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泉
心靈裏流淌出來的話
正文
紀念遇羅克罹難40周年 張郎郎:被神化了的遇羅克
2010年05月04日 14:40 來源：中國新聞網 發表評論 【字體：↑大 ↓小】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麵授權)
張郎郎：“被神化了的遇羅克”
“現在正好是兩個極端，有些人想讓你遺忘,現在很多人也確實把他遺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過程中他忘了，神化實際上是讓人們忘卻他的最好的辦法。因為最後那個神的破滅是最快的。你隻有把他還原成一個真實的人，人們才能記住他。”
“血統論”已經被批判了，你們服氣不服氣？我說我們已經沒有人再提這個對聯了。他有點詫異，說你怎麽會不同意這個“血統論”呢？我就跟他說，在1965年的時候，放過一個德國電影，叫《馬門教授》，講的是1933年德國法西斯崛起的時候，開始排擠猶太人，也是在學校裏中學生打猶太族裔的中學生。“血統論”和德國的那個種族歧視有什麽區別，隻不過“血統論”就是改成你生在什麽家庭，但這都是你先天不能決定的事情，我們不至於笨到支持這麽一種觀念和觀點。
那次以後，我們聊的話題就多了起來。後來有一次聊天，我就問他，你為一篇文章栽進來，值不值？他說值啊，我們在這個社會上屬於弱勢群體，沒人能發出聲音來，現在有這個機會那我就喊得聲大點，喊得聲大肯定會付出代價，付出什麽代價我都值了。但我想當時他也沒想到最後宣判為死刑。
那時候我跟他講存在主義，講我們那時看過的書，他不但沒看過，他都沒聽說過那些書。實際上他整個的思想還是黑格爾辯證法，他的唯物主義還是從費爾巴哈那兒來的。他特別正統，覺得馬列主義沒有錯，而且這個真理是對的。我試圖給他講存在主義，他不要聽，他說你們就是吃飽了沒事幹，胡思亂想，某種意義上他是在批判我們走向了資產階級自由思想。
胸中有盤棋
當時監獄裏魚龍混雜。遇羅克就跟預審員要紙和筆，說有重要東西要寫，實際上他就把同一個牢房裏的人 (匯報上去)，比如說誰是林彪的人，他在監獄裏散布了什麽？誰是劉少奇的人，他現在在牢房裏跟誰好。他說得頭頭是道，其實故意擾亂視聽。
看《風聲》以後你就知道，人在高壓之下，神經都特脆弱，所以這些人就互相猜忌，而且還分派，搞得特別複雜。我知道這後邊的推手就是遇羅克。他呢，還分別找這些人聊天，然後把一個人的事情套出來給套另一方提供子彈。我說你這麽弄你累不累啊？他說他得拿這練手，還有好處是這房間裏越亂，我們就越能聊天，人家就不會關心我們的思想問題了。
他特適合搞政治，對這一套特熟。有一個原因是他一直在社會上不順，這樣他就得跟各方纏鬥，研究對方的邏輯和它整個的製度。所以我們同樣都關在監獄裏，我們根本不知道那個看守啊、隊長啊、預審員叫什麽，人家也不說，他就(對)每個人是誰，誰跟誰的關係摸得一清二楚。你如果去問他關於自己案子的事情，他就知道按照當時的思維程序，這種案子他應該怎麽來審問你，展開是什麽時候，什麽時候收，怎麽樣給你定罪，那你這個棋應該怎麽下，才能盡可能減輕你的罪行，所以監獄裏的那些人很崇拜他。
但是他跟那些監獄裏老幹部關係搞不到一塊。當時在我們那間關了兩個老幹部，有一個當時是農科院的副院長，叫石厚剛。我很理解老幹部，但遇羅克就逗他們，喜歡拿他們開涮，矛盾就越來越深。
石厚剛當時有一本延安的《毛澤東選集》，遇羅克就跟他借，他說不能借給他這種思想反動的人。遇羅克就求我去借。石厚剛一出去提訊或者不在，遇羅克就拿過書去看。他看得特別認真，對照文革裏的《毛澤東選集》讀，找出有改動的地方，為什麽改？之後他跟我說，1949年以後，尤其這幾年，毛澤東把自己的思想都改了很多。這實際上變成一種對思想史的研究，當時這就算特別反動。
當時一個預審員丁大個兒，就特恨遇羅克，說他這麽反動，以為我們就判不了他，將來他要趕上點兒，他肯定也輕不了。他不幸言中。
棋局變了
那時候，我們根本沒想到自己會被判死刑。遇羅克跟我說，中央內部矛盾很多，他在等。他當時認為像陳毅、周恩來如果哪天占上風，他肯定就有希望了，因為他跟別的犯人不一樣，他沒有其他的罪行，他就是一個思想罪，所以他抱有著幻想。而且他以為我的處境反而更難，他說他出去以後會找陳毅幫我斡旋、救我。沒想到最後我們都跑到“死刑號”裏麵去了。
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我們那批被判死刑的，全都是思想犯，並不是就地槍決就完了，要拉出去遊鬥示眾。
那時候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很痛苦，我們每天被批鬥三場到四場，本來是一個卡車一個警察，那還得弄好幾個凳子，警察把我們一節一節往上抬；後來他就省事了，就找兩個壯點的警察把我們像生豬一樣“嘭”的一聲扔上去就完了
當時我就進“死刑號”的時候，就像老鼠碰見蛇，跑都不會跑了，腦子完全一片空白。
遇羅克因為比我們早一批，所以他是事先在那裏的，聽見有新犯人進來，就摁摁鈕，找獄警。那人問什麽事，遇羅克就大聲說：“我們上一批的人他們都見馬克思去了，就剩我一個人，因為我有重大問題要交代，怎麽也不找我審訊啊？”實際上他用這個方法告訴我們，來到這不要有幻想，上一批就他一個人活下來，而且他之所以沒槍斃是因為他有重大問題交代。
3月5日那天早上，讓我們提前起床，我們就知道要槍斃人。刑警過來就叫名字，叫誰誰出去。那天我們叫的人最多，差不多都走完了，就沒有叫我和另一個同伴，但遇羅克被叫到了。
那天是在工人體育館作最後宣判，他就是那一批執行死刑的，而且是立即執行。
反思《出身論》
遇羅克實際上是一個很有思想、很聰明、很有曆史意義的人，但他同時是一個普通人。後來給他平反的時候，旁邊很多其他的幹部子弟就覺得把他神話化了。
現在要不就是很多人就把他忘卻，要麽就是把他給神化。神化達不到目的，把他神化的時候，別人會想是因為你們思想的局限才這麽做。現在把《出身論》重印了，年輕人一看這《出身論》裏麵寫得什麽啊？他根本不知道裏邊有思想。
真正要了解遇羅克，應該分析他的人和思想，還有當時的曆史背景。《出身論》影響大是因為當時已經有上千萬上億的人被壓抑，這個東西讓他們覺得是說出了心裏話。
當時遇羅克也承認他那篇(文章)並不是理論上特別完美的。遇羅克說他出去還要繼續研究這些馬列主義理論，他一直覺得自己研究這個比別人研究的都透。那個時代的人跟現在不一樣，想跑官想掙錢，他那時候就想追尋真理。
《出身論》的現實意義是它對於貴族血統的一種反諷。“血統論”實際上沒有那麽嚴重，以血統來決定社會地位這是免不了的，但是必然存在著新貴和老貴之間的鬥爭，這是個永恒現象。隻不過遇羅克是個理想主義者，他想把它倒過來，這個想象，在任何社會中都實現不了的。像奧巴馬這種在中國就等於是個臨時工，後來經過刻苦學習當了一號首長，哪天中國要真突然這樣，那大家夥就傻了。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果現在年輕人問我遇羅克是誰？我就說他當年就是因為寫一篇文章被槍斃了，當年有思想的人就會有危險性，而且當年他作為一個普羅米修斯式的盜火者的形象，他本身是一個行為藝術，不管這個社會的主流是什麽，他可以在任何一個瞬間的機會呐喊出他自己認為的真理。他沒有想到會有這麽一個震撼性的後果。
現在有人提議把3月5日設成遇羅克日，這是很好的想法，但壞處是容易符號化。
研究遇羅克現象要研究中國現在缺什麽？他的精神裏麵哪些還有現實意義？這方麵還有有很多工作可做。得有人做實在的工作，要不的話就等於什麽也沒做。 ★
編者按：
1968年1月，《出身論》作者遇羅克被捕，並於1970年3月5日被執行槍決。這一年，遇羅克27 歲；這一天，是學習雷鋒的紀念日。40年過去了，雷鋒依然是榜樣，知道遇羅克的青年人卻越來越少。2009年清明節，遇羅克雕像在北京通州宋莊美術館落成，學者於建嶸曾陪同一位名校畢業的年輕法學博士參觀，博士指著新落成的雕像問於建嶸：遇羅克是什麽人，人們為什麽要為他獻花？ 於建嶸有感於此，撰寫了文章《請記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
遇羅克，1942年生於北京，父親遇崇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土木工程係，母親王秋琳也曾留學日本，歸國後創辦“理研鐵工廠”，後來均被劃成右派。因為出身資產階級、右派家庭，遇羅克長期受歧視，雖然成績優異，但兩次被大學拒之門外。他先後當過農民、科技資料員、小學代課老師等，被捕前是北京人民機器廠的一名學徒工。
1966年7月，遇羅克完成了《出身論》初稿，駁斥了當時甚囂塵上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
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出身歧視曾長期成為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人們依據階級成分被實際劃分為三六九等，影響其就業、升學、入黨、入團、參軍等幾乎所有與個人前途攸關的機會。遇羅克曾尖銳地質疑：“‘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製度有什麽區別呢？”圍繞出身問題，遇羅克撰寫了一係列文章，他提出“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
《出身論》於1967年1月18日發表在《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原本印刷的三萬份報紙在北京街頭被搶售一空，不得不臨時加印六萬份。《出身論》在當時觸動了全社會最敏感的神經，為當時許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論依據，在社會上引發了轟動。
遇羅克終因思考而獲罪，並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青年詩人北島目睹了北京工人體育場裏萬人歡呼下的最後審判，用詩記錄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並不是英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隻想做一個人⋯⋯”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再審判決，宣判遇羅克無罪。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報》發表《劃破夜幕的隕星》一文後，全國紛紛刊載關於遇羅克的文章。遇羅克並未獲得烈士稱號，歸還給遇羅克父母的，是他被關押兩年多期間學徒工的工資。
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的序言中，學者徐友漁把思想者分成兩類：一種人提出複雜、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澀的理論，另一種人則在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蒙昧和謊言時代道出常識般的真理。遇羅克是後者的代表，捍衛的是常識，付出的是生命。
謹以此文，紀念遇羅克罹難40周年。
2010年05月04日 14:40 來源：中國新聞網 發表評論 【字體：↑大 ↓小】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麵授權)
張郎郎：“被神化了的遇羅克”
“現在正好是兩個極端，有些人想讓你遺忘,現在很多人也確實把他遺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過程中他忘了，神化實際上是讓人們忘卻他的最好的辦法。因為最後那個神的破滅是最快的。你隻有把他還原成一個真實的人，人們才能記住他。”
“血統論”已經被批判了，你們服氣不服氣？我說我們已經沒有人再提這個對聯了。他有點詫異，說你怎麽會不同意這個“血統論”呢？我就跟他說，在1965年的時候，放過一個德國電影，叫《馬門教授》，講的是1933年德國法西斯崛起的時候，開始排擠猶太人，也是在學校裏中學生打猶太族裔的中學生。“血統論”和德國的那個種族歧視有什麽區別，隻不過“血統論”就是改成你生在什麽家庭，但這都是你先天不能決定的事情，我們不至於笨到支持這麽一種觀念和觀點。
那次以後，我們聊的話題就多了起來。後來有一次聊天，我就問他，你為一篇文章栽進來，值不值？他說值啊，我們在這個社會上屬於弱勢群體，沒人能發出聲音來，現在有這個機會那我就喊得聲大點，喊得聲大肯定會付出代價，付出什麽代價我都值了。但我想當時他也沒想到最後宣判為死刑。
那時候我跟他講存在主義，講我們那時看過的書，他不但沒看過，他都沒聽說過那些書。實際上他整個的思想還是黑格爾辯證法，他的唯物主義還是從費爾巴哈那兒來的。他特別正統，覺得馬列主義沒有錯，而且這個真理是對的。我試圖給他講存在主義，他不要聽，他說你們就是吃飽了沒事幹，胡思亂想，某種意義上他是在批判我們走向了資產階級自由思想。
胸中有盤棋
當時監獄裏魚龍混雜。遇羅克就跟預審員要紙和筆，說有重要東西要寫，實際上他就把同一個牢房裏的人 (匯報上去)，比如說誰是林彪的人，他在監獄裏散布了什麽？誰是劉少奇的人，他現在在牢房裏跟誰好。他說得頭頭是道，其實故意擾亂視聽。
看《風聲》以後你就知道，人在高壓之下，神經都特脆弱，所以這些人就互相猜忌，而且還分派，搞得特別複雜。我知道這後邊的推手就是遇羅克。他呢，還分別找這些人聊天，然後把一個人的事情套出來給套另一方提供子彈。我說你這麽弄你累不累啊？他說他得拿這練手，還有好處是這房間裏越亂，我們就越能聊天，人家就不會關心我們的思想問題了。
他特適合搞政治，對這一套特熟。有一個原因是他一直在社會上不順，這樣他就得跟各方纏鬥，研究對方的邏輯和它整個的製度。所以我們同樣都關在監獄裏，我們根本不知道那個看守啊、隊長啊、預審員叫什麽，人家也不說，他就(對)每個人是誰，誰跟誰的關係摸得一清二楚。你如果去問他關於自己案子的事情，他就知道按照當時的思維程序，這種案子他應該怎麽來審問你，展開是什麽時候，什麽時候收，怎麽樣給你定罪，那你這個棋應該怎麽下，才能盡可能減輕你的罪行，所以監獄裏的那些人很崇拜他。
但是他跟那些監獄裏老幹部關係搞不到一塊。當時在我們那間關了兩個老幹部，有一個當時是農科院的副院長，叫石厚剛。我很理解老幹部，但遇羅克就逗他們，喜歡拿他們開涮，矛盾就越來越深。
石厚剛當時有一本延安的《毛澤東選集》，遇羅克就跟他借，他說不能借給他這種思想反動的人。遇羅克就求我去借。石厚剛一出去提訊或者不在，遇羅克就拿過書去看。他看得特別認真，對照文革裏的《毛澤東選集》讀，找出有改動的地方，為什麽改？之後他跟我說，1949年以後，尤其這幾年，毛澤東把自己的思想都改了很多。這實際上變成一種對思想史的研究，當時這就算特別反動。
當時一個預審員丁大個兒，就特恨遇羅克，說他這麽反動，以為我們就判不了他，將來他要趕上點兒，他肯定也輕不了。他不幸言中。
棋局變了
那時候，我們根本沒想到自己會被判死刑。遇羅克跟我說，中央內部矛盾很多，他在等。他當時認為像陳毅、周恩來如果哪天占上風，他肯定就有希望了，因為他跟別的犯人不一樣，他沒有其他的罪行，他就是一個思想罪，所以他抱有著幻想。而且他以為我的處境反而更難，他說他出去以後會找陳毅幫我斡旋、救我。沒想到最後我們都跑到“死刑號”裏麵去了。
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我們那批被判死刑的，全都是思想犯，並不是就地槍決就完了，要拉出去遊鬥示眾。
那時候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很痛苦，我們每天被批鬥三場到四場，本來是一個卡車一個警察，那還得弄好幾個凳子，警察把我們一節一節往上抬；後來他就省事了，就找兩個壯點的警察把我們像生豬一樣“嘭”的一聲扔上去就完了
當時我就進“死刑號”的時候，就像老鼠碰見蛇，跑都不會跑了，腦子完全一片空白。
遇羅克因為比我們早一批，所以他是事先在那裏的，聽見有新犯人進來，就摁摁鈕，找獄警。那人問什麽事，遇羅克就大聲說：“我們上一批的人他們都見馬克思去了，就剩我一個人，因為我有重大問題要交代，怎麽也不找我審訊啊？”實際上他用這個方法告訴我們，來到這不要有幻想，上一批就他一個人活下來，而且他之所以沒槍斃是因為他有重大問題交代。
3月5日那天早上，讓我們提前起床，我們就知道要槍斃人。刑警過來就叫名字，叫誰誰出去。那天我們叫的人最多，差不多都走完了，就沒有叫我和另一個同伴，但遇羅克被叫到了。
那天是在工人體育館作最後宣判，他就是那一批執行死刑的，而且是立即執行。
反思《出身論》
遇羅克實際上是一個很有思想、很聰明、很有曆史意義的人，但他同時是一個普通人。後來給他平反的時候，旁邊很多其他的幹部子弟就覺得把他神話化了。
現在要不就是很多人就把他忘卻，要麽就是把他給神化。神化達不到目的，把他神化的時候，別人會想是因為你們思想的局限才這麽做。現在把《出身論》重印了，年輕人一看這《出身論》裏麵寫得什麽啊？他根本不知道裏邊有思想。
真正要了解遇羅克，應該分析他的人和思想，還有當時的曆史背景。《出身論》影響大是因為當時已經有上千萬上億的人被壓抑，這個東西讓他們覺得是說出了心裏話。
當時遇羅克也承認他那篇(文章)並不是理論上特別完美的。遇羅克說他出去還要繼續研究這些馬列主義理論，他一直覺得自己研究這個比別人研究的都透。那個時代的人跟現在不一樣，想跑官想掙錢，他那時候就想追尋真理。
《出身論》的現實意義是它對於貴族血統的一種反諷。“血統論”實際上沒有那麽嚴重，以血統來決定社會地位這是免不了的，但是必然存在著新貴和老貴之間的鬥爭，這是個永恒現象。隻不過遇羅克是個理想主義者，他想把它倒過來，這個想象，在任何社會中都實現不了的。像奧巴馬這種在中國就等於是個臨時工，後來經過刻苦學習當了一號首長，哪天中國要真突然這樣，那大家夥就傻了。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果現在年輕人問我遇羅克是誰？我就說他當年就是因為寫一篇文章被槍斃了，當年有思想的人就會有危險性，而且當年他作為一個普羅米修斯式的盜火者的形象，他本身是一個行為藝術，不管這個社會的主流是什麽，他可以在任何一個瞬間的機會呐喊出他自己認為的真理。他沒有想到會有這麽一個震撼性的後果。
現在有人提議把3月5日設成遇羅克日，這是很好的想法，但壞處是容易符號化。
研究遇羅克現象要研究中國現在缺什麽？他的精神裏麵哪些還有現實意義？這方麵還有有很多工作可做。得有人做實在的工作，要不的話就等於什麽也沒做。 ★
編者按：
1968年1月，《出身論》作者遇羅克被捕，並於1970年3月5日被執行槍決。這一年，遇羅克27 歲；這一天，是學習雷鋒的紀念日。40年過去了，雷鋒依然是榜樣，知道遇羅克的青年人卻越來越少。2009年清明節，遇羅克雕像在北京通州宋莊美術館落成，學者於建嶸曾陪同一位名校畢業的年輕法學博士參觀，博士指著新落成的雕像問於建嶸：遇羅克是什麽人，人們為什麽要為他獻花？ 於建嶸有感於此，撰寫了文章《請記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
遇羅克，1942年生於北京，父親遇崇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土木工程係，母親王秋琳也曾留學日本，歸國後創辦“理研鐵工廠”，後來均被劃成右派。因為出身資產階級、右派家庭，遇羅克長期受歧視，雖然成績優異，但兩次被大學拒之門外。他先後當過農民、科技資料員、小學代課老師等，被捕前是北京人民機器廠的一名學徒工。
1966年7月，遇羅克完成了《出身論》初稿，駁斥了當時甚囂塵上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
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出身歧視曾長期成為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人們依據階級成分被實際劃分為三六九等，影響其就業、升學、入黨、入團、參軍等幾乎所有與個人前途攸關的機會。遇羅克曾尖銳地質疑：“‘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製度有什麽區別呢？”圍繞出身問題，遇羅克撰寫了一係列文章，他提出“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
《出身論》於1967年1月18日發表在《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原本印刷的三萬份報紙在北京街頭被搶售一空，不得不臨時加印六萬份。《出身論》在當時觸動了全社會最敏感的神經，為當時許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論依據，在社會上引發了轟動。
遇羅克終因思考而獲罪，並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青年詩人北島目睹了北京工人體育場裏萬人歡呼下的最後審判，用詩記錄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並不是英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隻想做一個人⋯⋯”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再審判決，宣判遇羅克無罪。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報》發表《劃破夜幕的隕星》一文後，全國紛紛刊載關於遇羅克的文章。遇羅克並未獲得烈士稱號，歸還給遇羅克父母的，是他被關押兩年多期間學徒工的工資。
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的序言中，學者徐友漁把思想者分成兩類：一種人提出複雜、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澀的理論，另一種人則在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蒙昧和謊言時代道出常識般的真理。遇羅克是後者的代表，捍衛的是常識，付出的是生命。
謹以此文，紀念遇羅克罹難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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