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六十歲了 ZT
(2009-09-29 19:59:12)
下一個
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作為與這個政權相伴成長的人來說,實在有太多的思緒和感歎,不知落筆何處。前些日,一位朋友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說一位新西蘭的學生問中國留學生,我們新西蘭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都已一百六十多年了,你們的祖國為何隻有60歲,你們不是有五千年的曆史嗎,中國留學生無言以答,落荒而逃。這可能是一個笑話,但是這些天來,身在海外的我,翻開華文報紙,打開國內網站觸目皆是“祖國六十歲了”。在祖國六十歲了的背後,我知道是無數海內外華人的激情與自豪。“祖國六十歲了”這樣富有感情的句式,比起昔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鋼錚錚,冷冰冰的標題,似乎有了一些溫情,但其荒唐性,實在是曆史性的大錯誤。“祖國六十歲了”,讓我對中共建政六十年隨想找到了破題落筆之處。
“祖國”是對國家的昵稱,國家是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在中共建政以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建立過無數的朝代,遠古的夏、商不說,從公元前十一世紀的周開始,曆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直到中華民國,上下三千多年,祖國怎麽會是六十歲呢。難道六十年前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炎黃子孫都是外國人?“祖國六十歲了”,這不僅僅是對中共政權的矯情,而是活生生地一刀將中國的曆史切斷了。當然這並非是呼出“祖國六十歲了”者的初衷。祖國不分遠古現代、當代,新中國、舊中國都是祖國。我們常常把祖國稱之為母親,祖國之為母親,不能隻愛現在的母親,而不愛過去的母親。我想這些年來,海內外所出現的愛國潮,大抵隻是愛黨、愛政權的誤會誤稱而已。一個人黨國不分是很危險的,一不小心,就會鑄成自己都想像不到的罪過。
國慶是一個國家的一種集體記憶,也是一個民族曆史上所發生大事的紀念日。但由於曆史的複雜性,也有不少國家不設國慶。君主國家往往把君王的生日當作國慶。目前世界上明確國慶日的,大都是國家的獨立日,統一日和共和國成立之日。但是中國的國慶比較尷尬,它不符合以上的範例。如果說獨立日,中國早在中共建政以前就獨立了,如果說是統一日,中國到現在還沒有統一。如果說是建立共和政體,則中華民國(全稱中華民主共和國)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而且中華民國並沒有被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消滅,從1911年10月10辛亥革命勝利之日算起,已經有98年的曆史。因此,就曆史來說,中共的10月1日國慶,隻能是對中華民國的叛亂。中國真正的國慶之日,還是孫中山先生建立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這樣的說法對於大多數“愛國者”來說,必然是義憤填膺。但是情緒是情緒,曆史是曆史。
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每年中共為了營造政權的合法性和炫耀成就,總是要耗資大量的國力民財舉辦慶典,閱兵,以加強中國人的自豪感和對政府的支持。對於不少人來說,特別是“愛國者”,隻要能顯示國家強大,花多少錢都是值得的。但是從中國13億人來看,大多數人並不這樣認為。當然這大多數人的聲音是聽不到的,被和諧社會“和諧”掉了。這大多數人,他們的生活從住房到菜籃子、讀書、看病都是捉襟見肘,生活當然比過眼煙雲,曇花一顯的慶典重要得多。我們再縱觀富裕國家的國慶。7月14日的美國國慶,基本上是各城鎮居民自發的遊行,從不顯示成就,而是以歡樂為主,教堂敲幾下鍾聲,晚上在家吃吃燒烤,喝幾瓶啤酒,仰頭看幾朵煙花就完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軍也從不搞什麽閱兵式。英國的國慶女皇生日,插著羽翎威風凜凜的騎兵,每年都要吸引無數的遊客,也是各國電視台必定轉播的節目,但隻花區區三百多萬英磅,還是皇室自己拿出來的。法國是少數幾個西方搞閱兵的國家,穿越凱旋門的方隊,五彩繽紛,個各國家的軍隊都有,但其耗資與中國卻是不可相提並論。2008年愛麗舍宮國慶晚會,邀請了七千多名嘉賓,花費了47萬5千5百23歐元,即遭到在野黨的批語。不顧民生,搞大規模慶典閱兵,耀武揚威的國家都是專製獨裁政權,現在隻剩下中國和北朝鮮了。
一個國家的富裕不是通過慶典來表現的,應該是通過老百姓的豐衣足食來體現。一個國家的軍事強大,也不是通過閱兵來顯示,它隻有通過國土不被侵占騷擾和戰場上來體現。中共建政後有過三次與領土有關的戰爭:一次是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結果仗是打勝了,但土地沒有奪回來。50年後的今天,藏南已經是印度的阿魯那恰爾邦了,這可是西藏自然條件最好的九萬多平方公裏的土地。第二次是1969年的“珍寶島之戰”,中國在這次交戰中,死亡800多人,而蘇方隻死亡60多人,如此不對稱的戰爭中,中國除出樹立一個戰鬥英雄孫玉國以外,毛澤東動員了四億多老百姓上街進行反蘇遊行,以保顏麵。最近中蘇領土談判,中國雖然將珍寶島和另一個小島拿回來了,但是屬於黑瞎子島的主要島嶼全歸了俄羅斯。至於被俄方占領的江東64屯則連談都沒有談起,而這些土地有多大呢,那是40個台灣的麵積。第三次戰爭是1985年“中越自衛反擊戰”,這一次戰爭,中國軍隊弱點腐敗全部暴露無遺,打出去的啞炮無數,戰場指揮一片混亂。中國的軍隊幾乎是用屍體在戰場上向越方鋪過去的,老山、法塔山戰役中,中國軍隊的死亡,如海派清口周立波《笑侃三十年》所言:“一個排上去了隻剩下我一個,我當了排長,一個連上去了隻剩下我一個,我當了連長。”但是現在這些土地又回到越南的手中。當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老山英雄共和國一等功臣徐良坐在輪椅上,一首《血染的風采》回蕩了整個中國大地,成了那個時代青年人的精神風貌,直到現在這首歌還在傳唱不息。血染的風采,戰士的生命,沒有為中國的領土帶來尺寸之功。還有中國的領海,釣魚島、西沙、南沙等等都已落入他國之手,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何時動過一兵一卒。最近緬甸軍隊所占領的果敢等華人特區,也是當年中共劃給緬甸的,有七萬多平方公裏。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們偉大的祖國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但是關心中國領土的愛國者們,你們去算一下,現在中國的領土還有多少。中共執政六十年,中國實際控製的土地麵積已經大為縮小。對此,國務委員戴秉國在華盛頓中美首輪戰略與經濟對話中說道:“就我們而言,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是次要任務,維護基本製度和國家安全,才是中國核心利益。”中國媒體《南方都市報》也提出,中國人應該重新思考,在對於領土紛爭的談判上,需不需要“寸土必爭”的神聖觀念。戴秉國的講話和媒體所配合的言論,我想在中國曆史上是任何一個漢奸都不敢明確道出來的。我們時常說“弱國無外交”,那麽現在我們的軍力不已是世界第二位了嗎?那麽我們的外交又在哪裏。
六十周年前夕,中國媒體炒熱毛孫子毛新宇晉升為少將的新聞,這位大談二戰史,是他爺爺和斯大林領導下取得反法西斯勝利的仁兄,實在是連智商都有問題的,靠毛的庇蔭在軍中晃來晃去胡說八道,真不知是軍中之榮,還是軍中之恥。不過對軍中了解的人士說,毛孫子當將軍有何不可,現在軍中師級以上的幹部百分之九十五是軍人之後,師以下就賣官鬻爵,而軍事物資早已成了幹部倒買倒賣的囊中之物。軍中腐敗已到了如此地步,尚能打仗否?國慶閱兵,飛機、坦克、導彈耀武揚威,士兵方陣,整齊劃一,但如《賣柑者言》:“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像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
中國共產黨在曆史上是共產國際的一部分。以前國民黨稱共產黨是盧布黨不是沒有道理的,它的經費基本上是來源於蘇共,中共在井崗山建立的中華蘇維埃政權,就是蘇聯的政權,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身,就曆史來說,它是一個外來的政權。這個政權在建立之初的綱領,就是分裂中華民國。1931年11月7日,中共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公布的憲法大綱主張,“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毛澤東甚至提出各省自治的思想,他當時所搞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國,如果這還不是分裂國家,那麽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分裂國家這麽一說了。說中共的曆史,並不是要和中共算曆史的舊賬,而是要讓當今的愛國者看清中共的曆史真相。中共分裂中華民國,初建蘇維埃,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有合法性。他是打著受到全中國人民的擁護來建立合法性的。不可諱言,中共能夠打敗國民黨政權,除出蘇聯的支持以外,和中國老百姓和知識份子對他的支持是分不開的。由著國民黨的專製和腐敗,當時的進步知識青年幾乎都投向了共產黨。普通老百姓也送子參軍,為軍納糧。但是,當年中國的知識青年為什麽投奔共產黨呢?那是因為共產黨承諾,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老百姓為何擁護共產黨呢?那是因為共產黨承諾要分田分地。但共產黨建政後,立馬變臉,不但沒有實行民主製,在血腥鎮壓國民黨政權舊人員,引起民主派人士不滿時,毛澤東說:你們罵我是當代秦始皇,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但我們比秦始皇還要超過一百倍。接著的“反右”運動,在引蛇出洞的政策之下,近百萬的中國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送交勞動改造。從此,中國知識份子過著噤若寒蟬的生活,擔負社會道義,替民說話的知識份子幾乎在中國絕跡。從國民黨政權過來的知識份子在傷痛之餘發出感歎:自由與民主,國民黨與共產黨比,國民黨是多少的問題,共產黨則是有無的問題。共產黨對民主沒有實現承諾,分田分地的承諾也沒有實現,農民隻在土改的一瞬間分得了土地,但是土地在他們手上還沒有捏熱,就被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了。農民以一夕的土地的主人,從自由民變成中共的永生農奴。“三大戰役”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根本性戰役。陳毅曾經說過,我們奪得三大戰役的勝利,是農民用小車把我們推出來的。中共說過無數的謊言,這一句倒是千真萬確的真話。有人計算當年支前的民工,總人數是國民黨軍的14倍,如此眾多的人數盼著打敗國民黨分田分地,國民黨那有不敗之理。可以說中共建政後最對不起的應該是中國的農民。
中共的成份基本上是農民,但是中共為了馬列主義的教條,硬把中共說成是由無產階級組成的政黨,並把農民說成是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質,具有落後意識的階級。人民公社化運動就是對他們進行的改造。中共建政60年,對農民進行了無數次的摧殘,把靠天、靠地、靠勞動吃飯的農民逼到生死線上。把小農經濟,耕讀傳家,宗法維德,鄉裏相親的農村變成人間地獄。最為慘烈的當推“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中國農民被活活地餓死打死三千五百萬。最近出版的《墓碑》一書,記載了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慘死的經過。在一個並不是災害的年份,如此眾多的種地打糧的農民,在守著糧倉的情況下被活活餓死,這樣的慘絕人寰的景象是千古未有的。中共在無數樁罪惡中,這個罪惡最為怵目驚心,也是最不可原諒的罪惡。連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對毛澤東說,死了這樣多的人,我們倆都是要上史書的。然而共產黨人對此從來都沒有負罪感,直到今天沒有一個共產黨領導,向中國農民說過一句請求原諒的話。二戰結束後,德國總理勃蘭特到訪波蘭時,向二戰死難者下跪請求原諒。他在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獻花圈時,情不自禁地噗咚一聲,雙膝跪在地上發出祈禱,“上帝饒恕我們吧,願苦難的靈魂得到安寧”。中國那三千五百萬的餓煞鬼,何時能夠像死難的猶太人一樣,等到靈魂安息之日呢。
中國的農民,不但是中共勝利的推動者,也是中共政權生存的承擔者。如果說中共的勝利是中國農民用小車一車一車推出來的,那麽,中國的政權就是中國農民一粒米一粒米養大的。中國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為中國的工業、軍事打下了基礎,也給城市和機關帶來遠遠高於農村的生活水平。文革結束時,中國農民在人民公社體製,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之下,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安徽小崗村的農民在一個漆黑的夜晚,冒著被打成反革命的生死之罪,秘密地分了土地,從而開始了中國農村的經濟改革,最終導致人民公社的告終。農民終於過上了好日子。但是這樣的好景並不長,隨之而來的各種苛捐雜稅,把農民逼到種田耕地入不敷出的地步。隨著城市、工業的發展,農民賴以生存的資源土地不但被大片地侵吞,也被嚴重地汙染,農民除外出打工以外,隻能坐以待斃。朱鎔基總理在他退休以後,不無痛惜地說,我最大的遺憾是沒有把農民的生活水平提上去。對於滿目瘡夷的農村,中共最近決定,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免去了全國農民的農業稅。對此政策,有人一針見血地說:農民交農業稅是作為公民應有的義務,免交農業稅實際上是剝奪了農民的公民權。中共要是真心善待農民,有無數的方法,對於那些為農民最為痛恨的苛捐雜稅中共卻不聞不問。讓中國農民走投無路的不是農業稅,而是那些永無止境的苛捐雜稅。中共建政六十年了,最應做的既不是慶典,也不是閱兵,而是對著中國農民長跪不起。
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起家,以幾千萬中國士兵和百姓的犧牲,毀城掠池奪得了天下,建立了所謂的人民政權。地主富農、資本家、商人業主幾世積累起來的家業,一夜之間成了中共的戰利品。然而今日之中共,又把這些戰利品,包括三十年來,中國民眾無條件工作所積累的財富,以改革之名,通通進了他們自己的腰包。如果以巧取豪奪名之,實在是沒有比這個詞更為合適了。中共打倒了地主,自己成了地主,中共打倒了資本家,自己成了資本家,中共打倒了商人,自己做起生意來。最近統計,當今中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億萬富翁,均是中共的幹部子女。這樣一夜之間無本暴富的族群,怎能不讓中國百姓同仇敵愾呢。一個政權應該是以義為利,潤澤於民,怎麽可以以利為利,潤澤於自己呢?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這個道理難道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中共會不明白。有一次與一位來自大陸體製內的人聊起此事。那位仁兄說,這有什麽好不平的。這些幹部子女,他們的爺爺、奶奶,他們的爸爸、媽媽,在戰爭年代都是用生命投資過的,現在隻不過是收回成本而已。我一時語塞,不知如何是說。事後想想這位老兄,真的是一語道破了中共革命的天機,那些為革命而死的烈士,豈非蝕了老本,那些支持共產革命的民眾,不是成了他們發財的犧牲品。
中共建政六十年有無功績,也許最為愛國者津津樂道的是,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是世界排名第三了,以及中國成了世界最強的美國的第一大債主。特別是美國引發金融風暴後,中國媒體宣傳,連中國賣蛋的老太婆都知道,美國靠中國借債過日子了。中國這些年雖然經濟迅猛發展,但是仔細想一想,二戰後的六十年,有哪一個國家沒有發展,亞洲包括台灣在內的四小龍,在三十年前經濟體係已經成熟,老百姓已經過上富裕的日子。而我們的生活水平與他們相比還有多少距離,即使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城市的生活水平也沒有趕上四小龍。就GDP而言,我們現在的GDP是世界總額的百分之五,而在中共建政前的49年,盡管有有8年的抗戰,3年的內戰,中國的GDP已占世界總額的百分之五點七,比現在還多一點。如果與日本相比,我們的人口為日本的10倍,土地相比是日本的25倍。但我們的GDP隻占日本的百分之60。而我們買下高達5020億美元的美國債券,也僅僅占美國國債總數的百分之十不到。而這五千多億的美國國債並非中國富得漏油了,而是從中國出口商品中掠奪而來的。大家都知道中國出口商品結算,有國家外匯管理局操控。中國企業出口拿到美金以後,通過外匯管理局,就成為人民幣了。而這些人民幣是從印刷廠生產出來的。所以說中國經濟發展三十年所創造的出口金額,全部為政府劫持了。而這個金額的背後是,中國承受環境的汙染,工人、民工承受的低工資無福利。如果說政府劫持的錢用在投資再生產上,那麽還又當別論,然而政府把錢存到海外,發展他國家經濟去了。在此之下,中國以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教育經費隻占世界的百分之一,衛生醫療經費隻占百分之二。可以說教育醫療在全世界都是排名最低的,還不如許多非洲國家。人們常常會問,政府為何不把這些錢拿來讓看不起病的人有醫療保證,讓讀不起書的孩子,可以坐在課堂裏。我們的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嗎?問題提得好,但是黨和政府能回答你嗎?你一定要問的話,那就是不識相,隻能大牢侍候了。然而中國成為世界第三經濟體,成了美國最大的債主,還有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等等,這一切已經足夠讓愛國者們沉醉狂歡了。他們車上插著紅旗、身上披著紅旗、臉上貼著紅旗,從“愛國”中得到精神娛樂,從“愛國”中得到利益賞賜。對於中國的發展造成多少生態危機,環境汙染他們是在所不惜的。說到環境汙染,當年日本侵略中國,是“國破山河在”,現在則是“國在山河破”。環境汙染已經影響到我們民族的生存了。最近,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布,中國每30秒產生一個的畸形兒的報告,成為世界出生缺陷嬰兒率最高發國家,被喻為出生缺陷嬰兒的“珠穆朗瑪峰”,就中國的首善之地的北京,缺陷嬰兒也達到百分之十七。對此,有一位青年學子對他們的父輩說,你們的前輩將一個好端端的山河傳給你們,你們給糟蹋了,把一個汙染了的環境交給我們,你們這個樣子對我們公平嗎?至於中國的兩極分化,已到了一國兩洲,歐洲與非洲。“朱門酒肉臭,路有凍屍骨”已是活生生的現實。然而,對此“愛國者們”視而不見,不問不聞,即使路過街頭巷尾,看見“字字血,聲聲淚”跪地喊冤訪民,不但不會灑下一掬同情之淚,還把他們當作有損國家形象,有礙觀瞻,揮之而去。這是一批最缺乏人文關懷,沒有同情慈悲之心的一個群體,網絡上稱他們為“愛國賊”,真是如此。
國慶六十周年已近在尺咫,整個北京城被中共弄得風聲鶴唳,周圍省份成了護城河,城內草木皆兵,上萬網站被封的士都裝了監視器,全城所有的訪民全部清除一個不剩,異見者不是被監禁就是送出北京城。據聞目前北京城所有的商店連刀具都下架禁止出售。中共恐懼至此,隻因六十年來作惡多端,造孽造下的惶恐。天下無道,揭竿而起,本是天下的道理。這些年來在中國大地上官逼民反的群體抗暴事件,已成燎原之勢。從廣東太石到湖北石首再到甘肅隴南,百姓怒燒官府,赤手空拳與軍警對抗震驚中南海,而這一切均不是中共以受到境外敵對勢力挑動,為少數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可以說得通的。民間更有楊佳、鄧玉嬌被逼怒殺警、官,在網上贏得一片叫好聲,稱為當代的英雄烈女。中國的社會問題並不僅僅在內地,邊疆少數民族問題也日益尖銳,中共對自己同胞尚且如此無道,怎麽可能善待少數民族。從去年的拉薩事件,到今年的烏魯木齊事件,反映了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全麵的失敗。中共在少數民族問題上,說實話這些年來也沒少下功夫,但是中共給予他們的東西,是好他們所惡,惡他們所好,這樣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怎麽可能得到好的結果。可以說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正在把藏族、維吾爾族逼向獨立。官民矛盾也好,民族矛盾也好。這些矛盾皆來源於中共已經變成一個曆史上,無論東方西方,所沒過的既貪婪又殘暴,更荒淫無恥,沒有任何文化思想基石,沒任何信仰的集團。一個不信鬼,不信神,一個既無慎終追遠的中國佛道文化儒家精神,也無飄洋過海民主文化自由精神之追求,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馬列主義老祖宗都丟棄不要了的政權,那麽它以什麽來治理偌大的一個中國,以什麽來凝聚13億的中國人民呢。我們不無感歎地說,昔日的共產黨人不管他對他錯,總還有一點理想,還有一點精神,他們在臨死之時,還能自傲地說,我將去見馬克思了,而現在的共產黨人死後又能去見誰呢?真是死無安息之地。
在中共即將獲得全國性勝利前夕,在延安的窯洞裏,毛澤東與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有過一次精彩的對話。黃炎培說:“中國曆史上有一個從興旺到滅亡的周期率,每個朝代開頭都是好的,後來腐敗了,滅亡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國曆朝曆代,‘政怠宦成’有之,‘人亡政息’有之,‘求榮取辱’有之`。曆史上,這樣的周期率是跳不出的,但希望共產黨能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個周期。”毛澤東欣然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今天,重溫這一段對話,特別具有諷刺意味。中華民族的誌士仁人,百年來所尋求的興國之道,民主和自由,皆因共產黨的背信棄義,仍然盤繞在曆史的時空中,讓人疾首痛心,扼腕長歎。
就曆史哲學來看,六十年來,中共之所以走到連慶典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草木皆兵的地步,雖有盛衰天命之理,但豈非人事,因作惡多端造成的嗎。人們常常在問,這樣一個作惡多端的政權,還有多少時日?還是用中共的話來回答吧:“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