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即財富
陳立功的文學城博客：馳縱騁橫，談今博古，飛花揚月，行文交友
[前言]
哲學是人類曆史上最古老的學科，它伴隨著人類智慧的啟迪而產生，但它的真正誕生卻是從有文字記載的曆史開始的。這是一門與人類認知宇宙世界的全部根本問題
全文由三個部分組成。這裏是第一部分，即古典哲學。本文的形成基於勃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 – 1970）所著的《西方的智慧》，可以認為是本人讀此書的筆記。我在改寫過程中刪減和添加了一些新的東西，尤其是本人對一些哲學家和哲學問題的個人觀點和評論。此外，對哲學史的上述三個階段的時間劃分也提出了個人的見解。
一、古典哲學（公元前6世紀 ~ 15世紀末）
柏拉圖（Plato, 公元前428/427 – 348/347）說過，哲學肇始於困惑不解。這是一個關於人類的智慧及其行為的永恒命題。他還說，不知道自己的無知乃是雙倍的無知。因此，知道了自己的無知便是認知世界的開始。
發源於古希臘的西方文明，是以迄今2500多年前（公元前6世紀）開始於米利都的哲學和科學為基礎的。貫穿希臘哲學的主導概念是“logos”（中文音譯“邏各思”）這個詞，這是在畢達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那裏第一次遇到的。它除了有“理性”和“普遍的規則”的含義外，還指“詞匯”、“言語”、“度量”、“公式”、“論證”和“敘述”等不同的含義，它還是“邏輯學”一詞的淵源。這樣，古希臘人就把哲學的討論與科學的探索緊密地結合起來。如果我們要領會古希臘哲學的精神，就必須記住這個詞的上述含義。
古希臘人首先表現出了對世界和人類自身的好奇心。正是憑借這股好奇心，他們創立了人類哲學和科學的原始基礎。希臘文明的興起，促成了人類心智的大爆炸，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藝術家、文學家、哲學家和科學家，成為人類曆史上最壯觀的曆史事件之一。在短短的兩個世紀裏，他們把令人難以想象的智慧和激情注入進藝術、文學、科學和哲學之中，這些傑出的成就樹立了迄今為止的當今世界科學與文明的普遍標準。
在弗裏德裏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 – 1900）看來，古希臘人表現出兩種截然相反的精神特征，一種是“阿波羅型”，象征秩序和理性，另一種是“狄俄尼索斯型”，象征本能與激情。正是這種雙重的精神特征使得古希臘人得以在人類曆史上首先擺脫原始的蒙昧走向文明與創造。勃特蘭·羅素也讚同上述觀點，並且認為任何一個特征都不能單獨促使希臘文化的超級爆發。
把希臘人從蒙昧的迷信中解放出來的正是在伊奧尼亞海濱城市——米利都（Miletus）興起的哲學和科學學派，其代表人物是泰勒斯（Thales, 公元前624 ? – ?547）、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 公元前610? – ?547）和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 公元前585 – 528）。米利都學派在哲學和科學史上的傑出貢獻就在於首先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例如，“萬物是由什麽造成的”。不僅如此，他們還認為，在哲學看來重要的不是已經給出的答案，而是提出的問題。然而，他們沒有提出並回答“如何提出問題”的問題。
古希臘各個時期的哲學都受到許多“二元論”的影響，其中最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區分“真與偽”，這成為許多哲學家寫作或辯論的主題。與此類似還有“善與惡”、“和諧與衝突”的二元對立。接著是迄今為止還爭論不休的“表象與實體”的二元論，同時還有“精神與物質”、“自由與必然”。進一步的問題就是宇宙論，涉及萬物是“一”還是“多”，是單純還是複雜。最後是混亂與秩序、有限與無限，等等。這些二元論問題的提出與回答，表明了人類智慧的啟迪與開化，是早期哲學家對“存在”的直接感觸與疑惑。他們渴望知道答案，卻陷入無止境的紛爭之中，延及後世。
早期哲學家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是富於啟發性的。一個學派可能指斥二元論的某一方，另一個學派則繼之而起提出批判，並且采取相反的觀點。最後，第三派起來折衷，代表原來兩方的觀點。正是觀察到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中敵對學說之間的這種拉鋸戰，黑格爾（Georg Wilhelm Hegel, 1770 – 1831）才首先提出了他的辯證邏輯體係，這一體係又由緊隨其後的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 – 1883）所發展。
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公元前584? – ?497）開創了一個科學的，尤其是數學的傳統和哲學學派。他用排列小點子或石子的方式來表示數，這是一種在此之前長期使用的計算方法。拉丁名詞“計算”的原意就是“擺弄石子”。這一學派還從音程之間的數的關係體會出了和諧的概念，並由此推導出整個世界就是“數”。因此，要了解我們的周圍世界，必須找出萬物中的數。一旦掌握了數的結構，我們就可以控製世界。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因此，羅素認為，數學家是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真正繼承人。
關於對世界的觀察，畢達哥拉斯直接以米利都學派為基礎，並且把它和自己的數的理論結合起來。在他看來，無限的空氣把各個單元隔開，而單元就是無限的尺度。因此，他首先在哲學和數學上提出了“尺度”的概念，由此認為它與認知和度量世界有關。但尚未指出尺度是認知和度量的工具，而是認為尺度由世界的本體構成，因而天然地存在於世界的本體之中。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古希臘羅馬時代，早期的哲學家並沒有直接提出關於“認知”的哲學問題，更沒有把“認知”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給予特別的關照。不過，他們認為認識自然界是一件可能的事，並考察了認識自然的途徑。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公元前540/535? – ?480/475）就是這一領域的早期探索者之一，他第一個強調感覺的作用，認為感覺分辨事物。同時他又肯定思想的作用，認為思想可以把握真理。他在哲學史上的不同凡響之處在於：他指出真實世界存在於有對抗傾向的平衡調節之中。在敵對的鬥爭背後，按照各種尺度隱藏著和諧或協調，這就是世界。他還認為萬物在流變之中。這就是後來柏拉圖所說的我們的存在是一種永恒的發展過程。這一思想還為後世的黑格爾和馬克思所繼承與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說，赫拉克利特是辯證法思想的創始人。
巴門尼德（Parmenides, 公元前515/539左右? – ?）對赫拉克利特提出了尖銳的批判，他徹底否定了“運動”，從而首次提出了“存在”一說，在他看來，物就是存在，空虛就是不存在。這一爭吵促使後來的原子論者綜合了這兩個對立的觀點，他們從巴門尼德那裏借用了永遠不變的基本粒子，從赫拉克利特那裏借用了永無休止的運動的概念。這成為首次啟發黑格爾辯證法的經典例證之一。
第一位到雅典居住的哲學家阿拉克薩哥拉（Anaxagoras, 公元前500? – ?428）追求的是對物質的無限可分性，因為他相信物質世界的每一部分按不同的比例包含在每個不能再小的極小量中。這一假設是否正確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第一次被提了出來。這一提出標誌著探索世界如何構成的原因有了新的進展，剩下的一步就是承認可分性屬於空間。這一思想為後來的原子論者所接受，並成為物理學和化學的基本觀點。在知覺方麵，他提出了有獨創性的見解，認為感覺是由對比決定的。
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 公元前460 – 370）認為世界是由原子組成的，原子是不能再分的單元，是世界的本質。為了回答“認識是如何實現的”這一問題，他提出了“影象說”，認為感覺和思想是由客觀事物的影象作用於感官和心靈而產生的，這是反映論的雛形。他還認為感覺隻能認識事物的表麵，隻有理性才能認識原子和虛空，是真理性的認識。
巴門尼德的學生、埃裏亞學派的芝諾（Zeno of the Eleatic, 公元前490左右? – ?）把畢達哥拉斯的數的理論攻擊得遍體鱗傷。按照畢達哥拉斯的理解，數由單元組成，而單元用小點來表示並假定具有空間上的大小尺寸。這種觀點對於討論有理數是完全夠用的，我們總可以找到一個有理數作為單元，使得任何有理數是這個單元的整數倍。不過，遇到無理數就不能這樣度量了。畢達哥拉斯發明了用連續分數的辦法通過一係列的近似值來求得這些不可捉摸的數。不過，這個連續的過程實質上是無限的，所求的無理數就是這個過程的極限，因而我們可以達到所求的愈接近該極限愈好的有理數近似值。這一思想確實與現代的極限概念完全吻合。盡管一種數的理論可以這樣建立起來，但是單元的概念掩蓋了離散的數與連續的量之間的根本差別。
芝諾的矛頭直接指向畢達哥拉斯的單元的概念，他說：任何事物必有大小，如果沒有大小，就根本不存在。此說如果成立，就必須同樣地承認每一部分也有一定大小。接著他又申明，這樣說一次或永遠說下去是相同的，沒有一部分能夠說是最小的。這是引進無限可分性概念的一種簡練方法。如果事物有許多，它們一定是大的和小的同時存在，因為無限可分性指出部分的數目無限，它們一定會沒有大小可言，因此單元也就沒有大小，於是這些沒有大小的單元的總和也沒有大小，可是單元又必須有一定的大小，因此事物為無限大。
這場爭論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指出了畢達哥拉斯關於數的理論的局限性，它在幾何學上是失敗的。以線為例，畢達哥拉斯的理論會說那裏有許多單元。如果接受無限可分的思想，單元理論就馬上破產了。這既說明單元論與不可分性不能同時並存，也說明單元論與無限可分性互不相容。
芝諾是係統地使用辯證法的第一人。這種思維方法在哲學領域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從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到黑格爾和馬克思直至波普爾和拉卡托斯，無不體現了這一思維方式的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
普羅泰哥拉（Protagoras, 公元前500? – ?411）無疑是相對主義和詭辯論的古典典範，他也同時被認為是實用主義的開山鼻祖。他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就是存在的事物和不存在就是不存在的事物的尺度。”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每個人按自己的尺度認知與評判世界，不存在公認的準則。
古希臘的三位哲學巨匠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
蘇格拉底（Socrates, 公元前470/469? – 399）的哲學成就在於追求善即知識。他熟悉古希臘所有思想家、作家和藝術家的成就，人們甚至奔走相告地說蘇格拉底是“一位智者，他上知天文，下曉地理，總是把壞的說成是好的”。然而，盡管德爾菲的神諭告訴人們沒有人能比蘇格拉底更有智慧，但蘇格拉底自己卻總是反嘲自己一無所知。
柏拉圖對哲學的影響之大也許超過任何人。作為蘇格拉底的學生，作為蘇格拉底和前蘇格拉底諸學派的繼承人，作為雅典學院的創建人，作為亞裏士多德的老師，他屹立於古希臘哲學的中心，其哲學觸及眾多領域，成就非凡，影響深遠。這裏，我們重點談談他在邏輯思辨和假設論證中的貢獻。
柏拉圖在《米諾篇》和《尤塞弗洛篇》中都專門談到了定義的邏輯問題。他借蘇格拉底之口告訴尤塞弗洛怎樣構成一個定義所應該具備的條件從而澄清了所謂按類屬和種差下定義的形式邏輯性質。
《菲多篇》在哲學史上有重要地位，它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對前提與演繹的描述，這種方法是一切科學論證的基本結構。首先，我們必須以某種假設或推想開始，其關鍵在於為論證的建立打好基礎。從假設演繹出來的結論是否符合事實須接受檢驗。如果從一個假設得出的結論符合事實，就說明假設可以說明事實；反之，如果結論不符合事實，那麽假設就是錯誤的，於是我們必須再試別的假設。這裏，要注意的要點是假設本身依然沒有被事先證明。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任意選擇假設，而必須從公認的前提開始，這是論證所需。對一個假設的證明必須在另一個更原始的起點下進行。
顯然，由假設而進行演繹的理論要求被說明的現象本身是不能引起誤解的；另一方麵，現象通過感官而被感知，而感官結論會產生錯誤。還有一個完全沒有觸及的問題，即某種假設一開始是如何建立起來的。要給出這個問題的普遍回答是困難的。
柏拉圖在數學領域也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它修正了畢達哥拉斯關於數的學說，預示了數序列的開始是“0”而不是“1”，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突破，它使得發展一種無理數的普遍理論成為可能，在近代數學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回答有關“認識”的問題上，柏拉圖提出了“回憶說”，這一觀點被認為是唯心的。他把世界分為由具體事物組成的“可見世界”和由理念組成的“可知世界”兩部分。在他看來，變化無常的具體事物是不真實的，隻是“意見”的對象。隻有永恒不變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實的，是知識的對象。他把靈魂看作是認識的主體，靈魂在進入肉體前就已經認識了理念，隻是在進入肉體後把它忘了，所以，認識就是把忘記了的理念知識回憶起來。感性事物是靈魂可以回憶起它早已知道、而從感覺經驗中不能知道的東西。
亞裏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 – 322）越過了古典時代的絕頂，與柏拉圖一樣，他涉足的領域寬廣，成就非凡，令人矚目。他提出了形而上學、實體和載體等眾多的哲學問題，這些問題直至今天依然是人們認真對待的問題。這裏，我們重點介紹他在邏輯學上的突出貢獻。古希臘哲學和科學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是關於證明的概念。東方（包括中國）的古代學者們滿足於記錄一些現象，而同時代的希臘學者則要設法解釋它們。證明一個命題的過程必然涉及論證的構造。正是亞裏士多德在曆史上第一個係統而全麵地闡述了具有普遍意義的論證的邏輯形式，這就是著名的演繹推理三段論法。這一論證方法是具有兩個“主語—謂語”前提的論證，由這兩個前提引出最後結論。這兩個前提中有一個是已經形成的公共結論，中間項則在最後的結論中消失。例如：
人終有一死， （公共項：歸納結論）
蘇格拉底是人， （中間項：過渡引證）
因此，蘇格拉底必死。 （最後項：演繹結論）
在這個例子中，結論確實是由兩個前提產生的，所以論證有效。至於各前提是否為真，這是另外的問題。誠然，有可能從假前提中推導出真結論來，例如，沒有哺乳動物會飛，狗是哺乳動物，因此沒有狗會飛。這個例子中的公共結論是假的，結論卻是真的，因為蝙蝠是哺乳動物，可是會飛。顯然，如果各前提為真，就必然推導出真結論。2000多年來，這一論證方法一直被邏輯學家公認為唯一的論證類型。此外，亞裏士多德還論述了由模態命題組成的三段論法，模態命題就是包含“或許”或“一定”而不是“是”的陳述。模態邏輯在現代符號邏輯領域中再次惹人注意，19世紀中期，美國著名的數學家、哲學家查理斯·皮爾斯就建立了模態符號邏輯數學。
當然，我們會看到，19世紀後這一論證模式受到了認識論上的根本挑戰。三段論法受到質疑的根本原因在於它的前提未加證明。這實質上是認知的“起點”問題。亞裏士多德認為科學必須從一些不需要論證的陳述開始，這些陳述就是他稱之為“公理”的結論。公理並非要求人人都接受後才成立，而隻要提出並稍加解釋就十分明白，任何疑問自然煙消雲散。但是，亞裏士多德沒有指出公理的內容是否存在缺陷並有被補充的可能性。例如，人類有兩性差異，這是一個公理。但某一天人們發現了性別的畸變，因而認為“人類有兩性差別”這一公理存在缺陷。於是，關於人類性別差異的公理就必須增加“畸變”的內容，但新的發現並不能因此而導致否定“兩性差別”這一既往結論，這僅僅是對原有公理體係的有益補充。因此，對於任何理論，我們沒有足夠的理由認為它的公理體係已經絕對完善。當然，如果公理被否定和推翻，就意味著全部建立在其上的理論體係必然被否定和推翻。
至此，畢達哥拉斯抽象出了事物的量的規定性，赫拉克利特抽象出了事物的流變性，或運動過程性，巴門尼德抽象出了事物的存在性。亞裏士多德則集上述哲學之大成，他從物質世界的數量與質量統一、殊相與共相統一、存在與過程統一出發，提出了“實體（substance）”這一哲學概念。
古希臘的哲學與理性科學誕生於同一時代，其中的原因在於哲學問題發生於科學探索的邊緣。對於數學尤其如此。自從畢達哥拉斯以來，算術和幾何一直在希臘哲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是一個冒險、開創和思想衝突的時代，是一個沒有任何教條和束縛的時代，是人類精神和智慧的自由創造的時代。如果有人要問：古希臘人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麽呢？古希臘的著名曆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 公元前484? – ?425）會告訴你，他們開始研究這些問題是“為了探索”。
公元前334年到前324年，隨著馬其頓王亞曆山大統治的擴張，形成了一個文化上的“泛希臘”時代，也有人稱之為“希臘化”時代。公元前3世紀，羅馬開始崛起並征服了希臘以及東方的阿拉伯世界。“希臘化”時代在羅馬卵翼的庇護下繼續發展直至達到頂峰，一直持續到公元200年左右。這是希臘文明越過其誕生地向周圍，特別是東方，播散的時期，是哲學與科學的教條化時期，是知識專門化的時期，也是它們的衰微時期的開始。
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 公元前441? – 371）對哲學產生了厭倦，他承襲埃裏亞的一個反論，認為不存在任何有意義的陳述。“A是A”為真，但不值得陳述；或者“A是B”，這裏B不是A，所以這個陳述不得不為偽。他的學生第歐根尼（Diogenes, 公元前412? – 323）認為唯一值得維持的善是舍棄世俗財富而專注於德行，他過著狗一樣的生活，人稱“犬儒主義者”。
懷疑主義的哲學也開始產生並流行，它把懷疑提高到哲學的高度，否認任何人終能確實地知道任何事物。其代表人物是皮浪（Pyrrho, 公元前367? – ?275）及其弟子蒂孟（Timon, 公元前315? – 225），他們使得懷疑論走到了“懷疑”的極端。本來，懷疑論者作為一個持懷疑態度的人是無可厚非的，“對現存的一切提出懷疑”作為一句格言提醒人們的不滿足也是有益的。但如果固執地認為任何知識不存在可能性，就勢必走向了懷疑主義自己的對立麵。
正是在古希臘文明的傳播中，教條與迷信之風開始盛行。懷疑論者及其懷疑主義的產生當然也就有著必然的原因，它起到了振聾發聵的積極作用。至公元1世紀，懷疑主義再次成為一個獨立的傳統。公元2世紀後期，隨著基督教確立了其在歐洲的絕對統治地位，教條主義開始興起，並逐漸使懷疑主義及其哲學精神絕跡。
從公元前312年的伊壁鳩魯（Epicurus, 公元前342? – ?270）時代開始，哲學所關注的主要是倫理觀體係，它在自然科學領域的作用不再顯得象往昔那樣重要。由此，哲學缺少了科學的探索，缺少了建設性的智力活動。斯多葛學派在倫理學領域的探索達到了希臘化時代的頂峰，形成了曆史上著名的斯多葛主義，其哲學體係的創立和完善大約持續了五個世紀之久。正是這一學派對哲學的教條化負有不可取代的曆史地位。
古羅馬帝國的文化幾乎都是從古希臘文化中派生的。古羅馬哲學思想在獨創性方麵極其貧乏。因此，有人認為古羅馬的曆史作為古希臘文明的“載體”而有著特殊的意義。公元3世紀，新柏拉圖主義的產生對基督教神學的傳播起了極大的影響，這是從古代通向中世紀的橋梁。至此，古代哲學終於結束，中世紀的思想開始。從泰勒斯到此時，已經過去了將近9個世紀。
整個中世紀可以被看成是人類精神及其哲學思想的僵化時期，也是它的衰微時期，持續了大約12個世紀。這個時期充滿的是教條主義、神秘主義和宗教玄學色彩。哲學與科學完全受製於宗教信仰的束縛。這與古希臘的哲學精神根本對立，和古希臘時代的冒險、開創和思想衝突的特點相比，顯得極其暗淡。它沒有了古希臘時代的偉大氣魄，“邏各斯”的唯一作用是用來論證基督教的“上帝”的存在。倫理學的唯一意義是用來教育上帝的每個子民信仰、愛戴和忠於天國的“存在”。
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是哲學史上教條化的極端例子。它作為一種哲學運動，以事先給定其結論而不同於古希臘哲學。它必須在既定的正統軌道內行事。它的守護神就是被教條化的亞裏士多德。在方法上，它尊崇亞裏士多德的學科分類觀點和論證的邏輯形式。盡管也采用了辯證的論證邏輯，但很少顧及客觀事實本身，因為結論已經給定。
經院哲學運動在13世紀達到了它的頂峰，這就是由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 – 1274）改造後的經院哲學體係。這一體係由基督教神學和亞裏士多德哲學混合而成，它把上帝強製性地固定在理性思維的領域，最終成為羅馬教會的官方哲學，並在所有大學和學校裏講授。這是古希臘哲學對人類曆史的影響的另一個側麵，是古典哲學從誕生至衰落的一個曆史過程，這個過程的終結要持續到15世紀的文藝複興時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托馬斯·阿奎那的哲學體係中，他首次提出了知識的兩個來源，即“理性”的知識和“啟示”的知識。這一思想對當代的西方哲學仍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在中世紀末期，聖芳濟派學者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 1214 – 1294）直言不諱地反對托馬斯主義，強調要重視經驗的學習態度，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中世紀的思想方式開始瓦解。聖芳濟派學者在肯定“理性和啟示”的同時，把“智力因素”從“信仰領域”中明確劃分出來，並打算讓嚴格意義上的神學擺脫對古典哲學的依賴。一旦把理性的探索從嚴格的神學信仰領域排除出來後，哲學也就割斷了它對神學目的的從屬關係，於是，上帝就被趕出了理性思維的領域。伴隨著對哲學思維的自由追求，科學研究開始了。
在中世紀經院哲學時代，圍繞共相問題展開了實在論和唯名論之間的爭論。實在論認為共相是客觀實在的，並且先於個別而存在；唯名論則認為隻有個別事物才是真實的存在，共相隻是個別事物的名稱或概念，隻是邏輯上的或心理上的存在。這一爭論涉及個別和一般的關係問題，因而具有認識論上的意義，對於後來的認識論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此外，在盡可能給宗教教條作理性說明的種種努力中，在各種爭論中，經院哲學家們顯示出了智力上、語言上和邏輯上的出色才能。在這些實踐中，智力、語言和邏輯思維都得到了錘煉，為隨後的思想家所繼承。這是經院哲學又一個最有價值的成就。
【評論】
從古典哲學的完整線索中可以看出，人類的智慧活動經曆了一個“爆發®成熟®僵化®衰落”的過程。可以設想，在智慧活動爆發前，人類的智慧經曆了一個未知的孕育過程，這一過程主要受生命體成長中各種未知因素的影響和限製。一旦生命體的智慧發育突破這一限製，智慧體的創造性思維活動便開始了，思想的產生也就不可避免。
思想產生的同時，思想的爭鳴也是必然的，這是因為每一智慧活動都是單個智慧體的行為，而單個智慧體的活動必然受到其有限時空的絕對限製，因而其認知必然是有限的和相對的。另一方麵，爭鳴也是有益的和必需的，它有利於思想的成熟和觀念的修正，爭鳴的結果是以群體智慧的相對全麵性取代個體智慧的相對局限性。然而，思想的成熟帶來的卻是僵化與教條。這是人類思想的自我禁錮狀態，是智慧體不可避免的曆史悲劇。這是一部俄狄普斯式的古希臘悲劇。在思想的禁錮時期，對於智慧體來說麵臨的限製因素主要的不再是生命機體的神經生理等自然發育等因素，而是個體生命時空的局限和前人的思維成果和既定結論。個體生命的時空局限是不可逾越的根本障礙，因此，在伴隨著探索與認知領域的擴展而引發的新的觀察與思考中，突破前人的思維定勢和既定結論，就成為新思想爆發的重要前提。
要弄清長達12個世紀的精神禁錮和衰退的全部原因是非常困難的。盡管如此，理解如下觀點卻是十分重要的，即人類思想的自我禁錮使得人類社會的成長有了相對可靠的理論指導，並為智慧主體的探索提供了客體條件，這個相對穩定的時期還為智慧主體積蓄了探索所必須的能量。但是，禁錮不可能永恒，因為，新的問題、新的發現和新的思考層出不窮，急待解決。因此，思想的突破不可阻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