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即財富
陳立功的文學城博客：馳縱騁橫，談今博古，飛花揚月，行文交友
轉貼：萬裏與中央黨校年輕教授談話全文
本文綜合編輯自以下兩個網絡來源：
【人民報消息】（文／萬裏）http://news.renminbao.com/204/10484g.htm
鳳凰博報——問計安強國的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572477.html
[注：本文難知真假，讀者自酌]
建國60周年了，聽說正忙著閱兵準備，我已經老了，腿腳不靈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門城樓了。
以前，我不分管宣傳報導這一塊，但我知道，為了60年大慶，會有很多大規模的宣傳，主要為了宣傳國家的成就和進步，這是60年來的老辦法了，一直沒有變過。前些天，中央黨校一位年輕的教授到我這裏來聊天，他很年輕，很有思想的。他總說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這樣的老頭子是革命的一代，現在的年輕人思想很活躍，給我出的難題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們黨的一些說法和做法。可是，和他們談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們還是真誠的，沒有亂來的意思。有時候，我覺得被他們的問題冒犯了，這可能說明我本人還不如這些年輕人真誠，我隻是經常告訴他們，年輕人要多知道一些曆史。
前些天，他又來了，說要向我請教曆史，問題還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個地廳級幹部班的學員提的，他說他回答不出來，就把問題提給了我。那些學員幹部在討論時提出的問題是：建國都60年了，我們國家的哪些東西沒有變？為什麽沒有變？會不會變？他的意思我明白，60年大慶的宣傳報導天天向老百姓說發生了什麽樣什麽樣的變化，能不能換個角度來想一下，一個國家讓一個政黨領導60年了，也不算短的時間了，這60年到底應該怎麽來概括、怎麽來總結，我們黨有責任向老百姓說清楚講明白。一時說不清楚講不明白，有疑問，也沒有關係，重要的是要講出來，公開講出來，不要藏著不講或私下裏講。建國都60年了，還不能公開地討論一些問題，這60年該當何論呢？我們是過來人，有責任說清楚講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實，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讓人昏昏。
我告訴年輕教授，建國60年了，我們這個國家沒有變的東西還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實是，這個國家還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事實誰都明白，但這個事實的背後是什麽呢？
比如說，我們黨有7千多萬黨員，是一個最大的黨，而這個黨至今還沒有在社團管理部門登記過。這個事實背後又是什麽呢？就是我們國家還沒有一部“政黨法”，60年了，還是空白，沒有變，我們國家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製度。“國家還是黨的國家”，而不是“黨是國家的黨”。60年了，“黨和國家領導人”這個概念沒有變。
在財政上，黨庫與國庫之間的那堵牆還沒有建立起來。再看看，數百萬軍隊還叫解放軍，沒有變，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武裝力量。軍隊的最高領導人還是黨的最高領導人。黨軍一體沒有被國家對軍隊的領導來代替。60年了，這一點也沒有變。
即便在黨內，60年了，也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性選舉製度，更不用說在國家範圍內了。經常說到的協商，實際上還是戰爭時期的秘密運作傳統。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實，它們能引伸出什麽基本道理，應該好好討論。這些討論離不開這些基本事實的，年輕人真應該多多了解曆史。
我記得建國初期，幾個民主黨派人士給中央寫信，建議把中南海還給老百姓，這個皇家園林最好作為公益文化的紀念物保存下來。80年代初，書記處又接到過類似的建議，還加了一條：黨中央機關應該掛牌辦公，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等，都是執政黨的機關，不是非法的地下機關。這個建議轉了好幾個書記的手裏，最後沒有上會討論。這兩件事，也是60年來沒有變化的。
後來，教授告訴我，他自認為對一些問題特別有研究，但還是沒有想到怎麽樣來理解這麽一些基本事實。我通過很多渠道知道這十多年來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麽樣的理論什麽樣的流派，對國家60年變化了的東西、沒有變化的東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實。有些東西應不應該變、可不可以變、能不能變，要區分起來，比較困難。要討論問題，那就從搞清楚基本事實入手。我對年輕的教授說，你提那麽個問題，我別無選擇，隻有說事實，基本的事實。基本事實搞明白了，有頭腦的人就會思考了，這種“沒有變化”是一種政治優勢嗎？還是一種政治慣性？還是一種政治停滯？都要好好研究，要具體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結論。
前些年，一位老同誌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個多小時向我說他對國家、對黨的現狀的種種擔憂，說很想對中央領導同誌直接談。他說他沒有這個機會了，我說，我保證轉達到。後來，一位常委同誌來看我，我就傳了話，我特別忘不了的是，這位老同誌專門提到，革命了一輩子，到頭來怎麽向老百姓、向曆史作個交代，還有那麽多疑點沒有搞清楚，怎麽交代才好呢？
建國60年了，我想，這是好機會，應該好好總結，好好討論的。我是個老頭子了，為國家為黨也工作了一輩子，那種感情是怎麽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輝煌50年”、“輝煌60年”的提法。這不符合事實的。大躍進困難時期那三、四年，“文革”動亂那十年，總不能說是輝煌的吧，宣傳用的詞，也要講究精準，要符合基本事實。你不把那幾年扣除，老百姓在心裏會扣掉的，曆史學家也會扣除的。普通黨員也會那麽做的。在90年代的那幾年，我說過不止一次，政治宣傳離事實太遠，那叫什麽？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蠻的宣傳。那幾年治理碼頭車站上的野蠻裝卸，這野蠻宣傳也要治一治。
我的話沒有人聽。這60年來，為什麽這一點沒有變，不但年輕人要想一想，我們這些過來人更要想一想，這叫反思。60年了，應該好好慶祝，也應該好好反思。要舉國反思，要舉黨反思。一個執政黨，一個大國的唯一的執政黨，執政了60年的執政黨，總應該有起碼的反思勇氣吧。這實際上是一種責任，是政黨的責任。這反思，肯定會引出許多不同的看法來，這有什麽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氣氛緊張，搞一些封殺動作，這顯得我們共產黨人太沒有氣度了。
在我看來，老百姓的看法，民主黨派人士的看法，專家學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誌的人的看法，這四類人的看法，尤其應該好好聽聽，封殺不得，60年了，我還在這裏說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說過的那些道理，想起來讓人感到很不舒服。
建國都60年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於60年來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現在還存在嗎？還站得住腳嗎？如果那些理由還站得住腳的話，那麽，60年的政權建設、思想建設、文化建設，還能用“輝煌”兩個字來概括嗎？
容忍不同看法的機製還沒有建立起來，這隻能說明，斯大林主義的那一套還在作怪：革命建設越成功，敵人的反抗就越嚴重。否則，何至於60年在這方麵還沒有變化呢？那位老同誌前幾年已經故去了，他的夙願還依然是個夙願。這怎麽向老百姓交代、向曆史交代？
從國共第一次合作分裂開始，到1949年我們趕走國民黨，國民黨壓製了我們22年，封殺我們的報刊，捕殺我們的黨員，在學校裏壓製不同的意見。曆史證明，他們失敗了。我們絕對不能用類似的手段來對待不同意見，對待其他人士。
曆史責任就是一個政治倫理的問題，對一個政黨要負責，就要好好想一想這個問題。我們共產黨人就那麽不堪談政治倫理嗎？我要說的是，人家封殺我們22年，我們就有必要花60年時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嗎？這樣的道理不就是政治倫理問題嗎？我們不公開談，能阻止老百姓去想這樣的問題嗎？
我們黨有不少人總是習慣誇耀說現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同時，卻對過去為什麽不做正確的事情連個起碼的交代都沒有。人們常說浪子回頭金不換，這金不換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擔責任。我們這麽一個泱泱大國，這麽一個堂堂大黨，總這樣含混過去，成什麽樣子！用人用錯了，舉薦的人不負責任，考察評價係統也不負責任，協商機製不負責任，紀律檢查委員會也隻管查處，不管用人過程中的失察責任，把人關起來或者槍斃了，就算了結了，還要說查處此人是偉大的成就。這樣，這個國家不就成了沒人負責任的國家了嗎？我們的黨不就成了沒有人負責任的黨了嗎？這麽下去，這政治倫理又從何談起呢？
仔細想想，我們黨的那些重大失誤都屬於撞到了南牆上才回頭的。這堵牆是自然規律、國家發展的客觀規律，你違反了規律，就頭破血流了。為什麽會這樣？60年了，我們國家沒有成長起應該有的社會性力量來與我們共產黨競爭，來提醒、來監督我們黨，那些不同意見統統因為不能反映我們黨的正確就聽也不聽。那麽全權施政，那就全權獨擔責任吧，又不是。60年裏有多少時間，國家發展受到阻礙，國民的發展機會失去了，憲法權利也得不到實現。這種現象是很不倫理的。人一旦有了倫理責任，肯定活得不輕鬆。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大概也是如此。
有位年輕教授對我說，60年了，我們國家還沒有出現完整意義上的選民，我們黨也沒有出現權利完整的黨員，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來容許其他人發揮政治作用的製度，這些是不是您個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為他通過我的孩子轉給我他寫的一篇短文，他說他不為了發表，隻是希望能在黨內流傳，一起討論。文章說的是“黨章”上的那麽多權利為什麽落不到實處，為什麽落不到實處卻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來談了很多次，還是要從基本事實說起。
從建黨的時候起，我們黨就說自己代表了農工，1949年以後，又說代表了幾萬萬中國人民，到建國60年的現在，還是這麽來講。大家同時還看到，60年了，並沒有嚴肅嚴謹的政治程序來賦予那種代表權，選舉的、非選舉的，都沒有。要憑自己的本事來當選，不要老是寄希望於人大代表團中黨組織的幕後作用。靠這種作用選上，臉要紅的，對有選舉權的黨員用黨紀約束統一貫徹黨的決定，這就是“議會中的黨員活動”，應該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況下，這就變成了壓製不同意見的優勢，哪裏有像共產黨這樣大的黨團呢？這不是平等競爭的機製，60年來都是如此，沒有變，很難說這樣的程序是嚴肅的、嚴謹的。依照現在的選舉法，這沒有違法之處，卻是違背政治倫理的，等於一家政黨掌控了選舉機器，民意要真正表達，就是一件難事了。這是誰都看得見的。競爭選舉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
現在還有人說，在中國搞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條件不成熟；說中國農民多，素質不高，中國沒有民主傳統，這都是劣勢。可是，當這些劣勢轉變為優勢了，共產黨組織的優勢可能就沒有了，到那時候，就又有理由不開放民主選舉了。這政治倫理上的死結，什麽時候能徹底解開？60年已經過去了，還要再等幾十年？建國60年了，應該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上去。這個國家國民的意願到底是什麽？應該通過什麽樣的辦法來表達真正的民意？這個問題，蘇聯沒有搞明白，69年就亡國亡黨了，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民粹主義者，憑我幾十年的政治閱曆，我敢說，表達民意是一個國家政治製度的“基礎設施”，也是衡量一個國家進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標準。
我總能收到許多老百姓寫來的信，我就讓秘書挑一些讓我看看，多年來都是這麽做的。去年，接到山東一位農民的信，他問我：你們北京的領導到底知道不知道我們在想什麽、想要什麽？我就想起60年代困難時期，毛主席他老人家號召我們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我下到農村，走了兩個月，匯總起來報告給毛主席黨中央一大堆問題，其中就有這個問題。40年過去了，這個問題還是讓老百姓又問出來了。老百姓從我們的廣播電視、報紙上找不到答案，就又問到我們頭上來了。當然，民意本身是很複雜的，有各種各樣的人，就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這很正常。關鍵是，我們黨是不是正視了民意，又在用什麽樣的製度來保證民意能獲得充分的、真實的表達。現在老百姓想參與更多的社會政治事務，想要有更多的權利，更多的發展機會。這些為什麽不讓公開講？這不讓講的責任，又由誰來負？
60年了，我們是不是應該說，在民意處理上的失誤，是我們共產黨最大的失誤，這是要寫進史書的。90年代初那幾年，有不少簽名信、萬言書、公開信，我說過多少次，不要大驚小怪，不要亂查封殺，人家有話說，就讓他說出來，有什麽忍受不了的。我的話就是沒有人聽。一位管思想宣傳的領導跑到我那裏說，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說守土有責，我是管這個的，不管就是失責。你看看，這就是他的責任觀念，就是不對民意負責。讓我特別痛心的是，有許多人還把對民意的引導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挾持民意為“人質”，來抵製對改革的正當要求，抵製對一些錯誤決策的修正。這造成很嚴重的後果，更是違反政治倫理的。
90年代末的時候，一些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同誌給中央寫信，要求禁止一些學者發表關於抗美援朝戰爭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們認為，這些研究修正了過去的一些定論，讓他們感情上受不了。這是民意吧，可這是什麽樣的民意呢？這些老同誌到底了解那場戰爭多少？那些專家則不過是到前蘇聯那裏查了剛剛公開的檔案，做了學術上的研究。這有什麽錯？有一個學者寫信給我喊屈叫冤，我給有關領導轉了他的信，最後還是石沉大海。那些老同誌腦袋裏的定論到底從哪裏來的？還不是從外麵灌輸給他們的。要用事實來糾正他們的一些老觀念，就說不行，就說要照顧老同誌們的感情，就說“黨史無小事”，這是什麽政治邏輯？60年了，許多應該變而且可以變的東西，在這樣的邏輯下，就變成了不能變、不可變的東西，要樹立起基本的政治倫理，還有許多障礙要克服。
第一條，60年了，我們黨把國家的治亂要係於一身，過去那麽多年的折騰，沒有不起因於我們黨自身的折騰的。這讓我痛心，我們黨的折騰殃及了國家，殃及了老百姓。這麽多年了，我們告訴老百姓說，這個國家沒有共產黨的話，就會大亂的，老百姓真是怕折騰怕到極點了，他們對穩定的盼望，就成了我們黨再單獨執政下去的“民意”，這一循環什麽時候能夠打破呢？
第二條，涉及到怎麽樣讓老百姓認清曆史、認清現實，就是要認清一些基本事實。60年來，我們說得最多的一段話是“幾千萬革命先烈換來了紅色江山”。這是關於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為了新中國，死了數千萬人，這是基本事實。還有一個事實是，他們是為什麽犧牲的？他們前仆後繼，為的是當時我們中國共產黨設立的目標和理想，現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時共產黨設立了什麽具體目標？
我知道，90年時，出過一本書，書名叫《曆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承諾》，很快被查封了。我讓秘書找了一本來看看，用了一個周末的兩天，全部看完了。我還找了一些專門研究那段曆史的專家來問了情況。他們告訴我，這本書裏收集的，全部是我們黨在30，40年代公開發表的社論、評論、聲明，沒有一份是偽造的。當時，我們黨向全中國人民做了承諾，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那時，國民黨不搞民主，不給自由，也沒有能力讓國家真正獨立，才有共產黨肩負那些承諾來取而代之。這些承諾的確吸引了無數誌士仁人。那些犧牲的人就屬於這部分人。
其實，那些承諾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許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修改掉了。 我看到過一份文獻研究室送來的原稿與修改稿，當時讓我心裏震動很大。現在，我能公開說出20多年前我腦袋裏就產生的疑問，這麽個修改法，那幾千萬人不是白白犧牲了嗎？那是白紙黑字，確實推翻了當年我們黨的承諾。說輕了，這是不尊重曆史，本質上，這就是違反政治倫理，這就等於是把我們黨執政掌權的基礎建在沙灘上，這能牢固嗎？曆史總會把真相還給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總要知道的。
1991年的時候，有專家給中央寫出蘇聯解體原因的分析報告，說是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毀掉了蘇共，毀掉了蘇聯。我在這個結論下是劃了大大問號的。照我看，不是公開性搞錯了，而是搞遲了。在許多事情上，我們有一些人總是把經驗當教訓，把教訓當經驗，這不改是絕對不行的。 建國60年了，還有多少事情沒有向老百姓說清楚，80年起草《決議》時，許多同誌提出了許多疑問，後來都被一句“粗線條”打發過去了。這個原則在今天還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來作為掩蓋真相、推卸曆史責任的擋箭牌，讓我們黨的改革更加艱難。去年，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一些當事人就那個曆史轉折的真相做了一點披露，但還是被設置了許多規矩，以致“活人諱”、“聖人諱”成了一種習慣，難改。
那一年我到廣東視察，就有一些當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證了我以前的一些道聽途說。這一事件的內幕，我們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報紙上看到。在處理“四人幫”過程中，黨的秘密情報機關起到了特殊作用，難以說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帥要利用自己的親屬與情報機關作溝通打招呼。這一事實被隱瞞了整整32年。誰承擔這種隱瞞的責任？一個執政黨的領導人運用親屬、情報機關、軍隊的力量來解決黨內糾紛，這種“下不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為例了嗎？周總理在建國之初就告誡過李克農同誌，情報機關不要卷入黨內鬥爭，他的告誡防止了我們黨內的那些不規範行為了嗎？60年了，執政黨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說清楚，至少也應該先向幾千萬黨內同誌講清楚，在讚揚那些為國家進入新局麵做出了特殊貢獻的人的同時，也應該明確地否定他們所使用的手段，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倫理。現在，還沒有聽到這種否定。一個執政黨執政了60年還不注意這一點，要執政能力有什麽用？沒有政治倫理為基礎的執政能力，會變成什麽樣的能力，我想，大家會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
我們黨執政60年了，開始說到了決策科學化，開始說到了權力製衡，但做得到底怎麽樣？看來不說到政治倫理不行，光說到還不行，還要有辦法、有製度來落實這種倫理。毛主席在沒有建國的時候，就提出了“為人民服務”，這是最高的政治倫理目標，可是怎麽為人民服務，他老人家沒有回答好這個問題。這“服務”不知比“執政為民”要謙卑、要誠懇多少倍，但做得怎麽樣呢？我的結論是，光有“為人民服務”、“執政為民”的宗旨，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這一宗旨也還是要有政治倫理作基礎的。有一個姓康的年輕學者前幾年提出第三種合法性來源，說是一個政黨隻要發誓為老百姓服務，就有了執政的合法性，我看，這種看法是不成熟的，對基本事實都沒有搞清楚。
60年了，隻要關心國家發展前途的人，都會想到怎麽樣推進政治民主的問題，我們的老百姓、社會團體對國家政治生活既表達不了獨立的看法，又參與不了實際政治過程，又監督不了執政黨，人微言輕，這種“三不”狀態總不能這樣延續下去吧，不能總是一成不變地講話如儀、視察如儀、批示如儀吧。要多想想執政黨對國家、對老百姓、對曆史應該承擔的曆史責任。
我這麽老了，說了這麽多。有些年輕人會罵我，在位的時候怎麽不說，怎麽不做！這種責罵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觀環境、客觀因素來推卸自己應該承擔的那部分曆史責任。說了那麽多政治倫理，我本人就要好好養成那種政治倫理。1980年起草《決議》的時候，小平同誌說，他最有資格來評價毛主席的政治品質。可他卻認為，這種評價應該讓後人去做。這麽一來，難題就留下了。如果後人既沒有小平同誌那種資格，又不講基本的政治倫理，這事情又要賴給後後人了。總要有人出來講話的，我算是其中的一個吧。
這種製度，鬼都會腐敗！
廣東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在受到雙規以後，麵對義正詞嚴審查他的紀委官員怒吼道：“你們以為我是貪官，關鍵問題，誰不是貪官，你們能說出一個我這個級別的不是貪官的嗎？全中國，我這級別的，有一個不是貪官的嗎？中國不就是腐敗提拔腐敗，貪官查貪官，腐敗分子反腐敗嗎？這個還要我告訴你們”？
我覺得，就這句話，我值得專門用一篇文章來留此為念。
跟這類似的話還有，浙江杭州濱江區區委書記尚國勝對買官者說：“不花錢當個小科長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爺！”。
做過雲南麻栗坡縣委書記的趙仕永說，“我在縣委書記這個職位上，在時下的社會環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
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青說，“做到副省長這個位置上，基本就是牛欄關貓、天馬行空了，沒人敢管你了。”
還有，原廣東省委書記、深圳特區第一任市委書記、市長吳南生說，“中國這種體製，鬼都會腐敗。”
還有……
有人問我“凱達”是什麽？就是組織。有人問我“納粹”是什麽？也是組織。有人問我“組織”又是什麽？
組織就是團夥唄。就是有那麽一幫人，想混的比別人更容易更輕鬆，想混成人上人，於是向前邁出一步，從人堆裏衝出來，結成“團夥”的那一夥人唄。
其實，世界大同的終極目標就是人人平等，消滅一切組織，不允許你們無才又無德，就想圖輕鬆結起夥來欺負人。理解了這個，其它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再附上大貪官文強說過的十一句話。有人可能不信，反正我信了。
文強的十一句話：
1、“我已經想清楚了，我參與過和知道的事情太多，我要是不死很多人就永遠睡不著覺。不殺我後患無窮。我死對他們更有利。我是可以把他們拉下水陪我一起去死的。但那就要把我老婆孩子一起賠上。都說我是個惡魔，但我為人父，為人夫，還不至於對自己的家眷那麽狠毒。很多人巴不得我文強馬上去死。我會的，但有幾句話在我走前要講清楚。 ”
2、“都說我貪汙那麽多的錢，玩了那麽多的女人。我不否認這些。我想說的是，這怪我也不怪我，當然我的責任更大。不管誰放在我那個位置上都會貪汙那麽多的錢，玩那麽多的女人，甚至更多。那些女學生我不去玩也是別人去玩。說我文強強奸，我那算強奸嗎?我有把人家奶頭給咬掉嗎?我有把人家扔到樓下去嗎?我不過是按照遊戲規則做了點圈內人人都做的那些事情。”
3、“誰不明白，如今一個幹部要是不貪，不色，誰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幹的再好也沒有用。全國像我這樣的幹部不說有幾百萬至少也有幾十萬吧。單單把我一個文強搞臭、殺掉，又解決什麽問題?”
4、“我還要說的是，老子從巴縣的一名小片警做到直轄市的公安局副局長，不是靠貪汙一路走過來的。老實說我文強比那些整天拿錢不做事的幹警要強一萬倍。我是工作在前，貪汙在後。”
5、“我文強充其量隻是個公安局副局長，卻能在重慶為所欲為，是誰給我為所欲為的權利呢？我的上級都幹什麽去了？又是誰明明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卻假裝不知道？”
6、“既然不讓我活下去，我就豁出去把一切都說白了：我貪的遠不止那些錢。其餘的都到哪裏去了？我是拿過人家的好處費，但我替那些人辦的事情有些是我自己辦的，有些還要托別人辦。托別人辦事情沒有錢行嗎?那些拿過我的錢的人和送過錢給我的人如今都在帶領老百姓參觀我貪汙的那些證據。我不否認那些證據的真實性，但你們要是也去那些人家裏搜搜，就會覺得我那點兒贓款、字畫拿到他們家裏恐怕人家會嫌寒酸的。”
7、“我文強也是讀書識字的。以前北京菜市口砍頭也有很多的民眾拍手稱快。可這拍手稱快後還不是一切照舊？中國人幾百年變了嗎？我看什麽也沒變。殺了我不過封了我的口，這能封住貪汙腐敗的源頭嗎？昨天重慶大街上有很多人放鞭炮。當年我辦了張君案後重慶不也是大街小巷放鞭炮嗎？我看三年後他們還要不要放鞭炮。到那個時候那些出賣過我的人恐怕會念叨我的好處了。到那個時候那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就會覺得還是我文強好一點。”
8、“有些老百姓恨我沒有替他們懲治罪犯，沉冤昭雪。也許我走前該給他們道個歉。有些案子我要是不去收那些人的錢替他們擺平，那些人就要把錢送到我的上司那裏，最後要把我擺平。這都能怪我嗎？我跟那些百姓有什麽仇？我會無緣無故地加害他們嗎？他們是受害者，難道我文強就不是受害者嗎？”
9、“我文強30年前有沒有拿過一分錢的賄賂？當年他們說我是英雄，我其實隻是在賣力地工作而已，但他們叫我當英雄我就不能不當。現在他們又說我是罪犯，我敢不去當這個罪犯嗎？ ”
10、“現在的官員比國民黨還壞，我不過是其中一員罷了。把我變成這個樣子的是這個社會，這個製度。我說這麽多並不是要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別人。我還是負主要責任的。 ”
1．災禍頻繁的國度
黑格爾稱中國為“災荒之國”。中國的災荒、饑荒發生之頻繁、為害之大為世界之最。
自西周至清末約3000年間，共發生大災荒5168次，平均每年1.723次。中國曆史上僅有記載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為6級以上的破壞性地震。從1303年至今，發生8級以上強震17次。《宋史.仁宗本紀》載“地震，吏民壓死32306人”。1556年1月23日陝西華縣的大地震造成83萬餘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災史上死亡人數之首。從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發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死亡人數大於5萬人的17次大地震，有7次發生在中國，其中死亡人數大於20萬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國；全球7級以上的陸源地震，有30%發生在中國。據統計中國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3000人。
據《洪荒啟示錄》的統計，黃河2000年來中下遊決口泛濫1593次，大的改道26次。1876年至1879年晉、冀、魯、豫一次大旱災就餓死1300萬人（僅魯北就餓死了200萬人）。1920年黃海流域發生了著名的大旱災，約2000萬災民在饑餓中號啕；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災僅河南一省就餓死300萬人。1950～1980年僅水災平均每年經濟損失150～200億元。
長江1931～1949年成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中華民國38年間餓死的人數達2億。1954年長江流域的水災導致2萬人死亡；毛統治的27年餓死的人達1.2億。
農耕文明中的百姓容易被奴役被統治，長期屈服於各種天災人禍，不到萬不得已絕不遷徙，造成農耕族群的性格整體較為懦弱，養成服從、逆來順受的習慣。所以農耕文明更容易產生中央集權和獨裁統治。饑荒的根源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官府的橫征暴斂、賦役之繁重；人口劇增後盲目開墾土地，導致水土的破壞；官僚劣政的延誤、人工治理的廢弛；好大喜功，急躁冒進，虛報浮誇，災情信息不通；農業技術的停滯、農民缺乏防災抗災的能力；戰爭造成饑荒，饑荒導致暴動，陷入惡性循環，如此等等，皆是饑荒的主要原因。而遊牧、狩獵文明則強悍得多，他們與大自然更多的是鬥爭和遷徙。而遷徙和殖民的組織需要由某個首腦或家族來領導。在這種情況下，領導往往是由選舉產生，不可能獨裁，領導所做的各個重大決策必須與全體族人或族人代表商量，來共同通過這個決策，否則他的決策因為不能服眾而不會產生任何效力。早期的希臘正是由北方的遊牧民族在希臘地區形成的一個個殖民點，而慢慢形成的一個個城邦國家。早期羅馬也是如此。而後的日耳曼同樣是遊牧民族。正是遊牧民族的不斷遷徙和殖民，使的中央集權製度很難產生，一旦某地出現了集權和暴政，人民就會向其他地方遷徙流動，這和中國的農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
在中國獨裁和暴政往往被人民所忍受屈從，當過了某個臨界點時，則會帶來農民起義這種極端的反抗方式。亞當.斯密則認為中國下層階級的生活狀況，比歐洲的乞丐還要悲慘。大多數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在半饑餓中綿延生息過來的，能吃飽飯的“盛世”少於易子而食、析骨為爨的災荒歲月。天災人禍迫使饑民揭竿而起，掀起一場又一場的饑民暴動或曰農民起義。中國於是成為農民起義的王國。農民起義的規模之大，舉世無匹。
2．百事不如人的民族
1935年正當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創刊兩周年之際，一位筆名叫“壽生”的北大學生寄來一篇文章，認為我們之所以落後於日本，隻不過因為我們的固有文化太豐富了，因而接受性較為遲緩，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膚淺，隻會一味摹仿。隻要我們恢複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幹，就可以複興。壽生的看法，在當時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
胡適以為，這樣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與反省》一文，指出壽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惡習是最要不得的。創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時的一點新花樣。日本不僅善於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偉大創造，成績遠勝於中華文明。我們到了今天，若是還看不見日本文化的長處，反而抹煞事實，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誇大狂了。
胡適批評了民族自大狂，他說中國人是“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長進民族”。“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製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胡適說：“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我們文化的貧乏。尤其是造型美術和算學兩方麵，我們不能不低頭愧汗。《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裏得和孟子先後同時，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已落後太多！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
試舉一個例子：歐洲有三個1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5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扳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上無不足以單獨成一係統’，究竟都是些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製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一個理學聖賢起來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隻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芒究竟照到哪裏去了？”
胡適的文章引來不少人寫文章反駁。反駁之一，我們的文化並不僅僅是“小腳、太監、姨太太”，我們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向上的力量。正是這些優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樂的西方物質文明衝擊下失落了，才使得我們走入岐途，墮落了。
對此，胡適再撰《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指出這不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作為道德品質，不過是人類共有的理想，不屬於哪個民族所特有。考察一種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樣來實踐這些理想。在中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好名詞，不曾阻止“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地獄般的監獄、扳子夾棍的法庭”的存在。後者的崩潰，全不是程顥、朱熹等聖賢的功勞，乃是與歐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們相形之下太難堪了，這些東方文明的罪孽才逐漸崩潰的。說我們這七八十年來走入迷途、墮落了，是無稽的誣告。在幾十年中，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這是“向上”，不是墮落！
胡適沉痛地說，可惜我們向上得還很不夠。八股廢除了，但八股訓練的思維習慣還流毒無窮。“小腳逐漸絕跡了，夾棍扳子、砍頭碎剮廢止了，但裹小腳的殘酷心理、上夾棍打屁股的野蠻心理，都還存在於無數老少人們的心靈裏。今日還是一個殘忍野蠻的中國，所以始終還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談不上仁愛和平了”。
中國人隻有放棄一切本不該有的傲慢心態，承認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進，虛心地重新書寫被盲目放大了的曆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態麵對西方文明、學習西方文明。胡適說：“肯認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不要怕模仿，因為模仿是創造的必要預備工夫。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因為絕大多數人的惰性已盡夠保守那舊文化了，用不著你們少年人去擔心。你們的職務在進取不在保守”。
3．中華文化的低劣性
判斷一個民族優劣的標準是什麽？在追求“現代化”的世界上，隻能是符合現代化的標準：一是看該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製度、經濟製度，二是看該民族是否能創造出現代物質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創新的機能，四是看其社會是否健康、文明、正義。從這四個方麵來看，中華民族確實存在著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點。
中國一直處於一種停滯的狀態中，卡在守土思維裏跳不出來，文明沒有任何進展，始終是畫地為牢、原地兜圈。最先提出中國社會處於停滯、靜止狀態的是英國人亞當.斯密。他從英國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角度考察中國，認為“許久以前，它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18世紀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曾指出，中國“今天的法律、風俗、習慣，甚至那些無關緊要的習慣，如衣服的樣式，和一千年相同”（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第231 頁）。黑格爾認為：“中國和印度始終是停滯的，甚至至今依然維持著一種自生自滅的存在。”19世紀英國思想家J.密爾指出：中國人“幾千年來原封未動”（J.密爾：《論自由》第77頁），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的原因，在於壓製個性，“使一族人民成為大家都一樣、叫大家用同一格言同一規律來管製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這就是墨家“尚同”的罪惡。
中國從宋代後就進入停滯型社會，一日本社會學者寫的中國明清農村社會的著作做了很好的實證研究。美國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24 年在他的筆記中寫下的一段話：“當我們居高臨下對這個愚昧國家觀察思考得越仔細，它就越顯得令人作嘔。中華帝國所享有的聲昔正是木乃伊的聲譽，它把世界上最醜惡的形貌一絲不變地保存了三四千年……她那古老的呆癡！在各國群集的會議上，她所能說的最多隻是——‘我釀製了茶葉’。”
傳統中國的製度是非人的製度！它隻能製造殺人的惡魔、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和社會道德的沉淪，而不可能產生理性、正義、文明。中國人盡管有飲食、計謀等方麵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經濟文化製度方麵的大智慧。今日有哪個行業體係是以中國傳統的行業標準來建設的？沒有，傳統行業隻是泛泛的經驗之談，根本無法形成規模體係，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善於建製及守製的民族，也就是說不是一個文明的民族。
論政治，中國三千年來一直都是最專製、最腐敗、最黑暗的政治，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專製體製，實行的是非程序政治、謊言政治和暴力政治。集權主義、全能主義政治，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秦始皇的郡縣製一直保留至今，落後的權力結構、政治架構使得中國至今仍然被排除在現代文明之外。現代文明是多中心、權力分立、公民社會強大的，而傳統的中國隻允許有唯一的權力中心，特權橫行，公權力不受約束，沒有邊界，形成“無限政府”，司法不獨立，立法不獨立，新聞不獨立，審計不獨立，監督機構不獨立，人治的無程序政治、暗室政治、權謀政治、謊言政治、暴力政治泛濫，國家治亂循環，官員製度性腐敗，政府經常失靈，民眾奴性嚴重，社會正義感衰落，仁義道德淪為遮羞布，整個民族陷入追求福祿壽喜、飲食男女、經濟利益的世俗主義桎梏之中，幾乎沒有超越世俗的理論思維，也沒有反省製度的大智慧。中華民族淪落為地地道道的官本民族、奴性民族、權謀民族、非理性民族。
中國的專製統治者是一群豬狗不如的野獸！人民生活在野獸的統治之下，曆經兩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國的老百姓是一群螻蟻，微小而自卑，隻能聽憑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壓迫、殺戮，隻能任由統治者製造著動亂和災難。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內亂、戰爭大約占了一半的曆史時期（據統計占了55%），人口死亡過半的動亂就達十多次，但沒人總結教訓、完善製度、提出防範悲劇再度發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會被忘卻。各路強人逐鹿中原，最終目的是要實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獨裁體製，演繹出一部活生生的人吃人史，從來也不敢想會有什麽其它方式來取代。中國曆史沒有和解，隻有仇殺、仇恨、複仇；沒有人道，隻有兵道；中華民族成為以陰謀為智慧、以暴力鬥爭為光榮的民族。
當西方通過文藝複興、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製王權、發展議會民主時；中國的專製卻愈來愈嚴，出現了“杯酒釋兵權”、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權的趨勢，儒家倫理發展到“存天理、滅人欲”的以禮殺人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麵前還可坐而論事；宋時就隻能站著說話；到了清朝，隻許跪著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抬，口中也隻能自稱“奴才”。
論經濟，中國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貪官汙吏、地主豪強等多重壓迫下一直都是最窮困的，所謂“唐朝時一個馬車夫都比歐洲貴族富有”之類的話完全是瞎話。事實上，古代中國所謂“繁華富裕”，跟今天靠剝削農民和城市平民，來維持寥寥幾個大都市的“繁華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一轍的。這一共同點，兩千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過。
一些弱智的中國人流行“古時候中國的GDP占世界的80%（另有50%～90%不等的多個版本）”這種白癡笑話，在中國古代的兩個鼎盛時期——漢、唐，同期的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在領土、人口、生產力上，都遠遠超過中國；而且延續時間也比漢唐生存的時間長。
論文化，中國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墮落、最陰暗的奴才文化、太監文化、偽君子文化。先秦百家學說是一種君王本位的國家至上的處世之學，其間充滿了事君匡時、馭臣愚民、竊國掠地、審時度勢、察顏觀色、諍諫策議、爾虞我詐、爭權奪利之術；至於生命存在的精神依據、人生之價值和正義，那時的學人未及深切關注。張儀本倡合縱抗秦，可不被六國所用，乃改主連橫之說，投奔秦國，協力剿滅六國，可見他所持學說並無天地大道或精神信仰作為內在依據，其目的僅在於持某說以求顯達。這種依勢弄權、謀私利己，而將正義、天良、道德、生民等棄置一旁的現實選擇，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奴才文化傳統。這是因為：①中國士人起源於宮廷史官，他們一開始就是一個務實的、以知識求俸祿的、自覺充當國家工具的、完全喪失文化想象力的群體。顧準說：中國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是“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使文化從屬於政治權威，絕對不得涉及超過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他問題的文化之謂也”。中國文化的這種卑微出身決定了它隻能是一種永遠找不到自足意義、隻有通過效忠權勢、服務國家才能獲得成功感和價值感的奴婢文化。②東周士人麵對殺人掠地、血流成河的亂世，忙於炮製救民於倒懸的急功近利之學，而無暇抱持玄遠之思。③中國君主過於暴戾，所有士人都不得不或虛或實地采用君王本位主義的立場，否則無法發聲。三者並作，使得中國知識者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屈勢媚時老成俗氣的群體。他們用來批判現實的常常隻是過去時代小國寡民、明君聖主的和諧圖景，這個圖景依然以君王為中心。
自焚書坑儒後，中國的士人已嚇破了膽，從此閉上了鳥嘴。漢武帝腰斬學術自由，獨尊極度推崇等級製度的儒奴教，知識分子們就更喪失了獨立人格，其最大的追求是為皇帝們當差，去幫皇帝治國平天下。中國的儒、道、墨、釋等思想；所有的價值理念，都必須對專製皇帝低頭與讓步，否則就會遭受到滅亡的命運，絕對沒有自主與自由創造的空間。中國社會一切以維護統治者一人的利益的為宗旨，完全泯滅了個人的思考和判斷。在這種扼殺人性的文化裏，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個體都遭到扼殺，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來的是那些具備這個邪惡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個體，即信奉奴才哲學、太監哲學的一類人。中國文化是一種徹底的反理性思維文化、反智文化、愚民文化、專製文化；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中國文化體現了中國人最腐朽、最墮落的生活方式——太監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
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隻出現過一個主張“無君”的鮑敬言，隻能根據東晉時的葛洪的《詰鮑》，才一鱗半爪地知道中國原來還有這樣一位獨立的思想家！一個泱泱大國，其思想之貧乏竟達到如此地步，豈不悲哉！20世紀的魯迅不但從未公開以“理論的形式”提出其個人主義的主張，而且越到晚年越相信蘇聯的宣傳，甚至出麵駁斥那裏發生了大饑荒的報導。有人稱魯迅是“中國的伏爾泰”。伏爾泰的名言“我完全反對你說的一切，但是我堅決保衛你發言的權利”已成為全球倫理準則，這在中國傳統文化及魯迅著述中卻是找不到的。
論科學，科學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尋求真實，中國由於避諱文化、討厭真實，無法誕生科學；我們隻有技術，唯一能夠拿來吹噓一下的就隻有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
愛因斯坦說，科學的基礎有二：一是希臘發明的形式邏輯，一是文藝複興中發現的實驗獲得因果的方法。中國缺少這兩項，所以中國古代沒有產生科學。不存在中國古代科學曾經領先的問題（《愛因斯坦文集》）。科學和技術之外，還有“科學技術”。後者是由科學推導出來的技術，是經驗積累所不能達到的技術。例如無線電技術，是電磁理論的產物。中國的“四大發明”都是技術，都是來自經驗的技術，不是科學。
李慎之說：“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隻有希臘文化從文明發軔的‘軸心時代’開始就有科學與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國文化等一概沒有。這已是世界史的常識。為什麽說中國沒有科學？理由十分簡單。第一，中國沒有按嚴格的邏輯推理發展出一套科學理論繩繩相繼，日新又新。第二，中國沒有發展出以數學作為各門科學的共同語言。……祖衝之推算出來的圓周率的精確度據說比歐洲人早了幾百年，…但中國從來沒有幾何學。”
一些無恥的弱智文人，“學者”，熱衷於編造中國古代的所謂“科學奇跡”“先進思想”，如二進製是萊布尼茲偷學了易經的發明，墨子發現了光學原理、牛頓定律（這是那個臭名昭著的李約瑟搞出來的）等等，雖然都被駁斥過無數遍，但反複販賣這些謊言，既能夠迎合大眾的意淫需要，又能夠為這些弱智文人換幾個打牙祭的稿費，所以他們就樂此不疲。
科學技術的發展，靠的是思想的徹底解放，靠的是思維方式的不斷創新和突破，靠的是新的思想自由的發表、交流和有益的爭論。獨裁政權的愚民政策完全是與科學技術發展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它不僅愚化了億萬人民，同時也從根本上扼殺了知識分子的創新意識；從本質上說，愚民政策是反科學的、是對民族精神的蹂躪、是對人性的摧殘！人類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話，最好不要說什麽“統一思想”之類的蠢話，說尋求共識與合作才是可信的人話。
工具是文明的表現特征。高等民族使用製造工具，低等民族使用天然工具。比如象筷子這種木製或竹製的天然加工品，與西方金屬餐具相比，在文明度上就落後了一大截。又如鎧甲，西方早在5世紀就發展出由整塊金屬鍛造而成的重裝鎧甲，6世紀就有柔軟舒適的精鑄鐵編鎖子甲，而中國直至清朝依舊在廣泛使用牛皮護甲；西方14世紀就普及了有著複雜工藝的玻璃製品，中國人卻仍在捏土坯燒瓦罐。可見中國由古至今一直在木頭、皮草、泥土製品等天然加工品水平上徘徊，無法與西方精湛的、自古希臘一脈相承而來的科技水平相匹敵。所以說西方文明從古至今都優於華夏文明，這是不容置疑的。
中國不是輸在近百年，而是從起跑線上就差了4000年。從起點上，希臘羅馬時代的城邦民主製和共和製已經高出春秋戰國的君主製一個層次；希臘科學理性精神、邏輯學的創造，又高出古中國從《易經》衍生出來的感性思維文化一個層次；基督教博愛、懺悔、救贖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為臣綱的專製主義一個層次；文藝複興的天賦人權、自由民主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動的中國文化一個層次；近代科學的誕生、工業革命，又一次把仍然在落後的農業文化中做低級循環的中國拉下了兩個層次。到了現代，西方民主體製人權高於主權的超越性認識，又高出中國半封建集權專製不止一兩個層次。這樣累加下來，西方文明已經高出中國文化七八個層次。中國文化實在是一個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隻有西方文明，才當得起“博大精深”這四個字，其它不論何種文化，包括中國文化與其相比，是毫米與光年之間的差距，是石器時代的石斧與宇宙飛船之間的分別，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波普說過：“西方文明卻是整個人類曆史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義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為它具有最大的改進能力”。而中國文化注定了永遠做不到這一點。
4．全民皆愚
在悠久的中華“文明”中，最高統治者的權力一直不受任何約束，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可憐老百姓受盡欺壓淩辱，即使引頸受戮，亦要感謝皇恩浩蕩。朝廷隻許歌功頌德，不讓揭露問題，並且一味地進行愚民教育，讓人們沉湎於皇帝、明君、聖人，陶醉於“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機迫在眼前、災難源自何處。在皇權專製製度下，思想文化處於被禁錮的狀態，人們的精神活動被扼殺、被愚弄，民眾長期被置於貧困和愚昧的境地。一旦有人敢於對帝王權力提出質疑，便會立即遭致殺戮；於是，愚氓遍地，專製統治得以維持。這就從根本上斷絕了這個民族一切文化、製度創新的可能性，使得中國社會走上了一條毫無生機的絕路。
黎鳴說：中華民族充滿了阿Q，從上到下，從政府官員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標準的阿Q；不僅老百姓“愚”，“君”和“官”也是愚的。早在春秋時曹劌就指出：食肉者鄙。愚民之術亦可使愚民者自愚耳。這是因為，一個人騙人騙久了，不知不覺自己也會上自已的當。統治者借以愚民的文字語言，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以為真了，結果自己也變得越來越愚蠢了。
中國人愚蠢到不知道什麽叫平等、什麽叫自由，而且愚蠢到不知道什麽叫智慧、什麽叫聰明、什麽叫愚蠢。愚蠢到自己都沒有認識到自己愚蠢。
中國人的愚蠢是專製造成的。你明明看到了鹿，他偏要說是馬；你明明聽到了悲慘的聲音，他偏要歌功頌德。你隻能順他的意，否則就要誅九族；或者你裝聾作啞逃過一劫，這叫“難得糊塗”。結果，中華民族消滅了自己的天才，成了奴隸、成了阿Q。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孕育出來的人怎能不愚昧？一個民族的墮落從關閉大腦開始，一個不能自由思考、象豬一樣生存的民族怎能聰明起來？
魯迅先生說中國曆史“吃人”，李宗吾先生說中國人心“厚黑”，柏楊先生說中國社會是個“大醬缸”，黎鳴說中國人兩千多年來因“愚蠢”而“白活”了，實際上都是一個意思，即：中國人在漫長的曆史歲月中，全麵地喪失了人類智慧自然發展的天賦權利。其中最根本的一點，是……專製統治者對中國人教育思想的徹底的壟斷。
在專製社會，人們在“聽話、敬上”的教條中陷入了非理性，意識不到平等博愛；他們隻知道等級、特權和服從，“人上人”的帝王意識根深蒂固，把野蠻當文明，理性被關閉，人們普遍愚昧，社會在腐敗貧困中崩潰倒退、再崩潰再倒退。
我們落後，是因為愚昧；我們愚昧，是因為喪失了理性；我們喪失了理性，是因為不懂得邏輯思維，不懂得自由平等，在專製的恐怖下喪失了理性思維能力。一個不會理性思維的民族，不可能進入世界先進民族之林！
我們落後，是因為野蠻；我們野蠻，是因為喪失了天理良心，喪失了對神的信仰。我們喪失了良心，是因為不知道生命神聖，在苦難的折磨下喪失了愛的能力。一個不懂得珍愛生命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強之路！
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因為我們的學生不懂得良心和理性。把追求“人上人”說成是追求“先進”，權力崇拜，維護權勢，幫窮人有啥好處？輕視弱者的生命，說被軋死的人是闖了紅燈，連起碼的悲憫心都沒有，甚至為生命的喪失而幸災樂禍，何來良心？何來理性？
專製體製、背離上帝是中國文化野蠻的主因。在專製政治下，人們絕對沒有思想的自由、也沒有批判的權利。在這樣的氛圍之下，人類如何能擁有真正的獨立創造、客觀分析、自由批判的意識？隻要中國不斷持續專製體製，中國文化就不具有獨立自主與自由創造力的可能。隻要專製體製仍然存在，就意味著中國文明的沉淪。中國人要拯救自己的文化，改變文明沉淪的命運，首先必須推翻專製政權，否則永遠無法挽救中國文明沉淪的命運。
89年在鄧小平的淫威之下噤若寒蟬就夠說明問題了，萬裏也就是一個見機行事的政客罷了，還不如趙紫陽，至少還敢堅持自己的立場。
萬裏最好多管管自己的醜孫女萬寶寶，別讓她在西方丟爺爺的臉，丟中國人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