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精英們並不這麽想。按照某精英公開的說法[102],“中美經濟關係有點像夫妻,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須增進了解,增強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礎。 我們兩家不能走離婚的路,像鄧文迪和默多克,代價太大了” 。而且一直堂而皇之地放在人民網上[103],要讓世人廣泛認識到,他們和美國精英是一種夫妻關係。按照外交部一位高官公開的說法,“當前中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誰也離不開誰”的利益共同體。
麵對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特色精英們則通過降低人民幣匯率;增加出口退稅來幫助美國人穩住物價和經濟,免費給美國政府提供關稅,給美國消費者提供補貼,而讓中國老百姓來承擔支出,不敢讓美國付出絲毫代價,以免激起美國精英的怒火。
特色國的指導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是基礎,特色中美國經濟基礎已經形成,逐步發展成為軍事中美國、政治中美國、文化中美國,也就順理成章了。在文化領域,精英們通過近四十年的西化宣傳,早已形成了一種觀念,就是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被西方俘虜,將美國精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引路人,按照美國精英的要求來行動了。在特色國,很多精英公開宣傳,美國是引領人類走向未來的領袖,是人類的希望和燈塔,在網上,很多網民用燈塔國代指美國。美國精英早已成為文化中美國的主宰了。參見本人文章,《近40年西化宣傳的惡果:精英們精神上被俘虜,自甘劣等》[104]。
在軍事領域,讓人奇怪的特色國的一大特色[105],就是美艦一麵侵犯中國領海,一麵又受邀到香港、湛江、上海、青島等地軍港休整,與民同樂,讓不遠萬裏而來的美國艦隊海軍官兵得到休息。媒體報道稱,在海上航行時間過長,會導致人發瘋發傻,登陸休息是恢複海軍戰鬥力的最好方式。因此,這恐怕是中美國精英們的安排,其真正原因,恐怕是要形成軍事中美國,達到美國軍艦可以自由地進出中國領海,不受任何限製。形成軍事中美國,也就成為必然,這難道是精英們早在十幾年前或者更早些時候就設計好的,是一盤頂層設計的“中美國”大棋的一部分?因此,所謂中美貿易大戰,也許不過是中美精英要借此形成更加緊密的中美國,讓中國精英好有借口將中國主權更多地交給美國精英。
當然,中國精英內部也有反對的聲音,這也是中美國還未徹底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從變化趨勢來看,最近中國交出經濟主權的速度明顯加快了。最近更是連口頭上宣傳中國成就的“我的國厲害了”都遭到崇美派精英們的口誅筆伐而偃旗息鼓。不管怎麽說,現在公開質疑這一妥協投降路線的中美國模式,還屬於政治不正確。政府內部,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都甚少公開質疑;而公開主張加大妥協退讓的聲音,卻不斷爆出。不久前主流經濟界高官和高參召開50人會議,高度評價當前路線,甚少反思特朗普上任以來的對策,這本來就是他們主持推進的,他們還在期待與美國的“共贏”。考慮到美國精英一貫采用進兩步退一步,打一巴掌給個棗的方式和策略,欺騙中國,他們所期待的“共贏”,會在不久之後又會重現,繼續他們念念不忘的中美國模式,隻是美國套在他們脖子上的繩索更緊了,他們反抗的決心就更難下了。
民間也甚少認識到,當前中美國模式的危害。即使有少數質疑者,也被網絡巨大的信息量所淹沒。對比舊中國時代,蔣記國民政府對日占東北,公開宣布采取不抵抗政策,其危害十分明顯,公開反對者包括武裝反對者不絕如縷。麵對持續不斷的各地軍事武裝反抗,蔣記國民政府仍然采用各種謬論,包括指望美國論,國聯幹涉論,三日亡國奴,攘外必先安內論等,忽悠了很多人,通過軍事鎮壓堅持了近6年。
精英們盲目迷信美國和西方,其根源是美國在近代以來在文化侵略方麵的投入,培養了大批崇拜美國的精英。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早就指出[32],“重慶民國政府的所有官員,無論男女,並不是被美國人征召,供其驅使了,是他們自己主動追求美國的思想和方式”。筆者曾發表學術文章[95],論證我們的主流經濟金融專家們所秉持的觀點,基本來自美國的意識形態經濟學教科書,而與美國培養人才的金融和經濟教科書的論點,以及美國和西方政府實際實施的政策基本是相反的。然而,精英們卻重用這些漏洞百出的經濟學家,究竟是別有用心,還是真的被愚弄?
根本原因是他們早已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被西方俘虜,將美國精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引路人,按照美國的要求來行動了。例如,中國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承諾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當時中國人均排放不到美國四分之一。而美國總統奧巴馬雖然承諾2020年美國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17%,但事後並沒有得到美國國會批準,成了一紙空文。問題是,在這樣的承諾下,中國人均允許排放的溫室氣體不到美國五分之一,等於承認歧視性的排放分配。當時發達國家劃定了8000億噸的全世界碳排放總量限製,然後自己要先劃走44%,剩下56%留給占全世界人口比例83%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等於人均排放量是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3.83倍。在會議上,精英們曾經提出一個中國人均排放等於西方80%的要求,根本就不敢提與美國平起平坐,擁有相等的人均排放量,仍然遭到西方反對,精英們也不敢反抗,仍然自願作出承諾,默認就該被西方大幅度歧視,連讓西方減少一點歧視的勇氣也沒有。
到了2015年巴黎會議,情況並無很大變化,中國承諾到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直到2016年9月,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批準加入巴黎協定,承諾到2025年,美國碳排放量在2005年基礎上減少26%到28%。但還沒等到國會批準,新上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宣布作廢了。即使兩國都批準,美國人均排放量仍然將是中國的4倍以上,仍然是一個高度不平等的協議,一個高度歧視中國人權的協議。精英們仍然默認這種歧視,甚至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以後,仍宣布將遵守承諾。
2017年5月,中美通過了在中美全麵經濟對話機製框架下推進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達成了十項協議,基本上是中國單方麵承諾開放主權,包括開放金融、開放投資和開放農業;美方不需要對等承諾。過去蔣介石時代,中美簽訂協議,起碼在字麵上還是平等的,是雙方對等的承諾,不平等的是實質內容。但是,現在精英們連追求字麵上的平等都不敢了,隻能按照美國的單方麵要求行動了,這是何等的悲哀?
更加悲哀的是,即使精英們作出這樣的不對等承諾,還要經常被美國指責,精英們還常常以為是自己的錯誤,隻敢作無辜辯解。例如,在貨幣方麵,精英們早就承諾美元可自由兌換人民幣了,而我們拿人民幣去換美國人的美元,是很難換到的。但是美國精英和媒體仍然經常指責人民幣不可兌換,同時要求美國人拿人民幣也可以從精英們手裏自由地換到美元,等於讓精英們被動地參與貨幣兌換,完全交出貨幣兌換國家主權。而精英們則天天在主流媒體上檢討人民幣是不可兌換的,宣傳美國精英要求的人民幣可自由兌換,而且將美國的無理要求當成金融改革的最終目標,承諾和推進這樣的金融改革。2015年10月在接見美國前財長鮑爾森表示“沒有開放就難有金融改革,沒有改革,中國的金融企業也很難有競爭力。我可以向你肯定,金融改革步伐不會停。我們會一步一步來,但決不允許‘進一步、退兩步’。”向美國精英承諾,要按照美國指定的目標進行金融改革。
在人民幣匯率方麵,也是如此。精英們按照美國拿胡蘿卜和大棒推銷的華盛頓共識第5項要求幹預人民幣匯率,實行低人民幣匯率政策;中國的精英也很清楚,他們是按照美國精英要求,通過政府操縱實行了低人民幣匯率政策,但卻很少被公開報道。另一方麵,美國精英公開方麵則經常指責中國政府操縱匯率,要求中國政府升高人民幣匯率,還經常揮舞懲罰的大棒,卻從未真正實施,而中美主流媒體則大肆報道,更有喜感的是,中國精英會經常辯解沒有幹預匯率,人民幣匯率不低。例如,2010年3月14日,某精英答英國記者說,“我認為人民幣的幣值沒有低估。反對用強製的方法迫使一國匯率升值。”從整個畫麵來看,就是中美精英在合演雙簧,愚弄兩國的老百姓。難怪哈佛大學弗格森教授稱之為中美國。
在低人民幣匯率下,我們低價賤賣產品,高價進口美國產品,從而給美國奉送了大量財富。在中美精英雙方合演的雙簧裏,中國單方麵給美國免費輸送了大量財富,形成了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中美國模式,美國人過上了不勞而獲的富裕生活,遠超殖民地時代,但中國精英卻成了經常受美國精英指責的對象,像個經常犯錯誤的小媳婦,被動地為自己的行為辯解,而且這方麵例子數不勝數,諸如貿易爭端、南海爭端;人權爭端等等。這些都充分說明,精英們的思想,基本上被美國精英控製,隻能盲目聽從美國精英指揮。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當我們唱起這首莊嚴的國歌時,我們並不知道什麽時候才是真正地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事實上,在民國以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直接侵略的方式把中國變成西方的半殖民地的時候,中華民族還沒有真正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因為這些侵略者的行為很容易被全體中國人所識別,繼而激發全體中國人救亡圖強的義舉。王世保先生在2009年早已指出[106],真正“最危險的時候”恰恰就是現在,就是一大批身居廟堂之上操控國家政策的精英們正在力圖把中國變成美國附庸的時候。這些所謂的“精英”是我們國家這幾十年來自己培養的掘墓人,與那些直接的侵略者相比,他們對全體中國人民更具有欺騙性和迷惑性。這些所謂的“精英”正在把中國變成美國的附庸,成為實現美國國家利益的工具。
當前形勢下,草民對中國精英們將要采取的行動的預測,也就不言而喻了。由於人的行為是很難預測的,本文的預測,也可能全部落空。悲觀的估計,也許很多年(20—50年?)以後,當中國的資源耗盡,生產基礎和基本生存條件被極度惡化,經濟命脈被美國和西方基本控製,美國就會實施真正的經濟封鎖,引發中國難以解決的物價飛漲,導致經濟崩潰,也許國人才能夠真正理解這個時代中美國模式對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才能有所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