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本未讀的書

兩本未讀的書 

1989年64之後，我在放暑假的那天去了一趟依然處於軍事戒嚴中的北京。去的列車上空空蕩蕩，一節車廂沒幾個人，我也就有機會在硬座車廂裏躺著一路睡到了北京城。那個暑假裏，在北京、北戴河、秦皇島等一帶旅行遊玩了二十多天，其中北戴河和秦皇島之旅是與本校80級同係校友呂裕強的弟弟呂裕海同行的；還曾去了位於新華門對門六部口小胡同內的老北京音樂廳聽過一場維瓦爾蒂的弦樂作品音樂會，並曾多買了幾張票送給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北京的幾位同班老同學與我一道去欣賞。正是在當天的白天時間裏去音樂廳看音樂會的演出海報和買票的時候，我注意到了該音樂廳正對著新華門方向的、由高強度有機玻璃製成的每一扇大門上從上到下被子彈打出了不可計數的彈孔，就一眼所見最低位置的彈孔離門的底邊隻有不到一尺的距離。

從北京回到武漢後不久，有一天去武漢市的武聖路新華書店裏晃蕩，結果在一樓成百上千的社科類出版物裏發現了兩本書，書名分別是《俄羅斯的暗夜》和《永遠抗爭》。兩本都是人物傳記，隻記得前者寫的是一位反抗沙皇專製統治的民主人士；另一本記的是法國（或俄羅斯？記不得了）的某個反叛曆史人物。隻看了書名便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這次購書其實就是衝著兩個書名而買的。以前買書都是很認真掂量內容、名氣和手中的錢袋，非常的小氣，不是非讀不可的書決不花錢。

這兩本書買回來後一直躺在我的辦公抽屜裏，那時我還是大學的學生政治輔導員，但已經開始對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的暗淡，並強烈地意識到必須改變自己的人生道路。不久我就被大學的黨政部門擱置或革職了，一年中無所事事，但也沒有想到去讀那兩本書，而是開始讀起了當時比較流行的《循序漸進美國英語》（共七冊）的1 - 6冊。那些英語書讀是讀完了，可無論如何也記不住，盡管其中的很多文章都是選自《讀者文摘》的優秀文章，讀起來感覺也很好。

1992年初我轉到了預防醫學教研室搞教學，年底和現在的太太結婚，次年底孩子出生，再不久又考上了衛生統計學（相當於美國公共衛生學院的生物統計）研究生。那幾年裏頻繁的人生大事和變更，終究沒有機會讀一讀那兩本書。

1996年2月，我和妻子在學校房產部門軟硬兼施的策略下，從原居校內的綜合樓單身宿舍的單間小房搬家到了離校12.5公裏路程的東西湖小區的大兩室一廳（那個小區裏有一室一廳、小兩室一廳和大兩室一廳三個規格的房間），且不用交房租和押金。正是在這裏，我和住在對麵樓裏一室一廳的原社科部革命史教研室的陳敏開始了更加頻繁的往來。他是赫赫有名的筆名笑蜀的真實人物，當時的中宣部部長丁關根曾點過他的大名。2007年1~2月間曾應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部門的邀請來美國考察了一個月的新聞報道和管理事務。

那時的他自64後就被大學停止了教學，主要的原因是他在那個其間曾在學生區裏貼過一張大字報，準確的標題已經忘了，大致是《從法國大革命談起》。我當時讀了其全文，現在隻記得其中的一句：“對一個人的自由的剝奪就是對所有人的自由的剝奪！”據說當時的醫科大學校黨委曾通過社科部領導層要他寫書麵檢討認錯悔改，他拒絕了。是啊，我錯在哪裏了？

大約是1997年後的一段時間，由於社科部師資嚴重短缺曾恢複過他的教學權利，但很快就被學生舉報到了校黨委，隨即又被停職。和他聊過幾次後，有一天我告訴他我家裏有那兩本書，願意借給他讀讀。他同意了，於是，它們從我的小書架上移到了他的小書桌上，可想而知它們後來應該會爬到了他的小書架上。

2000年2月，在笑蜀的幫助下（當時他家裏上網非常方便，且他在一些網站右注冊名號，而我當時甚至還不知道如何上網），我在網絡上發表了《對武漢地區高校合並的沉痛思考》一文，立即遭到了時任校黨委書記黃光英的嚴厲批評，她竟然屈尊下駕親自跑到我所在的公共衛生學院，把我叫到院黨總支辦公室談話，大發雷霆地指責我不該寫那個東西，末了還要我寫一份檢討交給她。與笑蜀不同的是，我按照她喜歡的語言和風格寫了檢討，但沒有交給她，而是貼上了網站。於是，她再也沒來找我了。

自1997年底我開始沉浸在統計方法學的研究之中，至2011年8月的JSM會議宣告完成了自己的全部目標。彈指一揮間，14年多過去了，我的心中至今依然燃燒著由當時在新華書店裏看到那兩本書時燃起的火焰和希望。它們成了一股激勵我踐行自己人生理想和目標的巨大而恒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