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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餘英時先生的胸有成竹，鮮有輕妄之舉，夏誌清先生的即興而發和信口開河，名聞遐邇。用美國人的話來說，是個出名的大嘴巴（Big Mouth）。比起他的同代學者錢鍾書在毛澤東時代謹小慎微地戰戰兢兢過活，夏誌清仰仗美國的民主製度和美國大學的自由環境，快樂和幸福得無以複加。錢鍾書著書立說，與其當年寫作《圍城》時盡情盡意的嘻笑怒罵截然相反，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就連書名都以《管錐篇》自謙，一句大話都不敢說。這在夏誌清的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卻是手舞足蹈，愛怎麽個過癮就怎麽過癮。學術寫作有點性情，本也沒什麽不妥。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文采飛揚，顧盼神飛。即便是相當嚴謹的哈羅德·布魯姆，其《西方經典》也不乏激情澎湃的時候。然而，夏誌清並沒有勃氏和哈氏那樣的才情，也沒有這二位批評家的文化視野。夏誌清在著述中激動起來，一不小心就會變成胡鬧般的任性。
假如以文章窮而後工的標準來衡量，那麽夏誌清先生的著述實在是太“富”而後亂了。看來，人生沒有點磨礪，不僅詩文上難以有成，即便是學術上也會流於浮光掠影。夏誌清的文字，與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說話一樣，總讓人感覺被什麽人寵得不行。不過，他一旦進入對作品的認真體味時，也經常會有些獨到的心得，寫出一些相當可意的感受。
夏誌清的《中國小說史》，其中最為精彩的段落，是有關魯迅《故鄉》和喬伊斯《死者》的比較。台灣曾經有人在《抖抖擻擻過日子－－夏誌清教授和〈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文中，有過詳細論說，此處不贅。從夏誌清的這段論說，可以看出其在小說賞析上還是相當有眼光的。這當然與其說是學術訓練所致，不如說是拜天所賜。
可是，夏誌清隻要一講到觸動心緒的人物，就會情緒得不行，任性得無以自控。他會斷定魯迅“在一九二九年向共產黨陣營投降”，會把張愛玲與陀思妥也夫斯基相提並論。夏先生一旦任性起來，黑白分明到了令人驚詫的地步。魯迅因為被他判定投降共產黨，所以為他所不齒；而張愛玲因為在大陸的文學史中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所以他故意將其捧得幾乎要高過曹雪芹，將張愛玲的《金鎖記》譽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筆者曾將張愛玲比作從《紅樓夢》大觀園裏掉到上海灘上的一個女子，及不上林黛玉那麽孤傲高潔，至少也帶有點那樣的靈氣。但無論是張愛玲其人，還是張愛玲小說，都與偉大無關。不知道夏誌清評說張愛玲的如此用詞，是漢語翻譯上的錯誤，還是本來就是那麽誤用的。無論從什麽角度來說，以偉大來形容張愛玲小說，在張愛玲本人那裏是絕對通不過的。這個詞用林黛玉的說法，不僅俗氣，而且濁氣。偉大一詞，理當用到賈政一類的男人身上，連賈寶玉都不想要的。夏誌清不妨將這詞轉手給餘英時，讓他用到朱熹身上去。
夏先生基於其反共立場，對魯迅的“投降”嗤之以鼻是順理成章的，盡管事實上魯迅隻是受左翼文學影響，並沒有投降，而且還跟被他稱之為四條漢子的共產黨文人有過很激烈的論戰。夏誌清選擇投降一詞，不過是相當任性地表明他對魯迅的左翼傾向不喜歡罷了。與此相反，夏先生對張愛玲卻是喜歡到了幾近崇拜的地步。夏誌清對張氏小說的驚人傾心，未必全是審美上的原因所致。細讀夏先生公布的張愛玲寫給他的十封信，可以看出夏先生之於張愛玲，多多少少帶有一種蘇州小阿弟對上海老阿姐的崇拜。這種心理是相當微妙的，不是通過任何文學理念或者學術訓練可以察覺的。上述提到的那位台灣作者，倒是意味深長地點到過夏先生的這種微妙，說是在張愛玲的人生中，“遇到過兩個知心的男人，一個是胡蘭成，一個是夏先生，而夏先生又怎能是胡蘭成能比的，他從來不曾對張愛玲負心過。” 夏先生當然不是胡蘭成那樣的白相人可比的，不管怎麽說，夏先生畢竟是個性情中人。
夏先生的性情，對於他的小說史寫作，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雖然時常流於情緒化，但文學史與文學寫作一樣，沒有性情就會變得極其乏味。比如有關沈從文的小說，假如夏先生沒有點性情，還真讀不出那樣的感受來：稱沈從文為“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偉大的印象主義者，他能不著痕跡，在這一方麵的功夫，直追中國的大詩人和大畫家。現代文學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及得上他。”夏先生還說，沈從文的重要性，在於其“豐富的想像力和對藝術的誠摯”。但夏先生的下麵這番評語，卻顯得不太到位。“沈從文的田園氣息，在道德意識來說，其對現代人處境關注之情，是與華滋華斯、葉芝和福克納等西方作家一樣迫切的”。夏先生連舉三位西方詩人作家，除了福克納確實有些近似，雖然沈從文在文學成就上相去甚遠，其他二位詩人與沈從文並不如何相幹。其實，要說到沈從文與西方文學的相近，隻消舉出一個哈代就足夠了。隻是無論在審美視野和創作能力上，沈從文都沒有哈代那麽精深。
記得施蟄存先生在談及沈從文時，對筆者說過一番話，大意是，沈從文太不關心現代派文學，幾近無知。施先生說，如此怎麽可能寫好小說呢。施先生的意見當然也是一家之言。以筆者觀之，沈從文的主要不足，在於缺乏哈代那樣的曆史透視力和審美穿透力。比起哈代《德伯家的苔絲》中的女主人公，沈從文《邊城》裏的小姑娘顯得過於飄忽和蒼白。夏先生也隱隱約約地感覺到這一點，說：沈從文過於“田園”，“讓自己完全沉溺於理想主義的境界。結果是，寫出來的東西與現實幾乎毫無關係。我們即使從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他這種過於迷戀牧歌境界與對事實不負責的態度。”
從夏先生對沈從文的批評中，可以看出，夏先生並非是對現實完全置若罔聞的。可是，夏先生卻刻意地冷落了巴金的小說和曹禺的戲劇。盡管巴金的小說在藝術上參次不齊，但其代表作《家》，卻是針貶專製文化的一部力作。曹禺的戲劇也並非每一出都出色，但其成名作《雷雨》，足以與巴金的《家》相媲美。
夏先生可能是在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生活得久了，對專製和專製底下的人們之於專製的反抗，喪失了敏感。與在專製底下討生活的錢鍾書變得極為世故不同，在民主國家幸福慣了的夏誌清，像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夏先生的這種性情跟八十年代的胡耀邦倒是十分相近，隻是胡耀邦沒有福氣享受夏先生那樣的輕鬆，率性而活，鬱鬱而終。同樣二個孩子氣十足的人物，共產黨人胡耀邦，與專製鬥爭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而美國教授夏誌清，卻在一部煌煌《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於專製的黑暗不置一詞。讓夏誌清看得上的小說，要麽是張愛玲那樣精致的，要麽像沈從文那樣飄忽的。假如像巴金和曹禺那麽沉重的，夏先生趕緊躲得遠遠的，順便還投去不屑的眼光，因為他們臣服了共產黨的緣故。
與沉溺於朱子哲學的餘英時茫然於女性世界相似，夏誌清小說史著述的盲點，在於現代小說中的專製批判和精神掙紮。夏誌清能讀出魯迅《故鄉》與喬伊斯《死者》的韻味，卻讀不懂魯迅在《野草》裏的掙紮。也是這樣的盲點，導致夏誌清會將張愛玲與陀思妥也夫斯基相提並論。不知夏誌清有沒有在張愛玲生前與作者本人討論過這種提法，相信假如討論過的話，張愛玲一定會大惑不解：誌清，儂哪能可以拿我搭仔伊個神經兮兮的俄國人講到一道起啦？
夏誌清的這種誤讀，與其說是他不懂張愛玲，不如說是他不懂陀思妥也夫斯基。夏誌清讀沈從文是省力的，但他無論讀張愛玲還是讀陀思妥也夫斯基，都會讀得很吃力。以小阿弟的天真，豈能讀懂老阿姐的心思？而以一個始終長不大的學生仔心態，又怎麽可能理解《罪與罰》中那個殺了人的大學生是怎麽回事？須知，就是張愛玲讀陀思妥也夫斯基，都會產生很大的障礙。張愛玲的身世再貴族，在精神上也貴族不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筆下那個《白癡》的地步。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寫作不是從閑得無聊的生活中生發出來的，而是從死囚、從刑場起步的。張愛玲深不可測的世故，比起錢鍾書《圍城》裏的洞明是不相上下的，可是比起陀思妥也夫斯小說的狂放深沉，曠野呼告，實在算不得什麽。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在《紅樓夢》裏是作為一種反諷說出來的。
假如可以將張愛玲比作大觀園裏的哪個女子，那麽比較接近的，應該是探春。隻是張愛玲在氣質上比探春還要軟弱一些。夏先生以偉大形容張愛玲小說，充其量不過是向讀者表明了，他是如何地崇拜張愛玲；不僅是小說，還有老阿姐本身。從這層意義上說，張愛玲確實可以感到欣慰了。雖然被胡蘭成一負再負，最終還是得到了夏誌清那顆癡心。比起胡蘭成那個白相人，夏誌清幾近少年維特；雖然是蘇州特產，但蘇州有蘇州的糯味。
夏誌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雖然不過二流之作，但畢竟關涉生氣勃勃的文學世界，而不是朱熹一類死氣沉沉的過氣人物。在毛澤東的閉關鎖國時代，在充斥著僵硬的官方文學史的前提之下，夏誌清此著，至少是另外一種聲音。讀夏著最好的辦法，是對照毛澤東時代的官方教科書。讀者一定會發現非常有趣，這是兩種不同的偏執，凡是在官書裏是黑的，在夏著中都是白的；反之亦然。不過，等到這樣的時代過去，官書也罷，夏著也罷，都會漸漸地被人遺忘的，都會作為一種曆史、而不是作為一種學術，保留在文學係的書架上。
畢生反共的夏誌清先生，其實應該感謝共產黨。沒有共產黨把中國人關死在國門內，哪有夏誌清的獨占鼇頭機會？可能正是這樣的原因，許多在美國留學的台灣國民黨文化人，興衝衝地趕回大陸光宗耀祖；生怕去晚了大門又會關上似的，趕著去享受一把高級華人的樂趣。在這一點上，夏誌清倒是與餘英時一樣有底線。夏先生確實是個性情中人，符合寫文學史的條件，學問也夠，隻是在視野上、在才氣上，還有待繼續厲練。活到老，學到老。沒什麽難為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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