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和張龍誌老師在一起的日子裏

山西省農業廳 師駿華

我初認識張龍誌老師是1950年在成都，當時我隻有17歲，在銘賢學院實習牧場作工，場內有一塊荒地，我沒事就去掘地。有一天張老師很溫和地和我談起家常事，問東問西、問長問短，我感到張老師很慈祥、親切、平易近人。以後我經常陪鞠有陽老師到張老師家作客。據說張老師非常重愛人材，鞠有陽老師就是他器重的門徒。的確鞠老師學識淵博，教學有方，不愧是位深受學生愛戴歡迎的優秀教師。我上大學後和張老師接觸機會更多了。1959年我和張老師還有畜牧係59屆畢業班學生下放長子縣，快結束時，他提出幾個學生名字作留校任教考慮，我聽後又補充了兩個名字，他突然大聲說道：“噢！把他們忘了”。59屆畢業留校生都為畜牧係教學科研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張老師對養豬事業真是嘔心瀝血，1950年銘賢學院由成都搬回太穀，學校房產、設備都不要了，唯有幾頭約克夏豬他舍不得，於是研究定下由我和鞠有陽老師坐汽車負責運四頭約克夏小豬和兩隻成都鵝到寶雞，又由我和陳永寧由寶雞坐火車到太穀。他見了我們和運回的小豬高興極啦，用他不善於表達感情的姿態握著我的手半天不放，邊笑邊說：“好！好！好！”。

五十年代自然科學界米邱林學派占統治地位，張老師講繁育課時把受批判的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理論和育種方法講了很大篇幅，他說：“科學不應有界限，把它作為工具應該可以的”。實踐證明現在的育種學內容也是以孟、摩遺傳理論為基礎的。他講課深入淺出，學生像在聽講故事，深受歡迎。下放長子期間我和張老師同住一屋，他白天同我和學生下鄉調查長子豬，晚上整理材料，時間長了，我怕他身體受不了，勸他白天不要出去調查，他堅持還是要出去以身作則，後來我和同學們共同對他說調查的材料多要他看，請他白天不要出去了，他勉強同意了，但晚上還是看材料很晚才睡。有一天我對他說：“我們晚上用電時間長了，農場會有意見”。這話很靈，以後晚上最遲10點睡，由我掌握時間。為了照顧他飲食，每天中午特意多打一碗麵條（每天一頓細糧）留在晚上給張老師吃，時間長了他發現我們晚上都吃粗糧，他堅決不接受給他“一碗麵條”特殊待遇。張老師交給我一個任務，要我寫長子豬的育種方案，我很高興接受並很快交了稿，第二天張老師退給我原稿說：“你看看”，我查看他的表情知道沒通過，打開一看，大吃一驚，全給劃掉了，我沒敢多說等著挨批，張老師沒批評而是耐心告訴我應如何寫。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我一直保存著那一篇不合格的原稿作為座右銘。山西出版社約寫一本養豬小冊子，教研組每人承擔一章，但給我兩章任務，我寫好交了稿，張老師看後讓師兄唐顯作看，並征求唐的意見，師兄說：“寫得不錯”，張老師也沒表揚我，而是吸一口煙一笑，這是他高興時的表情，我的稿通過了。

文革期間，張老師是被“審查”對象之一。有一天，我回太穀家中，順便看望張老師，向他講了社會上的情況，要他多保重身體，張師母說張老師每天還冒著槍彈危險到豬場喂豬。臨別時張老師在門縫裏邊依依不舍向我點頭送別，四人幫把人整成什麽樣了。四人幫垮台後，張老師來到太原農牧場，我們見了麵，他說：“這幾年（文革期間）把時間耽誤了，要抓緊時間作點成效培育一個豬的品種”。經過他盡心竭力，多年後，山西黑豬培育成功了，為了保留從五十年代培育的太原花豬不斷種，經常從他不多的研究試驗經費中資助太原花豬，為周忠效等後來繼續培育工作打下了基礎。現在太原花豬是全省瘦肉型當家品種之一。

在張老師逝世十周年之際，撰文追憶師長，緬回張老師熱愛祖國，清廉簡樸。為人師表，寬厚待人，教書育人，為祖國養豬事業貢獻畢生的楷模，是後人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