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我們都有原罪

有一個宗教故事是這樣說的，一個女人通奸被人發現，全村的人聚集在一起準備用石頭和木棍把這個女人打死，在準備打死這個女人之前，他們請教了一位智者，智者說：如果你們認為你們自己沒有罪，就把那個女人打死吧。結果是那些準備打死那個女人的人放棄了石頭和木棍，因為他們自己也有深藏於內心的原罪，正是他們的有罪原諒了那個女人的罪，他們在拯救自己的同時也拯救了通奸的女人。這個故事表明，每一個人身上都有原罪，隻不過是在這個故事裏，女人的原罪成了現罪，其它人的原罪沒有化成行為，但仍深藏於內心。在西方宗教的原罪意識深深地滲透於自由主義的曆史和現實之中，人性惡的假設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哲學等各個領域當中都可以尋覓到其蹤跡。

　　自1949年以來到改革開放前的那些著名的政治運動，即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如果一個人發動，絕大多數人不支持，這些運動能搞下去嗎，搞下去持續時間那麽長嗎?當毛澤東回答如果魯迅還活著的時候，在毛澤東說魯迅或者識大體不說話或者在監獄裏麵呆著的時候，有誰反駁過，都當了啞巴。當彭德懷隻是在廬山會議上表達他自己個人看法的時候，有幾個正義良知的人為他說話呢?那些老帥對彭德懷進行勸告的時候說的語言竟然是要如同女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般的對毛澤東的愚忠。“文化大革命”發動時，毛澤東就靠“我的一張大家報”就把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打翻在地。他們對毛澤東的回答隻感到了恐懼和明哲保身，他們選擇了沉默來屈從毛澤東的專製權力。正是他們的屈從使得毛澤東的權力更加狂妄與傲慢。正是人們的原罪助紂為孽。絕大多數人都參與了這次運動，可是一旦意識到運動錯了，又把責任推到林彪、四人幫的頭上，好像曆史和那些參與其中的那些人無關。在曆次的運動中，他們至少是從犯，他們把原罪變成了現罪，把潛惡變成了現惡。實際上所有參與運動的人都有罪，甚至旁觀的人也有罪，可他們從不認罪。他們活著，他們覺得他們在沒有罪的活著，所以他們從來不懺悔。

　　假設把十個、百個毛澤東放在美國，毛澤東們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搞運動嗎?回答是否定的。因為美國的風俗、美國的傳統、美國的公民文化、美國的法律精神、美國三權分立的民主製度都不可能讓毛澤東們如此地濫用權力。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美國人有宗教，宗教是對抗專製的信仰工具，如果沒有宗教，人們就會奉獻出自由，並甘受專製的奴役。所以“人要要是沒有信仰，就必然受奴役;而要想自由，就必須信奉宗教。”(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商務印書館，董國良譯，第539頁。)還有一層原因是，有了宗教信仰，承認每一個人有原罪，就確立了信仰自由、宗教寬容、平等意識。每一個人有原罪，每個人即為平等，從這一意義上說，平等很低調。作為政治家、偉人也是人，是人就有原罪。那些位高權重的人更有把原罪變成現罪的可能和機會。說來奇怪，就是從宗教也能開出限製權力尤其是限製專製權力的藥方。如果沒有宗教，沒有原罪意識，或者宗教信仰發生動搖，人們就不會再恢複過去的信仰，“而把自己交給一個人去統治。”(第539頁)

　　改革開放前有原罪，改革開放之後也有原罪，原罪並沒有變，變的是形式。市場經濟帶來了經濟的巨大發展和繁榮，也釋放了原罪的潘多拉之盒。人們為了利益而不擇手段，為了利益而拋棄信仰。為了利益可以出賣人的肉體和靈魂，可以出賣自己的尊嚴，出賣自己的人格。有人說，市場經濟帶來的是平等、自由、法治、公正、民主。這是市場經濟的理想化，或者是市場經濟的非現實部分。真實的情況是市場經濟帶來的是特權、強製、兩極分化，市場經濟因為與權力結合變成了權貴經濟或半市場經濟半權貴經濟不倫不類的經濟類型，這種不倫不類的類型把人們原罪的潛能變成現實，變成現實的原罪使不倫不類的市場經濟更加不倫不類。比如，商人不犯法、不和黑社會勾結、不給使權力變質，商人難以存活。權力如果不謀私，權力也難以立足，權力內容如果一個人不貪汙，就會劣幣驅逐良幣。房地產如果沒有腐敗的權力作支撐，早已經日暮途窮。大學老師如果不向權力低頭，就隻有靠邊站的份。腐敗有助於現代化的理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在這一理論指導下，腐敗成為各行各業通行的潛規則，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狀態，離開腐敗，誰也活不了。人人都想腐敗，人人都喜歡腐敗，人人又痛恨腐敗。財產不能申報，是因為財產一申報，誰都會露出腐敗的馬腳。民主搞不了，因為一搞民主權力的腐敗必然引發社會動蕩與仇恨，甚至會暴發革命。在腐敗上，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有原罪。如同資本一出世的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持有資本和非持有資本的每一個人都釋放出腐敗的氣息。

　　現在的問題是，一些人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原罪。比如在權力場外，因為沒有腐敗的能力和機會，就有了譴責腐敗的道德製高點，卻不知一旦進入權力場，就如同穿上就脫不掉的腐敗的紅舞鞋，其腐敗手段和腐敗能力比原來的權力場更甚。那些心懷理想的人最後也被腐敗打倒。現在要做的就是承認每一個人都有原罪，每一個人都有做壞事的潛能，每一個人都懷揣惡念，所以大家才是平等的。有了原罪意識，就要有原罪責任，就要相應承擔原罪的責任和負擔。沒有原罪意識，就會推卸責任。那些大政治家在這一點上和普通人沒什麽兩樣，甚至“凡大政治家皆大惡之人”(阿克頓語)。既然每一個人都有原罪，製定規則就是必要的和必然的，規則是防止把原罪變成現罪的基本手段。每一個人都有原罪，誰也沒有資格對別人進行教化，大家都是壞蛋，大家都平等。如果一部分是好蛋，一部分是壞蛋，還沒合作壞蛋就做好了下地獄的準備，好蛋與壞蛋也就沒法平等。那些所謂的好蛋把社會治理得亂七八糟的事太多了，斯大林、毛澤東、金氏家族就是一個個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