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 回憶抗戰的紀錄片
南方周末 2005-07-14
1995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台灣華視首播。此後兩次修改，分別更名為《盧溝烽火60年》和《山河歲月》重播。定於今年8月完工的第4個版本，新名字是《大決戰》，其中包括新增的一集《戰時延安》。
很長時間，蔣緯國都能聽到蔣介石在浴室中的長嘯。那聲音把蔣緯國嚇了一跳，因為實在不像是正常人的聲音。1995年，蔣緯國接受台灣著名電視製片人陳君天的訪問。他坐在椅子上模仿蔣介石長嘯的聲音。那時候蔣緯國剛剛從美國陸軍航空兵戰術學校受訓歸回，服役於陸軍第一師步兵第三團，他去看望父親，蔣介石的叫聲把他嚇了一跳。 2005年6月25日，正在做《一寸山河一寸血》第四次改版的陳君天向記者模仿蔣緯國當時發出的聲音，“他喊的比我跟你喊的恐怖多了。”陳君天說。
對此，陳君天的解讀是：“一個人在那樣高的位置，是很寂寞的。雖然老蔣跟宋美齡相知很深，夫妻間固然會互相幫助，但他還是有不能紓解的壓力。這個人脾氣非常倔。那是在重慶，時間大概在1941年珍珠港事變以後。老蔣在浴室洗澡，夫人不在的時候，他就大聲狂叫，聲音淒厲。有時叫媽，有時叫爹，這樣的情景讓人實在沒有辦法想象。他的壓力實在太大，正是抗戰的危急時刻，身邊可信的人又少。他也沒有辦法相信別人。” 這個細節後來出現在陳君天製作的電視紀錄片《一寸山河一寸血》中。
這套節目的第4版將在8月完成，增加了戰時延安紅色根據地的生活，加進了毛澤東領導的抗日遊擊戰牽製了日軍的事實。陳君天確立的新版原則是，以中國人的立場，全景紀錄中國軍隊的抗戰曆史，把曆史還給曆史，使真相歸於真相。
800位見證人
陳君天為《一寸山河一寸血》工作了10年，采訪的見證人由最初的400人增加到後來的800人。紀錄片由最初的30集擴展到後來的45集。
即便如此，采用的內容也是素材的“九牛一毛”。
陳君天接受蔣緯國邀請擔任《一寸山河一寸血》總編的時候有約在先。
“我說我不是歌功頌德的歌德派。我說你必須同意這一點，是事實就照事實講。包括蔣介石，他做了什麽事情，也要照實講。你一定不能規定我怎麽做怎麽做，我不能失去創作的自主性。蔣緯國同意，但是要求播出的時候看一下。他說隻看有沒有錯誤，並不是整個想法的錯誤，而是時間、數據的錯誤。”蔣緯國放手讓陳君天照自己的想法做：“誰做得不好，你都可以批評，包括我家老頭子(蔣介石)。”
蔣緯國擔任《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監製人。他還聯絡了一些高級將領組成委員會。蔣緯國給了陳君天很大的幫助。除了在工作上的支持，還為陳君天介紹了很多重要人物。陳君天去訪問一些老將軍時可以直接打蔣緯國的招牌。那些將軍，有的超過100歲，要是不願意接受訪問，誰也沒辦法，但有了蔣緯國的人情，采訪就很順利。
陳君天在台南宜蘭的鄉下訪問淞滬會戰時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薛嶽。抗戰時，薛嶽是九戰區司令，也是長沙三次大捷的指揮者。薛嶽個子很小，但脾氣很倔。當時，按照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戰略部署，就是守著陣地打，守不住就走，避免決戰，保存實力。薛嶽接到命令，在長沙死守兩個星期，一旦壓力太大守不住就往衡山退。薛嶽不服氣：“什麽挺不住？我老薛一定挺得住。”陳誠和白崇禧急了，坐飛機從重慶到長沙來做他的工作：“拜托你不要打了，留著青山在，以後還可以打。”薛嶽拒絕接受調停，罵那兩個人是懦夫。他說：“我今天在這裏打定了！”陳誠和白崇禧沒辦法，隻好回去。他們還沒有回到重慶，薛嶽就把電話打到了重慶，找蔣介石。蔣介石已經睡覺，宋美齡接的電話。薛嶽跟宋美齡說：“讓我守半個月就撤離長沙，我不準備這樣做，我就要在長沙打，打敗了我自殺，以謝國人；打贏了算我抗命，你們槍斃我！”宋美齡說：“不要這樣講。我跟委員長講。”第二天宋美齡就給薛嶽打電話：“伯齡兄啊，委員長講過了，你要有這個信心你就在這裏打，這個時候我們難得有這樣的信心，有這個信心我們為什麽不要呢？你這不是抗命，現在委員會重新再下個命令，配合你。”
陳君天訪問薛嶽的時候，薛嶽已經101歲了，說話已不是很清楚，但記憶力很好。他在攝像機前講淞滬會戰，講他的天爐戰法，就是讓士兵後撤，讓敵人進來，士兵往兩邊退，等敵人進來包圍了再打。攝製組要走時，老先生到他的書房，提筆為攝製組寫了四個字：精忠報國。“100歲的退役將軍，還在念著精忠報國，看了讓人動心。”陳君天說。
除了將軍，很多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也是陳君天訪問的對象。當年參加抗戰的年輕軍人到台灣，慢慢地年華老去。這些人一生戎馬，沒有文化學識，沒有別的技藝。陳君天說：“在蔣經國時代還很照顧他們，給他們工做，替這些士兵找些修公路之類的事情幹，賺一點錢。也有聰明的士兵，可以賣饅頭，開牛肉麵攤。在台灣有‘榮民之家’，‘榮民’就是那些當年曾經為國家流汗流血的人，現在老了，沒有結婚，沒有後代，都是光杆一個人，任何能力都沒有。這些人就被安頓在‘榮民之家’裏。”那些“榮民之家”分散在各個城市的邊緣，地方很大，每人一間房子，有遊樂的地方，老兵住到這裏，供吃供住，還會給零用錢。
陳君天十年前在“榮民之家”見到這些老兵，他們年紀都很大了，小則70多歲，老的都過百歲了。陳君天找到這些老兵，讓他們在攝像機的鏡頭前接受訪問。訪問工作有個程序，就是對那些老人進行誘導式的追問，首先要問他們當年部隊的番號，問他們的排長、連長、營長的名字。由此就可以確定他經曆過哪一個戰場，參加過什麽樣的戰役。
“那些老兵比較好玩，這些人做過很多事情，他們會講自己的故事，很單純，也沒必要吹牛，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小兵。他們對戰場的記憶很清楚，你要問他今天早上吃什麽東西，他可能不記得了，但是你要問他打仗時候的事可清楚了。他們能活到現在很不容易。因為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一個連隊的人上去，不到兩個小時下來就剩下三五個人。那個時候部隊裏很多當兵的就是同一個村或者同一個鄉的，不是叔叔就是伯伯，要是死掉的話就是一個家族的死掉。所以他們對很多事情記得非常清楚，這些殘酷的戰爭對他們來說永生難忘。”陳君天說。
22場會戰、1117場戰役、9800場戰鬥。 葛先才是當年參加衡陽會戰的第十師師長，陳君天找到葛先才的時候，他渾身插滿管子躺在醫院裏不能說話。
葛先才是第十軍的師長。他指揮衡陽保衛戰，這是抗戰末期一場重要戰役。戰役結束，為避免屍橫遍野的情況，葛先才讓士兵把陣亡的人的屍骨撿到一起。士兵們撿了3100多具屍骨，已經分不清哪個是中國兵，哪個是日本兵。葛先才命令士兵們把屍骨洗得幹幹淨淨地排起來，頭歸頭、腳歸腳、肋骨歸肋骨，排列整齊，然後埋葬。當年埋葬那些屍骨的地方現在叫張家山。在那裏有一個大操場，大操場底下就埋著那些陣亡者的遺骨。
攝製組知道了葛先才的故事就去找他。最後找到了台北“榮民總醫院”。陳君天找到了他的床號，看見他的時候，他的身上吊的全是管子，已經不能講話了。其他將士替葛先才講述了衡陽保衛戰的慘烈：第十師幾乎全軍覆沒，漫山遍野都是陣亡的軍人，後續部隊趕來，向山頂絕壁的陣地衝鋒的時候都不需要搭梯子，因為屍體都已經壘成一座又一座的山。
1937年8月的淞滬會戰是中國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一場殊死戰役。
“大戰的血幕拉開，蔣介石決定全軍主力向華東集中。13日晚接到最高指揮部命令：‘火速開赴上海參戰！’同時命令沿途一切車輛，通通為我師讓路。”時為36師師長的宋希濂回憶淞滬之戰。其時宋希濂正駐防西安，接令後立即命部隊準備好幹糧、飲水等，然後風馳電掣地沿隴海鐵路東行。
“我們吃飯都晚上吃，夜晚才能送飯，白天根本送不上來。”36師的方振東回憶。另一位參戰的老兵謝世明說：“日本人凶得很。抗戰初，他們吃得好穿得好，精神好，武器也比我們好。那時，我們一個連隻有輕機關槍三挺，子彈開一發打一發，機關槍打著還會卡彈。”
參加第一輪進攻的88師士兵蔣堂華回憶道：“戰爭一開始就極為殘酷。88師旅長黃梅興在持誌大學指揮作戰時中炮陣亡，一天中，僅527團就有7名連長陣亡。我們是8月15日到的，把上海所有被日本人占領的地方，統統拿回來了，就一個大紗廠沒拿回來。我們523團攻進去一個營，中斷他的電網，一個營整個死在那個大紗廠裏頭。”
“空軍、海軍是打光，全軍覆沒。我們隻有100架飛機，全打光了。我們打的是他們的轟炸機，轟炸機的戰鬥力不強，飛起來的時候要有護航機，他們根本瞧不起你中國人，護航機都沒有的時候就起飛。那個時候我們是跟蘇聯買的飛機，蘇聯也有飛行員來，我們跟他合作。中蘇合作的一個機隊在武漢打，照理我們是應該贏的，但是人家掉10架不算掉，我們掉兩架就沒了。那之後就再沒有空軍了。在這個過程中，有空軍中隊長、有大隊長，陣亡人平均年齡23歲半。”
“我們一天要消耗一個師！”參加過淞滬會戰的勞聲寰說，“我們裝備不如他們，我們的空軍有250架飛機，對方是3000多架。我們250架飛機對3000多架飛機，怎麽打啊？”
“頭一仗我們的旅長就陣亡了，除了師長以外就剩下旅長，一個旅管兩個團，師長都要到前麵督戰，後來他們都犧牲了。”當年淞滬會戰的軍官易謹與勞聲寰一樣，都已是耄耋老人，回憶往事，兩位老人泣不成聲。
88師師長、後升任72軍軍長的孫元良回憶，他們一個師1.5萬人左右，到最後，隻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三個小時就死了一半。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這是曾任第三戰區司令官馮玉祥的一段話。
以中國軍隊中最精銳的第98師為例，在僅僅18天的作戰中，傷亡達4960人，幾乎占全師兵力的62％，其中僅陣亡的營級以下軍官就達約200人。陶峙嶽為師長的第8師並非中央嫡係部隊，進入淞滬前線時，其裝備甚至仍為1920年代的漢陽造步槍為主，全師根本沒有重型武器。第8師參戰近三星期，全師作戰人員從參戰時的8000餘人減員至700人。在戰爭最為激烈的蘊藻浜戰場，第78師467團迎擊渡河日軍，1個連在10分鍾內就全部陣亡！
戰爭中先後有數十位將軍陣亡，甚至有中國高級將領因為失去陣地而毅然自殺成仁。戰後何應欽在回憶中記載，淞滬會戰中，“消耗竟達85師之眾，傷亡官兵333500餘人”。
在《一寸山河一寸血》中記錄了多少場戰役？陳君天做了一個統計。上百萬人的大會戰是22次，像淞滬、衡陽、長沙、武漢、徐州都是百萬人的大會戰。
十萬人以下、一萬人以上的戰役是1117次。上千人的戰鬥是9800次。陣亡的中國軍人是200多萬。在戰爭中最無辜的是平民。每座城市，隻要有日軍到過的地方就等於是剃了頭，多少人都沒了。
當年日本軍人實行的是“三光”政策。8年抗戰中，中國的死難者超過了3500萬人，這個數字是整個二戰死難者的40％。但在西方主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中，中國部分卻被忽略簡化。
“3500萬人，慘絕人寰！台灣現在人口才2500萬人。”陳君天很長時間就陷於這些殘酷的死亡的訊息中。
600美元一分鍾
在《一寸山河一寸血》中，有很多史實涉及到日本，為了調查、取證和甄別日軍在中國領土犯下的罪行，陳君天去日本采訪。
1993年，有兩個多月的時間陳君天在日本奔走，到過京都、到過東京、到過名古屋、到過奈良，事先有人聯係好大約三十幾個，去了以後那些被訪問的人又找別的人，前前後後訪問了80多名日本軍人。那些老兵通常都很謙卑。那些人都是參加過南京大屠殺，參加過731部隊的。在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年，日本軍人撤退，把所有研究細菌戰的廠房炸掉。“當時這些日本軍人還年輕，30年以後，他們多已人到老年，他們對生命的看法不一樣了，他們對自己做過的事情，對自己犯下的罪行感覺難過，他要說出來，不說出來會難過，”陳君天說，“那些當年侵華的日軍，有一些人真正感覺到罪惡，為罪惡懺悔，他們覺得對不起中國人。幾年前，有當時在731部隊服役的日本老兵，到哈爾濱、長春、吉林，他們記得自己當年在什麽地方抓過人，所以後來他們就去找那些人的後代，那些被殺害者的後代或家人還在，那些日本老兵找到被害者的家人，二話不說就下跪。這樣的事情有很多。”
除了日本，陳君天為了片子還到過美國、俄羅斯。他到俄羅斯沒有訪任何人，是去買資料影片。抗戰時期因為打仗，國家很窮，影像底片是稀有物質，再重要的事情也沒有影像記錄。“1945年8月15日老蔣宣布抗戰勝利的談話都沒有影像資料，隻有一張照片。太窮了。”陳君天說。抗戰早期，因為中國跟蘇聯的關係不錯，有蘇聯的記者到中國采訪，拍了一些抗戰的影像資料。在有限的抗戰曆史影像記錄中，有一些是英美的記者拍的，最多的是日本人拍的。
陳君天到俄羅斯買影像資料。這些影片收藏在莫斯科國家軍事檔案館裏，他們保存得很好，都是35毫米的原帶。那些影像資料很貴，一分鍾要賣600美金，但畫質的確很好，陳君天咬著牙買下了。
“在美國拿到的資料一般。但是在美國訪問到了很重要的人。比如曆史學家黎東方、曆史學者吳相湘，他們都是對抗戰曆史和日本戰後賠償很熟悉的專家。還有一個吳天威，專門研究731細菌戰對中國人的戧害。這些人都在美國。我在節目裏邊基本上是不要專家講話的，什麽叫專家？多看幾本書而已嘛。
但這幾個專家不同，他們就是戰爭的親曆者，像吳相湘在長沙會戰時就做軍政治部戰史編輯，他不是看書看來的。我堅持不要二手傳播。他看到了，他真正看到了，我就會去采訪他。在美國還拍到一個東西，是非到那裏才拍得到的。美國西部加州聖地亞哥那個地方有一個航空紀念館，就是飛虎隊紀念館，陳納德的那個飛虎隊。那裏邊有原型的飛機一架。飛虎隊成員穿的衣服、陣亡的人留下的照片和遺物。在美國的收獲是沒有想到過的收獲。”陳君天說。
10年時間，4個版本
陳君天對他的工作充滿敬意，第一年工作比較複雜一點，尋訪、記錄、甄別史料。他帶領5個人，在艱難中工作了一年半，開始計劃30集，後來做成40集。投資第一次預算是新台幣3000萬，但是資金沒有全部到位，也沒有任何官方讚助。開始有一個編輯委員會，裏邊都是參加過抗戰的人，包括做過總司令的將領們，在那時候還沒有退休。這些老將軍希望這個片子能夠做成功，他們對這段曆史很熟悉，也很有感情。但後來這些已屆高齡的將領陸續退休，就很難再找到資金。
陳君天為了明誌，把自己的工作理念印在名片上：把曆史還給曆史，使真相歸於真相。
1995年9月9日晚9點，《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台灣華視第一次播出。50年前———1945年9月9日上午9點，何應欽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本投降。陳君天選擇這種方式表達他對曆史的銘記與祭奠。
第三天，陳君天收到了華視總裁送來的一大盆花和一筆新台幣2000萬的獎金。
1997年，盧溝橋事變60周年，陳君天將片子擴充到42集，並更名為《盧溝烽火60年》，在華視再次播出。1999年，這套節目進行了部分修改，製作成第三個版本，更名為《山河歲月》，在台灣公共電視台播出。
今年，為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陳君天正在製作這套節目的第4個版本，預計將於8月份播出，取名為《大決戰》。這個版本增加了3集，其中包括取名《戰時延安》的一集。《戰時延安》主要記錄了當年延安的生產建設情況，包括毛澤東與軍民一起在田裏勞動、抗大和魯藝的抗日宣傳活動等影像資料。“我們還記錄了抗戰時期的文化，報紙是怎麽辦的，話劇是怎麽演的，電影是怎麽拍的，還有一些街頭劇。這些素材和大陸通常見到的沒有什麽不一樣。因為戰時的文化宣傳工作，中共做得很好，片子裏表現的曆史是大家所共知的曆史。”陳君天說。
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百團大戰、平型關大捷等內容，陳君天在1995年播出的第一個版本中就已經有所表現。“在1937年，中國人能夠贏得平型關戰役的勝利，對軍民的影響是很巨大的，它傳達出的信息就是：我們可以打得過日本人。這對當時的中國很重要。”當時，他甚至在節目中播放了《義勇軍進行曲》，而且“後來沒有任何人找我們麻煩”。
“我們沒辦法直接拿到大陸製作的素材。”製作第一版時，兩岸在影像資料方麵的交流合作還很少，如何得到內地保存的大量素材成為讓陳君天頭疼的事情。當時，香港有人製作了一套不足60分鍾的抗戰影像素材，“他們開價100萬港幣，不讓還價，不讓看片。”但缺少了來自內地的資料，這段曆史就不完整，陳君天一咬牙，也買下了。買來一看，陳君天傻了眼：“三分之二的素材我們都有，能用的最多也就四分之一，這代價也太大了點。”
1995年，《一寸山河一寸血》播出後，陳君天與內地的合作交流多了，尤其是與一些地方電視台交換了不少素材。這些新的素材，讓陳君天能夠製作更多的內容來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活動。
“片子裏有國民黨的抗戰，也有共產黨的抗戰。那時候都中國人，都是中國人的勝利。”陳君天說。
本報駐京記者 夏榆
蔣緯國接受陳君天的訪問。蔣是這套紀錄片的推動者和監製人。（圖略）
本專題圖片由《一寸山河一寸血》節目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