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矛盾陳述考驗著後人的才學識德

從春秋開始，人們已經意識到所謂曆史的記載包含著人為修飾的成分。所以孔子解釋“史”，就不是簡單的紀實，而是過分修飾打扮的東西（文勝質則史）。輕一點的，隻是化妝，老底子猶在，重一點的就是整容，麵目全非。張岱說：“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石匱書序》）其實不獨明代，中國曆代都存在這個問題。國史中美化成功者，醜化失敗者；家史中基本都是好人好事，祖先個個了得；野史中臆造的內容近乎神話傳奇，與文學創作的忽悠勁頭不相上下。這並不奇怪，打根上說，“巫史同源”。古代文化掌握在少數人手裏，最初分工不明確，以後分工趨向細化，史可以僅僅簡單記事，供日後驗證事情的起因、過程、結果。巫則根據發生的事情，解釋尋找吉凶福禍的苗頭和可能。二者偏重不同，但職責一樣。巫和史可以分工，也可以相互轉換，或者合二為一。史中有巫，夾雜了多少天象異聞，祥瑞災變，讀古史的人都不陌生。由巫而誣，字形相似，含義亦近。於是，曆史就不僅僅是單純的紀錄。而且由人完成的事情，怎麽可能不摻雜主觀傾向，和寬窄高低不同的觀察視角？所有人對曆史的觀察記錄，都是盲人摸象，原本沒有明晰影像認識，怎麽可能會有正確描述？能有部分準確，沒有說偏想歪，已是難得。如果對此不了解，缺乏清醒的認知，就不可能發現真實的曆史。有的人懵懵懂懂，看到什麽信什麽；有的人隻截取符合自己心意的部分，罔顧其他：或者明知其他記錄和說法合理，卻硬要堅持偏見；還有的人完全不管各種原始記錄的內在邏輯，習慣臆測。曆史記錄如此，讀史者如此，想要探究曆史真相，難免被人譏為癡人說夢。

不同的人經過有意無意地修飾編造，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和不同語境下也會有不同的說法，使得有關曆史的記載常常是相互矛盾的，或者完全相反的。既給人帶來困惑，也給人提供了比較、辨別的可能。為此，首先需要有懷疑和批判精神。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其代表作《史通》的《自敘》中說：“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範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這是史家精神的萌芽，沒有這種精神，隻能當個教學生背書的三家村學究。有了這種精神，劉知幾才總結出史家必須兼備的才、學、識三長論。明代的胡應麟認為還不夠，“公心”、“直筆”也不可缺少，五者都有才完美。清朝的章學誠進一步概括為“史德”。現在可以這樣看四者：才是組織安放所學的能力；學是知識；識是領悟認知水平；德是求真求實的尺度。才學識德這四者都是為了讓人能夠正確記錄曆史、認識曆史、總結曆史的基礎訓練與能力。多數人有學，或加點小才，識德則很難得。即使劉知幾和章學誠也不能全麵圓滿地達到這些要求，起碼在德上就受製於“名教”，仍主張為尊者諱。

曆史記錄的混亂、矛盾、對立俯首即是，偽造者也絕非少數，可以說步步陷阱，處處謎團。要想把曆史學真正提升到科學的高度，關鍵要看研究者是否具備史學四長（當然不全是劉、章的原意，而是在融和當今各學科最新成果基礎上的四長）。

秦始皇是中國曆史上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對他的評價眾說紛紜，褒貶不一，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關記載十分混亂，大的且不說，細節處在同一本書中便矛盾百出。如始皇母親的家世有“豪家女”（《呂不韋列傳》）、優伶（亦見同傳）和呂不韋小老婆（《始皇本紀》）的說法。如果後者屬實，怎麽會有許多仇家，以致滅趙後，秦王親臨邯鄲，把母家的仇人盡數坑殺？如果前者沒錯，怎麽又會淪落到歌舞伎的境地？始皇坑殺的是仇家，還是知情者？其中許多環節沒有記載說明，一片迷霧。

原本沒有太多疑問的始皇立嗣問題，隨著近年北大漢簡的公布，也出現了疑團。司馬遷在《史記》中，把始皇臨終遺囑和趙高、李斯、胡亥的陰謀篡改經過寫得很詳細。可是北大漢簡中的《趙正書》卻說立胡亥繼位是始皇臨終與李斯等人商量的結果，而且是李斯、馮去疾左右丞相主動進言，起了主要作用，壓根兒沒提趙高。“昔者，秦王趙正出遊天下，環（還）至白（柏）人而病，病篤，謂然流涕長大（歎）息，謂左右曰：吾忠臣也（按；原文如此），其謀所立。丞相臣斯、禦史臣去疾，昧死頓首言曰：今道遠，而詔期（窘）群臣，恐大臣之有謀，請立子胡亥，為代後。王曰：可。王死，胡亥立，即殺其兄父骨（扶蘇）、中尉恬、大赦罪人……”。兩種記載，哪個更接近真實？你可以說《趙正書》是漢儒偽造曆史，是謠言。但是謠言的作用達不到全信，也會讓人疑信參半。再回頭看《史記》，就覺得需要澄清的問題太多了。

比如，始皇對長子扶蘇的態度就模糊不清。既然因數次直諫，引發始皇不快，那麽，調離都城鹹陽，去北方邊關上郡監軍，應該帶有貶斥的意思。何況，《史記》所載遺囑並沒有明確扶蘇繼承人的身份，僅讓扶蘇回京會葬，語焉不詳。就算遺囑事真，會葬由長子主祭，便自然確定了扶蘇的地位。可僅有三人知道的事情，事後一定會徹底毀掉原件，司馬遷又從何得知？而少子胡亥在二十多個兄弟中最受寵愛，出外巡視獨許其同行，那麽臨終選擇指定為繼位者，也不會讓人意外。但是，上郡在秦代的三十六郡中地位最為顯著。這裏集結了三十萬大軍，由始皇信任的將軍蒙恬鎮守，抵抗防範江湖傳說的顛覆秦朝的胡人內侵，是京城鹹陽的第一道防線。難道始皇不擔心扶蘇與蒙恬結盟，形成脫離中央集權的分裂勢力嗎？監軍上郡，究竟是厭棄，還是鞏固繼承人地位的舉措？如為前者，就不太可能讓他繼位。如為後者（從始皇遺言“以兵屬蒙恬”可知上郡兵權在扶蘇），怎麽可能輕而易舉地便被一紙文書擊垮了？

《趙正書》的疑點也不少，稱贏政為趙正，還可以說得過去，《史記》也說始皇正月出生於邯鄲，“姓趙氏”。漢代尚有不少人遵從“子從母姓”的習俗，《史記》常見“姓某氏”，有時指的是姓，有時則是指氏。這裏應該是氏，本姓贏，以母親的祖國為氏，這樣說不足為奇。但是，不承認始皇帝，而稱秦王；不稱朕，而稱吾，就暴露了作者的政治傾向和六國貴族後裔的身份，公正真實便打了折扣。馮去疾在始皇二十八年《泰山碑》中似已經是右丞相，名在李斯後禦史前，《史記》明確記載始皇去世時，馮為右丞相，一直任職到被二世殺死，這裏卻說是禦史（被趙高、二世滅族的人不可能是由二世擢拔的），這一點小錯，足以降低其可信度，起碼不嚴謹。《史記》說始皇最後一次出巡，左相李斯跟從，右相馮去疾留守，《趙正書》不但從行，還親身參與立嗣決議。而該書沒提到趙高，更無法解釋趙在二世朝中的地位與作用，有因趙高聲名狼藉故意略去之嫌。還有“代後”是什麽意思？是暫代皇位，還是直接繼承父位？《史記》說李斯、趙高矯旨立胡亥為太子，有個過渡的合法憑籍，比較合理。

兩種記載，到底哪個是真實的，或者說接近於真相？恐怕目前不好隨意肯定任何一個，二者都有不能忽視的硬傷。即使做出判斷，誰能保證不是被蒙蔽的錯誤結果？不是另一個偏見？

談論曆史，展示的是史學四長的水準。多聞闕疑則可，輕信偏執信口開河則謬。才學識德不足者，還是玩點別的吧。當然，不會有人揭發自己不足的。那就承認每個人都是一孔之見，不要堅持說，別人都錯，自己都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