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婆橋

文革豐碑錄之一:道縣慘案（5）
2010年06月15日 星期二 17:56

采訪手記之一∶血海拾遺　　

　 　

‍一、寡婆橋

‍道縣大屠殺期間，寡婆橋曾是有名的刑場。殺人時，橋兩頭都布了崗，任何人不準通行；把要殺的人押到橋中間跪了，明晃晃的馬刀一揮，屍體就被從橋上一腳踢到河裏。殺得多時，河水腥紅一片；有沒殺死的，浮出水麵，守在橋兩頭的民兵便沿河追趕，用鳥銃射殺。

‍聽說前道縣師範一位負責人就是在這裏被砍頭的，筆者專門采訪了道縣師範老校長尹少萼。他告訴我們，殺的是該校原教導主任何聘之。這位鬢發蒼蒼的老知識分子，含淚訴說了何聘之老師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個多好的同誌啊！熱情、正直、有能力，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讀中學時就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協助地下黨迎接道縣解放。解放後，先在區裏當幹部，後來在縣法院工作。五十年代，組織上又調他到道縣二中教語文。他幹一行愛一行，工作都很出色。1958年，籌備成立道縣師範，讓我負責，我第一個就挑了何聘之來當助手。建校初期，他帶領學生挑土方、撈河沙，累得兩隻眼睛都陷下去了。你們看，就是下麵那棟教學樓，所有的木材，全部是他領著學生從60裏外的東江源扛回來的。他可是我們的建校功臣啊！當上教導主任後，工作認真得讓人感動；他提倡為人師表，人品學問都是第一流。

‍他這人多才多藝，精力旺盛，喜歡搞點創作。58年下半年，寫了個劇本，叫《紅旗越舉越高》，是歌頌三麵紅旗的。現在看來算是“左”的了。但就是這個劇本，讓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師吃盡了苦頭。在那些荒唐之極的年代，有人竟把劇本中反麵人物的台詞，當成作者的反動思想。59年反右傾時，他受到批判。文革初期，又舊事重提，以“反對黨的領導、抵製毛澤東思想、攻擊三麵紅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開除回鄉。

‍在農村，他老老實實勞動，定期向大隊黨支部寫思想改造匯報。就在被牽到寡婆橋上殺頭的時候，他還不相信會亂殺人。他反複向民兵們解釋∶“你們不要殺我，我是冤枉的，我熱愛黨，熱愛毛主席……”那些民兵那裏聽他這一套。死時，他喊毛主席萬歲， “歲”字還沒喊出口，腦殼就被砍掉了。和他一起被殺的還有他的兒子何上明。

‍二、無名外鄉女

‍在瀟水河畔的東門鄉政府，該鄉黨委書記蔣井元和紀檢組長馮和光講了這段往事∶

‍1967年9月2日，烏家山大隊的民兵郭某等四人在茶山上捉住了一過路的女青年，高高瘦瘦的。他們立即將她帶到大隊部審訊。開始她一言不發，問急了，才說是廣東人。聽她口音也的確像那邊人氏。於是，郭某四人又將她押往公社。因為那裏抓的人太多，看管的人手不夠，隻好又將她押回。正是黃昏時分，西天一抹晚霞。走到烏家塘邊，民兵們動了邪念。郭某說，這個女人連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隊也沒用。不如就在這裏搞了她，開開洋葷。其餘三人欣然同意。四人就在塘邊將這個姑娘輪奸了。事畢，有人說，放了算了。郭某不答應，怕她今後找麻煩，並用鋤頭將她打翻，丟入塘水中。奇怪的是，這個女青年落水後，幾翻幾騰，竟又站起來了，塘邊的水隻齊她的胸部。四人又用石頭打。她望了他們一眼，然後一步步向深水處走去……她堅定不移地走了，帶著憤懣、屈辱和對這個世界的徹底失望。以後有人說她是自殺。

據說，至今沒人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那個地方的人，而且為什麽會闖入1967年8月道縣這座人間地獄！

‍紀檢組長馮和光還告訴我們，那時的東門公社北門大隊沒有殺人，原因是該大隊黨支部書記丁金龍對於殺人的問題一直“沒有考慮成熟”。

‍三、滅門之禍

‍“那天，我們幾十個社員在離隊上三裏遠的杉木嶺翻紅薯藤。”橋頭鄉橋頭村的村民周福妹訴說了周文棟一家慘遭滅門的經過：

‍快收工時，生產隊周隊長猛吹一聲哨子，喊道∶“大家快點動手！”於是，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十幾個勞動力湧上去，將正彎著腰勞作的周文棟，以及他的妻子陳蓮娥、子周輝死死扭住。周隊長接著命令道∶“快推到窖裏去！”這時，周文棟曉得大禍臨頭，跪下哭著求饒，哪還管什麽用？人們發瘋一樣把他們一家三口推進一口多年不用的廢窖裏。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鬆樹林子裏的兩捆幹稻草，點燃塞進地窖。見裏麵喊得淒慘，又在窖口壓了許多鬆枝堵住煙子。三條命一下子就了結了。殺人時，我看不得那種場麵，走開了。過去，我當過別人的丫頭，也受過好多苦的，人最怕將心比心。太陽快落山了，周隊長突然想起周文棟還有一兒一女在家裏，馬上派兩個人回村。派去的那兩個人平時也是蠻厚道的，可那種日子人都變了！8歲的周大妹正帶著熟睡的弟弟在家，見人來了，還招呼伯伯們喝水。他們說不喝，你媽媽要帶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們。單純的小姑娘哪知是計，背起弟弟跟他們走了。走到大棋子，周大妹發現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見杉木嶺那邊冒黑煙，心裏害怕，不肯走了。那兩個人，一個抱起周小弟，一個拖著大妹趕到杉木嶺。周隊長已等得不耐煩了，接過兩歲大的小弟，丟進炙熱的煙草灰窖裏。周大妹嚇得嚎啕大哭，周隊長毫不手軟，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過猛，周大妹被推過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幾番才將8歲大的紮著兩隻短辮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燒死。可憐這好好的一家五口人，哪曉得會遭到滅門大禍。造孽嗬！……

‍ 這一帶有句古話∶人死飯門開。就是誰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幫忙都去吃。當晚，周文棟家燈火通明，隊上人將周家的雞、鴨、一條黃狗、一頭大肥豬全殺了。家中其它東西，如大米、黃豆、菜油、棉花、家俱、壇壇罐罐，甚至梁上的樓板等等，能吃的當場吃完，不能吃的，像分勝利果實一樣分了……

周文棟何許人也？我們從1985年6月30日道縣政府下發的有關周文棟的《平反通知書》（編號為0789）中才知道，他1949年考入解放軍137師某軍政幹部學校，畢業後在部隊工作，因病轉業回道縣當了教師。1957年因“愛提意見”被劃為右派，開除回家務農。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采訪手記之二∶幸存者的見證　　

　 　

‍一、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

‍見證人∶周軍陽，女，51歲（1986年），道縣蚣壩中心小學教師，縣政協委員。她身材高挑，憔悴的臉上依然可見年輕時的俊秀；那雙大大的、深陷的眼睛已如冰封的潭水，聲音嘶啞，連哭泣都是嘶啞無聲的。她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似的，反複說著∶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貧農，但我父親曾在國民黨南京交通警察總局當過科長，中師畢業後我被分到道縣山區洪塘營小學教書。在那裏，我同蔣漢鎮老師結了婚。漢鎮是從部隊轉業回鄉當老師的，他家庭成份不好。文革開始不久，我倆被開除公職，回到漢鎮老家大山窩裏的橫嶺公社小路窩大隊土地塘生產隊勞動改造。我們老老實實勞動，安分守己度日。沒想到分到點新糧還沒開始吃，就大禍臨頭了。

‍1967年8月26日晚上，天也是這麽黑，我已經帶著三個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聽到急促的敲門聲，還沒等我起身，門就被大隊支書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踢開了。“起來，起來，開會去！”唐支書聲色俱厲，完全不同往常的樣子。我感到凶多吉少，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我對嚇哭的大孩子林海說∶“在屋裏帶好弟妹，媽媽去去就回來。”

‍我被拉到大隊倉庫邊的禾坪上，那裏已有14個地富及子女被數十個持大刀、鳥銃的民兵押著。我愛人蔣漢鎮也在裏麵。他是前一天晚上抓走的，早上我給他送飯時，他還安慰我說，關幾天就會放的。這時漢鎮見到我，掙紮著想過來；貧協主席張光鬆喝道，“蔣漢鎮不老實！”他們就拿來鐵絲，幾個人按住他用鐵絲捆。痛得漢鎮直叫，火把下，我見他臉上流著黃豆大的汗珠，心如刀鉸般痛。張光鬆叫喊∶“都走都走，到區裏去！” 我還以為真是要把我們押到區裏去，萬萬沒想到會殺人的。突然間，唐興浩又叫道∶“慢點，蔣漢鎮還有三個崽女在家裏，去幾個人把他們帶來。”好歹毒的唐興浩，為什麽連我的孩子也不放過？記得那年漢鎮見他困難，還借了100塊錢給他，至今未還。那時100元可不是個小數目。人啊，怎麽說呢！一會兒，我的三個孩子就被連哄帶騙地拖來了。

‍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難走。因為我的手被綁著，我那6歲的雪原隻好牽著我的衣角，8歲大的林海背著四歲的弟弟林鬆，嗚嗚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後麵。到了楓木山的天坑邊，唐興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塊石頭宣布∶“現在，我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布你們的死刑！”許多被捆著的人，頓時就癱倒了。月亮這會出來了，慘白慘白的。民兵們圍上來，用鳥銃、梭鏢對著我們。唐興浩站在高處點名，點到誰，誰就被拖到不遠處的天坑邊去處決。直到這時，我才知道他們要殺人。心猛地一沉，天啊，這怎麽可能、怎麽可能？三個孩子怎麽辦，誰來護養他們啊？！

‍第一個被點名的叫蔣文皇，60多歲，是個有名的老中醫，出身不好。他從容地向行凶的民兵要口水喝。民兵罵道∶“要死的人了，還喝什麽水？”他說∶“從前殺人，還有三個熱包子吃的……”話沒說完，就被一鐵棍打倒，踢進了天坑。第二個被點名的是我愛人蔣漢鎮，他已嚇懵了，被他們像推木頭一樣推到洞邊……我是第八個被點名的。聽到“周軍如”三個字，三個孩子大哭起來。我硬著心腸哄他們∶“別哭，一會媽媽就回來，帶你們去外婆家。”我被拖到天坑邊，強按著跪下，隻覺得腦後風起，一根鋼千打下來，就什麽也不知道了……

‍ 不曉得過了多久，我醒過來，渾身痛得如刀割。身邊有人叫“媽媽”，我幾乎懷疑置身陰間了。叫我的是女兒雪原。原來他們三兄妹都被扔下來了。後來聽在場的人說，當時情況好慘。雪原見哥哥被扔下天坑後，抱著人家的腳哭，“叔叔，莫丟我，我怕。我聽話，叫我做什麽都行。”沒有人理會這個6歲小女孩的哀求……我見女兒還活著，頭腦清醒了許多，背過身子讓雪原幫我解開了繩子。這時，我身邊的一個本家兄弟蔣漢元也蘇醒了，叫道∶“嫂子，快來救我。”我的手已被捆脫了臼，動不得，就用牙幫他咬開了繩子。蔣漢元當時隻有十七八歲，身子靈活，竟然爬出了天坑，因外麵正逢大搜捕，嚇得他東躲西藏，沒辦法再來救我們。

‍天坑分好幾層，我們跌在上麵這一層，後來石頭鬆動，我們又滑到下麵一層。這時我發現蔣漢鎮和我另外兩個孩子都摔在這裏，居然還活著。四下全是屍體，除了我們大隊的外，這天早些時候，楓木村也扔下了8個人。我們一家人又團聚了，但這是什麽樣的場合啊，坐也在屍體上，睡也在屍體上，我想就是地獄也不過如此。三個孩子都囔著餓，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屍體就是冷冰冰的石頭，哪裏有水呀。我沒辦法，隻好解小便，用手捧著給叫得最凶的林鬆喝。可憐的孩子，他才3歲啊！漢鎮的手還讓鐵絲捆著，我們解不開。這時他精神已經失常，在屍體上走來走去，“我要撒點高粱，我要撒點高粱，給小孩吃。看羅，高粱紅了嗬……”孩子們被他踩得哭；我說∶“漢鎮，清醒點，這是在天坑裏。”他聽了，不再吭聲，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不知過了幾天幾夜，孩子們漸漸沒有聲響了。岩洞上偶有冰涼的水珠滴在臉上，使孩子猛然驚動，我才知道他們還活著。林海囁嚅著說∶“媽媽，我痛我餓我渴啊，我怎麽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一個8歲的孩子說出這樣的話，哪個當母親的不心碎啊！不久，林海死了，接著林鬆、雪原也死了。我把他們兄妹擺放在漢鎮身邊，心裏反倒安穩了，孩子們終於解脫了，而我們一家人不管怎樣也死在了一起。

‍我發現上方的一個石坎上，有個叫蔣福桂的姑娘也沒死。女人家不知為什麽，總比男人經得熬。她十七八歲，是個富農的女兒。這會也瘋了，老是在叫∶“媽媽，快點燈，我要喝水。”我已非常虛弱，沒法幫她，隻能在下麵盡量安慰這個青春年少的女孩子。

‍9月1日，外麵下了一場大雨，我喝了幾口流進洞裏的泥漿水，保住了性命。

‍9月3日，彷佛聽到洞口上有人叫我，仔細一聽，是我過去的學生呂標鳳和蔣漢洋。我在這一帶教過8年書。他們聽到我和蔣福桂說話，就約好來救我們。“周老師，外麵已經不準殺人了。你不要怕。”他們說著把四根棕繩連在一起，放下洞來。我已心如死灰，全家人都死在這裏了，我一個人還回去作什麽呢？他們就守在洞口苦勸，還吊了竹筒水給我喝。我終於回心轉意了，因為我們一家5口、我的孩子們不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萬萬沒有想到。我要弄明白，這是為什麽啊！

‍他們剛剛把我吊上洞口，我就昏了過去。這時，我已在天坑裏過了整整7天。

‍我得提一句，那個唐興浩1985年被開除了黨籍；在處遺工作組的追問下，他才托人將那100元還給我。

‍二、天都在哭了

‍段石海，女，四川廣安人，54歲（1986年），中學圖書管理員。看上去，她比實際年齡還要顯得蒼老。她說，老楊走了這麽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卻仍然生活在那場噩夢中∶不敢出門，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麽動靜，心就緊張得要跳出口。常常半夜裏驚叫著駭醒，醒來又獨自痛哭一場。你想想看，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殺了；我是第三批，手腳快一點，腦殼也就掉了，跟老楊一起去了……

‍我丈夫叫楊天順，木易楊，四十年代畢業於重慶的中央政治學院。畢業後，他既沒從政，也沒跟國民黨跑到台灣去，他回到他的家鄉，一直在道縣中學教書。老楊多才多藝，畫畫也很在行。文革初期，到處都在寫毛主席語錄、畫毛主席像。別人請他畫毛主席像，那時的毛主席叫紅太陽，頭像四周要畫得金光閃閃，老楊也認認真真畫了金光。可人家說，那是箭頭。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樣的學校畢業的，怎麽說得清？把他開除回家勞動改造已是寬容的了。我和孩子們仍然留在縣城裏。

‍ 老楊的老家在道縣祥林鋪公社，我以前也去過，那是一個古鎮，交通比較方便，是湖南通往兩廣的要道。1967年暑假，我帶著兒女去鄉下探望他，他十分高興。記得那是8月26日中午，他參加“雙搶”從田裏回來，喝了兩大碗稀飯，就躺下來休息一下。剛睡，村子裏響起了哨子聲，好急。我對他說，老楊，聽說農村有的地方在亂殺人呐，你要小心點。他懶洋洋地說∶“哪有這樣的事，我每天都去隊上看報哩。”話還沒說完，外麵就闖進來幾個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麵又闖進一些人來，二話沒說，把我也拖走了。

‍我和老楊同許多人一起被關在離祥林鋪公社不遠的一所學校的教室裏。裏麵很熱，汗味、尿味混雜在一起，很難聞。下午四點左右，外麵那些拿刀拿槍的人開始點名。叫一個出去一個。其他人隻能低著頭跪在教室裏。第一個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剛出門，便被幾個民兵按住，用繩子死命地捆起來。大約老楊忍不住說了句什麽，一個姓楊的頭頭抄起一塊磚猛打他的胸部。老楊的肋骨被打斷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聲音好怕人，至今還在我耳邊繞來繞去。我抬起頭看，門口拿刀的一聲大喝∶“不許看，低下頭！”我就低下頭，用牙齒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來。

‍老楊他們是第一批被殺的，一共拉出去12個人，拖到不遠的鳥崽塘邊，用馬刀砍死的。又過了幾天，叫出去36個人，也是拉到鳥銃塘邊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幾個女人了，他們準備第三批殺。那幾天我不知自己是怎麽度過的，我怕死，我跟他們說，我隻是楊天順的家屬，我是城裏人，我甚至不是道縣人，我曆史清白，家庭成份好，求他們放了我。可有誰聽呢？我好悔啊，悔不該這個時候跑到這個殺人窩裏來。殺第二批人時，正是中午，太陽狠毒，他們把36個人拖出去後，天突然變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兩個多小時。我們這些女人縮在教室裏說∶“聽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擱了時間，他們殺了36個人後，沒來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著我們幾個女人去埋屍。我平時膽子很小，連死人都不敢看的，但這時為了留條命，為了幾個未成年的孩子，也顧不得許多了，他們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鳥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屍體時，我的腳直發軟。那場麵，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那36個人的眼睛都是緊緊閉著的，大概是被處死時，太殘忍了，他們不敢看。我們是拿著發給的油茶樹木鉤，把屍體一一拖進塘邊的土坑裏的。忙完後，坑裏已堆得滿滿的。押我們的人在上麵蓋了層薄薄的黃泥，就算了事了。我們中間有個中年婦女的丈夫也死在裏麵，她一見到丈夫的屍體，立即就癱倒了。後來聽說這個女人瘋了，整天叫著她丈夫的名字。

又過了兩天，輪到殺我們第三批人時，解放軍6950部隊的人到了鄉下製止殺人。幾個穿黃軍裝的人把看守我們的人喊走了，我們也就這樣得救了。

‍

腥風血雨後，殺人者如是說　　

　 　

‍道縣大屠殺20年之後。

‍高牆。電網。零陵地區的監獄接待室。

‍幾經周折，我們見到了道縣大屠殺的幾個主要指揮者和凶手。

‍一、黨叫幹啥就幹啥

‍關有誌，原清塘區武裝部長，“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總指揮。

‍他來了，腳步沉重，身材魁梧，一雙大眼炯炯有神，隱隱透出當年的威風。他沒文化，是個大老粗，說話還直率。這樣的人，頭腦簡單，是典型的當年共產黨的軍隊幹部和地方基層幹部形象。他說∶

‍我50年當兵，在部隊人了黨，提了幹。58年轉業回道縣，任縣郵電局指導員。領導看到我工作有魄力，積極肯幹，就派我去清塘區擔任武裝部長。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點成績，65年67年先後出席了湖南省軍區和廣州軍區學毛著先代會（全稱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代表大會）。67年8月1日建軍節，縣裏還因此獎勵一台大拖拉機給我們區。我從來沒受過任何處分，總是黨叫幹啥就幹啥。你想，沒有共產黨毛主席，像我這樣的大老粗能當上幹部嗎？我天天學的就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聽到的都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變天要複辟，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這個管槍的，怎麽放心得下？文革武鬥時，造反派搶了武裝部的槍，又聽說四類分子要變天，反攻倒算，造紅色政權的反，我就自覺地站到“紅聯”這一邊。縣武裝部、老領導也都是支持“紅聯”的嘛……判我的徒刑，我沒怨言；就是殺我的頭，也沒有怨言，後果太嚴重了嘛！但判決書上說我在全縣部署殺人，我想不通。當時，我請示這個，請示那個，沒一個答複，沒一個人說殺不得人，沒一個人出麵製止。我一個區武裝部長怎麽負得起那麽大的責任呢？

‍二、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 關有誌應該說的是真心話。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被抓起來，被判刑，並非因為他們在那個腥風血雨的8月指揮殺人或親手殺了多少人，而是因為他們明明得到有關方麵下達的製止濫殺的指示後，仍然我行我素，繼續犯下令人發指的罪行。於是性質就不同了。祥林鋪區區長袁禮甫就是這樣一個轉化成敵我矛盾、並被抓起來判刑的人。

‍在殺人的高峰期，零陵軍分區曾將道縣殺人的情況上報，湖南駐軍四十七軍轉發了這份電報 ∶……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證，道縣近來四類分子活動囂張，散發反動傳單，凶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組織反革命組織，陰謀暴動。在縣武裝部和公安機關癱瘓的情況下廣大貧下中農惟恐四類分子翻天，有的主張采取行動。各地從七月以來，特別是從八月二十二日以來，據不完全統計，他們用鳥銃、鋤頭、扁擔等，共殺死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四類分子子女）207人，其他縣區也有類似情況。我們認為，對殺人凶手和四類分子中作惡多端、活動囂張、企圖翻天的可以依法懲罰外，四類分子不宜濫殺，四類分子子女不應視為四類分子，必須按照政策團結教育，不能混淆專政對象和非專政對象的界限。這樣才便於爭取四類分子，如楊家公社與寧遠交界處有77個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子女）因怕殺或企圖暴亂，外逃集結上山頑抗……

‍由於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這份電報隻能是據“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證”的，因此所反映的情況基本上是不實的。如說四類分子“散發反動傳單”，實際上是台灣國民黨空飄的傳單。又如“組織反革命組織”一說，現已查明，當時四個區報上來的7個 “反革命組織”全部是假案。至於“凶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等等，更讓人一頭霧水。但這畢竟是第一份表態反對濫殺的文件！

‍道縣“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懾於各方麵的壓力，召開了各區幹部會議，討論製止殺人問題。然而，殺人風既已刮起，誰都想證明自己正確，自己比別人更革命。長期的革命教育已讓投機者們得出這麽一個簡單的結論∶既然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既然四類分子是階級敵人，那麽殺四類分子也是應該的，是革命的行動。至於四類分子與八竿子打不到一塊的“革聯”究竟有什麽關係則沒人去理會了。

‍ 開會不久，祥林鋪區的公安助理員、區法院幹部蔣光德悄悄溜出會場，給區長袁禮甫打電話∶“……以後，該殺的可以殺，但要批了才能殺……看情況，馬上就要刹車了，以後動手就沒有現在這麽方便了。形勢要求我們抓緊點。”

‍袁甫禮雙目緊皺，似乎因自己大意而失去了什麽機會一樣。哪次運動他老袁落後過別人？這回也得做出個像樣的來！他立刻召開會議，謀劃、布置祥林鋪區來個“大掃除”！祥林鋪區的基幹民兵被緊急集合起來，召開殺人誓師大會。會上，袁區長作總結發言∶“這次任務光榮又艱巨，我相信同誌們一定能圓滿地完成……三天後，上來會師，我們等待同誌們勝利的消息！”經久不息的掌聲。

‍會後，殺豬勞軍。在震耳欲聾的鑼鼓聲中，袁禮甫帶領幾名區社幹部為120名雄赳赳、氣昂昂的民兵送行。望著他們兵分四路，在剛剛收割了的田野上，漸行漸遠，袁禮甫心中激蕩起一種叱吒風雲的豪情。

‍三天後，這120名民兵，遵照指示，準時回到了區指揮部匯報戰果∶三天內共殺569人。

‍如今，袁禮甫為他的“大掃除”坐坐牢，照理應當是無怨而有悔的了。然而結果卻讓我們失望。袁禮甫是由獄警小林帶到接待室的。他同關有誌形成強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卻總是很恭順的樣子。他說了許許多多的當時的曆史背景和客觀因素，就是不從個人主觀上找原因，當然也就談不上所謂良心的懺悔了。他說∶

‍“……判我的罪脫離了當時的曆史事實。要尊重曆史，尊重事實。從開始殺人到結束，我沒見到上頭有誰出來講一句殺人是錯誤的。隻講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我不能超越時代。要我負主要責任，不合理。說我對蔣光德的話有所發揮，是的，也許我多說了幾句，但是當時那個情況，全國上下人人都在講大的，多說幾句和少說幾句有什麽區別？再說當時整個民族都神經不正常了，怎麽能要求我一個人保持清醒呢？現在來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 又一個“想不通”。是否所有參與那場大屠殺的人和被殺人的親屬朋友以及更大範圍的人都對那場文化大革命抱有這樣或那樣的“想不通”呢？這實在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疑問！

‍三、舉手表決

‍周光國，原祥林鋪區涔江公社赤壩塘大隊貧協主席。

‍他看上去挺老實的，瘦小的個子，一身髒兮兮皺巴巴的衣裳；毫無生氣的臉上透著病態的焦黃，小眼睛怯怯地望著我們，不知找他的是什麽人。你做夢也想不到，這樣的人也會殺人，也曾威風凜凜掌管著生殺大權。在我們再三“不要緊張”的勸慰下，他才心有餘悸地說了起來，話一說開，倒有點收不住的架式∶

‍文革殺人那陣，我在祥林鋪公社赤壩塘大隊當貧協主席。上麵說∶人家把刀都架到貧下中農的脖子上了，你們還睡得著覺！……那天，大隊召開各生產隊幹部和骨幹分子會議。人到齊後，支部書記唐紹誌組織骨幹討論，看殺誰不殺誰。他提一個名，大家討論一個，然後舉手通過。本想隻殺幾個應付應付上頭。可是，那種場合下氣氛一下子緊張得不得了。我們這個大隊有三個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們唐家的人就護唐家的人；我們周家的人也都向著周家的人。唐紹誌頭一個提到周家的富農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舉手；周家的人卻沒有一個人作聲。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也全部舉起了手，唐家的卻沒有一個人作聲。你要殺我隊上的人，我就要殺你隊上的人，比著幹，唐家出一個，周家也要出一個。我一看那種場合，就曉得，要麽一個殺不成，要麽就全部殺光。最後決定12個全部殺光……我們選了一塊靠山頂的草坪，把地富牽到坡邊一排跪著。我把一百多個民兵分五排站好，都與地富麵對麵站了，兩個對一個。有鳥銃的站在前三排，我們大隊過去常和別人搞械鬥，家家戶戶都有鳥銃，後來民兵又製了一點。拿梭鏢、棍棒的站在後麵兩排。還有看熱鬧的也都自動站到後麵去了。安排好後，我哥哥周光保手發軟，不敢打，我就要他站到一邊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幹民兵，就和唐紹誌站在第一排，槍口對準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壽娥突然哭了起來情∶“你們不要殺我，不要殺我，我還有三個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幾遍，對這個喊又對那個喊；那個時候，誰還敢理她？“一、二、三，放！”光保一聲喊。我的手發起抖來，鳥銃上的鵝弓嘴費了好大的勁才扳開。一排開完槍，從兩邊退下，二排接著上；二排開完槍，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鏢戳、棍棒打，接著一窩蜂用石頭砸一陣……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場擺子，渾身稀軟，一頭倒在床上，心口嘭嘭亂跳。剛躺一會，聽到門外有人說，山上有人沒打死，已經站起來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來，跑到門外，看見周永斌、周發亭和大隊治保主任唐紹木幾個人正在動員民兵去補火，好話講了一籮筐，就是沒有人肯去。他們幾個見了我，又喊我去。我說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沒去。他們幾個隻好親自去補火。唐紹木在公社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搞過，山歌子打得好，他一個人走在前麵，邊走邊唱∶“叫你殺，你不殺；叫你奪（刺殺）你不奪；千斤重擔我來挑……”

他們補火回來講∶過了河，看見毛田拐在鋤紅薯草，周永斌就對他說∶“田拐老頭，坡上有幾個沒搞死的地富，你去給我敲死了，大隊給你五塊錢。”那個時候，五塊錢作得蠻大的用。毛田拐是個老單身，到過朝鮮，是複原軍人，膽子大，家裏又窮，聽到這話，二話不說，抗起鋤頭就去了。上到山上，確實還有幾個人沒斷氣，在那裏哼，他就一鋤頭一個，把沒死的都敲死了。他還從死人身上解下兩條汗巾，拿回家去，因為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紮了可以長壽。下了山，又過河來到大隊部，打了張條子領了五塊錢（這張條子1986年還存放在處遺工作組的檔案材料中。——筆者注）。

‍哦，你問那個嫩毛毛？那沒得哪個打，沒得哪個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沒打。放到山上沒人管，那天晚上，還有人聽得哭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