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丁學良---什麽是新左派
(2010-08-31 17: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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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隻有年紀不老的老左派,沒有真的新左派——對話丁學良
時間:2010-08-31 11:47 作者:丁學良、李宗陶
丁學良在香港科技大學的辦公室像個書的叢林。大概隻有20平米,書架12個,像竹筍一樣長得沒章法。其餘的書以碉堡的樣式從地麵長出來,層層疊疊掩著角落裏那張辦公桌,丁學良就埋在桌子後頭。
繼“中國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的驚人之語後,近幾年來,公共平台上很少聽到丁教授的聲音。“一來是忙,忙得沒辦法追究;二來是在中國,很多重要的事沒法追究,除非你三五年什麽都不幹,隻追究一件事,或許能追究出一點名堂。”
他忙於跟德國哥廷根大學合作,為該校建立一個亞洲研究中心幫忙。德國人的嚴謹、較真,使他不得不麵對沒完沒了的溝通與文件起草。在這樣的狀態裏,交談變得緊湊--隻要你給出關鍵詞,丁教授那帶著皖音、偶爾夾著英文單詞的普通話便像擰開的水龍頭一樣嘩嘩流出。他甚至有時候都沒聽清你在問什麽,就一路講開去了。
中國根本就沒有真正的新左派
人物周刊:您現在跟老師丹尼爾·貝爾還有聯係麽?
丁學良:老爺子在養老院。我前一陣去美國一個禮拜,每天給他打電話,隻能跟錄音電話講話。找遍了我能打電話的他親戚朋友,都沒有辦法聯係到他。我想可能是以現在的狀態,老先生不太願意見人了。如果人生是一程400米跑,我的老師大概跑到395米了。我們這輩人也跑完300米了,很快的。
人物周刊:您怎麽看貝爾先生政治立場的轉變和晚年對於新左派的批評?
丁學良:他原是新保守主義教父級的人物,年輕時是左派,偏向於托洛茨基派。歐文·克立斯托爾 (新保守主義始祖、《公共利益》雜誌創辦人)
年輕的時候,是在紐約大街上跟托洛茨基派激進分子一起演講的,都有照片留下來。他們那時的主要思想就是要用暴力在全世界推行一個最公正的製度。
但後來,他們看透了極左的根源。新保守主義跟新左派最大的差別就是:新保守主義者可以對新左派說,你們現在講的那些我們年輕時都講過,我們知道這條路走不通。他們看著斯大林沒有走通,毛澤東也沒有走通。西方的新左派有托派的思想淵源,很厲害,是強硬的,原本就是要用武力解放全世界。
“9·11”後主張打伊拉克的,就是由這幫人裏轉變成“牛康”的。
人物周刊:您說的是“西方新左派”,中國新左派跟西方的有什麽不同嗎?
丁學良:中國根本就沒有真正的新左派。西方新左派的首要主張就是人權大於主權,中國有這樣的新左派嗎?
歐洲民主國家跟南斯拉夫因為科索沃而關係緊張時,很多西方新左派在後麵鼓動,搖旗呐喊,說人權高於主權,結果北約就打起來,連帶把中國大使館也炸了。
前幾天我在廣州的南都論壇上講:中國現在隻有年紀不老的老左派。新左派,很難當的。我當場就問,你們哪個是新左派? 哪個敢站起來,
國內發生矛盾衝突的時候他們敢說人權大於主權?
新左派在西方,左手打本國政府,右手打本國大公司,兩邊不討好。雖然他指的那條路未必現實,但他至少有那個勇氣。而中國的所謂新左派主要是抱政府大腿的,哪來的新左派啊!
人權高於主權之後,西方新左派的第二個主張就是民權高於國權、軍權。隻要民權與政權發生衝突,民權至上。
人物周刊:新左派的老祖宗是誰?
丁學良:新左派不過是原來的老左派中間的一部分人,看透了蘇聯斯大林等那一套都是騙人的。他們原先也是懷有社會主義理想,擁護蘇聯,擁護完了發現,現實中的社會製度根本不可能達到它原先宣傳的那些目標。然後新左派說,我們本來以為這條道路能夠取代資本主義,能夠給人類帶來更公正的一個社會製度,在現實中發現不對,怎麽辦?
一部分人就轉到自由主義陣營中去了,還有一部分人說我們要更上一層樓,不能因為老左派欺騙了全世界,我們就拋棄社會公正、反對剝削、反對人跟人不平等這些目標。
西方新左派清醒地看到這中間的核心,就是老左派們把政權取得當作實現社會公正的基本保障。於是他才發展出人權高於主權,他是這麽過來的。你可以說新左派很多觀點是烏托邦,但國內的所謂新左派誰有這個勇氣?
那些在國內鼓吹所謂新左派的人,大多數是在國外拿不到像樣飯碗的人。這裏麵有很多因素,很有可能是西方由來已久的對華人的不公平待遇。我在美國待了10年,知道那種感覺:你比人家強的,人家不一定承認你;你比人家弱的,人家看得很明顯。但你不能把個人在西方受到的、在你看來是不公平的待遇,來取代你基本的價值觀,然後把人權、自由、民主這些現代社會的基準都拋掉啊!
其實我不管他是什麽主義、什麽派,我反對他們打著借來的旗子去瞎騙人。
人物周刊:如果一定要站站隊的話,您算是哪個陣營的?
丁學良:我從來不和哪個陣營的人綁在一起。我的體會就是,你不能從一兩件事情上去給一個人的思想劃線。在這件事情上我可能更讚成這一派,在另一件事情上我可能更讚成另一派。我不會在所有事情上都立足在一個陣營,因為事情本身沒那麽簡單。
在跟中國有關的大部分問題上,我大概是站在自由主義偏中間的位置,或者中右一點,或者中左一點。我不會講我就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不反思,對它的任何主張都沒有懷疑。因為事實證明不是這麽回事啊。
大學裏抓起來的人大多數是搞基建的
人物周刊:從師資上講,科大可能是香港最好的。而國內一些老牌大學,不得不麵臨所謂的改革難題。
丁學良:科大是新的,所以教師的水平比較齊整。那些老大學確實麵臨一個問題:條件不好的時候招的那些老人你不能讓人家滾蛋,總得消化掉吧。在香港,一些老大學也都麵臨這個問題。
不要以為中國大學改革遇到的這些問題都是中國的國情,全世界都有類似問題。比方說美國有些大學本來不怎麽樣,後來條件稍微好一點,想再往上升一級,但你不能把老教授都請走,法律上不允許,那怎麽辦?新招的人按新的條件評,老的按照老條件評;招進來以後,在教學和研究的時間分配上,讓老師自己講,你更偏重教學還是更偏重做研究。學校裏大部分就是這兩種人,有的教學生好,有的擅長研究,就像有人跑步快,而有人遊泳好,不能用一個標準去衡量。有些老師可能做不出非常好的研究,但他教學非常好,非常認真,這也是很了不起的。教學也很重要啊,否則學生進大學幹嘛?
大學要改革,路子是有的,雖然不平坦。但大學不願意認真去改革、不願意認真去做你有什麽辦法嘛!
所以我說中國現在好些事情都是大家在集體騙人、蒙人,有能耐多騙一點,沒能耐少騙一點,傻一點就是被騙的。
現在國家手裏有了點錢就找一些重點大學砸錢。砸得外麵很漂亮,像個Shopping Mall一樣。這點錢好好用的話能做好多事情的,不好好用就搞基建。搞基建就是搞錢,大學裏抓起來的人許多都是搞基建的。我上次去武漢一所大學,接待我的人說,上次接待你的人都進去了。手裏掌握了幾千萬,也沒有哪個監管,於是這個包了3個二奶,那個買了5套房子,最後一查,大家都這麽幹,於是都抓起來了。
這個事情一點都不用驚訝。不是說我們這些人有抵抗力,是沒這個機會。可能第一年在道德上你覺得不能這樣做,沒貪;但第二年你發現大家都這麽幹,而且不同流合汙你就沒法混下去。大家都不幹淨就你一個人幹淨,那不行,大家一定會想辦法把你也拉下水的。我問過(大陸) 好幾所大學,搞基建的都是提心吊膽,我猜全都是留下把柄的。
天天泡在一起,總有一天要入夥
人物周刊:錢多可真不是件好事啊。
丁學良:巴基斯坦有句民諺講得非常好,翻成英文是“Rich is bad, poor is worse”(富不好,窮更糟)。這是常識性的思維,就是大家都不願意再捱窮了,貧窮更可怕。
人物周刊:那您作為學者,是怎麽跟商界打交道的呢?
丁學良:我不跟他們接觸太深。商界的人有點怕我這樣的人,他自己知道跟我們是講不深的。
人物周刊:您是批判型的。
丁學良:不是批判,是因為他知道他不能絕對控製我。商界的人接觸學界人士,有一個最基本的考慮,就是看這個人能不能被完全控製。如果你不會受他們完全控製,他就跟你保持大距離。否則你想說什麽就說什麽,一張口就把他的底牌露出來了。在中國這個體製下,哪個商人敢說他沒有一絲一毫違規?
這是中國幾千年積累下來的。中國古代朝廷和商人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除非你不經商,隻要經商,你肯定會違規,有把柄落在朝廷手裏。朝廷抓著你的把柄不一定治你,一旦換了個皇帝沒準就要收拾你。不過從前朝廷能力有限,管不過來,隻能管到一些大的紅頂商人。
我也不是一開始就看清楚的。一翻報紙,這個企業家被抓起來了。你也不能說他沒問題,但該不該判個10年20年,是另外一個問題;日子長了你發現總是這樣在重複。再翻翻曆史,心裏就會慢慢形成一個想法。我也認得幾個比較大的商人,私下裏跟我講:“要是不沾一點‘黑’,我能經商嗎?”
掌握一點資源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規章製度放在那裏,就是讓你犯錯的。
人物周刊:學者跟商界走得太近會生出什麽樣的毛病呢?
丁學良:盡可能不要走得太近,要跟他們保持距離,天天泡在一起,總有一天要入夥。不管政界、商界,我都不跟他們走得太近太緊。我不想當官,也發不了大財。
人物周刊:這些年來中國商人在道德層麵上似乎有長進,宣講“仁義”的多起來了。
丁學良:自古以來中國執政者都明白,“仁義道德”是約束人的東西,是管人的人要下麵人遵守的東西。魯迅的《狂人日記》把話講到底了:翻開曆史,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最後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
仁義道德本來應該是社會的共識,但中國自1949年以來,就是每一代人都親手參與打破前一代人認為不該打破的東西,最後底線統統沒有了,導致“文革”期間一個匪夷所思的局麵--你不做點壞事就沒法生存下去。
(實習生沈從樂對本文亦有貢獻,未經丁博士本人審核)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記者李宗陶發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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