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麵上看，今天的新疆早已是“多民族聚居地區”，漢族人口的比例接近40%，實際情況卻是漢族社會和維族社會各成一體，壁壘分明，多數人老死不相往來。維族人不說漢語，漢族人更不會說維語，除了都用人民幣以外，雙方基本上就沒有什麽共通點了。而且漢族社會在當地的經濟生活中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一方麵是漢族人口的比例在穩步增長，一方麵維族人卻飽受失業問題困擾，不學漢語就找不到像樣的工作。問題是，這種現象是如何造成的？很多人覺得漢人在文化水平方麵更占優勢，這是市場競爭的正常結果。其實所謂文化優勢可能連次要因素都算不上，新疆的實權自始至終都掌握在漢人的手裏，漢人真正的優勢也正在於此。在中國這樣一個權能通天的國家，社會資源必然會集中在權力的周圍，經濟活動必然圍繞政治中心展開。由於雙方語言與文化上的差異，漢族官僚會自然而然的引進漢族企業，漢族企業再自然而然的引進漢族員工，由權力開道，強行紮根，一切劣勢都將不複存在。假如批土地的權力全部控製在漢族官僚的手裏，維族人還能插得進本地的房地產市場嗎？阿克蘇的出租車行業由王樂泉的女婿壟斷，難道是因為他有什麽過人的能力嗎？新疆的電線杆都要從王樂泉的老家山東進口，難道是因為新疆造不出電線杆嗎？顯然不是，這隻是因為漢族人相比維族人，在已經普遍腐敗的經濟活動中擁有尋租的天然優勢而已。
今天漢人在新疆大量紮根的現象，說穿了其實是一種殖民，漢人移民無論有意無意，實際上都在充當殖民統治的幫凶。這種說法雖然難聽，但是在維族人的眼裏，漢族人也絕非是什麽親密同胞，而跟殖民者別無二致。再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為例，這個上世紀五十年代組建的組織擔負著“屯墾戍邊”的任務，雖然在法律上沒有任何地位，實際上卻位列正省級，和自治區政府平起平坐，可以說是漠視法律、大搞“運動政治”的毛時代所特有的產物。在政府的組織和庇護下，那些沒有任何“文化水平優勢”可言的漢人移民成批成批的來到新疆，漸漸發展成了一個擁有近八萬平方公裏土地、250萬人口、上千個企業以及自己的政府、警察、法院的獨立王國，和周圍的維族群體幾乎沒有也根本不需要進行任何交流，誰要是覺得這叫“民族融合”，那大腦裏真的可以養金魚了。兵團可以說是“權力殖民”的極端產物，它的出現並非是漢人自然流動的結果，而是權力幹擾下的行政遷移，會造成當前的怪狀也就不足為奇了。
殖民統治的要訣在於使用暴力，而中國的政治權力體係同樣源自於暴力，也正是這種槍杆子裏出來的政權，才有足夠的能力對正常的經濟活動進行幹擾，破壞競爭的公平性。今天維族人最大的不滿，在於他們對自己的生存環境沒有任何發言權，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目前所采用的移民策略可以說是極為愚蠢的，往新疆輸送再多的漢人，也不過是擴大漢族社會的規模，進一步侵占維族人的生活空間而已。而我黨不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還搞出了一個更弱智的配套政策，即把維族人員強行往內地流動。現在就業形勢這麽緊張，維族人在自己的老家都找不到工作，還想在內地跟漢族人搶飯碗，這不是胡扯淡嗎？除此以外還整出高考加分等一係列“優惠政策”，甚至縱容少數民族的犯罪行為，引發廣泛的社會治安問題，把戰火延燒到內地來，放眼整個世界，恐怕都找不出如此中國特色的民族奇觀了，我國政府長期沉迷於自以為得計的蹺蹺板遊戲，殊不知隻有平等才能換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和諧，結果是既得罪了維族人又得罪了漢人。發展經濟也是同樣的道理，雖然從數據上來看，新疆的經濟確實在發展，實際上在權力結構的傾斜之下，維族人幾乎享受不到發展的成果，你越是搞得高樓遍地、良田萬頃，維族人的內心反而就越不平衡、越恨你。今天我國所采用的一係列民族政策，統統都沒有觸及到問題的實質，因此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是用一個錯誤去掩蓋上一個錯誤，導致錯上加錯、越走越遠。
許多人認為解決民族問題的關鍵在於實行真正的“憲法框架下的少數民族自治”，但是大家心裏也明白，這在中國這樣憲法頂個球的極權主義國家是根本行不通的。所謂一山難容二虎，共產黨不可能允許這個國家出現第二個權力中心。退一步說，即使他們願意放棄在新疆的權力和利益，民族問題也並不會像一些人想象得那樣迎刃而解。新疆還有40%的漢族居民，這些人又該何去何從？難道維族官僚就可以把土地高價批給維族的房地產商，難道維族官員的親戚就可以壟斷當地的市場，難道維族政府就可以不允許漢人吃豬肉、強製漢人學維語，甚至於把他們趕出新疆嗎？這就好像在說奧巴馬當了美國總統，美國就應該變成黑人的天下一樣。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哪個民族掌握了權力，而在於中國的權力機構幾乎完全不受民眾的製約，可以為所欲為。如果你再深入思考，就會發現維族人當前的苦難其實並不具備代表性，而且搞錯了攻擊的對象。很多維族人指責漢人搶走了他們的石油和天然氣，卻沒有給當地的經濟帶來發展，其實像中石化之類的壟斷企業除了來回玩弄國際接軌和特殊國情的把戲，變著法子的從人們的口袋裏A錢，也從來沒有給過漢族老百姓一毛錢的好處，在有車族的眼裏早已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對象，這跟漢民族有屁的關係？再比如說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裏一段對維族村婦的采訪：
“各種稅費一共要交多少，她不知道，但是收費挺多，卻從來不說到底是要做什麽。村幹部說收錢，村民就得交，不交就罰款，還會牽走家裏的羊。村幹部說是要種新品種的西瓜，從銀行貸了款，讓每戶村民交二百八十元還貸款，他們卻一個西瓜也沒見到……現在要收的醫療費也是這樣，隻說縣裏讓交，問做什麽用，不給回答……上級規定的家畜稅，牛、驢等大牲畜是一元五角，羊是八角，而這裏實際收的卻是大牲畜十元，羊五元……鄉政府指定哪片地種什麽，那片地所有人家都得種指定的農作物，沒有選擇餘地……鄉裏設了關卡，不讓往外運，收購價格比市場的低，鄉政府就是要掙這個差價……手頭剛有一點錢，各種收費就給拿走了……走時她送我出門，我給她手裏塞了一百元。她先是愣了一下，隨後一下哭出來。”這完全就是一出內地農村紀實，單獨提出來的話誰也看不出來這是在寫新疆的“民族矛盾”。即使是前文所述那個牛逼烘烘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真正“有身份的人”也不過是那麽一小撮，多數給兵團打工的漢族農民僅僅是被設卡低價強製征收的對象而已。事實上，今天的中國老百姓同樣享受不到經濟發展的主要成果，同樣飽受權力的摧殘，在這一點上和維族人並沒有分別。要我總結的話，維族與漢族之間的民族矛盾僅僅隻是七五事件的表象，被這層外衣所掩蓋的，其實是中國民眾與專製權力之間的政治衝突。
有意思的是，民族的差異往往能輕易的轉移人們對現實的不滿。漢族人絕對不會說“我們的石油被漢人搶走了”這種話，他們麵對村官惡霸時，隻會說“我們被人欺負了”，而維族農民遭遇相同的情況時，則會說“我們被漢人給欺負了”。反過來說，一個漢族人在遭遇漢族小偷時，隻會說“今天真倒黴，手機被偷了”，遇到維族小偷時則會開始強調對方的民族性：“操他媽逼的，今天被個維子給偷了”，對小偷的聲討很容易就會上升到對整個維族的攻擊（事實上單論人數的話，明顯是漢族小偷比維族小偷多得多），導致維族人在內地給人留下普遍的“割皮包，賣切糕”的糟糕印象。這種狀況其實也很容易理解，對普通百姓來說，政治理論往往過於高深，民族矛盾則淺顯易懂，維族人或許看不到有許多漢族人的處境跟他們相同，但他們一定能看到那些氣派的廣場和雄偉的辦公大樓。相比殺一個政府官員而言，殺一個漢族老百姓要輕鬆得多；相比整個中國的製度進步而言，從中國分裂出去另起爐灶恐怕才是許多維族人眼裏最直接有效的解決之道——當然，隻是看起來有效，實際上隻是在為自己樹立更多的敵人而已。在這一點上，維族在七五事件中的行為其實非常失策，而漢族的回應也並不高明，這樣的情況還恰恰是共產黨樂意看到的。要我黨承認中國當前民族分裂的現狀源自於政治製度的滯後，無疑是要他們刷自己的臉，這種事我國政府是從來不幹的。相反，一旦把問題抬高到“民族”、“宗教”、“分裂”的高度，利用國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外來宗教落後愚昧”、“國家統一沒有商量餘地”的心理，不僅可以擺出一副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義使者的姿態，更可以使人們暫時忽視當前的社會矛盾，輕易的把整個漢民族都統戰到自己這一邊來。這一做法在西藏問題上體現得尤其明顯，當初共產黨先是撕毀十七條協定，再因強製推行大躍進導致西藏人批量餓死，接著又發動文化大革命摧毀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等到這些鬧劇結束，雙方早就積怨已深，此時我黨不僅沒有承認錯誤的勇氣，反而矛頭一轉，把問題推到了國家統一的高度上，為了掩蓋和壓製（而不是消除）藏人的不滿，不得不對藏人采取更鐵血的統治，對漢人宣揚更多的謊言，最終一錯再錯，導致藏人的憤怒越來越強烈，自己也越來越沒有台階可下。
我的某位同學一見西藏人民起義，立刻引亢高呼“維護統一，打倒封建農奴”，一見貴州人燒政府大樓，聲勢又是一轉：“貴州人民好樣的！”我問他貴州人民是好樣的，那西藏人民是啥？丫頓時不說話了。實際上，西藏的問題跟統一還是分裂早已無關，它的本質可以歸結於簡單的四個字：官逼民反。達賴一再強調自己所尋求的並非西藏的獨立，而是民主和自治，這恰恰更無法被共產黨所容忍。中國是個類農奴製國家，如果達賴隻是個封建農奴的總頭目和欺世盜名的老神棍，我國政府完全有能力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相反，他宣稱要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萬一真被他給搞成了，叫中國政府和剩下的中國民眾情何以堪？共產黨對內的宣傳，隻能把達賴扭曲為一個分裂分子，如果讓所有人都去了解那枚諾貝爾和平獎章的含金量和西藏的現狀，中國的民意將會出現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當前的處境，其實正是中國政府的縮影。這個不軍不企的組織到今天早就已經墮落成了一個無法適應時代需求的怪胎，理應被大刀闊斧的清除掉，然而這裏麵卻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他們要想維護自己的地位，唯有努力的誇大新疆的民族問題，才能突出兵團存在的必要性，淡化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新疆的形勢越緊張，對他們來說反而就越有利。
問題在於，當你試圖把政治矛盾轉移為民族矛盾時，很可能會絕望的發現，政治矛盾根本就沒有消失，民族矛盾則真的憑空出現了。而政治矛盾是一種理性的不滿，民族矛盾則是感性領域的仇恨，解決後者往往比解決前者要困難百倍，以共產黨的無能，根本就不足以駕馭今天這樣的局麵。前幾天我剛看到一則喜訊，說是新疆斷網半年後終於開始恢複，可以有限訪問人民網和新華網了，我不禁掩卷而長太息，哀共黨之傻逼。別說是維族人內心早已是暗潮洶湧，正常人被斷網半年，你覺得他心裏還能沒有想法嗎？而我國現在處理群體性事件的手法，無非是先極力隱瞞，直到事情嚴重得再也瞞不下去了，便開始祭出謊言加暴力的武器，甚至於不惜切斷互聯網，這不會比曆史上的任何一個專製政權更有技術含量。新疆沒有達賴，照此節奏發展，雙方最終隻會陷入毫無意義與永無止境的長期血戰。民族仇恨可以被輕而易舉的煽動起來，想要平息卻是登天之難，如果漢維雙方無法盡快實現和解，矛盾一旦積累到某個程度，即使日後中國的政治製度真的得到長足發展，整個國家也隻會像前蘇聯那樣分崩離析。從這個角度看，共產黨轉移矛盾的做法，完全是在用整個國家的前途來延長其專製政權的壽命，即使最終的變革無法避免，他們還是努力要在這之前拉上足夠的陪葬。
即使拋開國家統一這樣的命題不談，部分漢族人的做法，仍可以說是極為愚蠢的。少數民族的遭遇和漢族人其實並無太大區別，都隻是些任人欺淩的屁民而已，隻不過他們的不滿因為民族的差異而提前爆發了出來。可以說，少數民族的今天其實就是漢族的明天，而很多漢族人還意識不到這一點，跟在政府的指揮棒後扮演愛國戰士，這種行為在我看來隻能用四個字來形容：自掘墳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