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道路——新世紀·新政治·新左派 BY布萊爾

長期以來，受新右派意識形態所統禦的公眾生活，終因一九九七年的大選，而劃下句點。不單隻在英國，全世界新自由保守主義的學術信譽與群眾魅力，皆因為經濟及社會問題的處理失敗，而漸漸式微。

　　在此同時，中間偏左派依然經曆了一段再創新的過程。其間對社會正義和社區理念之堅定承諾以及堅信缺乏控製的自由市場將無法維持社會公益的屹立不搖。但現在社會與經濟環境的變遷，開啟了新的辯論和視野。值此新舊世紀之交，費邊社（Fabian society ）秉持一貫的曆史傳統，試圖引發對左派未來的思辯。我一直深信政治之中最首要的就是理念（ideas ）。政府若是對目標與價值沒有強大而堅定的承諾，不管其議會席次多寡，都會失去方向而無法有效運作。

　　此外，理念要想廣受民從接受與了解，需要特殊的標簽。在英國及其他國家，中間偏左派人士所千錘百煉而得的新政治，在認為以「第三條路」（The ThirdWay ）名之，是最恰當不過的。

　　「第三條路」代表著現代化的社會民主，對社會正義的承諾與中間偏左路線的熱情洋溢目標，但達成目標的手段卻是靈活，創新且具有前瞻性。一百多年來，中間偏左路線建基於包括民主、自由、正義、相互的義務以及國際主義等導引進步政治的價值。但絕對有別於老左派及新右派之外的「第三路線」，既不同於老左派所堅持的國家控製、高稅賦及生產者利益（ProducerInterests)，也有別於新右派將公共投資，有時還包括社會與集體奉獻的概念（collectiveEndeavour ）視為去之而後快的禍害。過去，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權利與責任、獎勵企業與去除貧窮和歧視，常被錯認是敵對的命題。而我對廿一世紀的願景便是開創一個兼容以上命題的大眾政治（PopularPolitics ）。左派應可以對他們在廿世紀的成就感到自豪。尤其是普遍選舉權、公平的分擔稅賦與共享經濟成長、工作環境及社會福利的大幅改進以及健康醫療及教育的長足進步。但是，要建立我們心目中開放、平等及繁榮富庶的理想社會，乃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三條路並不企圖去劃分左派及右派。它所關心的是變動世界中的傳統價值。第三條路擷取了中間偏左派思潮中兩大重要的分流——民主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並加以融合。事實上，這兩種思想在本世紀的分流對立，確實普遍延緩了西方眾多政治家積極改革的腳步。自由主義者主張尊重市場經濟中個體的自由。而社會民主主義者則主張以國家為主要機關來提升社會正義，然而，正如我們目前所采行的，上述兩者之間，並無必然的衝突，我們是以政府力量做為完成目標的工具，它不是唯一的工具，更不會成為目的。

　　另一方麵，「第三條路」也在「左翼」中標示出第三條路。左翼陣營中的歧見與爭論為兩種不同立場論述所主導。基本教義左派把政策手段強化成意識形態，將國有化、國家控製當作目的，基進主義（Radica ｌism ?^則專注公有製與公共支出的多寡。相對地，另一派是溫和左派，他們要不是接受左派的基本路線，要求減緩改革的速度，就是忽略了理念的世界。而修正主義者周而複始地試著要去改變左派的主張卻成效不佳。第三條路是深入左派的核心價值，並對社會民主重新認真思考後，所發展出的全新路線。

　　十年前的西方民主社會中是右派獨大。在美國、歐陸，甚至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右派人士大權在握而且堅不可摧。而今已然逆轉。目前歐盟各國中，絕大部分的國家都由中間偏左派人士執政。而我們雖然仍在學習，尤其是公共領域內，有關效率與政策取舍的教訓，但我們對右派無力處理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犯罪率日益升高、現代教育失敗、生產效率低落及經濟成長遲緩等問題的立論依然站得住腳。

　　不過，左派人士是不會再回頭走孤立主義、國有化、官僚政治、以高稅賦支應龐大公共支出（TaxAndSpend ）這些老路子了。我們正在開創新局。綜觀歐洲舉凡福利國家改革，改善社福邊緣（SocialExclusion ），麵對新夥伴關係中的商業事宜以及為長期穩定與投資提供穩固的經濟基礎等，都是由社會民主政府打頭陣。

　　我希望藉著這本小冊子，向廣大民眾解釋所謂的「第三條路」，其內容並非試圖描繪完整的願景；所有成功且衝勁十足的政治計劃都需按步就班，而我們目前所做隻是在初期的階段。重要的是把對「第三條路」的辯論由意義界定，推展到內涵以及其未來發展。對我來說，這樣的辯論應該從積極改革的中間論左派的核心價值來開始談起。

一、價值

　　我的政治理念根植於一個信念：就是唯有在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中，我們才能真正地實現自我。這樣的社會是由堅實穩固的家庭結構和民間機構所組成，其背後則由智慧廉能的政府支撐。大多數的個人要成功，他所屬的社會一定要強大。社會疲弱不振的時候，權力與報酬隻會落入少數人的手中。

　　價值並不是絕對的，甚至最好的價值之間亦可能是相互衝突的。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去倡導與調和正義社會必備的四種基本價值：平等、機會、責任及社區，讓所有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並發揮最大的潛力。

　　平等：社會正義必須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不論其背景、能力、信仰或種族為何皆然。政府必須果決地終止一切歧視與偏見，激發人民的才能與努力，在每個領域開花結果。人民已逐漸認知歧視問題的嚴重性，責難與批評種族歧視現在也已獲得普遍的支持，多元文化與多元民族的社會也漸漸得到認同。此外，隨著某些團體例如：老人和殘障人士團體，開始爭取他們的權利與尊嚴，他人對其處境的了解也隨之增加。即便爭取民權的戰役已經曆兩個世紀，積極的左派依然與人民站在同一陣線。但是在每個人的能力都能獲得認同之前，我們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機會：在工黨的新黨章中，我們承諾要竭盡所能去追求一個財富、權力與機會盡可能普及的社會。在新政治中，我希望能以機會為其關鍵價值。其重要性一直為人所忽略或曲解。對右派來說，國家賦與個人的自由就是機會。然而，對多數人來說，機會並不能脫離社會單獨存在，而政府的舉措必然在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相對地，過去應該負責為個人爭取更多的機會以提升自我與家庭的左派人士，除了輕忽的責任之外，更糟的是，還假抽象平等之名扼殺機會。不平等一代傳過一代，積極左派必須認真排除所有的阻礙；以達到真正的機會平等。但是，倡導機會平等，並不表示社會福利的提供與公共服務必須製度式地要求統一。現代左派並不會以狹隘的觀點來看待機會，就如同藝術與富有創意的產業也應該是我們平民文化（common culture ）的一部分。

　　責任：近幾十年來，義務與責任都保留給右派人士，現在情形已經改觀：長期以來，兩者都是促進英國和其他國家勞工運動成長的力量，而會變成之前那樣實在是個錯誤。長久以來，向國家索求權利不但和公民義務截然對立，也和共同責任中個人和機構應負責的部分劃清界線。失業勞工可以得到失業津貼補助，卻沒有強大的約束力強製他們盡到對等的義務；父母生了小孩卻不扶養照顧。諸如此類的問題有一長串，譬如，我們保護生態環境的責任日益迫切，父母讓子女受教育的責任亦同。要享受甚麽權利就要盡甚麽義務；權利與機會若排除了責任，隻會驅動自私與貪婪。

　　社區：人性是相互合作卻又相互競爭，是無私忘我也是利己本位的，社會也因此才能夠運作。我們需要集體福利才能自我獨立，我們的生活是富足或窮困往往也決定我們所屬社區的貧富。不論政府扮演的是國家共同體(1)管理者或供給者的角色，在采取任何「全國一致」的舉動前，都必須謹慎決策，以免阻礙地方性社區與自發性團體的正麵努力與貢獻。基本教義左派人士在廿世紀最大的錯誤，就是誤信政府可以取代公民社會帶給人民自由。新右派則是另一個極端，他們因「自由」之故，倡議完全停止國家的核心活動。事實上為了多數人的自由，我們需要強而有力的政府。對進步政治來說，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讓國家成為一種可運用的力量，以保護有效率的社區及民間自發性團體，並且鼓勵其不斷成長便能滿足人民的各種新需求，甚至與政府建立起合作夥伴的關係。

　　這些就是第三條路的各種價值。沒有了它們，我們就沒有了目標。但要讓這些價值擁有實際的效力，就必須采取大量實用主義的作法，就像我所不斷重複的，重要的是何種作法才能落實我們的價值。有些時事評論者對我們在堅持即定價值與目標的同時，卻在實踐的過程中采行實用主義的手段而困惑。甚至有人說這樣是沒有原則的。但我相信第三條路是先有根本的價值才有政策的產生，而不是先有了某些政策才去找出內涵與價值。政策正確，市場的運作機製才能符合社會目標，企業熱忱方能促進社會正義，新科技代表的才是更多的機會而非威脅。

　　我們的價值點出了敵人：犬儒主義（Cynicism ）與宿命論（Fatalism ）、偏見以及社福邊緣，全都是天賦與抱負、夢想與成就的敵人。犬儒主義者宣稱政治與公共服務並不能改善我們的品質生活。宿命論者認為全球化的市場已經從我們手中奪去了經濟主導權。偏見否定了每個人都擁有相同的價值，進而使人變得勢利甚至對他人產生無理的仇視與畏懼。另外，社會若是存在邊緣，將使機會遭到限製或否定的程度，提高到任何公平而開放的社會都無法接受。

　　至於要製定甚麽樣的政策才符合我們的主張呢？我們的方法就是不斷的修正主義（PermanentRevisionism ）。我們必須精確地掌握先進工業化社會中的各種改變，作為基礎，不斷地找尋更好的方法來達成我們的目標。

二、變動世界中的第三條路

　　在過去五十年中，英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政治都由兩大主要的政治主張主導，其一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另一個則是被烙上高度中央集權印記的社民主主義。根據不同的文化、曆史與政治選擇，這兩個主張已經以各種不同的形式運用在不同的地方。不過，現在主流的思潮已經很明確了。英國擁有完整實行這兩種主張的經驗，這就是為甚麽「第三條路」一詞與英國有特別的關係，而我就要以二次大戰後英國的經驗為基礎開始談起。

　　一九四五年成立的工黨政府，是戰時條件及戰前不景氣和貧窮的產物，在獲得壓倒性勝利與人民的支持後，以史無前例的規模，進行企業國有化，控管需求，主導經濟活動並且擴大健康醫療與公眾服務。這些政策使國家經濟能夠穩定且高速成長，並獲成長的利益得以更公平的分配。這些政策與擁有穩定的工作、大型公司、低失業率、相對較為封閉的國家經濟，並由植基於穩定家庭的強大社區所組成的社會相得益彰。一九五○年代的保守黨政府僅在國有化的部分進行微幅調整，並無意改變艾德禮(2)的既定政策。

　　然而時至一九七○年代，戰後的社會民主模式越來越不適用。雖然，全國免費醫療（NHS ?^及許多福利國家的各種政策無論在過去或現在，都擁有可觀的成就，其一次成本支出（atonceCost ）有效且明顯地提升中下階層人民的生活品質，但在工業與科技日新月異，競爭日益加劇與外來衝擊不斷的世界中，需求麵控管、高度國有製及計劃經濟等政策，已越來越沒辦法壓低失業率並維持經濟成長。民主社會主義確實無力靈活應變，在公眾服務方麵無效率且品質低落，尤其是那些近乎獨占的公共事業，譬如教育、電信等。

　　六○年代是個人自由的時代，但個人主義並不隻主宰了「個人」這個範圍：還迅速蔓延到政治經濟的領域。到了八○年代初期，新自由主義以餘契爾政府的形式獲得確立。回顧其改革，有些是追求現代化所必須采取的措施，尤其是改革國有企業部門依循市場機製公平競爭。然而該黨對其他公眾部門之深惡痛絕亦如影隨形，就連部會首長在宣揚提高國家競爭力及個人的自我成長之時亦然，以致損及主要的全國性服務，尤其是教育及醫療。與此同時，為了如何妥適因應這些趨勢，左派內部出現深沈而痛苦的分裂，並於工黨試圖在新世界調和其核心價值與舊政策之際，引爆十年之內鬥。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情況再次改變——不是回到國有製的社會民主模式，而是體現到新自由主義右派的教條主義已經嚴重威脅國家團結。太多人麵對失敗的痛苦，太多公司經營不善，太多公共事業因疏忽而不能發揮作用。社福邊緣、失業人囗增加，犯罪率居高不下，已危及太多的社區。而隨著這些事證的增加，右派對其未能及時應變的失策越來越遲鈍）——事實上，他們不願介入諸如：教育及社區邊緣等主要領域，是怕遭到來自右派意識形態者的質疑。正如經濟與社會變遷是讓右派獲得權力的重要因素，也是阻止右派有所作為的重要原因。完全麵對這些變遷的意涵，就是「第三條路」的挑戰。

　　甚麽才是「改變」的主要特色呢？以下數端是我認為特別重要的幾個麵向：

　　·全球市場及全球文化不斷成長。西方經濟體係中，不僅跨國界的資金往來較從前更迅速，連跨國競爭的規模也超乎我們的想像。越來越多的產品是由跨越全球不斷延伸的網路而非單一組織所產生。亞洲與蘇聯的經濟危機雖然嚴重，但北美與歐洲較為穩定的經濟體，卻也不太可能回頭實施孤立政策。

　　·科技進步及技能與資訊的提升成為新工企業和就業的關鍵性推動力量。我們必須揚棄舊的就業模式，並以投入大量的預算，因應更多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要，而不是隻培養少數精英。

　　·婦女角色的轉化。我們將挑戰存在達數世紀之久的社會組織形態，並在平等與機會之旗幟下提供占人囗半數的女性同胞機會，使她們自由地選擇展現全部的潛能。至於如何調和改變及機會，以強化家庭及地方社區，是現在公共政策的一大挑戰。我們必須以「人人享有權利，人人盡義務」的永久價值為基礎，塑造現代化的工作與扶養兒童成人的機構。

　　·政治本質的劇烈變遷。隨著歐盟的成長，民眾對那些遠在天邊、沒有效率、反應遲鈍的行政機構與人員全然失去了信賴。為了回應變遷，政府必須處理兩股壓力，一股來自地方，要求更多自治權力。另一股來自全球化後有越來越多的問題必須仰賴國際合作才能處理的世界。

　　政府在本世紀已經證明他們可以決定利率高低，可以開出各種福利支票，廣建房舍，甚至發動戰爭以及登陸月球。現在，他們必須學習新的技巧：與民間及自發性團體合作成為工作夥伴；分擔責任及授與權力，行事要靈活，主動發現並解決問題；回應要求更多的社會大眾；以及為了處理共同問題而進行國際合作，不僅限於叁與或避免戰爭。相對於過去冷戰時期的明確威脅，已為組織犯罪、恐怖主義，販毒與國際性的環境破壞等較不明確的威脅所取代，這一切都需要形式更靈活的國際性合作。

　　回應這些變化與挑戰，「第三條路」提供了甚麽樣的出路呢？不是一連串萬無一失的政策規範，更不是發明一套理論推翻現行政策中已經成功的部分。它所關心的是如何達成下列四項廣泛的政策目標：

　　１．以知識為基礎在個體的自主與機會之上建立動態經濟，控製市場力量以符合公眾利益，而政府的角色在於協助而非指揮。

　　２．強大的公民社會，重視權利也注重責任。在這樣的社會中，政府是強勢社區的夥伴。

　　３．在民主化程度依然合乎現今要求的時代裏，現代化政府是以夥伴關係與去中心化為基礎。

　　４．植基於國際合作的外交政策。

　　在新工黨執政的第一年，我們便已經開始實行「第三條路」。政府減少課稅幫助企業，並引進最低工資協助低收入戶，讓英格蘭銀行財務獨立，以及實施前所未有的大型計劃解決結構性失業的問題。在學校中進行新的改革與投資，讓年輕人學得所需的技能，並大力降低青少年犯罪，促成一個安全的社會。改造中央政府，賦予其更大的決策能力，並進行權力下放使之與人民更加親近。將額外資源大量投入諸如醫療與教育等主要部門，並對政府所有支出與開銷嚴格把關，對公眾部門進行投資與改革。我們的目標是成為歐盟主要的叁與者，並反對不必要的權力集中。

三、現代動態經濟觀

　　上一個世紀的工業秩序建立在原料、重工業、毋需技能的操作工人、經濟力大幅集中，以及勞資對立之上。一般人一直認為這種秩序支配了所有的經濟活動。其實不然，即使在煤、鐵業及造船業的全盛時期，服務業及中小企業都在英國的經濟體係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過去的左派政治所反應的是舊的工業狀況——原料、大工廠及一群又一群工會化的男性勞工——正如舊的右派政治直至六Ｏ年代還在堅持強硬的貴族和父權主義路線。

　　新的經濟就像新的政治，與過去截然不同，服務、知識、技能及小企業不是這個體係的基石。其中大部分的產出無法量化，最重要的資產是知識與創新。未來經濟的成功取決於知識的產生和傳播，以及付諸商業應用。

　　新工黨與企業的夥伴關係是國家繁榮的關鍵所在。企業必需有自信、成功且能獲利，才能創造財富、維持並創造工作機會以及支持永續的經濟成長。政府不應質疑公司基於商業考量作成的雇傭決定，但在雇主無異議的情況下，建立公平的工作標準卻有其必要，對企業來說，眼前的挑戰已不能再著眼於裁員與精簡規模，而是放眼研發革新，才能在充滿競爭的未來，掌握決勝的關鍵。

　　總體經濟政策上，中等規模的國家已無法自外於大環境而孤立獨行；他們必需對國際經濟情勢與其主導力量時時保持敏銳的觀察與高度的關切。新工黨路線已經盡可能為總體經濟政策的訂定引入更明確的規則，除強調審慎外，並讓政府本身的預算政策更加穩定與透明。這些原則在國內和國際上一體適用。

　　所以，我們會讓英格蘭銀行自行決定利率；所以，我們用兩項明確的公共財政規則(3)掌控財政；為甚麽我們會以三年期的綜合支出檢討報告，取代傳統的一年期年度支出報告，為甚麽我們的公共財政評估，會對經濟成長與通貨膨脹作出保守的估計：為甚麽我們要改善公共帳目，以點出投資對經濟成長的重要性。上述這些政策的目的都在提升戰後迄今英國經濟欠缺的穩定性，我們無法終結景氣循環，但可以減低其震蕩。左派唯有證明己身具有經濟競爭力，即負責財政政策以及不冒風險的貨幣政策，才能成功。今天，基本通膨率為百分之二點五，利率為百分之七點五，上一個景氣循環時，同一階段的相對數字則將近百分之十及百分之十五。在這個架構下，仍有廣大空間推動新的優先事項，譬如綜合支出檢討報告中便顯示，於調控得宜的總支出中，有龐大資源轉入了教育與醫療部門——過去三年即有四十億英鎊。此外，個別政策——教育、訓練、資金與勞動市場之取得、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以及公共建設與科技的投資——掌握了國家長期繁榮的關鍵，而其每一麵相，都是新工黨的中心議題。

　　我完全認可創造財富與提供就業機會的先鋒是私有部門，而非政府。然而，政府仍然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舉凡提升市場競爭力，鼓勵長期研發與投資，以及協助人民獲得所需的技能與誘因以在現代經濟環境中成功。動態的市場及國際競爭都是經濟成長與創新的重要刺激。這是我們在任內第一年推動歐洲各國間最嚴厲的競爭政策之原因所在。然而，動態的市場是社會的仆從，反之則不然。我們的方法是在可以競爭之處競爭、需要規範之處規範。現今經濟體係中，價值與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是人才及知識資本，因此教育與訓練是新工黨施政的首要目標——非僅學校教育，還包括從嬰幼兒期到老年期的終身學習。看到受過教育的青年，就看得到他的美好前程，看看中輟生——很不幸，英國人十六歲的年輕人中，仍有近十分之一是沒有完成學業的中輟生——我們看見的是不斷掙紮求存與缺乏安全感的生活。

　　但是，光靠教育仍賺不足，英國不僅要訓練其人民，更要將其KnowHow 發揮到極致。在一個快速變遷的世界裏，「企業家精神」會成為我們的年輕人必備之核心技能，以利用來自於科技、文化與通訊領域的許多機會。公司應設計製度與員工分享研發KnowHow 所創造的財富。最佳的投資方案要能培育出絕佳的構想與優秀人士，而不是蓋蓋新大樓而已。

　　為保障弱勢族群，並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些許多經濟成長的利益，政府介入有其必要。這是我們堅持訂定工資與最低工作條件標準的原因，也是我們從事福利失業者就業的理由，最後，同理，我們還設下教育體係史上最艱難的目標與提撥最多的資源，發動一場提升教育水準的聖戰。有效進入勞動市場是個人成功的關鍵所在，而政府則有義務協助人民增加技能，在職場上全力發揮其天斌，新工黨正依此義務組織政府的福利與教育部門。

　　現代企業既合作又競爭。尖端的高科技公司勢必和公立學院與大學密切互動。公眾及私人資助的基礎科學研究對商業革新至關緊要，政府也業已大幅強化資金的供給與公私夥伴關係的程度。

四、強大的公民社會：權利與責任

　　我們追尋多元而包容的社會，在公認的規範中，鼓勵寬容，促進公民行動主義（CivicActivism4)，以輔助（而非取代）現代政府。在具有包容性的社會中，個人、父母以及整個社會都必須負起責任。而當今最重要的挑戰便是如何在個人及父母承擔責任時，提供更好的國家及民間支援，這項挑戰就在於我們以何種方式處理教育，福利及降低犯罪率。強大的社區有賴共同的價值與對公民權利和義務的了解——非僅納稅和守法，還包括扶養孩子成為有能力、負責的公民，並支持受雇於政府從事這項工作的人，例如：老師。過去我們通常視上述責任為理所應該，一旦遭到忽略，我們應該立刻鼓勵，甚至強迫履行，就像我們正在嚐試的一些作法，例如，父母與學校間的「家庭學校契約」（home-school contracts ）。

　　刑事司法製度對「第三條路」非常重要。工黨有必苗n 跳脫「社會責任會削弱個體對犯罪與失序應負之責任」的觀點。因此，我呼籲政府要嚴厲對付犯罪及其根源。新工黨政府將采取此種路線——給罪犯貼上電子標簽（EectronicTagging ）嚴格立法對付種族暴力，投入兩億五千萬英鎊推動犯罪預防計劃並以新罰則處罰失序行為。

　　老左派經常認為國家應取代公民社會的絕大部分功能；新右派則相信如果國家放棄了社會責任，公民行動主義會自動填補這個缺囗。而「第三條路」承認政府在社會領域中有其局限性，但也了解在有限的範圍內，仍需要政府與自發性團體建立新夥伴關係。不管是在教育、健康、社會工作、犯罪防治或是孩童照顧等各方麵，大有為的政府都要強化公民社會的力量而非削弱之，並幫助家庭和社區改善其表現，誌願工作、學校的監管、養育和收養、公共衛生、青少年犯罪矯治計劃全都展現出政府，自發性團體和個人的通力合作。而新工黨的工作就是要強化這種夥伴關係的範圍和品質。

　　包以上這些是維持和促進新世紀健全公民社會的基石。福利國家為本世紀創舉，業已幫助多人脫離貧窮並給予數百萬人新的機會。就某些方麵而言，提供基層民眾所需係優質社會的要素。然而，協助方法必須有所改變。重要的是，給予適當的幫助，而非隻是發放金錢；我們要更強調公私部門的夥伴關係；我們認為有需求就應該予以補助，特別是那些機製失靈而造成整體機會降低與品質低落的部分，例如，大學學費。我們也必需更了解勞動力市場和家庭形態的轉變，對福利國家的潛在影響。例如：對於經常性或長期失業者是否應發放失業救助金就存有許多爭議。另外，也有新的需要產生，如老人長期看護等。

　　像我這樣強調家庭的重要性，並非表示我相信能夠重新創造出五○年代的家庭生活、這就好像說要回到煙囪工業時代一樣不切實際而且誤導。傳統的家庭結構（男主外，女主內）已不能符合兩性平權時代的需求。家庭和社區生活皆有賴我們接受與承擔彼此應盡的，正式及非正式的義務。「我們」而非「私我」政治要求的是責任與權利兼顧的倫理觀。這是社會連帶的基石，任何一個社會的成功均有以賴之。某些婚姻和人際關係不會永遠持續，但人們許下承諾並奉行不渝的需要，並未改變。

五、積極的政府：夥伴關係及去中心化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民主的擴展及可靠的政府，一直是左右兩派之間最尖銳的分野。時至今日，英國仍然存在此種區別，例如，右派便強有力反對去中心化，以及結束世襲貴族擁有國會投票權的過時特權。而我們準備將重大的憲法修正案，直接訴諸公民投票則是民主的另一項進程。要強化民主的誘因]必須發現新的方法，來協助選民分享切身相關問題之決策。代議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間一直存在著錯誤的對比，事實上在一個成熟的社會中，代議民主會作成較佳決策，但其前提在於代議士對於輿論能多方考量，並鼓勵公開辯論影響人民生活的重大決策。西方國家正在進行新的民主實驗，從長的選舉到公民陪審製。我非常樂見這樣的實驗已在英國出現，而且並不僅限於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門。

　　「大政府即較好的政府」時代已經結束，四兩撥千斤才是關鍵所在，而非大小。政府做了甚麽，做的好不好才是其現代社會中的重點所在，而非做了多少。

　　賦稅是第三條路的中心問題

　　八○年代，租稅議題一直困擾著左派，其程度超過其他議題，成為左派長期在野的主因，和右派的信念相反，這不是因為中產階級要求無條件減稅，而是來自對左派先入為主的觀念，認定左派永遠是提高、誤用以及無效率運用公共支出的冠軍。我們似乎願意在任何問題上投入金錢，卻很少關心運用公共資源的效率。「第三條路」的一項重要訴求就在於賦稅必須保持在控製下，而且所有的公共支出都是「要求結果與改革的錢」，這就是為何我要強調公共服務的現代化，以配合政策成功所需的實質投資。英國國家健保局是全歐最大的雇主：我們決心不能坐視其淪為癡肥的官僚機構，我們不會回到舊式扼殺革新及責任的中央指揮及控製體係，而我們也不會創造一個官僚和無意義的內需市場。相反的，我們讚成地方層級之間的夥伴關係，其中投資應鎖定標的並衡量成果，且要求國家級水準，並給予地方管理和革新的自由。

　　同等重要的是「重新發明」國家政府的幹勁（我們相信政府權力在於促進共同利益，就有責任改善其形象和效率，我們必須要更清晰地思考目標和問題，並準備進行更多改革，以資處理。社福邊緣問題研究小組（SocialExclusionUnit ）（5）是這個路線的第一顆果實——它是新的跨部會組織，專事處理因為落點三不管而遭到忽略卻迫切的社會問題。

　　工作和機會

　　第三條路處理現代就業問題的方法是把社會和福利擴大到職場上，讓工作獲得合理報酬，並投資個人所需要的技能。「第三條路」也承認，在一個較無保障，要求也更高的勞動場中，人們更換工作的頻率也較為高，而且他們也相信在協助人民發展上，政府的角色舉足輕重。

　　我們正在追求一個全盤策略：

　　·新政（NewDeals ）為長久以來受政府忽略的群體提供就業援助——其中包括年輕人和長期失業者、單親和殘障者。

　　·推動稅製改革，改善的工作誘因，提高吸引力讓雇主更願意雇用放棄社會福利而轉往職場的人民。

　　·實施最低工資，解決勞動市場最底層勞工剝削問題，並設定薪資基準。

　　·給予有工作的家庭稅賦額度，有工作就有收入：每星期收入一○○英鎊的全職工作家庭，政府將保障其一個星期至少有一八○英鎊的收入，而收入每星期於二二○英鎊的家庭，將不用負擔任何淨稅賦。

　　·全國兒童照扶政策，由兒童扶養扣除額支持，並大幅擴張托育服務以幫助父母親平衡工作的需要與對家庭的責任，

　　·社區政府，由於失業影響所及非僅個人，亦包括地區，我們須處理高失業地區產生的多層次問題。科學領域中公私部門的夥伴關係——維持英國的國際競爭力，強化基礎科學研究會是政府施政的關健優先項目。於開風氣之先的公私部門合作夥伴關係中，政府結合了「研發委員會」大幅增加公共資金並與衛爾康（wellcome ）信托投資公司合作進行三年期大型投資計劃。

　　結果正如七月份公布的《綜合支出檢討報告》所言，我們將有十一億英鎊的資金可用於改善基礎科學研究。其中六億由政府與衛爾康說共同出資，用於科學研究的基礎建設，另外政府還提撥四億作為「方案基金」，用於諸如生命科學等優先研發領域。最後的一億英鎊，由衛爾康公司提供，用於開發新型高強度Ｘ光機，以維係英國在人類基因研究上的領先地位。

　　以上就是「第三條路」的行動實例——絕非國家推禦其主要責任，而是展現彈性的創新與其他團體合作來麵對責任。

注釋：
（1）布萊爾將「共同體」定位為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核心概念，意味國家或社會集體的運作，必須奠基於和諧的集體行動與相互依賴，並企圖以此新的連帶關係，超越陳舊的國有製觀念與市場經濟教條。
（2）艾德禮（ClementRichandAttlee ）：生於一八八三年，卒於一九六七年，一九四五年起五年間擔任英國首相，一九三五年——五五年間任工黨黨魁，艾氏基於其平實的社會主義主張，使英國在未破壞基本國家統一的情況下，實施戰後經濟與社會改革。
（3）「在景氣循環上，政府僅能將舉債用於政府投資支出」的黃金規則，以及「淨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例在景氣循環上應維持審慎與穩定的水準」的長期投資規則。
（4）指人民對於公共事務的自發性叁與。
（5）編按：社福邊緣問題研究小組成立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屬性為首相府內也米跨部會幕僚單位，就特殊社會福利邊緣問題直接向首相布萊爾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