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和災難的區別---說說中國和日本民族性格的區別

最近有些關於中，日民族（人）性格的區別的思考， 主要是這種區別產生和形成的原因。 寫出來，供大家參考和批評。

（一） 幾千年來，中國人承受的是苦難，日本人承受的是災難，苦難和災難對民族特性的養成還是不一樣的。 苦難是困苦和災難的混合，是貧困和災難間頻出現的一種自然生存環境。這兒所說的災難是那種不可預期的具有破壞性的突發事件。這種突發事件使人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應對。苦難文化和災難文化的重要區別在於災難爆發的頻率，和人們應對以及渡過的方式。苦難環境下，當災難發生後，人們會組織起來（或被組織起來），互相幫助，設法戰勝和渡過災難，組織起來，團結起來自然會使人們產生向心力，也可能導致人們對權威的信服和崇拜，這就是所謂的忠於集體的觀念的來源，人們在很多災難發生的時候，需要互相幫助，這就是使得“義”和仗義成為人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觀念。

另外一種選擇是遠離災難（逃難）。 選擇遠離災難，也是人們對待災難的一種不得不為之的方式。 但是逃難是有條件的。例如災難是發生在陸地上的，人們開動兩隻腳就能逃難（在海洋上逃難就幾乎成為不可能）。第二是災難發生前有足夠的征兆，例如大旱絕收，例如有些兵禍，人們有時間準備逃難。（地震，海嘯就沒有足夠逃難的準備時間。） 第三有地方可逃，這就要求地大域廣。象在中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而在一些島國，彈丸之地，逃難就可能沒有意義，或不可能。） 逃難，對人們或民族的性格，文化有什麽樣的影響呢？ 有難能逃，使得人們不再過分畏懼災難，不會感到絕望；而有難不能逃的人們，會有一種絕望的感覺，而經常性的絕望會導致人們的精神變態。 逃難的磨練，會增加人們的智慧，強化人們對抗災難的韌性，增長人們的見識，例如文化和生存技能的交流。對逃難來說，不同人群的不同逃難的方式，其結果會有很大的不同，逃難也會使人們產生極大的嫉妒心態。逃難是從一個地方逃到另一個陌生的地方，逃難的人們會養成不遵守新地方的風俗習慣的弊病，所謂事緩從俗，事急則可從權。逃難是人們消極對待災難的方式，因而逃難會導致人們的僥幸心理，成就人們的所謂的機會主義。

災難的環境則是頻繁的發生災難。一個接著一個的災難，例如地震過後是海嘯，海嘯過後是瘟疫，瘟疫過後是饑餓，或者匪患，然後又有火山噴發，硝煙漫天，融岩淌流，新的地震或者海嘯。在災難頻發的環境下，有時候想逃離都很困難，因為地帶狹小，災難環境下的人們不得不接受頻繁多災難的輪番“轟炸”。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繁衍的人們和那些雖然有災難但又有時間修複和逃難的人群的文化養成是有區別的。在災難環境下生存的人們，沒有或者很少時間去應對災難的發生，至少個人沒有能力去應對，所以他們必須學會用集體的力量來降低災難帶來的損失。例如在海上作業，突遇風暴，會頃刻翻船，大家肯定會一條心，團結一致爭取可能的（集體）存活，沒有人會偷懶，投機，因為一存俱存，一亡俱亡。

苦難和災難的環境都會使人們變得服從權威，養成敬畏超自然的心態。因為災難的發生是多方麵的，所以人們很可能是多神崇拜。在樂園環境下生活的人們也需要宗教，但是那是一種寄托，一種心靈上的歸宿。而不象生活在災難和苦難環境下的人們，宗教的崇拜不僅僅是一種心靈的寄托，而是尋找對於災難下的創傷的一種安慰和康複。有時還是一種能規避災難的“手段”和保護。

日本為什麽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侵略中國事，叫囂要三個月滅亡中國，因為那是日本人的思維習慣。日本人常常在大自然災難的打擊下，會認輸服軟。你說海嘯席卷，火山噴發，地震山搖時，日本人會有什麽感受，隻有一個辦法，就是認栽服輸。所以日本人對強者也是認栽服輸。這會成為日本人的思維習慣。當然在武士決鬥時也是這種思維。他們當時認為日本比中國強，隻要把南京打下來，中國人就會認輸服軟，因為他們是所謂的強者。 他們也正是按這種思維習慣去思考中國人和中國的領導階層的。但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畢竟和日本人不一樣，因為中國地大人多，疆域遼闊，中國人在災難來臨時，能抗則抗，不能抗則走，即所謂的逃難。日本人沒有這樣的習慣， 也沒有這樣的思維。所以當老蔣，“逃難”逃到武漢逃到重慶時，日本人就傻眼了，居然把中國的首都拿下了，中國還沒投降，逃難逃走了？ 真還沒考慮到中國還有這麽一招。 當年日本偷襲珍珠島時，也是這種思維方式。按日本人的思維方式，既然美國沒有了海軍，日本就是太平洋上的霸主。但是日本人按自己狹島式的思維方式，沒有想到美國強大的工業的再生產能力，珍珠島的損失，根本對美國不能夠構成所謂的損失。日本人認為偷襲了美國的海軍基地，就給美國造成了致命的打擊，根本沒想到偷襲珍珠島隻是拔了老虎嘴上的毛而已。這些都是島國的狹隘的思維習慣。

日本雖小,但是叢林法則下競爭環境的殘酷和險惡程度遠勝於中國，日本的災難也遠比中國多， 包括發生的頻率和每次災難的強度，例如地震，海嘯，火山爆發。在中國，失敗了，你可以逃跑，南有東南亞，西有西藏和大漠，北有草原和西伯利亞。但在日本，四麵環海，失敗了隻有死路一條，沒有地方躲和藏的。這就是日本人性格形成的重要原由之一。

相比來說，在重大關頭，出現日奸的幾率要遠遠小於出現漢奸的幾率， 因為日本是災難文化，中國是苦難文化。中國人在災難發生時還有機會逃難，還有回旋的地方，東方不亮西方亮。共產黨在江西讓老將整得山窮水盡，不得不轉移，來個兩萬五千裏長征，所謂“長征”無非是邊逃邊看。在日本，假說有個日本共產黨被日本政府軍打成七零八落，隻能投降或戰死。逃跑是不可能的。逃難會導致人的機會主義思維，人的僥幸心理。有僥幸心理和機會主義思維，就有可能出漢奸。當然漢奸有兩種。 其一是不得不為之，在侵略者的槍口下，為了活命，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良心，作一些損害中國人利益的事。但是良心有愧，心有不安。其二是心甘情願的為侵略者賣命，當然也是為了換取某種利益，例如金錢，官位等。 汪精衛是抗日戰爭中出現的漢奸，他不象吳三桂那樣把侵略者引進中國，而是在在中國經受很大戰爭災難的時候，一種想逃離災難的表現，當然結果是對中國人民造成了更大的災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漢奸的出現比較多，很大程度上是苦難文化和逃難文化的一種反映。 中國人懼怕死亡，因為中國人總是能看到存活的希望，例如逃難。當然西方人更怕死，例如法國人，還沒怎麽樣打戰，就整體向德國人投降了，意大利人更是不能打仗。投降會是主流。西方人和中國人相比投降的可能性還要大些。但是日本人不會那麽輕易投降，這不光是軍國主義的教育，更是日本災難文化的結果。

在頻繁的災難轟炸下，屈服或不屈服都是一樣的結果。所以日本人很多寧可自殺也不投降，就是災難文化環境影響所造成的。和日本人的尚武相比，中國人更加崇文一些，主要原因是中國人的自然環境要比日本人好一些　越是惡劣的生存環境越能造成人的拚命精神，如果把中國北方遊牧民族和中國南方魚米之鄉的人們相比，這一點會很清楚 (崇文或者尚武)。所以把日本的災難文化和中國的苦難文化相比，中國人的生存環境要好一些，所以中國人崇文要多些，日本人的拚命精神要強些。　

因為雖然中國人經受了很多災難，但是中國人有戰勝災難的必要時間和回避災難的廣闊地域。所以比較來說，中國人沒有象日本人那麽絕望， 中國人心存善意，期待明天會更美好。中國人對惡劣的環境有一種藐視的心態，中國人認為我們可以戰勝災難，克服苦難，有一種“人定勝天”氣勢，當然由此產生的另一個消極方麵是，很多人會很自我，以自我為中心。所以，中國幾千年來爭奪皇位的夢想和行動從來沒有停止。所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就是這種心理的反映。 所以幾千年來皇帝們輪流坐莊（而日本人的天皇傳承有上千年的曆史）。就是在一個朝代內部也是你爭我奪，兄弟相爭，外戚篡權，叔侄相殘，甚至父子猜忌。這種現象在日本傳承過程中甚少（也有）。

中國人常常會用自己認為對的東西來約束自己的行為，用所謂的道德來規範自己的處世，處事的方式在有沒有熟人，在不在集團內部變化不大。中國人對孝道的認識，對朋友的義氣是發自內心的，並且帶有一種崇拜的心結。例如蘇武牧羊持節，二十四孝的故事，桃園結義的效仿，在中國人心中是一種較為普遍的情節。日本人對朋友，對同事的友善是一種謙卑，對長官的絕對服從是一種內心並不十分情願，但又不得不表現的無奈，因為環境文化是要求這樣，所以就帶有著某種變態的成分。 如果蘇武是日本人， 我猜有兩種可能， 自殺， 或者變節投降，但是不會持節那麽長的時間。

在忠孝節義中，中國人以孝道為先，至少大部分中國人考慮孝要比考慮忠（於國家和民族）要強烈一些。這是農耕文化的特征，也是逃難文化所必然會導致的結果。試問在逃難的路上你是考慮你的家人多一些，還是考慮國家，民族的問題多一些，是繼續攜老扶幼在逃難的路上繼續前行呢，還是打算回去救災救難呢。所以中國人最大的仇恨是“殺父之仇”。 日本人對國家的忠誠程度要比中國人強一些，因為日本人所麵對的是不可能逃離的災難，他們必須依靠集體的力量來渡過災難，那麽忠於這個小社會就成為必要和必需。就拿二戰中日本兵在戰場上的表現來說吧，為天皇盡忠，和向天皇謝罪比比皆是，雖然是愚忠。當日本官兵切腹自殺時，會不會想到家中的老父衰母弱妻幼子，咱不知道，但是中國人在生死存亡時，很有可能想到老父慈母妻兒。日本人效忠天皇，效忠社會，其中有軍國主義的熏陶和引導，也有日本文化的本質原因。或者說日本文化的本質是日本軍國主義產生的溫床。（現在如果不是美國的占領和監控，日本的軍國主義複活是輕而易舉的事，也是必然會再發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