獻了，我們再來慶祝。”梁從誡所說的“較大貢獻”是指促進中國環保立法。現在“自然之友”在一定程度上也參與環保立法的工作，但僅僅是依靠梁從誡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民間環保團體要進入一個環保立法決策過程的程序化的參與。能做多少，我們還不敢說，但在可以預見到的一個時期內我們要朝著這個目標前進。”除此之外，“自然之友”近期的目標是要開拓一個對“保護地保護狀況民間評價”的項目。“民間的評價標準和開發商的、官方的評價標準肯定是不一樣的。我們就是要提出自己的評價標準，這其中至少要有一個不同的聲音。” 　　采訪結束時，梁從誡找出地圖冊，指著掛在牆上的全國自然生態植被分布示意圖說：“中國凡是人多的地方綠色就少，天然綠色林帶已經非常邊緣。麵對這種狀況，我們難道不應該做些事情嗎？” 朱大可 我珍惜說出城市真相的自由 　　文/羅震光、王曄菁 圖—何政東/新周刊 　　朱大可自己也沒有料到會這麽快就回到學校，而且被“押”回舊居，繼續跟文學“同居”。他一周要上7節課，分別是給影視係上影視研究，給中文係上中國當代文學史。由於職業的緣故，他保留對當代文學的關注，但文化批評和研究仍然是主業。你不要指望他會放棄對“新天地”和“後海”之類的“愛情”。 　　朱大可批評上海的浮華，批評城市建築及其圖騰，批評美女作家、美男作家，批評了許多為傳媒和大眾津津樂道、熱情讚美的事物。這樣一個尖刻地批判時尚的批評家自身也成了時尚的一部分。 　　從《上海：情欲在尖叫》到《衡山路上的中產消費典禮》，他甄別時尚景觀中包含著的是屬於文明進步的元素還是垃圾：“比如上海‘小資’曾經是一種生活時尚，它也是一個比較先進的消費群體，但最大弱點是‘零度原創’。上海是一個原創性日益喪失的都市，人們不斷舉辦各種大型演出活動和慶典，看上去熱鬧非凡，但是等到曲終人散時我們才發現，其實什麽都沒有剩下。這就是所謂的‘集市效應’。作為上海公民，我無法對一個每天都必須麵對的景象保持沉默。” 　　朱大可對於上海，除了1920年代的文化原創運動，給的褒義詞一如既往地吝嗇：“在今天，上海也一度冒出過個別值得關注的人物，像自由主義學者朱學勤和作家王安憶（前期）等等，但他們都是1980年代的產物。1986年，上海曾經是中國文化變革的前線，思想和文化一度非常活躍。我們至今還在享受著它提供的那些零星成果。但在後殖民的整體語境中，上海正在喪失它的文化個性，它的嘴臉長得跟世界上的其它城市越來越像。它的建築在全麵克隆西方，而它的文化則日益“新加坡化”，也就是荒漠化。我看不到它有任何改變的跡象。” 　　他真正的盟友不多，更多是讀者，“我從來都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孤獨是我的常態。”住在上海外環線邊上，一個叫做莘莊的地方，這是都市的邊緣，也是有關他立場的象征。“我把自己邊緣化，以保證有足夠的距離對它進行觀察、研究和批判。邊緣化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精神策略。令人遺憾的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爭先恐後地匯入主流的洪流，而我則注定要成為一個孤獨的守望者，看守著莘莊這樣的麥田。” 　　朱大可看出了為什麽中國遍地都是“表揚家”的原因。“人們順暢地表達自己觀點變得很艱難，這是因為它牽涉到各種微妙的利益。有些評論家和作者、協會、出版社有很深的利害關係，他們要麽礙於個人情麵，要麽考慮各種關係，無法說出真實的評判。這就是經典作家馬克思說過的，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很多人一麵嘲弄這個世界，同時又高明地同它結盟，他們沒有改變現狀的勇氣。利益是批評家的最大障礙，一旦跨越了這個障礙，批評家就將無所畏懼。”他真的能做到“六親不認”嗎？“嗬嗬，這有點誇張了。我最多也就是‘三親不認’而已。我還是很看重友情的。這其實是我的弱點。我總是試圖找到一個平衡點，一方麵誠實地說出自己的看法，一方麵不至於傷害他人。但拿捏好分寸很難。這是我的一個很深的困惑，也是我最終選擇孤獨的原因。” 　　他毫不指望自己的反對意見會成為主流意見。“今天，主流派的含義就是與你所批判的對象妥協。在中國，批評家和媒體有著完全不同的使命。盡管許多優秀媒體人在反抗他們的命運，但中國媒體文化的表揚使命是難以改變的，這是由所有製決定的。而我作為個人，也許有更多的說出真相的自由。我珍惜這樣的自由。”隻有短缺的東西才是珍貴的。自由從來就是中國這個超級市場裏最罕見的蹺錚??沂俏ㄒ晃薹ㄓ沒醣夜郝虻畝?鼇Ｔ諼鎦時淶昧綻怕?康氖貝??嗣欽?誄晌??坪吞逯頻乃?嘏?ァＮ蟻肫鷚桓霰恍∽拭怯美牡拇剩?惺裁礎扒崳璺裳铩保?凇鞍俁取鄙纖岩幌攏?尤揮?8萬個結果，這個詞雖然已經淪為一種惡俗，卻多少傳達了人們對自由飛揚的渴望。 　　在一個社會問題成堆的語境裏，獨立的批判立場更容易激發人們的共鳴。“這也是魯迅先生為什麽能成為第一偶像的緣故。魯迅的不屈的批判精神，鼓舞了大批憤怒的青年。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反抗效應’。但文化批評永遠隻能是一種建構性程序的開端，它必定要引向文化製度的重建，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關切的核心。另一些朋友對我的話語方式更感興趣，因為它在元語言建構上做了一些小小的實驗。” 　　在朱大可眼裏，好的批評家不能隻發表“酷評”，還應該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原創性。“就我個人而言，我的預言有時並不準確”。比如朱大可以前提出的神學浪漫主義觀點，認為不久會有一種終極關懷的東西降臨於我們生活，這個一廂情願的預言後來落空了；但幾年前他提出的有關“情欲在尖叫”的預言，以後卻得到了普遍的證實。 　　朱大可對批評的力量沒有信心。從說出真相到改變現狀，這裏有一個難以逾越的距離。比如一部遭到批評的不良圖書，最終卻會因為“爭議”而變得暢銷起來。甚至批評家會被懷疑與書作者唱雙簧。“批評正在古怪地走向它的反麵。”這就是所謂“後現代誤讀”現象，它的特征就是：公眾不僅喪失了是非評判的標準，甚至喪失了對批評本身的評判力。這是一個從“信仰危機”退化到“信任危機”的年代，好與壞、善與惡的界限完全消失，人們的判斷標準不是它的是非，而是它是不是足夠好玩。這是批評家所麵臨的危機。批評家似乎隻能成為少數人的知己。他隻能發出警告，但不可能更改現實。 　　朱大可說：“我的原創性活動分為四個方麵：第一，在都市文化批評領域，開拓都市符號分析，對都市文化符碼進行“細讀”和“精神分析”，尋找其隱喻性語義；第二，在一般文化批評領域，展開對後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變異現狀的批判，尋找各種“文化口紅”和“道德胭脂”；第三，在“廣義流氓學”領域，認為中國存在著一個龐大而隱形的流氓社會，擁有自己獨有的精神特點和話語方式，並對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產生巨大影響；第四，在曆史－神話學領域，對曆史傳承的民間符號進行了精神分析。比如，我認為梁山伯對女扮男裝的祝英台的“戀情”存在著隱蔽的“同性戀”機製。這種對人們熟知的“常識性曆史”所進行的闡釋，意在還原中國傳統文化，讓曆史對人的當前經驗全麵開放。你會看到，這些書寫都已經大大超出了“酷評”的範圍。批評的本義就是重新估量人類的全部經驗。” 　　知足常樂還是永不滿足？朱大可覺得這恰恰是同一枚錢幣的兩麵，“我會把前者當作最低綱領，而把後者當作最高綱領。” 於堅 反全球化的那天必會到來 　　文/夏楠 圖—何政東/新周刊 　　全球化是深入人心的全民運動， 今天誰還會同意“閉關鎖國”？ 　　於堅馬上搬出《現代漢語詞 典》修訂本，指著“化”這個詞：“後綴。加在名詞或形容詞後，表示轉變成某種性質或狀態。”一說“全球化”，他馬上聯想到電梯。“本來嘛，步行，一萬個人有一萬個走法，速度、體態、目的地都不一樣，一旦電梯化，還有什麽細節上的不同？” 　　於堅上個月剛剛從巴黎回來，他感到所謂全球化已經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就是我們每個人無法逃避的生活。它不是咖啡、麥當勞和關於先鋒派文化和左岸的知識，“它是你現在正在喝的機器水”。在雲南最遙遠的鄉村土地上，他總能看見塑料薄膜掛在蒲公英的枝葉上；他牢記拆除曹雪芹故居的時候那個並不反對的鄰居，關心的隻是房子的拆遷費、補償；他更看到80歲的老人以住在四壁潔白刺目、剛剛油漆過的房間裏，在大彩電前坐在新買的沙發上吊著兩條腿為榮。而作為一個詩人，全球化更使他已經無法逃跑去做一個陶淵明。 　　“人們甚至認為土著們千年棲居的蘑菇房、竹樓都是有礙‘現代化’的，富起來的標準是看這些落後村莊和他們的落後生活方式消亡的速度。” 　　於堅感覺到有隻看不見的手在推動世界，“它的目標就是令我們在古代漢語裏麵建立起來的對人生世界的基本價值統統失效。” 　　他在《棕皮手記》裏寫道：“西方隱藏著可怕的危險，西方的器皿隻要換一個角度去理解，它們都是武器。”“例如每天都要用的刀和叉，但不意味著它們總是被視為武器，把民航客機視為武器的是基地組織，汽車當然不是武器，或者不是被作為武器來製造的，但與步行和牛車相比，它確實有致命的因素；玻璃當然不是武器，或者不是被作為武器來製造的，但與雕花窗子和窗花綿紙相比，它確實也暗藏著致命的因素。你今天在大街上最害怕的是什麽，難道不是汽車，你會害怕步行，對行走的人東張西望？看他在哪裏拐彎？” 　　於堅從中國曆史上揪出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認為這正是全球化的開始。“好像是在閉關鎖國，但其實是在為全球化做思想準備。”他說，如果沒有對中國傳統的最後的激烈革命，“進步”、“天天向上”的思想怎會如此深入人心？ 　　“反全球化？今日在中國恐怕隻是‘二三子’的杞人憂天。” 　　當人類選擇“全球化”，選擇“進步”、“再進步”時，於堅以個人的力量一意孤行：他拒絕無孔不入的通訊工具——手機，至今他都是一個雞鳴時分就要起床的人（現在當然聽不見雞叫）；他酷愛步行，將常去的旅行地西安強調為“長安”；出國參加詩歌節他堅持用昆明話朗誦自己的詩：他不會英語，他覺得用一生來研究漢語也是絕對不夠的。“我無非是堅持我在自己故鄉已經習慣了的生活傳統，不動、不變而已，就已經成為一個‘另類’了。” 　　於堅還緊密注意身邊一切的另類痕跡。麗江古城因為保持舊社會留下來的一堆“破爛”而成旅遊上的另類，怒江因為是國內最後兩條還沒有“水電化”的原始河流之一也成為一個另類。 　　於堅感歎於“全球化”的厲害，它可以令傳統的普遍的日常生活世界和詞典全部變成“另類的”、“落後的”、“反動的”眼中釘。“我的所謂‘一意孤行’意味著什麽，意味著自願被時代所拋棄，落後、永不成功。” 　　但是，當這個世界像阮籍那樣途窮而返，於堅確信反全球化的那天必會到來。事實上，他早已從20世紀西方的現代主義運動中看到對‘全球化’的反對：卡夫卡的甲殼蟲、艾略特的《荒原》、梭羅的《瓦爾登湖》……在巴黎，他看到的生活是推崇慢和古老，人們以沒有進步或者反抗了進步而自豪。在奧爾良，他的朋友法國《詩歌》雜誌的副主編穆沙先生自豪的是他隔壁的鄰居是高更家的，而且現在的主人還是叫高更，那是什麽樣的破房子啊！ 　　最近於堅還發現老子和莊子的作品越來越像是剛剛出版的著作。他相信：當一個中國人在8月15日的晚上走出小轎車的時候，他看不見月亮會很空虛；但一個西方人可以在空虛的時候去教堂，教堂就在世貿大廈的隔壁。 　　“中國人崇拜的是自然，是自然世界中的萬物有靈。如果全球化的‘地球村’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耳得之為聲，目遇之成色，為吾與子之所共適’，那麽未來不正是要回到一個‘中國式的過去’嗎？” 　　於堅對他的個人反全球化行動做結：時代的列車照樣前進，但車輪會被某顆不動的沙粒磨掉一小小片，它的速度因此在可以忽略不計的記錄裏慢了千分之一毫米。 秦朔——如果不幸福 寧可不要 　　文/毛譯敏 圖—何政東/新周刊 　　秦朔又出書了，《告別GDP崇拜》。 這本書的扉頁上沒有引用海 子的詩句“從明天起，做一個 幸福的人”，但的確談到了一個與幸福有關的生詞—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 　　GNH的反對目標是GDP（國民生產總值）。GDP不能決定GNH，收入不能決定幸福。國內第一個明確提出告別GDP概念並引發社會思考的人，正是他。 　　在《南風窗》辦公室見到秦朔，他還是那麽胖，這應該歸功於GNH的好處。 　　他時而會用“我們知道分子”、“我們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字眼。這是暗示還是象征？！與其說他是反對者，不如說他是思想者；與其說他是思想者，不如說他是經營者。秦朔在經營一本雜誌、一份責任感和一係列順應潮流的、帶建設性的反對觀點。 　　“沒有GDP是萬萬不能的，但是GDP也不是萬能的。”2003年11月，秦朔在《南風窗》上發表了《GDP先生的講述》。對一些官員來說，GDP是圖騰，是政績，是發展的全部。秦朔說也有些政府官員對他的提法非常不滿。“為什麽城市官員對什麽招商引資、剪彩簽字的熱情遠大於扶助弱勢群體和完善城市公共機構？就是因為前者可以引來GDP增長，有利於政績。現在我說，我們要強調人民幸福，不要強調GDP，對於他們的既得利益來講，是一種阻礙。” 　　“另一些官員，把我的觀念當作擋箭牌，這也是我所不願意看到的。比如溫州的GDP增長是浙江省的倒數第一，當地官員用我的觀點來為自己開脫，這當然是對我的誤讀。” 　　“許多人認為書生論政是非常可笑的，許多人把《南風窗》看做書生論政。而我不同意，首先，《南風窗》的記者都是深入第一線的，我們對於國情是了解的；其次，隻有一個開放成熟與民主的社會機製，才能容許知識分子與媒體保持獨立思考，並對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表達質疑。這是執政者保持清醒、社會保持健全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不過，他並不認為自己是第一個跳出來的“GDP反對派”。他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我隻是順應趨勢喊出了“不要盲目崇拜GDP”的第一句口號，並不是超越時代的先知先覺者。從這一屆政府執政者的決策、社會話語氛圍以及學術界的討論來看，很多人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加之我本人人文氣質比較重，成文很感性，比起經濟學家專業的分析，可能更容易得到公眾的認可……當然我同樣認為，‘反思’這樣的思維方式對於《南風窗》這樣一個強調責任感的雜誌來講，將會一直堅持。” 　　秦朔曾經被評為“可能影響21世紀中國的100位青年人物”、“最具責任感的新銳人物”，他說過“三十而立”的“立”是獨立，擁有精神與思想的自由。 “我們社會的發展是均衡的嗎？ GDP的增長是不是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2000年9月號的《南風窗》上，身在美國的秦朔寫了《重建均衡：中國政策新走向》。加州州立大學的公共管理課程令他意識到是政府的公共政策還存在問題。 2003年5月，秦朔在複旦大學的演講中“告別GDP崇拜”的觀點開始受到關注，“為什麽一場SARS會暴露出如上問題？那就是因為我們在提倡高速發展中忽略了人民真正的幸福以及整個社會科學發展觀的持續性。” 　　“我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反對派。”他接著闡述：“從1998年我因《標致·乙烯紀念碑》一文曾促成廣州市人大通過了確立重大市政工程責任人製度的提案後，我就得罪了某些人。之後我的確因為這樣那樣的反對受到關注、得到認可，也承受過壓力。當然，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認為自己的責任不僅僅在於“反對”，更在於在“反對”的同時，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比如在告別GDP崇拜的同時，我提出了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的概念。GNH最早是由南亞不丹王國的國王提出的，他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後來馬來西亞黃有光教授深入地對東亞地區“經濟快速增長而人民快樂不足”的問題進行了研究。我把這個概念在國內提出來，是希望我們的政府更關注國民幸福與社會的持續發展、資源的保護、收入的均衡，我認為綜合引進GNH之後，追求GDP的增長就不至於那麽盲目和形式化”。 　　“上個周末我在深圳參加《經濟觀察報》主辦的‘中國最值得尊敬企業’的年會上，上海通用公司總經理陳虹談到了通用汽車在‘零排放’技術上的開發；萬科房地產老總王石提到‘房地產可能會死掉，房子不會死掉，因此更要重視建築與城市的和諧美感以及開發中對資源的保護性’、諾基亞的中國區副總裁也強調了企業的發展要‘以人為本’……他們在與會期間都曾與我交流過GDP與GNH的問題。” 　　問他：“您預計您的反GDP觀點何時能成為主流？”他的回答：“從知識分子的層麵來講，它正在成為主流。從社會各階層講，國內沿海比較發達的地區，我估計10-20年後局部地區將進入一個中高收入的水平狀態，到時候或者大多數公眾會意識到科學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而在一些欠發達地區，我估計這個過程將延續到20～30年。” 劉長壽 誰能容忍城建中的低級錯誤 　　文/郭娜 圖/文英 　　國際大都市上海為什麽不應該建 國際水準的大橋？66歲的劉長 壽戴上助聽器，摘下老花鏡，麵 前一字排開4大本“進言記錄”共358頁，從1990年說起。 　　北平、奉天長大的劉長壽很不上海。在上海這個“不反對”的城市，他捏住了“造大橋”這個大事。14年來分主題（不限於造橋）7次上書上海市市長和有關部門。母親說他從小方腦袋，認死理。1990年，國內第一、世界第三的南浦大橋動工，劉長壽第一次上書反對；創10項世界紀錄的盧浦大橋再次動工，劉長壽再次上書反對。麵對著南浦、楊浦、盧浦三座振奮了上海後來居上的市民雄心、宣告了長三角把珠三角拋在身後的“宣言型”建築，劉長壽就是不依不饒：“這是低級錯誤，捏住，跑不了。” 　　劉長壽就是有這個自信，同濟數學力學係畢業，他比別人更精於計算和受力分析。不過依他看，“這個問題比較初級”。“自己也解決不了的事我不提，我能提出對策的才說。” 　　理由很簡單：造高橋是“打腫腳穿大鞋”，“上海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國際大都市，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最擁擠的空間”，根據“這個密度、黃浦江的河道狀況、上海市的市齡、國外同類大橋的具體情況……”，“三座大橋”是得不償失的浪費，影響上海發展的間接損失不可估量。 　　他反複發問：“為什麽一定要建大橋？”為了進巨輪嗎？”他再發問：“一年能有多少艘次？”他提出：“南浦大橋動遷5000戶居民和180多個單位值得嗎？”為什麽不可以“造小橋並調整港區，騰出大塊土地建一座濱江森林花園”。 　　“我們為什麽偏愛黃浦江鬧市區段的港區呢？”更主要的原因是“港區原來就造在那兒”。但是要知道，“這些碼頭興建之初，浦西江岸正是城市外邊緣，而現在城市外緣在長江南岸、在東海之濱……” 　　劉長壽反複強調：“我想再重複一下，一切均要量國力而行，但應強調規劃意識。” 　　然而，盡管他一再奮筆疾書，每一頁都用嚴整而雋秀的硬筆書法一字不改地謄清，每一封信的複印件上還有紅筆校對的記號，每一本記錄的目錄上都用紅筆圈出重要的頁碼，但是，他依然還是那個奮筆疾書的劉長壽，橋也依然造得那麽高。沒有什麽人明白他究竟“圖什麽”，唯獨一位聖約翰大學出身、老地下工作者的規劃局老局長說過：“他這是動態的休息，活他的生命價值。” 　　對於得過兩次癌症（1999年得淋巴癌，2002年得肝癌）的劉長壽，他開玩笑說：“飛機誤點，待著也是待著。”他創作了座右銘：“說自己的話，讓別人去走吧。” 　　走進劉長壽十幾個平方的小屋，櫃子上堆滿了藥瓶，最顯眼的家當是一台3個月前剛買的飛利浦液晶顯示器和外殼更新的舊主機以及惠普打印機和佳能複印機。2003年，劉長壽找到了這個最寶貝的去處，因為他知道：“許多場合不是我說話的地方，網上不同。”想法來了，劉長壽就坐下來發帖子，鍵盤上貼滿了形狀各異的膠布以便操練盲打識別，鼠標墊是塑料砧板，桌布就是枕套。老伴說他：“隻要一坐下來，就不給我做飯了。”劉長壽就沉浸在這裏把他的建言“廣而告之，留世存照”。他說：“在這裏，我能指揮劉長壽！” 　　找到了互聯網，終於可以自由自在地堅持自己“不大一樣”的思想方法了。他還是強調凡事“合乎邏輯”，這是他的信仰，至今還能倒背如流的古文詩詞都是靠“分析文句內在的邏輯關係”記了一輩子。 　　一心希望上海“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劉長壽，在第一封寫給市長的建議信中用《桃花源記》的句子為上海勾畫了一番美好圖景：“如果不造大橋，改建小橋並調整港區，騰出大塊土地換來一座濱江森林花園。樹木蔥鬱，江水漣漪，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那時上海市民，喜何如也。”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早就是劉長壽思考、建言的主題，有諸多領域的進言都提出在矛盾突出之前。上海，一個以國際化大都市為最大雄心的當今中國大舞台，城建發展方向亟需深入思考的諍言。 　　妙筆敗筆？劉長壽說：“讓後人評說吧！” 　　《新周刊》：結婚這麽多年了，您在家裏也愛提反對意見嗎？ 　　劉長壽：我以前不像現在這樣“橫秋”，隻是到了50歲以後，遇事發作，繼而一發不可收拾，這是說在家外麵。 　　《新周刊》：怎樣開始給市長寫信的？這些年是怎麽堅持下來的？ 　　劉長壽：1990年時我是民建黃浦區區委委員。一次，區委布置要參政議政給政府提建議。當時偶然看到報紙報道南浦大橋，想到了就寫了。 　　我自詡是中國第一流工程師，話趕話，曾向總師和全單位叫板，話很難聽，沒人應。專業方麵，上海有幾點技術突破是我破的。但因獨到和耿直屢受打擊，遇事黨委副書記當麵說“……但是你不是總師”，副總經理當麵說“我們集團沒有跟你劉長壽合作的打算”。我也算老專家了，臨退休時我住腫瘤醫院單位竟不肯照章支付住院費（是自己墊付大部分才勉強入住的）。眼見謬誤橫行、建設粗放，腹中才學報國無門，不肯折腰，為證曾言“我不是總師是上海設計院的錯誤”，寫下54頁技術專論批點我單位大工程設計低級錯誤，引起不小轟動，萬馬齊喑；我還接受聘請去給上海全市的建築師和房屋結構工程師授課…… 　　上海市一級，縮短戰線，隻是再拾起、捏住黃浦江上的建橋舊題，網上帖子寄給市委書記、市長。中央一級，竟寫“目前中國最大政失是什麽令不行禁不止”，網上帖子和寄給溫家寶同誌—自認為不是打擾總理，而是探尋中央領導不致過勞於事務堆裏的蹊徑。希望大小人才受到起碼尊重從而導致城市和國家越來越好。 　　人沒有實力都是扯淡，名句雲“語不驚人死不暝”，“若沒些兒靈聖與世人傳，也不見得湛湛青天”。關鍵是我寫的東西真理不真理。 　　《新周刊》：為什麽會有這些低級錯誤？ 　　劉長壽：現在的社會太浮躁，上海有些城市規劃隻是拿剪子嘩的一下把布剪了，然後才想是要做旗袍還是做西裝。可是已經晚了。不符合居住規律的情形太多。工作人員不敬業、不及格的是大多數。耐得住寂寞深入思考問題的人太少。應該對得起飯碗。 　　《新周刊》：同事們對您有什麽評價？ 　　劉長壽：還行。他們說：“你是我們院的劉羅鍋。我們院裏有三五個像劉長壽這樣的人也不會像現在這樣。” 　　《新周刊》：不造大橋，您的主要觀點是什麽？ 　　劉長壽：第一，沒有必要因為巨輪進港造大橋。黃浦江外的長江南岸、東海岸、杭洲灣北岸、島嶼，區別用途用較多的矮橋把黃浦江縫起來，以暢浦東、浦西交通。 第二，由於黃浦江的水深和岸邊空間的局限，碼頭、船廠隻有移出浦江才有大展宏圖的天地。 第三，現在的碼頭、船廠、倉庫遷出，建小橋省去了大橋的龐大引橋，都能騰出寶貴的黃金地段，可以進行大手筆的綠化和公共設施建設。 　　《新周刊》：反對造橋的這件事下一步有什麽打算嗎？ 　　劉長壽：我就像一個挑錯別字的語文老師，指出專家和少數高級領導的低級錯誤。現在每3個月檢查一次身體，不知道“飛機”什麽時候來。上海話“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裏是哪裏”。我希望能把自己的東西網絡化，留世存照吧。還是那句話：“一時的揚抑滯於權，千古的對錯決於理。” 彭培根 我警惕設計上的任何炫技 　　文/寧二 圖/王旭華 　　2000年的端午節，對清華大 學建築學教授彭培根來說 是個難忘的日子。就北京 國家大劇院法國設計師安德魯的設計方案，彭培根和114名建築學專家聯名向中央上書。在這封公開信結尾，有這樣一段話：“如果按這個方案建造起來，必將引起國人長期的非議，勢必成為國際輿論笑柄，有損於我國政府的聲譽。由於這不是局部的技術性問題，而是設計方案本身不合理，修修補補不能解決問題，因此，我們建議撤消這個不合格的設計方案，現在撤消是損失最小的！” 　　彭培根們的上書並沒有起到明顯的效果。 　　4年過去了，人民大會堂西側國家大劇院的巨型殼體日漸成型，並將於幾個月後封頂。然而，隨著5月23日安德魯在法國設計的戴高樂機場候機廳突然發生坍塌，安德魯設計的國家大劇院的安全性再一次被各方密切關注。彭培根作為4年前最強烈反對安德魯設計方案的建築學專家之一，又一次站到了質疑的最前線：“現在我主張把它炸掉，那一塊地方最好建成綠地或公園！” 彭培根說。 　　“國家大劇院開工已經很久了，已經成為現實，你為什麽還這麽強烈地反對它？” 　　“事實上大家一直在關注著大劇院，從來沒有停止過。我覺得這是維護我們中國建築界以及整個民族民族尊嚴的事情。” 　　4年前，114名建築專家聯名上書所列出的反對意見中，第一條便指出：“安德魯的設計方案嚴重不合理，存在安全隱患。”“從我們建築學的理論來講，建築學有一句算是金科玉律的話：建築的形式是隨著機能而產生的，現在是都倒過來。先造一個造型，然後再去配它的結構，這是絕對的形式主義，安德魯的國家大劇院就是個典型代表。” 　　有著巨大的圓穹頂的國家大劇院，彭培根稱之為“外太空掉下來的雜種”。因為這個大頂，觀眾廳等必須安排在地麵下的7至10米處，彭培根說有情況時盡管也有逃生之路，但要比從地麵直接逃生要慢好幾倍的時間。緊急情況分秒必爭，有時就差一分鍾就得要人的命。國家大劇院四周的水麵也存在安全隱患，“萬一來個三四級的地震，水下的玻璃通道震裂，地下的六七千觀眾都要從水裏鑽出來才能逃生，萬一有失誤、沒有任何人能負得起責任。” 　　在彭培根看來，大型的公共建築不能把一個新試驗品直接拿來就用，這關係到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一定要從小到大，多次論證多次改進，的確非常安全了，才能拿來用。像2008北京奧運主體育館“鳥巢”以及國家大劇院都應該這樣。 　　但目前中國城市建設對“洋化”和“外國建築師”的崇拜心理，使得中國越來越像一塊“未來建築”試驗田。不久前《時代》周刊的封麵就以中國新興建築為圖，那些嚴重脫離中國文化傳統的“新建築”實際嚴重地影響中國傳統人文景觀。被某些國外媒體稱作是“一個用金屬鈦製作的蛋殼”的巨大的圓穹頂在彭培根看來毫無意義，盡管這可能是“一座晶瑩剔透的建築物”，但高大的屋頂，天長日久，如果發生損壞、裂縫，修理和維護存在很大的困難。自“9·11”事件以來，反恐問題被各方關注，彭培根甚至想到這個巨大的圓穹頂不利於反恐，“如果恐怖分子在這個大頂上安裝炸藥，你怎麽辦？上萬根構件，你根本無法查炸藥究竟安裝在哪裏。而且一旦大頂坍塌，後果不堪設想！” 　　最讓彭培根憤怒的是安德魯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 　　安德魯的國家大劇院設計方案，在彭培根看來實際上對中國文化持有蔑視態度，是一種“後殖民主義的表現”。中國駐法國大使有一次接見安德魯時對他說要注意中國文化傳統的協調時，安德魯說：“我就是要切斷曆史。”—“安德魯說切斷中國的曆史才是和中國曆史結合的最好的辦法。這是一種混蛋的說法，帝國主義的海盜才會這麽說。”彭培根回應道。 　　“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愛國主義的傳統，什麽時候都是以國家的利益為重。隻要你（的設計）好，不管你是哪國人，我們都佩服你。假如你的（設計）安全有問題，對國家利益有損害，對我們的文化是個侮辱，那我到棺材裏麵都要跟你鬥！” 　　“現在我們國家整個文化的基礎比較淺，人們的視覺經不起衝擊，一看特別新奇就覺得是好東西。實際很多人中國文化的根基淺，對西方文化了解也不深，所以就會選擇一個妖魔鬼怪的東西。” 　　“我們國家比較有錢了，雖說我們還不是暴發戶，但比較有錢了就有了暴發戶心態，希望要建就建世界最高的，要建就建最新的。世界第一高樓在馬來西亞建成的時候，誰會認為馬來西亞是最富的國家？現在台灣有第一高樓了，又有幾個人會這樣認為呢？” 　　反對國家大劇院方案，反對盲目建超高層建築，質疑北京奧運主體育場“鳥巢”方案，多年來，彭培根以鬥士的角色堅持站在反對垃圾建築的最前麵。“如果沒有我們的反對，結果更糟糕，那他們就為所欲為了。”彭培根說。 馮驥才 有什麽理由毀棄城市遺產！ 　　文/夏楠 圖/鄒建 　　搶救估衣街是5年以前的事。 　　估衣街是天津根須最長的一 條老街。1999年12月9日，馮驥 才突然得知這條老街要拆了。他放下長篇小說《俗世奇人》的創作，蹭地又一次站起來。 　　第一次驚動地站起來是因為1994年天津老城要拆。馮驥才在天津的生活是與老城緊密相連的。老城有1.5平方公裏，人口約10萬，近600年的曆史。房子都很破，但裏邊有很多著名的曆史建築摻雜其間，像中國最早的電報局、義和團壇口舊址等。“‘文革’時我在社會底層滾過十幾年，就是在老城區裏滾，結識了社會上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人，這對我寫小說幫助很大。” 　　而搶救估衣街，就跟打仗一樣。對這段經曆，他有很詳細的記錄：“估衣街上名店林立，有謙祥益、瑞蚨祥等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街本身亦是文物保護單位，銅牌就在估衣街西口的牆上。作為曆史文化名城天津的支柱性的文物街區，怎麽說拆就拆呢？……” 　　馮驥才邀請專業攝像師，將估衣街挨門挨戶地進行攝像，留下估衣街鮮活的音像史料。訪問估衣街的原住民，用錄音機記錄下他們的口頭記憶。保留估衣街的口述史。搜集相關文物。必要的文物花錢買。盡可能挽留估衣街的實證性的文化細節。2000年1月，馮驥才策劃出版估衣街的明信片，一套五枚，他為每份明信片題寫對聯，當街演講：估衣街是600年來一代代祖先的創造。 　　當地百姓與商家在估衣街沿街貼出大標語：“社情民意不可欺，保留估衣街！”、“商業發祥地，龍脈不可動”、“保留古跡，不愧天津人民”、“紅木家具不能變組合”等。“百姓起來捍衛自己的文化，這在中國當代是首次。這年“兩會”文藝界政協委員座談時，馮驥才做了“拯救城市文化刻不容緩”的發言。返津不久，馮驥才聽到了“估衣街地區保護性改造方案”，估衣街的百年老店謙祥益得以幸存。 　　“我有幾部小說要寫，人物常常在我心裏活起來，我有寫作的衝動，但我必須壓抑自已。常常一個電話來了，說哪兒哪兒哪兒要拆了，叫我趕快去，十萬火急。” 　　天津有個地方叫大直沽，大直沽從前有座廟叫天妃宮，後被八國聯軍燒掉。1998年前，這兒被一個開發商買下，建新房。馮驥才自費請考古隊一層層地往下挖，一直挖到宋末元初的東西，他馬上給市長、市委書記寫信：希望你們注意，這地方必須保護。城市的遺址，就是這個城市的胎記。一座城市若能在市中心找到它的胎記是這個城市的福氣。最後，市政府花了3200萬元，把這塊地兒買下，包括開發商已經蓋起的樓房，然後把房子炸掉，建一座“天妃宮遺址博物館”。 　　馮驥才認為經濟上處於弱勢的民族和國家，在文化上往往會自我輕賤，會盲目抄襲強勢經濟國家的文化。“可是，一旦你丟掉了自己的文化，那這個民族就會麵臨很大的精神危機，這比物質貧困還要可怕。” 　　但是，有人現實地提出老城的保護與安居的矛盾。“在沒拆的老院子裏，搭蓋有許多小房子，路窄得隻能容下一個人，像地道戰一樣。住這樣的老房子，冬天冷，夏天漏，夜裏上個廁所也要跑老遠的路。”馮驥才被人問到：“你住老房子還是住單元房？你自己怎麽不住到破房子裏？” 　　“首先，你對這個城市是不是很清楚，哪些舊房有價值，必須保留，哪些沒有很高的價值，可以改造。問題是，現在有些地方應該拆掉，我們沒拆；有些地方很有價值卻非拆不可，為什麽？因為那兒地皮貴，拆了再建開發商能掙大錢嘛。” 　　“有些老百姓住的房子確實很破，可你蓋的那樓嗬，說白了，他們也住不起，還不是給老百姓點兒錢就把他們打發了？老百姓還是要到處借錢買新房，並沒完全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到底是誰得了好處？” 　　“城市文化保護，方法很多，像天津老城保護，政府聽取了專家的意見，最後在中間劃了一小塊兒地兒，絕對不拆，然後把外邊的精華擱裏邊，等於把老城濃縮了。這不既改造了，又保護了？”馮驥才認為“安居與城市文化保護”沒有根本衝突。我們現在經濟發展得太快，我們的文化丟失得也太快，可以說每一分鍾都在丟失。 　　“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啟動10年來，馮驥才目睹了太多民間文化在全球化衝擊下、現代化速度下悄然死亡和奄奄一息的現實，他手中的筆已經由寫小說改為寫檄文。在他新著《手下留情—現代都市文化的憂患》中，他關注中國傳統文化的消蝕問題。譬如津門老城老街老房子、梁啟超的書齋、繪畫、戲劇、婦女纏足、年文化、武強年畫、剪紙、小人書、博物館等。 　　每個正常工作日，62歲的馮驥才坐在他充盈著彩繪樟木箱子、晉地宅院木門……的工作室裏，為著同樣一個命題奔走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