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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 v. 習近平的用人之道

(2018-02-09 13:56:36) 下一個

毛澤東和習近平的用人之道。

毛澤東治理國家所用的人,很多是是工農出身。 著名的有陳永貴這樣在大寨苦幹實幹的農民,在紡織戰線的勞動模範,吳桂賢。

早年革命造反時,有一篇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頗能反映毛澤東的用人之道。其文中,對於農村中的“痞子”運動極盡歌頌。說是給“土豪劣紳”戴帽遊街等暴力行動,是好得很。“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毛澤東打江山就靠的這些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

嗨,居然成功了。毛澤東因此更相信自己的幹部路線是對的。要依靠那些底層的人。

一九五八毛澤東提出他的一句名言“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還不算,毛澤東還指示要編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科學、技術發明家的小冊子。看一看是否能夠證明:科學、技術發明大都出於被壓迫階級,即是說,出於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毛澤東認為,如果能證明這一點,那將幫助工農大老粗幹部打掉自卑感,鼓舞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大煉鋼鐵的小鋼爐,文革中大批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自然是這一口號積極實踐。

毛澤東還有有一句名言“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他老人家也是這樣實踐的。工宣隊,貧宣隊,進駐學校,還要占領上次建築,不僅風靡一時,而是成為了製度,直到他老人家的逝世。

那時候大老粗是一種榮譽的象征。開會了,頭一個句就是“我是個大老粗”,令很多參加會議的知識分子肅然起敬。因為那是革命的標誌,是正確的象征。(也是說錯了話可以豁免的免死牌。)

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是毛澤東高看貧農階級的一個明證。有人認為知青上山下鄉是毛澤東對紅衛兵瞎胡鬧的懲罰,也有人認為是當時的國家就業狀況嚴峻。我認為,毛澤東倡導上山下鄉是因為他認為貧農階級(最聰明),可以教育好那些不懂事的娃娃,所以“很有必要”。

其實,知青去農村並非始於文革。1955年,毛澤東說,“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那時候還沒有紅衛兵運動,毛澤東已經認為知識分子到農村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為什麽?因為那裏有貧下中農。下鄉上山運動一直延續到毛澤東逝世。文革後期,就業並不是很難,當時在農村招工也極其普遍,可是上山下鄉還是照常。可見和就業無關。況且大學招生都要有兩年的工農實踐。說明毛澤東認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確實“很有必要”, 因為他老人家認為貧農最聰明。

文革的後期,全國各級領導崗位都有“大老粗”。那時革委會的三結合,要比現在美國的多元化還要激進。美國的多元化是要政治正確,表明他們不歧視某些人(陪襯而已)。而當年的結合大老粗,是要大老粗掌舵,掌旗抓綱。因為工人階級最正確(毛的認識)。看來毛澤東要貧農和工人掌權,不僅是因為要給他們以政治地位,而是認為他們確實“”。

有朋友稱呼毛澤東的用人路線為“痞子治國”。也許在戰爭年代還行,打天下要靠勇氣,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氣概。和平年代的治理國家,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那些甚少學習思考的工農們能不能驅駕和平衡各種矛盾,就很難說了。他們有的是滿腔熱情,說不好聽些就是容易衝動和敢於冒險。當年大煉鋼鐵,也是工農式的衝動和蠻幹。假如當年各級領導崗位上都是些學者型的領導,小鋼爐大概不會有,至少小鋼爐會少很多,也不會給後來反對他的人留下話柄。

毛澤東的用人之道好像沒有被以後的中國領導人所傳承。到了習近平,他的用人之道還是不大清晰,不過習近平大體還是以用知識分子為重點。看看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的組成,似乎沒有工農,有的是知識分子,那個什麽帝師王先生。特別是最近傳言劉鶴要當副總理,習近平經常帶著劉鶴去訪問出差什麽的的。還曾說過劉鶴對他很重要。

所謂的頂層設計,那就是要由上層的(有知識的)人物,來安排國家的政策和方向,來安排下層工農們的命運。 也不是說一定會對工農不好不利,隻是說不相信下層的`“人民會創造曆史”。

有人說習近平和毛澤東有些象,至少在用人方麵似乎不那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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