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愛

母愛
（懷念母親）

張文燦

風風雨雨經曆了近一個世紀，母親終於在臥床不起兩年多之後，一覺睡了過去，永遠地閉上了眼睛。那是 2009 年， 7 月 6 日早晨。二哥從國內淩晨 5 點打來國際長途，一定有急事。知道母親剛剛安靜地走了，不勝悲傷。真的有點意外，因為我在幾個月前才回老家住了三周，覺得她老人家身體雖然比去年下降，精神差了，話少了，但神智還算清晰，耳聰目明，飲食睡眠正常，並沒有特殊疾病。臨行前我對她說 :” 明年再回來看望您老人家 .” 她說：“下次回來，我就不在嘍。”前幾年離開她的時候，她隻是難過地說：“你快走嘛！”不忍看到離別的痛苦，但從來沒有說過再見不到的話。幾個月前她身上的褥瘡都長好了，大家都希望老人過了大年就能至少再多活一年。前段打電話她還一再說“老三，我想你！” 最近一段，覺得她 精神有點恍惚，睡覺時間長了，話越來越少了。特別最近 2-3 天沒有吃飯。保姆講母親離世那晚一直念叨“老三，老三 ………. ”。誰知那竟然是她老人家臨終遺言，此後一覺不醒，悄然離世，再沒有接電話的機會了。古人說的好，“父母在，不遠行。”像我們這些海外遊子，流落他鄉幾十年，不僅談不到報國，甚至對國內老人生不能盡孝，死不能送終，真不知怎樣責怪自己才好。在此真誠感謝國內二哥二嫂二十年如一日的辛勤付出和代勞。小時候看到別人的父母離世，曾經天真地認為世界上，隻有自己父母親是不會離開我們的，要有的話，至少會在很久很久以後。也不知道自己是多麽幸運。父親 20 多年前走的突然，當年宛如晴天霹靂，幾個月都覺得刻骨銘心，呆若木雞，不能接受。方知道生老病死乃客觀規律，無人可以例外。母親自從 4 年多前腦梗，體況日下，最近兩年又股骨骨折後臥在床上，用她那特殊的方式，一點點地和我們告別，給我們探視她的機會。她更舍不得離開我們啊！雖然知道人生無常的無奈，“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我們還是希望母親可以例外，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因為生死兩茫是永訣，今生再沒有任何見麵機會了。

慈愛無量

按照山西太穀當地習俗，母親能夠在 93 歲高壽離世，盡享天年，屬於白喜，要等七天出殯。家中幫忙的人很多，陝西榆林父親老家來了親人。母親 1976 年從山西農大圖書館退休 30 多年了，雖然當時退到了太穀縣民政局，現在學校圖書館的人也大多是她退休後去的，學校還是為她老人家組織了專門的治喪小組。老幹部處，圖書館，二哥所在工程學院和許多熱心人忙裏忙外。家中設置了靈堂，前來吊唁的人絡繹不絕。星期日上午舉行隆重的遺體告別及火化儀式，兒孫晚輩，親戚朋友，學生同事，行政領導近百人參加儀式 . 四川親戚，晚輩，學生，朋友和同事贈送挽聯花圈 60 多個，場麵莊嚴宏大，規格很高，可以說是盡享哀榮。隻能解釋為對她老人 家和父親一生的高功厚德的福報和懷念。告別大會挽聯：

年逾九旬含笑九泉喜後人成材興旺；教誨恩澤奉獻精神留慈愛光照千秋 。

小學同窗 同學 張曉明 贈送的挽言：

獻給曾姨

畢生奉獻，相夫教子 平凡而偉大 丈夫成就 , 兒子卓越 自豪而欣慰 幸福母親，完美一生 無悔無憾，含笑九泉 最聖潔的鮮花為您盛開 最崇高的敬禮為您祝福 一路雲天

張雨竹、苗原之女張曉明

與母親的遺體再見最後一麵，發現她的神態安詳，睡意朦朧，身體柔軟，頭部竟然還能靈活轉動。後來仔細想想覺得詫異，已經在冰櫃停了 7 天，雖然溫度不算很低，仍然覺得震驚。據考證隻有極少數大慈大德的高僧高道才能做到涅槃後身體柔軟，甚至肉身不腐，可在常溫下永久保存。大概因為他們經過畢生修煉，心靈達到極度高尚純正，身體也隨之達到完全潔淨無邪，加上涅槃前大量失水，以致細菌也不能感染。母親一生勤儉、慈悲、善良，樂濟好施。晚年得福報富庶愉快，有二哥全家 及兩位保姆的晝夜精心照料，兒孫和四川老鄉終日陪伴，歡度餘生。臨終半年又蒙恩信主得救，蒙主大愛赦免贖罪，心靈和身體得到進一步的潔淨，睡夢中常常笑醒。最後喜樂、無疾、無痛而善終。生後身體柔軟便是明證。如保存，甚至肉身不腐也完全可能。但母親遺體已經安排火化，難以逆轉，也無法證明這個假設了，成為一大憾事。

７月１２日下午一行人到太原市五福陵園，與母親與父親的骨灰進行合葬儀式。墓地已經過二哥幾次整理，父親骨灰也於幾日前從雙塔寺陵園請到，碑文也經反複推敲刻好了，一切準備停當。碑文：

“父： 張龍誌，字樹民， 陝西榆林市人，生於 1910 ，卒於 1986 。國立中央大學學士，美國依阿華州立大學碩士。曆任銘賢學院教授，畜牧係主任，代理院長；山西農大教授，畜牧係主任，校長。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勞模，全國科學大會“先進工作者”。母 ：曾桂琴，四川威遠縣人，生於 1917 ，卒於 2009 ，銘賢學院學士，山西農大圖書館館員。”

父親在太原省農牧廳的學生，二哥在太原的朋友，榆林老家的親戚和太穀來的農大一行幾十人參加了合葬儀式。朋友甚至安排雇傭了 5 位當地藝人，一路鳴鑼開道，吹吹打打，還放了若幹個鞭炮。兩位老人一生奉獻，曆盡磨難坎坷，終於完成了不可能的使命，功彪史冊。他們在地上天國，再度相會，可歌可泣，可賀可慶。山西農大校方鼎力相助，二哥和工程院周密安排，一切順利圓滿。

母親具有四川人典型的潑辣能幹、吃苦耐勞、勤儉節約和樂觀開朗的性格。她又天賦特別的機警聰明，把握分寸，表現在無論大是大非問題上，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還是處理一般的人際關係上，她都能夠迅速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是父親的名副其實的賢內助和我們家裏家外的高級參謀。她畢生將全部的聰明才智都貢獻給了我們這個家。

母愛無私

母親出身家道富庶 , 他們兄妹 12 人，屬於大家閨秀。她畢業於銘賢學院工商管理係。為了等待父親美國留學回國，與父親結婚時已經 30 歲，父親則是先立業後成家， 37 歲才結婚。婚後在四川生了大哥文炳和二哥文煥。解放後隨銘賢學院和父親從天府之國的成都來到條件艱苦的山西太穀。懷我的時候，他們希望生一個女孩，名字都起好了，叫文鳳。誰知又是一個男孩，於是改名叫文燦。來到太穀後，母親也漸漸地學會了做山西的麵食。父親是典型的“學者”，一心撲在事業上，工作忙累，家務事難以顧及。在我記事後不久（大概是 1955 年，肅反運動開始），母親便將家中的保姆辭退了。那時保姆的月工資不到 20 元。母親是學校圖書館的出納，每天樓上樓下跑上近十個小時。回家後她的另一個全職工作才真正開始。全家一日三餐，采買置衣，縫補漿洗，打掃衛生。加上我們弟兄三個男孩的衣食住行消費量大，一家五口人的家務事擔子比工作還重，母親卻將家裏家外安排的井井有條。白天緊緊張張工作和政治運動，周末晚上好不容易得一點空隙，又一針一線為我們兄弟三人織毛衣。我們的毛衣從我們幾歲起，隨著年齡增長，一直不斷拆洗更新。母親織的毛衣不但溫暖合身，而且樣式新穎人流，一直到我們讀了中學，文革中，甚至工作結婚後，還是穿著她老人家織的毛衣。文革以前人們工作非常忙，父母每天晚上還常常有政治運動學習到半夜，有時我們自己在家都覺得怕怕的，如果哪天他們不回來，剩下我們怎麽辦？我們年輕時母親也給我們寫過些信，除了鼓勵我們學習，注意身體和營養外，最後落款一定是，“忙中完成，媽媽”。

母親年輕時是威遠縣有名的田徑運動員，身體一直很棒。自從我記事起，母親便我們的成長忙忙碌碌，日夜操勞，沒有屬於她自己的一時一刻。因為父親是留美歸國教授，屬於高薪階層。我們家的經濟情況算是很好的，但是在三年困難時期（ 1959-1961 ），食品緊張，一人一個月 20 幾斤糧食，一斤白麵， 2-3 兩食油 供應。她看到我們長身體，每天饑腸轆轆，回家先揭鍋蓋，看有什麽吃的。便想盡辦法去黑市買點高價食品和豬下水，並到處去挖野菜，粗糧細做，和麵打成玉米餅，我們吃的很香。那時名堂很多，有紅薯粉，玉穀麵，代乳粉等，營養和口感極差，甚至造成便秘。有時她把政府供應給她自己（四川人）的幾斤大米做成可口的蛋炒飯讓我們吃。直到文革時飯菜沒有油水，但她非但沒有怨言，反而告訴我們她在農村四清（ 1965-1966 ）時，在老鄉吃派飯，全家人吃一鍋菜，隻用一根筷子蘸一點油，教導我們應當知恩惜福。那時豬肉一個月一人憑票供應半斤，我們家有時買點豬骨頭，為了那點油水，一定要熬三次湯給我們喝。為了填飽肚子，我們也吃大量的胡蘿卜和南瓜。常言道“巧婦難做無米之炊”，那時做飯也真難。母親也從來不太會用山西的煤灶。每天中午，我們全家都在眼睜睜地等一大鍋水煮開，以便做飯開飯。每天中午，當她上班之間趕回來，煙熏火燎（為了趕時間，後來改用材火灶）地將一些僅有瓜瓜菜菜，腸腸肚肚，七拚八湊做好一大鍋飯菜後，她會高興地問我們。“好不好吃啊？”，父親看她幹的辛苦，會詼諧地鼓勵她說：“好吃，好吃，能說不好嗎？”其實她自己常常自己餓著，有時匆匆吃幾口剩飯，曾經幾度因為營養不良而全身浮腫。臉上，腿上，一按一個坑。文革前期（ 1966-1971 ）中父親的工資被扣發，母親的工資便擔當了更重要的作用。但她是孝女，解放後每月堅持給四川外公，外婆寄上 15 元，文革中也不例外。由於政治，經濟，工作和家務的多重精神壓力，加上營養不良，她幾次因為心力衰竭和胃出血住了醫院。

博愛無界

母親一生自己省吃儉用，但樂善好施，對人大方熱情。即使 1966-1970 年父親的工資被減少到 60 元 （本人 30 元，孩子一人 10 元），我們家的經濟還算是富裕的。父母親在錢上和別人打交道，一定要自己吃虧。如和別人出差吃飯，他們一定要付賬，隻收糧票。那時大部分人們都很窮，找他們借錢的很多。有的人借錢不還，各種人都有，有時是工人或學生，特別是畢業生。母親深知施比受更有福，從來沒有拒人千裏之外。據母親講，剛剛解放， 1950 年銘賢學院從四川搬回太穀，從四川到山西，白區到解放區，黃金屬於控製物資，每家隻允許攜帶一個金元寶（一兩）。母親將全部家當 30 多個金元寶寄存到成都一個朋友家中。後來這個朋友說被抄家抄走了。母親有時也提起，但他們也沒有為這件事過度煩惱。隻是淡淡無奈地說，錢是身外之物，消財免災吧。果然，他們還真因禍得福，後來運動不斷，幾度抄家，那些金元寶留下肯定是交待不清的禍害。

更多的時候，他們是幫助有困難的人。我們小時家裏曾經有個附近楊家莊的保姆，我們叫張大娘。 張大娘一家是從河北逃荒到山西太穀的，三口人，有個兒子。土改分了幾間房，幾墒地和一頭毛驢。我小時候曾經在他家住過，騎過那頭毛驢。張大娘在我們家做的時間並不長。後來介紹到徐老師家工作。因為她常常經濟困難，母親接濟了她一輩子。張大娘的兒子長大了，母親為他在學校介紹了汽車司機的工作，後來又為他兒子介紹我們家的另一個保姆王金鳳為妻。兩人感情不和，後來離婚，但育有一子，叫明理。明理 就歸張大娘撫養了。王金鳳離婚後沒有地方去，母親又幫助她，還讓她後來的男人住在我們家。王金鳳後來文革中來我們家住過幾天，走後我們發現家裏 的手表和幾樣東西不見了。因為母親常常將家中的一些衣物送給保姆。丟了東西，母親說“著了”，但也沒有太生氣，反而笑一笑，安慰大家說，他們貧窮，孩子多，吃虧人長在世。 張大娘文革前曾經辛辛苦苦一年養過一頭肥豬，買給國家，得了 100 多元。她想割幾斤肉，歡歡喜喜回家過年。誰知錢沒有放好，竟然在買肉擁擠時，被賊偷了。老人家一時無措，五雷轟頂，坐在大街上嚎啕大哭。母親知道後，非常同情，偷偷塞給她幾十元。又給她出主意，準備了許多器皿和四川泡菜，幫助讓她在學生灶外賣鹹菜。解決她生活上的一些問題。張大娘經常來我們家看望，有時拿點蔬菜，多年來見麵就叫一聲：“張太太”，甚至文革中也沒有改口。母親也常給她零花錢。 1986 年父親去世時，張大娘也加入了我們親屬一列，和眾人握手。張大娘後來去世時，母親又幫助她送終。

雖然文革中我們全家被掃地出門，成為眾矢之的，我們家的收入也少於過去一半。當時知識分子之間不相往來，許多人見麵躲尚不及。母親還是一如既往地熱心幫助有困難的同事和朋友。大哥的同學任亥生的母親去世早，後媽對他不好。母親非常同情，常常幫助他。任亥生後來參加了空軍。他們家也離開了太穀。他結婚、生子都很少回他在洪洞的家，而來我們和徐老師家吃住。對我們其他家庭困難的同學朋友都一樣，母親都是來者不拒，從來沒有想過任何報答。我的同學當兵後，每次回來都到我家吃飯，後來他退伍到臨汾，家裏糧食不夠吃，母親一次就給了他 100 斤全國糧票。下鄉插隊時我們的朋友劉世平父親劉惠芝教授在勞動改造時不幸心肌梗死逝世。家中發生巨大變故。世平還在太穀範村插隊。他母親在父親去世後從太穀中學調到了太原五中，搬家時母親將家中的煤糕和其他生活品送給他們，以應急之需，可謂雪中送炭。世平母親和姐姐在太原，他自己常常來太穀縣找工作 ，就吃住在我家。找上工作後，母親給他買了一套臉盆，毛巾和被單等。待如親子。後來父親、母親多次去太原看病住院，都是世平舅舅和姐夫幫忙。平時過年過節，世平也來看望母親。去年六一農大子弟學校校慶，世平又一次看望母親，並親切地叫母親“媽媽”，母親高興地合不攏嘴，連忙笑著說：“行了，行了。”。母親去世後，世平和二哥在太穀，太原墓地之間跑了許多趟，安排碑文，準備合葬事宜，比我們這些國外的親生兒子出力還大。

至愛無敵

1966 年 文革開始時，急風暴雨，一夜之間，父親從“全國人大代表”，“係主任”，和學校“一杆紅旗”成了全院最大的“牛鬼蛇神”之一。大字報鋪天蓋地，他被戴上了“漏網右派”，“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革命，反毛澤東思想）分子”，“美帝走狗”，“反動權威”等大帽子。母親那時剛在榆次四清回校就參加父親的批鬥大會，並且被迫上台揭發父親的“問題”。第二天，在圖書館外給她貼了許多大字報，說母親包庇父親。母親麵對自己從“革命幹部”變成“被人革命的罪人”，反差變化太大，一下子胃出血，二哥和我用擔架將她送到了醫院。到 1966 年 7-8 月間。學校又掀起了對“黑幫”掛牌，戴高帽遊街家的淩辱。今天這家，每天那家，我們知道很快會輪到我們家，不能幸免。一天早晨，我還在睡夢中，聽見著外麵鑼鼓聲大作，由遠到近，一定是衝我們家而來。母親急的團團轉，說：“趕快起來，你不是愛看熱鬧嗎？來了，學生們來了！ ” 我們全家像幾隻在山洞中無辜無奈的羔羊，任憑豺狼的淩辱和襲擊。學生們首先讓父親站在門前，低頭認罪。把家裏家外貼滿了大字報和標語口號。然後叫母親出來將準備好的一塊布，讓她縫在父親的衣服背麵，上麵寫著極端侮辱的話。他們還精心準備了高帽子和一塊牌子，勒令父親每天出門必須帶著這三樣東西。學生們臨走還叫父親繼續低頭認罪一個小時。不可思議的是，學生們的惡行竟然得到一個“傻小子”的共鳴。學生們走後，本來一直蹲在一邊的他突然衝在前麵，咆哮喝斥，如同狂犬吠日，後被家人強製離開。當時“階級鬥爭為綱”，無端刻意製造“階級敵人”，煽動仇恨，無法無天，激活了部分人心的魔性和獸性，甚至傻子也趁火打劫。因為惡念相通，水平相當，同樣瘋狂可憐，愚昧無知。連江青也自稱文革中她是一條沒有理智的“狗”。有智慧的人能屈能伸，忍辱負重，對這種瘋狂兒戲也不會太過認真，經得起考驗。一時想不通的人可能就會認為政府行為。或不堪侮辱，以死抗爭，或驚恐萬狀，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或尋求解脫，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這樣的例子還少嗎？泱泱文明大國一時間竟然由這些弱智的惡人、惡念當道，不能不說是中華民族曆史的悲哀，這是後話。後來我一次在校園碰到如此這般的父親，他僅僅低下頭，麵無表情，匆匆而去，我心如刀鉸。他老人家一定看見了我。到了秋天，學校革委會又宣布抄家，掃地出門。那時，父親被迫和全校幾十個有“問題”的人集體吃住在農場，勞動改造，不許回家。母親在醫院。我們臨時找了一間房子住，半年後回家，發現家裏被翻的亂七八糟，儲藏室裏被挖了一個大洞，據說是找電台和武器。

父親成了全校重點批鬥審查對象，多次被批判，抄家，揪鬥，遊街。株連母親及全家。我們則成了“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黑五類子女。之後的十年裏全家過著“等外人”的生活，沒有抬起過頭。父親的壓力最重，家裏家外都沒有話語權。他臥薪嚐膽，拚命地勞動改造，思想改造。默默地完成他自己心目中的“政治翻身”十年計劃。他也最需要家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母親的負擔更重了，除了日常工作和家務外，她以超乎尋常的毅力和四川人特有的樂觀和正向思維，開導父親正確對待群眾的批判，檢查自己的錯誤。給父親極大的精神安慰和生存希望。

父親於 1966-72 間年曾經被送到豬場勞動改造三年。其間學校的革命造反派也分成了“火炬”和“紅旗”兩派。他們矛盾逐漸升級，文鬥變成了武鬥，武器也由刀槍棍棒變成了槍械地雷。農學院美麗的校園成了太穀地區的武鬥中心，每天高音喇叭對罵，槍彈橫飛，地雷手雷爆炸聲不斷，有的學生、教授甚至被流彈打死，打傷。學校裏家家修了工事，門窗用磚頭和床板封死。學校裏隻剩下武鬥人員和不敢離開的勞改“罪人”。父親在學校豬場勞改，承擔一個全職工人的全部工作量，每天上班就路過兩派武裝割據的火力交叉地帶，非常危險。他吃住在豬場，常常回家帶點鹹菜和玉米麵，一天就吃三頓玉米糊糊。三年中沒有一天節假日，飽受皮肉之苦，精神折磨和生命威脅。父母親趕緊將大哥送到農村，二哥和我送到老家榆林安全地帶。因為我們中學也有被武鬥打死的學生。他們自己則相依為命，冒著生命危險，留在了“武鬥和改造前線。”母親是父親的唯一的精神慰藉和生活保障，沒有離開一步。

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父親的“問題 ” 也由解放後的“反黨思想”，到解放前的“曆史問題”。在過去曆次運動中，他的曆史“問題”，如和美國人的關係，曾經多次交代，特別是經過在 1955 年“肅反”運動半年隔離審查後，已經有結論。但是在 1969-71 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又被作為學校的“大案，要案”和“美國特務重大嫌疑”，再次隔離審查。逼迫交代“新問題”，否則就是“態度不好”。學校又有人自殺了。文革中有幾次他不堪淩辱和逼迫，和母親說他堅持不住，不想活了。母親也一再嚴肅地告誡他：“你一了百了，解脫了痛苦，給我丟下三個上中學的兒子，讓我怎麽辦？”“我相信你沒有問題，真金不怕火煉。”在參加太穀縣寬嚴會回來，父親有所感悟，在日記中寫道：“有重大曆史問題的人，隻要承認，都從寬處理了。我參加國民黨的問題，承認也沒有什麽，也就是狗屎上加一泡尿。但是誰是介紹人，有什麽活動，交待不出來。”“我的問題再大，也不會有死罪，為了愛我和我愛的人，要頑強地活下去。”他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認罪、誠懇態度。即使被 24 小時輪番逼迫，被淩辱體罰，也不作偽證，假證。終於以柔克剛，感化了專案小組，讓他回家過 1970 年春節，但他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在全校近 100 個專案中的 95% 定案後，在五次“寬嚴會”後，還沒有定案，因為沒有辦法到美國調查。他自己不能參加任何學校活動，每天隻是打掃廁所，澆冰場，挖地道。我們弟兄三個的工作分配、參軍和升學都也受到株連，父親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可以說在文革中幾次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在父親最需要傾訴和安慰的時候，一個是母親對父親及全家的愛。另一個是父親對我們全家的愛。是這兩根攀天大柱，一天天苦苦支撐著父親那頻臨崩潰的精神大廈，使父親在生死的天平上一次次戰勝了自我，擺渡向了更艱難，希望渺茫的“生”。一直到立案兩年多的林彪事件後， 1971 年後半年，學校終於放棄了審查，相信了他的交代，允許他參加小組群眾活動。甚至讓他在全校報告文革中“勞動及思想改造”的心靈路程。對父親劫後餘生的內心激動，我們很難理解，表現有些麻木不仁，覺得理應如此。父親對我們的態度很生氣，大概他對自己 6 年多臥薪嚐膽，一滴血，一滴汗，一滴淚換來的工作機會更加珍惜；對“政治是生命”和的理解更加刻骨銘心。

地位柔弱低下的父親和母親一次次戰勝了了貌似強大，不可一世的專案組及其背後的“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無產階級專政”。慈愛和忍耐化解戰勝了仇恨和鬥爭，隻有他們才是真正的強者。挽救了我們，挽救了這個家。我們終於通過了考驗，一步步熬過了痛苦的 10 年，走出了黑暗，走向光明。曆盡千難萬險，迎來了春天。大概是因為父親文革中受的磨難最多，冤屈最大，而他卻絲毫沒有抱怨和不滿，一如既往地，滿腔熱忱投入工作。文革後期他還以德報怨，見縫插針，“三步並做一步 ( 摘自日記 ) ”地做了大量科科研和推廣工作。他後來被推選為山西農大校長，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科學大會“先進工作者”代表。我們兄弟三個也相繼上大學，結婚成家，後來又先後留美。 2005 年 10 月，學校又為父親塑立了銅像， 2007 年 100 年校慶又為他出版了“張龍誌文集”，成為山西農大傳奇式人物。 我們共同經曆和見證了父母超乎尋常，艱苦卓絕的奮鬥精神。 母親的功勞最大，她笑到了最後，幸運地見證了這一切。她離開的時候是帶著欣慰，自豪和微笑。他們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用他們的行動告訴我們先烈的成功所需要的付出和代價。 我們更應當感恩惜福，繼承和宣揚他們的精神和事跡，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靈。

 本文承蒙文煥二哥斧正，謹此致謝。

2009 年 9 月 26 日於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