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海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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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比起餘英時先生的胸有成竹，鮮有輕妄之舉，夏誌清先生的即興而發和信口開河，名聞遐邇。用美國人的話來說，是個出名的大嘴巴（Big Mouth）。比起他的同代學者錢鍾書在毛澤東時代謹小慎微地戰戰兢兢過活，夏誌清仰仗美國的民主製度和美國大學的自由環境，快樂和幸福得無以複加。錢鍾書著書立說，與其當年寫作《圍城》時盡情盡意的嘻笑怒罵截然相反，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就連書名都以《管錐篇》自謙，一句大話都不敢說。這在夏誌清的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卻是手舞足蹈，愛怎麽個過癮就怎麽過癮。學術寫作有點性情，本也沒什麽不妥。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文采飛揚，顧盼神飛。即便是相當嚴謹的哈羅德·布魯姆，其《西方經典》也不乏激情澎湃的時候。然而，夏誌清並沒有勃氏和哈氏那樣的才情，也沒有這二位批評家的文化視野。夏誌清在著述中激動起來，一不小心就會變成胡鬧般的任性。
假如以文章窮而後工的標準來衡量，那麽夏誌清先生的著述實在是太“富”而後亂了。看來，人生沒有點磨礪，不僅詩文上難以有成，即便是學術上也會流於浮光掠影。夏誌清的文字，與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說話一樣，總讓人感覺被什麽人寵得不行。不過，他一旦進入對作品的認真體味時，也經常會有些獨到的心得，寫出一些相當可意的感受。
夏誌清的《中國小說史》，其中最為精彩的段落，是有關魯迅《故鄉》和喬伊斯《死者》的比較。台灣曾經有人在《抖抖擻擻過日子－－夏誌清教授和〈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文中，有過詳細論說，此處不贅。從夏誌清的這段論說，可以看出其在小說賞析上還是相當有眼光的。這當然與其說是學術訓練所致，不如說是拜天所賜。
可是，夏誌清隻要一講到觸動心緒的人物，就會情緒得不行，任性得無以自控。他會斷定魯迅“在一九二九年向共產黨陣營投降”，會把張愛玲與陀思妥也夫斯基相提並論。夏先生一旦任性起來，黑白分明到了令人驚詫的地步。魯迅因為被他判定投降共產黨，所以為他所不齒；而張愛玲因為在大陸的文學史中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所以他故意將其捧得幾乎要高過曹雪芹，將張愛玲的《金鎖記》譽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筆者曾將張愛玲比作從《紅樓夢》大觀園裏掉到上海灘上的一個女子，及不上林黛玉那麽孤傲高潔，至少也帶有點那樣的靈氣。但無論是張愛玲其人，還是張愛玲小說，都與偉大無關。不知道夏誌清評說張愛玲的如此用詞，是漢語翻譯上的錯誤，還是本來就是那麽誤用的。無論從什麽角度來說，以偉大來形容張愛玲小說，在張愛玲本人那裏是絕對通不過的。這個詞用林黛玉的說法，不僅俗氣，而且濁氣。偉大一詞，理當用到賈政一類的男人身上，連賈寶玉都不想要的。夏誌清不妨將這詞轉手給餘英時，讓他用到朱熹身上去。
夏先生基於其反共立場，對魯迅的“投降”嗤之以鼻是順理成章的，盡管事實上魯迅隻是受左翼文學影響，並沒有投降，而且還跟被他稱之為四條漢子的共產黨文人有過很激烈的論戰。夏誌清選擇投降一詞，不過是相當任性地表明他對魯迅的左翼傾向不喜歡罷了。與此相反，夏先生對張愛玲卻是喜歡到了幾近崇拜的地步。夏誌清對張氏小說的驚人傾心，未必全是審美上的原因所致。細讀夏先生公布的張愛玲寫給他的十封信，可以看出夏先生之於張愛玲，多多少少帶有一種蘇州小阿弟對上海老阿姐的崇拜。這種心理是相當微妙的，不是通過任何文學理念或者學術訓練可以察覺的。上述提到的那位台灣作者，倒是意味深長地點到過夏先生的這種微妙，說是在張愛玲的人生中，“遇到過兩個知心的男人，一個是胡蘭成，一個是夏先生，而夏先生又怎能是胡蘭成能比的，他從來不曾對張愛玲負心過。” 夏先生當然不是胡蘭成那樣的白相人可比的，不管怎麽說，夏先生畢竟是個性情中人。
夏先生的性情，對於他的小說史寫作，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雖然時常流於情緒化，但文學史與文學寫作一樣，沒有性情就會變得極其乏味。比如有關沈從文的小說，假如夏先生沒有點性情，還真讀不出那樣的感受來：稱沈從文為“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偉大的印象主義者，他能不著痕跡，在這一方麵的功夫，直追中國的大詩人和大畫家。現代文學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及得上他。”夏先生還說，沈從文的重要性，在於其“豐富的想像力和對藝術的誠摯”。但夏先生的下麵這番評語，卻顯得不太到位。“沈從文的田園氣息，在道德意識來說，其對現代人處境關注之情，是與華滋華斯、葉芝和福克納等西方作家一樣迫切的”。夏先生連舉三位西方詩人作家，除了福克納確實有些近似，雖然沈從文在文學成就上相去甚遠，其他二位詩人與沈從文並不如何相幹。其實，要說到沈從文與西方文學的相近，隻消舉出一個哈代就足夠了。隻是無論在審美視野和創作能力上，沈從文都沒有哈代那麽精深。
記得施蟄存先生在談及沈從文時，對筆者說過一番話，大意是，沈從文太不關心現代派文學，幾近無知。施先生說，如此怎麽可能寫好小說呢。施先生的意見當然也是一家之言。以筆者觀之，沈從文的主要不足，在於缺乏哈代那樣的曆史透視力和審美穿透力。比起哈代《德伯家的苔絲》中的女主人公，沈從文《邊城》裏的小姑娘顯得過於飄忽和蒼白。夏先生也隱隱約約地感覺到這一點，說：沈從文過於“田園”，“讓自己完全沉溺於理想主義的境界。結果是，寫出來的東西與現實幾乎毫無關係。我們即使從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他這種過於迷戀牧歌境界與對事實不負責的態度。”
從夏先生對沈從文的批評中，可以看出，夏先生並非是對現實完全置若罔聞的。可是，夏先生卻刻意地冷落了巴金的小說和曹禺的戲劇。盡管巴金的小說在藝術上參次不齊，但其代表作《家》，卻是針貶專製文化的一部力作。曹禺的戲劇也並非每一出都出色，但其成名作《雷雨》，足以與巴金的《家》相媲美。
夏先生可能是在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生活得久了，對專製和專製底下的人們之於專製的反抗，喪失了敏感。與在專製底下討生活的錢鍾書變得極為世故不同，在民主國家幸福慣了的夏誌清，像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夏先生的這種性情跟八十年代的胡耀邦倒是十分相近，隻是胡耀邦沒有福氣享受夏先生那樣的輕鬆，率性而活，鬱鬱而終。同樣二個孩子氣十足的人物，共產黨人胡耀邦，與專製鬥爭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而美國教授夏誌清，卻在一部煌煌《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於專製的黑暗不置一詞。讓夏誌清看得上的小說，要麽是張愛玲那樣精致的，要麽像沈從文那樣飄忽的。假如像巴金和曹禺那麽沉重的，夏先生趕緊躲得遠遠的，順便還投去不屑的眼光，因為他們臣服了共產黨的緣故。
與沉溺於朱子哲學的餘英時茫然於女性世界相似，夏誌清小說史著述的盲點，在於現代小說中的專製批判和精神掙紮。夏誌清能讀出魯迅《故鄉》與喬伊斯《死者》的韻味，卻讀不懂魯迅在《野草》裏的掙紮。也是這樣的盲點，導致夏誌清會將張愛玲與陀思妥也夫斯基相提並論。不知夏誌清有沒有在張愛玲生前與作者本人討論過這種提法，相信假如討論過的話，張愛玲一定會大惑不解：誌清，儂哪能可以拿我搭仔伊個神經兮兮的俄國人講到一道起啦？
夏誌清的這種誤讀，與其說是他不懂張愛玲，不如說是他不懂陀思妥也夫斯基。夏誌清讀沈從文是省力的，但他無論讀張愛玲還是讀陀思妥也夫斯基，都會讀得很吃力。以小阿弟的天真，豈能讀懂老阿姐的心思？而以一個始終長不大的學生仔心態，又怎麽可能理解《罪與罰》中那個殺了人的大學生是怎麽回事？須知，就是張愛玲讀陀思妥也夫斯基，都會產生很大的障礙。張愛玲的身世再貴族，在精神上也貴族不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筆下那個《白癡》的地步。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寫作不是從閑得無聊的生活中生發出來的，而是從死囚、從刑場起步的。張愛玲深不可測的世故，比起錢鍾書《圍城》裏的洞明是不相上下的，可是比起陀思妥也夫斯小說的狂放深沉，曠野呼告，實在算不得什麽。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在《紅樓夢》裏是作為一種反諷說出來的。
假如可以將張愛玲比作大觀園裏的哪個女子，那麽比較接近的，應該是探春。隻是張愛玲在氣質上比探春還要軟弱一些。夏先生以偉大形容張愛玲小說，充其量不過是向讀者表明了，他是如何地崇拜張愛玲；不僅是小說，還有老阿姐本身。從這層意義上說，張愛玲確實可以感到欣慰了。雖然被胡蘭成一負再負，最終還是得到了夏誌清那顆癡心。比起胡蘭成那個白相人，夏誌清幾近少年維特；雖然是蘇州特產，但蘇州有蘇州的糯味。
夏誌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雖然不過二流之作，但畢竟關涉生氣勃勃的文學世界，而不是朱熹一類死氣沉沉的過氣人物。在毛澤東的閉關鎖國時代，在充斥著僵硬的官方文學史的前提之下，夏誌清此著，至少是另外一種聲音。讀夏著最好的辦法，是對照毛澤東時代的官方教科書。讀者一定會發現非常有趣，這是兩種不同的偏執，凡是在官書裏是黑的，在夏著中都是白的；反之亦然。不過，等到這樣的時代過去，官書也罷，夏著也罷，都會漸漸地被人遺忘的，都會作為一種曆史、而不是作為一種學術，保留在文學係的書架上。
畢生反共的夏誌清先生，其實應該感謝共產黨。沒有共產黨把中國人關死在國門內，哪有夏誌清的獨占鼇頭機會？可能正是這樣的原因，許多在美國留學的台灣國民黨文化人，興衝衝地趕回大陸光宗耀祖；生怕去晚了大門又會關上似的，趕著去享受一把高級華人的樂趣。在這一點上，夏誌清倒是與餘英時一樣有底線。夏先生確實是個性情中人，符合寫文學史的條件，學問也夠，隻是在視野上、在才氣上，還有待繼續厲練。活到老，學到老。沒什麽難為情的。
是，郭沫若人品之高，詩風之偉，從以下小詩可見一斑（請看時間，文革好像還剛開始一個月）：
《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1966年6月5日）
親愛的江青同誌，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
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意識形態（Ideology）,哲學名詞。即社會意識形態，也稱觀念形態。是人們在交流過程中所表達的思想的體係匯總,意識形態（Ideology）是指一種觀念的集合,指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對於世界和社會的係統的看法和見解，包括政治、法律、藝術、宗教、哲學、道德等思想觀點。
So, 評論 does is a matter of opinion.
But there should be two views of matters: from 文學角度(artistic ways of expression from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左翼女作家蕭紅'novels is artistic, do you think 魯迅's novel is artistic?
哈哈，郭沫若的確以他的實際行動書寫了共產黨文學人物的大家風範，人品之高，豪風之邁，驚天地泣鬼神，並且還令人噴飯！
他對郭沫若的評價就是一例。 事實上當代文學上除去魯迅外， 隻能是郭沫若。 1934年？ 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就評年輕的郭沫若為院士。 如果對共產黨的文學人物就可以不屑， 那麽張愛玲一個漢奸婆娘就可以一把英尺掉上去？ 可見他的人品是如此的低下！
實際上， 現在人說陳寅恪如何如何厲害，但陳寅恪自己說他就佩服兩堂： 王觀堂， 郭鼎堂， 而郭鼎堂就是郭沫若。 即使在文革中寫的“李白與杜甫”有很多不是之處， 但大家現在都接受他在這本書中考證的李白生於俄羅斯的碎葉城。 讀來絲絲入扣， 一派大家風範。
再後來， 一業餘研究紅樓夢的劉心武說他在美國得到夏誌清的如何禮遇， 原因是他的紅樓夢說道夏誌清大加讚賞。 忍不住噴飯！
"愛"是指同樣得到夏誌清教授高度評價的《金鎖記》，"責"是針對張愛玲當時連載的《連環套》，指出依賴於技巧與題材的危險性。傅雷發表評論後，張立即腰斬《連環套》，並且於1976年公開承認《連環套》是個多產的教訓，自視為消極的成績，與傅雷的評論並無衝突之處。
當初回應傅雷的，倒有一篇《自己的文章》，現在讀來亦是精彩，頗能回應意識形態為綱的某些"文學評論者"心態：
這時代，久的東西在毀壞，新的在滋長中。但在時代的高潮來到之前，斬釘截鐵的東西不過是例外。
是做人難啊。我老明明是讚同不論劉康，還是李劼對夏誌清的批評，也支持他們重寫文學史，結果被“與你無關”掃地出門。再厲害的學者，再深的關係，也不敢說他寫的大作和讀者一概無關，不需要讀者，隻供給您東方少兒一個人秘密鑒賞隻為博您一笑吧。好了不爭了，一起期待吧。
那就拭目以待了：）
喲，如今真是做人難；嘻嘻代表輕鬆一笑，這輕佻是從何說起呢？
希望沒有驚嚇到您老人家。改成哈哈行嗎？特此致歉，並鞠躬賠禮。
再說了。我是說“有本事你寫一部”這種說法沒意思，並沒說這個計劃沒意思啊？當然了，我不知道您原來是在鞭策著“他”。抱歉抱歉。
不會無關吧。我是讀者，也有權可以期待一部你期待的著作吧，說不定還買一本你的“他”的書呢？而你的嘻嘻顯得輕佻啊。
對您可能沒意思，對我很重要。因為他們其中的一個是有這個能力的，我很希望他能做這件事情。可惜目前他忙於一些不太重要的東西。不過，這個與你無關。嘻嘻：)
傅雷的文章很想找來看看。
" 那些批評這部著作的有沒有能力自己寫一本而成為新的經典呢？" 唉，這種話最沒意思。你批評夏誌清——有本事你寫一部超過他？你批評張藝謀——有本事你也去拍一部超過他？隻有“超過”才能有權批評不是懷疑和批評的真正意義。
光在左右概念上溜圈子，挺無聊的。
謝謝轉貼，
張愛玲的局限在早期的才情掩蓋下還不明顯，但她後來的作品蒼白與枯寒，即使是夏也無法回避。
《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於1961年。之所以至今能在西方漢學係成為經典，恰恰是因其脫離了意識形態的評論，從文學角度肯定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對中國現代小說的文學貢獻。
當初的上海文壇，左派人士紛紛潛伏，不過因為這部小說的魅力，資深的傅雷也無法按耐，執筆寫了一萬多字的評論，並且承認張愛玲是個奇跡。不過，傅雷結尾指出奇跡在中國向來是沒有好下場的。果然如此。
張愛玲女士對人性悲涼的深徹領悟遠遠超過她同時代的男性，能媲美的還隻有一位曹雪芹而已。
可惜在中國，無論是苛嚴入世的儒家，還是借宇宙秩序解脫人生的道教，都容不下此種思考個體生命位置的實實在在的悲觀主義者。
這個社會，千百年來所推崇的，要麽是犬儒的狂歡，要麽是高士的歸隱。混混噩噩，僅此而已。
那些指責張愛玲嫁過漢奸胡蘭成的，最好考證一下其後夫賴雅與那些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家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