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愛

高山仰止 雖死猶生　憶追隨父親張龍誌在雁北創業的日子 張文燦 從1975 到 1979年，雁北農學院經曆了短暫4年的從籌備成立，艱苦創業發展到撤回母校的變遷。作為籌備領導組成員, 父親當年以65歲高齡，臨危受命，不顧勸阻，帶領大家在塞外高寒的雁北地區幹了幾年，紮紮實實為農民和學校做了幾件實事，成績卓著，受到群眾和領導的高度讚揚，為此在雁北區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父親在雁北的故事可以說是他畢生開拓進取, 奮鬥成功的一個縮影。回顧那段跟隨父親的曆史，可以加深了解他在困難和考驗麵前，知難而進，不斷戰勝自我, 勇挑重擔的高貴品質和為發展養豬事業不顧個人安危, 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獻身精神。 一．戰勝自我 奔赴雁北1971年後，學校的教學和科研工作開始得到極為有限的逐步恢複。父親也從一個被剝奪了工作權力的“反動學術權威” 和“重大曆史問題嫌疑人”的監督勞改和重點審查的“罪人”變為普通“改造對象”, 6年來第一次被允許作為“普通人”參加教研組活動。他表現出的激動和感恩是我們很難感受和理解的。他欣慰地感到自己還是一個對國家用的人，也看到文革對教學和科研的破壞，因而心急如焚。他在日記中寫道要“三步並做一步地投入社會主義建設中去”。1971年，剛剛恢複工作的他就和其他老師對全省養豬狀況進行了調查。因為改造和工作努力，1972年，他被學校恢複了畜牧係主任職務。他對全省豬種改良、學校和係裏的工作有自己的想法和計劃，形勢逐步開始好轉。誰知1975年， “四人幫等”又在全國掀起了“反複辟、反回潮”，和“學朝陽農學院”的歪風，硬性將一個個已遭文革重創農學院分到幾個沒有校舍，沒設備的農村去辦分院。學院派到朝陽現場會的代表回來後，山西農學院被一分為四，分別在雁北、運城、昔陽和太穀本部辦四所農學院。當時遣散銘賢舊老是內部掌握精神，所以對父親來講不是走不走，而是去哪裏的問題。他那年已經65歲了，因嚴重的肺氣腫和高血壓太原住醫院回來不久，醫生曾下過病危通知。這時讓他隻身到一個艱苦偏僻的地方重新創業，思想也是有鬥爭的。有人到家裏和他說，是想好走還是想歹走，是被轎子抬著走還是被鞭子趕著走，並告誡他要為孩子們在政治上鋪平道路。因為他們估計他也會為彌補自己受審查給孩子們造成的損失，而不惜犧牲一切。剛剛從文革動亂驚魂中稍定，想要大幹一番的他麵臨生存危機和新的難題。他要麽去雁北艱苦奮鬥，開辟一片新天地，要麽不出門在家養病，畫地為牢。他是一個“生命不息，衝鋒不止”的人，不會放棄九年文革後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好心人勸他說，“一過雁門關寸草不生”，他卻堅定地說:“我張龍誌絕不軟弱退卻”。他知道他隻能前進，即使前進意味著犧牲。據當時在校生賈秤回憶，他專門給全校畢業生們作了 題為“雜交優勢的基因基礎”的 學術報告，並抽空到省牧校作了科學養豬的報告，沒有任何抱怨或賭氣的情緒。他的仁慈博愛之心也沒有因為形勢而改變，反而更加緊迫地利用離開前的分分秒秒。一天中午，他特意將畜牧係畢業生中雁北籍的學生召到家裏來，想找一兩個畢業生作助手。那年頭，知識貶值，知識份子是“臭老九”。學生們都想畢業後到行政機關謀職。再說雖然辦分院叫得凶，大家知道條件艱苦，最終也沒有一個畢業生願意跟他去。父親也沒有絲毫抱怨沮喪，仍然熱情地和教師、幹部們一道積極開展籌備新校的工作。我當時在太穀縣一家小五金工廠當金屬切削工人，和二哥文煥一道在父親的感召和監督下和在陸智良、冀一倫和陳經鋼先生們的指導下學習高等數學和英語等已有幾年了，一心想讀個理工科大學，在當時卻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平時在家耳聞目睹，對父親從事的畜牧科學也有所了解，特別是看到楊紀珂先生在全國養豬會上介紹粒子遺傳學和統計學的文章，很有興趣。於是向父親提出利用這個機會和他一起去雁北學畜牧，作他的學生並照顧他的生活。父親覺得這倒是一個兩全之策。雁北農學院當時也考慮到父親年齡大了，雁北地區條件差，氣候寒冷，因而同意將我調去做我父親的教輔。負責人事的王嘉老師很快通過雁北地區政府為我辦好了手續。父親十分高興，在他看來，被“掃地出門”不全是壞事，雁北雖然條件艱苦，卻能給我們一個棲身之地，給他以報效國家的舞台，並給兒子創造夢寐以求的求學機會，改變我們在太穀一籌莫展的處境。也許這就是他當時說的 “危機也就是轉機”。 二．雁門關外 再創業績1975年冬天，我們父子二人來到了雁北農學院。那裏原來是一家勞改農場，叫落陣營，離大同市約３０公裏。學校有2000多畝土地，有幾排房子和簡單教室。新生已經入校，隻招了牧醫，農學和果樹三個專業。他們都是來自農村的學生，非常勤奮好學。全校師生每天勞動半天，學習半天書本知識。學校雖然條件較差，由於是那裏的第一所大學，受到雁北地區的大力支持和重視。全校師生上上下下齊心協力艱苦創業，充滿了生機，可能在幾所分院裏是最好的。牧醫係還有趙祥、蘇紀升、張世全和李建英四位中年老師和幾個年輕老師。學校僅有的幾排磚房宿舍，都給了中年教師，父親自己要了一間茅草土屋，隻有簡單桌椅和一個土炕。記得我安頓第一頓飯，父親說，吃玉米糊糊就很好。我和一些人一樣，對於當時的那一套極左思潮下產生的種種荒唐說法和作法不敢苟同，譬如：“先上馬，後備鞍”，“以幹代學”等，覺的學不上東西，因而牢騷滿腹，甚至覺得自己不應該從工人階級的一員變成一個“小知識份子”，思想產生波動。父親卻毫無怨言，並勸導我說要隨遇而安，順應形勢，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自己主動創造條件學習知識。他總是看到問題光明的一麵，不管它多麽微小。沒有實驗站，他卻看到了全省養豬生產這個大課堂和大實驗站。學校離大同市種豬場僅幾十公裏，可以就近安排實驗，指導那裏剛剛開始的山西黑豬的培育工作。另外一個有利因素就是遍布全省各地過去他教過的學生。他們都非常主動熱情，聽從父親安排的工作計劃和試驗課題。在當時條件下，學校裏天天政治掛帥，也沒有物質條件，難以開展科學研究，到實踐中還能推廣他們的科技成果，解決生產中的實際問題，直接為農民做點實事。他這個英雄也有了一些用武之地。剛到雁北不久，我們就參加了在大同市種豬場由父親、郭傳甲和謝文彩老師主講的全省豬育種訓練班。我第一次領略到他老人家和學生、技術人員和工人的魚水關係和在群眾中的崇高威望。他講起課來生動風趣，深入淺出，邏輯性很強。由於他多年的教學和科研經驗，使他的講演密切結合生產實際和最新進展，受到學員們的高度稱讚，我也得以學到了很多理論和實際知識。更使我感動的是他艱苦奮鬥的生活作風和以身作則、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農學院的老師都知道帶學生實習很艱苦，一般是年輕人幹的事，特別在文革中的雁北，冬天除了土豆幾乎沒有蔬菜。當1977年冬天畜牧獸醫係學生《養豬學》課程實習時，他竟然不顧勸告，爭著要去。我們父子帶同學們去了大同豬場，他又堅持要和學生一樣住倉庫，睡地鋪，吃大灶。他老人家整天樂哈哈的，吃的粗茶淡飯，熱衷於豬場現場教學實習，享受著指導學生，和工人、技術人員打成一片的樂趣。他生活上低標準，工作上嚴要求。一個月下來，受到眾口稱讚，這些小事反映了他老人家的高尚的思想境界。也為我這個年輕人上了“如何帶同學實習”最為生動的一課。在雁北幾年裏，他不顧高血壓、心髒病，跑遍了全省幾十個縣市，作報告、辦培訓班幾十次。常常是一個人出去，一跑就是一二十天。許多人甚至誤認為父親一定吃了什麽“高級營養品”，不然那來那麽大的幹勁，也沒見他住醫院，看醫生和打針吃藥。可能是他老人家在雁北受到文革以來沒有過的尊重和重視，沒有思想壓力，精神比較愉快，健康狀況因此也較好。他自己也豁出去了，反而無恙。地區和學校領導考慮他年齡大了，一個人跑來跑去危險，規定他必須帶助手隨同出去，而他卻滿不在乎。他是在試圖在全省範圍內擴大他們文革前的科研成果，建立全省的統一的雜交育種體係。簡要地說就是母豬本地化，公豬優種化，肥豬雜交一代化(所謂三化養豬)。而本地豬卻頻臨絕滅，他從許多邊遠地區找到了本地豬，在全省建立了幾個保種繁育基地。我們雁北農學院也飼養了一些他從保德山區購回的純種“馬身豬”。可以說，他在文革後心目中設計的藍圖在一步步實現。他在當時全省、全國養豬舞台上，用生命中剩下有限的時間去奮鬥、拚博，去和時間賽跑，即使倒下來也在所不辭。他的精神感染了許多同誌和各級領導，他的事跡也傳遍了雁北和山西大地，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後，科學的春天到來，雁北日報和山西日報先後整版報道了他的事跡。他再次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並光榮出席全國科學大會，後來又當選為全國勞動模範。三．高瞻遠矚 霧指迷津在雁北，父親也是我的良師益友，我有幸聽過他講授的《養豬學》課程，老人家講到育種，竟然表演母豬護仔臥在地上，表現了他敬業精神。當時，我們父子有空就學習英文版的“家畜遺傳改良原理”、“飼料與飼養”和“生物統計學”等，父親就是我的活字典。在他的輔導和幫助下，我居然依靠那幾年自學英文、數學的基礎給學生講起了遺傳學和統計學。由於學生反映不錯，我有些沾沾自喜。父親還是堅持讓我轉成一個學生，戒驕戒躁、老老實實學點基礎課。我雖然有點不以為然，但是難違父命，還是做了一個在職學生。1978年在他的支持和鼓勵下考取了北京農大吳仲賢教授的碩士研究生，後來又來美國讀了博士。如果不是他老人家當時霧指迷津，高瞻遠矚，我也許永遠在那裏夜郎自大，井蛙觀天。1981年碩士畢業後，我回到母校，那時父親已經於1979年從雁北返回山西農大本部當了校長。我又在他手下幹了近兩年時間。有幸的是，我曾經為雁北教育工作會議和雁北日報寫過幾篇有關他的事跡的總結報告和文章。作為他的助手，我們也將大同豬場的雜交試驗分析總結發表了幾篇科學論文。僅僅為父親盡過我的一點微薄之力和犬馬之勞，度過了一生最幸福的時光。1983年我留學美國，父親承擔了許多無端指責，我為此終身內疚。難道他為我付出的還少嗎？1985年冬天我回國探親，父親安排我做了“中國豬種統計分類研究”的學術報告，他的高興溢於言表，說你的報告還好。似乎欣慰地看到他的事業興旺發達，後繼有人。他的兒子們終於在他的培養下，在逆境的激勵下，變壓力為動力，擺脫了文革十年的厄運，成長起來。他高興地穿著我從美國帶給他的呢子大衣在學校裏走來走去，並嚴肅地告訴我說一定要回國並且回山西農大工作。這也成為我的終生遺憾，近年來越來越感悟到自己和父親相比是那麽渺小。自己應當惜福，想能為學校發展多做點工作。想不到那次見麵竟然成為一生永訣。父親不久就於1986年9月6日倒在了工作崗位上，遠在美國的我後來才輾轉聽到惡耗，猶如如晴天霹靂。多麽希望能再見上他一麵。父親為我們兄弟的成長付出了太多的代價，我們終生都得益於他的無私奉獻。直到現在才理解到，我們是多麽幸運能有這樣偉大的父親和得到他的非同一般的父愛。父親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切合實際的學術思想；他那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浩然正氣；他那誨人不倦，耐心細致的教育方法；他那艱苦樸素，克勤克儉的生活作風；他那以德報怨，寬容忍讓的高貴品德；他那百折不撓，鍥而不舍的奮鬥精神和不斷戰勝自我，以柔克剛，以屈求伸的政治智慧，都為我們年輕一代學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四．鞠躬盡瘁 雖死猶生父親對事業的追求達到了忘卻生死地步，他超然的生死觀偶爾也會流露出來。記得1976年冬天在天鎮縣搞暖圈養豬對比試驗，雁北冬天非常冷，推廣類似塑料大棚的暖圈和地窖養豬很有意義。在他的倡議下，雁北地區商業局和農業局在天鎮縣召開了現場會，專門請他給全區的畜牧工作者作科學養豬的報告，他又帶領畜牧獸醫全體學生參加會議。他老人家不拿講稿，連續三、四個小時講得神采飛揚，滔滔不絕，妙趣橫生，大家聽得津津有味。最後，他老人家站立起來，麵色通紅，表情凝重，用幾乎顫抖的聲音說:“我老了，幹不了幾年了，希望你們年輕人把這養豬科學的接力棒接過去。我自己時時刻刻準備倒在這個養豬事業的講台上!”。老人家一席話鏗鏘有力，落地有聲，全場幾千名代表熱淚盈眶，報以熱烈的掌聲。和大家一樣，我不由得肅然起敬，第一次看到一個更加善良、慈祥、真誠的父親，他的形象是那麽高大英俊，他崇高精神世界閃爍著萬道金光；他的純樸聲音發自內心肺腑，具有無比的感召力。一方麵他老人家是“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另一方麵是老人家對文革以來，四人幫等倒行逆施，使我國科學和教育事業青黃不接的狀況痛心疾首，而對我們年輕一代的成長和繼承他的事業充滿了殷切的希望。他想借這個機會表白他的對養豬事業的一片真情。事後我勸他說，你有血壓高、心髒病，那樣激動很危險，他隻是豪邁地泰然一笑，似乎已經有所準備。人的生命其實非常脆弱， 生死往往就在一念之差及呼吸之間。父親對此把握有獨到之處。他老人家一生曾經幾度遭受不白之冤和生死考驗，飽受精神和肉體折磨，卻絕不願為冤屈和迫害而輕生，認為那樣去死輕如鴻毛。而總是希望死得其所，把工作崗位和講台看作自己的最後歸宿，認為那樣去死才重如泰山，雖死猶生。 文革開始時，急風暴雨，一夜之間，他從“全國人大代表”，“係主任”，和學校“一杆旗”成了全院最大的“牛鬼蛇神”。大字報鋪天蓋地，他被戴上了“漏網右派”，“三反分子”，“美帝走狗”，“反動權威”，“老運動員”等大帽子。多次被批判，抄家，揪鬥，遊街。有幾次他不堪淩辱，和母親說不想活了。母親嚴肅地告誡他：“你一了百了，解脫了痛苦，丟下三個上中學的兒子，讓我怎麽辦？我相信你沒有問題，真金不怕火煉。”。他在南豬場勞動改造喂豬3年半（1967-1970），沒有一天節假日，一日三頓基本上就是吃玉米糊糊和鹹菜。夏天，他冒著烈日酷暑，到處搜集野草，菜葉和樹葉喂豬，幾年下來一共為國家節約了幾千斤精飼料。冬天，他冒著風雪嚴寒，為了保護豬不受豺狼襲擊，點一盆火，徹夜地守侯在臨產母豬旁。後來有人問他狼來了怎麽辦，他說“那我就跟它拚了我這條老命”。在1969 年武鬥升級時，家家都修了簡易工事，把窗戶用磚堵起來。學校裏能走的人都走了，他有勞改任務不能走，常冒著槍林彈雨去南豬場喂豬，每天穿越兩派武鬥戰區，不時受到盤問。最為難熬的是1969-1970年學校組織的清理階級隊伍審查。他被立為學校“大案：和”要案““美國特務重大嫌疑”。1969年底被隔離審查20多天，專案組10多人。有時連續幾十小時罰站，上板凳，下板凳，不許吃飯睡覺，交代所謂“特務問題”和“參加國民黨問題”。為了積極向組織坦白交待，從不寫日記的他，那段時間開始寫自我批判和思想匯報的日記，他的坦誠態度感化了專案組，終於在1970年春節前讓他回家過年，與家人團聚，繼續“交待問題”，為此他感恩不盡。那時是假定有罪，需證明無罪，所以冤假錯案較多。雖然他的“認罪和勞改”態度極其“端正”。還是株連到我們兄弟們找工作，文煥和我去煤礦，磚窯和建築公司當工人都不能政審過關，最後隻能下鄉插隊。其實就是拿子女做“人質”，為此使他非常著急和自責，雖然覺得年輕人多吃苦、吃虧不是壞事，但他覺得我們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根據他的日記，我們兄弟插隊那天（1970年10月7日），他曾經在勞改中請假步行到太穀的上山下鄉會場，默默為我們送行，我們竟然不知道。在全校九十多件“專案”中，一些“問題大的人”和“認罪態度惡劣的人”都一批批定案了，解放了。在五次“寬嚴會”後，他的“曆史問題”因為“國內國外關係複雜”拖了一年多還遲遲定不了案，繼續被監督勞改。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他望眼欲穿。1971年1月1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自己政治上落後的情況，集中於孩子們的分配工作上，我這一代不好，影響了下一代。孩子們要徹底扭轉政治上右派的狀況，使孩子們的孩子，從家庭出身上，家庭政治麵貌上都不至於拖孫子輩的後腿”。“所以家庭矛盾的主導方麵是我連是一個普通群眾的資格尚不具備”。終於在1971年2月20日，他被班長通知準備和那些已經定案的人一道向群眾匯報思想改造的收獲。成為“普通群眾”一員。那天他非常激動，寫了最後一篇日記。他的問題也不了了之。令人歎為觀止的是，即使文革那麽多年，曆次運動中受了那麽多的委屈和冤枉，他的“問題”拖了那麽久，他從沒有絲毫怨恨，而是忍辱負重，積極正麵地配合審查，繼續找自己的問題，一遍又一遍地交待“問題”，匯報思想。清隊後期，他在豬場的勞改還沒有結束，又被分配打掃科學樓的廁所和澆冰場，他都積極主動地幹好。後來他成為全院勞動和思想改造積極分子。一生中，他這種以德報怨的高貴品德使他平安度過了一次次劫難。由於種種原因，文革中學校有好幾位國內知名的教授相繼去世（如：黃率誠、王授、喬啟明、賈麟厚、劉惠芝等），1973年春天，父親經過文革多年來特別是清隊中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心力交瘁而病危。 在親戚朋友的幫助和勸說下才到太原住了一段時期醫院。身體略有好轉便回校一頭紮進工作裏。1974年，他和母親回了一趟陝西榆林老家，那是他從19歲那年步行離家到太穀銘賢中學讀書後，44年來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1975年，他又忙著參於籌備雁北農學院。於是有了本文開始那一幕。父親的生死觀在他的遺稿“我的自傳”(寫於1985年6月)一文結束語中再次得到印證：“人想作點工作，首先得有堅強的事業心，且熱愛這個事業，並有為之獻身精神。如我在杭州開會，在大同開會，會上講話時頭昏眼花，汗直流，量血壓都在200 mm以上, 很可能在講台上倒下去。人總有一死, 有重於泰山, 有輕於鴻毛，為事業而死, 不是比泰山還重嗎！如果一個人死了，其他開會的同誌一定會拿起接力棒奮勇前進，那麽對死者來說，他已經鞠躬盡瘁，死得其所，不是雖死猶生嗎!”。他對如何離開人世是早有精神準備。在父親的遺體告別儀式（1986年9月8日）上的挽聯“一代師表離世留文光照人間，師生共泣雖死猶生名垂千古”就是對他一生的最好評價和概括。 所幸的是，2005年10 月學校在美麗的校園為他立了銅像，就是對他這種崇高精神境界的充分肯定和弘揚。塑像落成那天，天若有情，下起了大雨。洗刷了他一生受過的磨難和冤屈。使他老人家仍然能夠與他所鍾愛的事業和我們大家天天在一起，不就是實現了他生前“雖死猶生”宿願嗎？ 後記：本文承蒙文煥家兄提供部分素材和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2007年3月寫於美國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